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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中心城区违章建筑的现状及成因 随着我区城市化、工业化的快速推进，以及“创现代化强区，建生态型鄞州”等一系列重大战略的实施，原本处于城乡接合部的鄞州中心城区迅速成为投资的热土。同时，也带来了另一“副产品”违章建筑，这些建筑量大面广点多，几乎覆盖了中心城区的所以村庄。大量违法建筑的产生已影响了我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破坏了中心城区的整体规划和居住环境，也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矛盾和不稳定因素，防违、查违工作可谓迫在眉睫，任重道远。 直属二分队以中队机制调整为契机，紧盯自身职责，适时开展了“村委走访月”活动，兵分三路对钟公庙街道的长丰村、金家漕村、慧灯寺村、钟公庙村、新林村、毛家漕村、三桥村、庙堰村、干墩村、吴陆周村、鲍家村、萧家矸村、铜盆浦村、宋诏桥村、黄泥桥村、后庙村、汪董村、铜盆闸村，下应街道潘一村、孙马村、联心村、蔡家漕村、大河沿村、兴裕新村、鄞州钢材市场，石矸街道塘西村、雅渡村、石矸村、冯家村、建庄村等30个村委会及村庄进行走访摸底。对辖区内违法建筑的现状、成因及态势进行了深入的调研，现结合调研的情况谈谈自己对中心城区违章建筑的看法。 (一)目前现状 从调研的情况来看，中心城区和长丰地块的违法搭建现象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违章现象面广量大点多。据各村村委会反映，辖区内37个村均存在不同程度的违章搭建现象，涵盖了中心城区和长丰地块所有行政村，钟公庙街道长丰村、金家漕村、慧灯寺村，下应街道的潘一村、孙马村和石矸街道雅渡村、石矸村、建庄村最为突出。 二是违章主体不一。违章搭建的主体大致有村民、外地人、村级集体和企业单位四种对象，且以本村村民和外地人为多。本村村民大多利用原有住宅房前屋后空地、公用场地等进行乱搭乱建，也有占用农用晒场甚至耕地建造房屋的。外地人大多通过向当地村民或村经济合作社购买旧房、宅基地甚至耕地进行乱搭建。村级集体大多通过统一建房、统一出售或出租的方式进行。企业单位主要表现为在原有建筑物上扩建、升建或在空地上新建等方式。 三是违章形式多样。违章搭建大致有翻建、改建、扩建和新建四种类型。擅自翻建、改建、扩建是以原住宅为基础，向空中及周围拓展。新建违章建筑是指未经依法批准，擅自占用土地违法建造房子。这类违章建筑的性质要比前三种严重，因为此类建筑其土地和房子均属违法，有的占用了耕地甚至基本农田，而且个体规模较大，投入较多，群众反响也最为强烈。 四是违章用途各异。违章建筑的主要有自用和出租二类。其中，村民，外地人和村级集体三类违法对象所建造的违章建筑以出租居多，企业单位的违章建筑以自用为主。 (二)产生原因 通过走访了解、掌握的情况来看，产生违章建筑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五方面： 一是法制观念淡薄。一些基层干部片面认为违章搭建能让老百姓多赚点钱，可以解决失地农民的生活出路问题，有利于社会稳定，故意对辖区内违章建筑视而不见。一些村民则由于受眼前稳定可观的租金收入和今后可以获赔的侥幸心理，而置相关法律于脑后。更有的村民认为政府怕老百姓闹事，再加上“法不责众”，不会下狠心整治，因而忘乎所以，疯狂乱搭建。 二是经济利益驱使。近年来，随着我区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和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中心城区和长丰地块的土地被大量征用，许多企业在此安家落户，并吸纳了数量众多的外来人员，客观上形成了一个潜力巨大，回报丰厚的租房市场，一些村民则利用区位优势和外来人员租房需求大的特点，纷纷违法翻建、改建、扩建和新建房屋。 三是疏通渠道不畅。我区对私人建房占用耕地的控制已有多年，近年来区政府为加快旧村改造和城镇化建设步伐，又对城乡接合部，各类园区以及将要实施旧村改造的区域范围内的农村私人建房用地暂停审批，而搞好村庄建设规划，建造经济适用房和企业外来职工宿舍等相应配套措施又没有及时跟上，导致一些符合建房条件特别是已达法定婚龄的青年和一些年久失修的住房困难户无法申请建房用地，而这些人又无力到镇区和城郊购房，迫于无奈只好违法占地建房。同时，一些不符合建房条件的农户也趁机效仿，户看户，村跟村，违章搭建现象范围越来越大，数量越来越多。 四是基层把关不严。农村违章搭建的首道关口是村级干部。一些村违章搭建现象严重，查处不力，这与部分村干部放松管理，不想管，不敢管，管不好是分不开的。不少村干部对村民违法占地建房，不是及时劝阻，协调解决，而是怕烦、怕难、怕招怨，不问不闻，推卸责任，任其发展，最后导致问题越来越多，积重难返。甚至有个别村未经有关部门同意，擅自违规收费，越权审批，助长了违法搭建的风气。 五是各方配合不力。由于执法主体和法律程序等原因，村委会难以有效地解决违章建筑问题，城管、国土和规划等部门又无法在第一时间发现违章行为，以致错过解决的良机。各部门面对众多违法建筑时，由于执法力量的薄弱和职责的重叠交叉等原因，往往抓住一个带出一串，各部门又难以形成查处的整体合力，因此只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无法治标又治本。另外，法院对相关部门申请实施强制拆除的案例周期过长，最后即使拆除，一方面已时过境迁，教育震慑效果很小，另一方面案件太多也让法院深感压力过大，难以承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