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因素对韩国经济发展推动作用的历史考察

制度因素对韩国经济发展推动作用的历史考察 【摘 要】韩国作为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典型代表，其经济发展的成就一直以来是发展中国家追赶的目标，其推动经济发展的经验也是发展中国家学习的样板和典范。通过对20世纪60年代以来制度因素在韩国主要经济领域中的推动作用进行深入考察，证实制度因素是推动韩国经济发展的根本原因，并以此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制度选择提供经验借鉴。 【关键词】 韩国；经济发展；制度因素 制度因素是经济发展的根本驱动力，通过作用于要素积累、科技创新、经济结构等经济发展的直接性动力为经济发展提供根源性的内生激励机制，使经济主体形成合理的预期，从而促进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摆脱经济结构的扭曲，推动技术进步，进而推动经济总量的扩大和经济发展。但是，由于制度的效率存在递减的现象，当经济发展到某一阶段，按照现有的制度安排，无法获得某些潜在的利益，使行为者意识到，改变现有的制度安排，他们能够获得在原有制度安排下得不到的利益，这时就会产生改变现有制度安排的需求。制度变迁因此产生，一个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制度变迁是一个纷繁复杂的过程，是由包含着许多具体的制度变迁有机综合而成的整体。 韩国作为战后独立的民族国家，其经济发展的起点和基础与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十分相似。选择考察制度因素在农业、企业和金融业这几个具体经济领域中的推动作用，不仅符合韩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而且在分析其它发展中国家的类似问题时，也具有很强的启示性。 一、制度因素对韩国农业发展的推动作用 在经济发展之初便开始的农业制度改革，对于韩国这样一个拥有历史传统的农业国至关重要。韩国经济是以农业为基础的，农业活动不仅塑造了其经济和文化的基本面貌，而且还培育了其国民性的基本特征。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不仅搞活了农村的生产力，使得传统的农业具有了新的生机，同时也为其他部门的发展提高了必要的产品、资本、劳动力和市场，推动了工业化和经济的发展。 韩国的农业生产的现实是地少人多，通过不断的制度改革，在既有耕地面积的基础上，使得农业产量获得了迅速增长。最初是以土地生产力的提高来增加生产，但是土地的效能受制于耕地的客观实际，因此，在发展到一定阶段后，这一方法已经无法继续提高产量。而通过土地制度的变革，激发了另一促进农业产量增长的要素劳动力。农民在获得自己的耕地后，生产的积极性得以充分发挥，会不断地提高劳动生产力，增加对农业生产的投入，利用新技术和新工艺来提高产量。从20世纪60年代初至80年代末，韩国的稻谷产量从499万吨增加到779.1万吨，增长了56%，这是在耕地面积较为稳定的条件下，通过提高劳动力的生产效率以增加单产实现的。1986年其每公顷的产量达到6303公斤，位居世界第四位。同时，韩国的鲜活农产品的增长速度也提高很快，19751986年，猪肉产量从10.3万吨增加到45.3万吨，水果产量从59.5万吨增加到126.4万吨，分别增长了3.4倍和1.1倍。19651985年，韩国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27.7倍，其中农业产值就增长了9.3倍，取得了可观的成就。 农业是一个特殊的生产部门，它以自然再生产和社会再生产相结合为其重要特征，因此在农业中资源要素发挥着重要作用，土地和劳动力是决定农业地位的关键要素，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农业的发展方向。由于韩国地少人多的客观现实，伴随着农业制度的变迁，在对农业投入增加和农业生产效率逐步提高的同时，促使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的释放，为工业和其他产业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资源。剩余劳动力从农业转向工业和其他产业，这是经济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普遍规律，丰富而廉价的农业劳动力在产业之间的再分配及其潜力的充分发挥，是农业对经济发展作出贡献的重要路径。劳动力在部门之间的转移，尤其是从农业到工业的转移以及各部门收益率的变化，必然会引起经济结构的变化，导致农业在经济结构中的比重下降。农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份额的变化是反映一国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1985年，韩国农业产值为129.6亿美元，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4%，已经接近发达工业国家的标准。这表明制度变迁不仅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而且借助农业在经济中的基础性作用，进而影响到其他部门的发展进程。 二、制度因素对韩国企业发展的推动作用 制度变迁为韩国企业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生机。公营企业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其制度的变迁对国有经济整体发展具有促进作用。从制度层面看，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公营企业民营化改革，使得企业的自主权不断扩大，开始逐步面向市场组织生产经营活动，企业的管理制度更加现代化。特别是在金融危机之后，韩国政府下决心减少了对企业的干预，实施更为彻底的民营化改造，加快企业的结构调整和制度创新，使它们能够在公平的市场竞争条件下提高竞争力。 到2002年2月，11家首次进行民营化改造的企业中，6家企业已经基本完成民营化，5家企业正以通过出售资产或股份的方式加快民营化改革。从1997年金融危机至今，政府所拥有的150家公营企业中，80%的已经完成民营化。民营化之后，企业的生产效率得到大幅度提高。以埔项制铁公司的运营利润率为例，由1999年的17%提升到2003年的27%。而在2000年还亏损249亿韩元的韩国重工，在被斗山集团收购后，到2001年就实现了164亿韩元的利润，并且运营利润率也由1998年的2.5%提升到2003年的8.5%。由此可以看出，制度的变迁使韩国企业焕发出新的生机，经济效益显著提高。 制度的变迁不仅改进了公营企业的效率，而且还使非国有经济得以迅猛发展。在韩国的非国有经济中，企业集团是主要代表。韩国政府从1962年起实行发展经济五年计划，每个五年计划都有一批优先开发的产业，其重点开发项目一般由公营企业和民营大企业来承担。因此，无论公营企业或民营大企业，只要承担列入五年计划的重点开发项目，就有获得长期设备资金或直接同外国企业进行合资开发的机会。在此基础上，列入五年计划重点开发项目的民营大企业在筹措资金、引进先进技术和开发新产业方面不断获得成功，逐渐形成了大的企业集团。这些企业集团涉及的行业从电子、纤维、贸易到汽车、船舶、重型机械、建筑，几乎遍及国民经济各个部门，根据韩国经济企划院统计，从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在韩国工矿业中，企业集团占据45%的生产份额，在制造业中，占据48.3%的生产份额，而在出口贸易中，所占出口额的比重达到42.8%，1980年，以三星、现代、大宇等为代表的企业集团的总销售额为17兆韩元，占当年韩国国民生产总值的49%。这些企业集团具有灵活的经营机制，良好的激励机制，能够充分调动生产者的积极性，与市场机制有天然的融合性。因此，在公营企业之外，民营企业集团承担起了扩大社会就业、增加财政收入、改善人民生活、优化经济结构、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责任。 三、制度因素对韩国金融业发展的推动作用 制度变迁促使韩国金融部门的效率不断提高。国有大商业银行逐步的民营化改造，使用现代企业制度的模式进行经营管理，使得经营业绩得以提升。同时，制度变迁还促生出大量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如信托投资公司和储蓄财务公司等，使金融体系进一步完善。金融机构的业务活动范围大大扩展了，银行提供了包括信托服务和可转让存款证等方面的新服务，投资公司和财务公司获准参与商业票据的买卖。金融体系的功能性逐步完善和加强，活跃了韩国国内的金融市场，为基础性建设以及其他产业部门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资金支持。 伴随着国内金融市场的发展，韩国金融市场进一步出现国际化倾向。突出表现为对外国银行开放了国内金融市场。其目的在于促进外国资本的流入，加强国内金融机构的国际竞争力，以发挥外国银行在韩国金融国际化进程中的推动作用。各种银行和金融机构随着海外投资的增长而拓展了海外金融市场。金融业本着与外国银行在韩国开办分支机构对等的原则，竞相在世界各地广设分支机构。据韩国财政部统计，到20世纪80年代末，韩国在各国开设了46家银行分行，为国内企业投资和其它顾客提供了有效的融资服务和离岸服务，另外还开设了15家海外银行的附属机构，以方便在外国货币市场上买卖外汇，以及为当地韩国居民和商人提供金融服务，此外还有61家分布于世界各地的金融代表办事处，负责协调和推动海外的银行业务。通过积极参与到国际竞争，提高了适应国际规则的能力。 制度变迁对韩国金融发展推动的另一表现就是国内资本市场的形成。在20世纪60年代末，韩国资本市场刚建立时，其股市资金的筹措总额不过82亿韩元。经过随后的一系列制度创新，到80年代初，股市筹资总额已经达到11348亿韩元，同比增长了138倍。作为资本市场基本指标的上市股票时价总额1980年为25266亿韩元，1986年增加到119942亿韩元，增长了4.7倍，股票交易价款1986年达到95981亿韩元，是1980年的8.5倍。同时，证券业也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业务范围大幅度扩大，证券种类实现多元化，证券公司的经营规模趋于大型化，1980年，证券公司的平均资本金仅为26亿韩元，到1986年就增加到174亿韩元，由于业务范围和经营规模的扩大，证券公司自有资本的利润率也从1983年以前的3%的水平提高到1986年的11.3%。在此基础上，韩国国内资本市场国际化的步伐加快。通过设立投资信托公司的方式，在海外证券市场间接筹措资金，和大力推进国内企业的海外证券发行，以直接方式从国外金融市场筹集资金两种方式，为韩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充裕的资金保障。 四、制度因素对韩国经济发展的整体推动作用 20世纪60年代是韩国经济的开发期。这一时期所有制度改革的目标是为了奠定自立的经济基础，调整不均衡的产业结构；大力发展农业生产，提高农民收入；开始逐步建立石油化学工业和纤维工业，替代消费品进口，建立钢铁、机械等基础工业部门，奠定工业高度化的基础；同时，扩大社会间接资本部门，扩大对外贸易，改善国际收支状况。按照不变价格来计算，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实际增长率由19611965年的8.5%上升到19661970年的11.4%，而其中工业部门的年平均增长率则由15%提高到21.4%。这表明韩国国民经济逐渐由以农业为中心向以工业为中心转变，工业开始在国民经济发展中起主导作用。 70年代是韩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时期。公营企业民营化改革的发展以及大企业集团的出现，提高了企业的生产效率，使得韩国的重工业和化学工业在这一时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加之新村运动的开展，使得农业生产和农村面貌发生了较大变化，因此，尽管爆发了严重的世界石油危机，韩国的经济依然保持了较高的增长率。按照不变价格来计算，19711976年，韩国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实际增长率为11.2%，在这一时期所有发展中国家中是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在国民生产总值所占比重中，第二产业的比重由22.8%上升到31%，第一产业的比重从28.9%下降到24.8%，第二产业比重开始超过第一产业比重，韩国国民经济工业化程度进一步提高。 80年代针对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韩国开始着力于金融制度方面的改革，其目的是抑制通货膨胀，稳定价格。同时进一步完善市场制度建设，扩大企业自主权，取缔垄断，实现生产要素配置的高效、合理化。19821986年，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实际增长率为8.6%，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2007美元。而到80年代中后期，随着科技创新制度的不断发展，韩国的经济发展更趋于均衡化，19871990年，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实际增长率为7.5%，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4000美元，产业结构进一步向第三产业倾斜，第一产业的比重由10.5%下降到7.7%，第二产业的比重由33%下降到29.7%，第三产业的比重则从56.5%上升到62.6%。 90年代前期至金融危机前，韩国通过深化金融制度的改革，加强了金融业对企业融资的支持。建立适应市场竞争需要的企业制度模式，鼓励中小企业的发展。建立促进科技创新的制度基础，增加对科研的资金支持，提高科研效率。但是由于受到世界经济整体形势变化的影响，19911996年，韩国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实际增长率为6%，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9000美元。尽管这一时期各项经济数据与之前相比，均出现下降的情况，但是从经济发展的整体看还的保持了较平稳的状态。 亚洲金融危机使韩国的经济发展出现短暂的衰退。1997年韩国经济增长率从1996年的6.8%下降到5.0%，到1998年甚至出现了负增长-6.9%。面对严峻的经济形势，韩国积极采取了制度改革和创新。加快大企业的结构改革和金融机构的调整重组，对大企业集团制度实施改造，降低负债比率，完善内部的人事、财务管理和信息披露制度，进一步明确企业的所有权。放开外商准入的限制，扩大资本市场的作用。加强金融机构的调整与规范化管理制度建设，彻底改革了官本位的金融制度。进一步完善科技创新的制度建设，将其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到1999年，经济增长率达到10.1%，居亚洲各国经济增长之首，经济迅速复苏并实现了“V”型反转。进入21世纪后，韩国的经济继续保持了增长的势头，20002007年，韩国经济年平均增长率为5.2%，与同时期的世界经济增长率基本持平。这表明韩国经济不仅完全摆脱了金融危机的阴影，而且获得了稳定的发展。 结语 通过对韩国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经济发展过程的深入分析，可以看出制度因素在其中发挥了主要的推动作用。不同发展阶段，制度适时的改革与创新均有效地起到了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制度变迁之所以能够发生并发挥有效的作用，是因为制度提供了有用的服务，制度选择及制度变迁就需要用需求供给这一经典的理论框架来进行分析。由于制度环境会受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的影响而不断变化，制度的需求与供给状态就不断出现均衡非均衡均衡的变化，制度因素就是在这一变化着的过程中不断的推动着经济向前发展。 韩国通过对制度适时的变革与不断的创新，作用于促进经济发展的直接性动力因素，使得发展模式得以合理调整、要素积累得以高效实现、科技创新得以及时推进、经济结构得以不断优化，这些因素在制度的综合作用下，功能得以完全发挥，最终使韩国克服了金融危机的影响，经济逐步实现了稳定发展。韩国的经济发展为我国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借鉴。尤其是在现阶段，世界经济格局处于深刻变动和重构的关键时期，我国要取得更大的话语权，就必须建立并完善推动经济发展的制度，这样不仅能够有效解决国内经济发展存在的诸多问题和矛盾，而且也能够增强我国抵御外部经济危机风险，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的能力。在借鉴并发展韩国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完善我国经济发展的制度选择，不断加快制度改革与创新的步伐，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不断提升我国的综合国力，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作者单位：惠州市惠城区外经贸局）第 10 页 共 10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