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中的中国学校体育

改革开放中的中国学校体育-亲历与感悟20世纪80-90年代中国学校体育的改革与发展 毛振明 受编辑部的同志们之约，以亲历者的身份回顾上个世纪的80-90年代的中国学校体育发展，我欣然接受，因为我也愿意回忆那个年代。上个世纪的80-90年代是一个承上启下的年代，是一个激变的年代，也是一个发展中的年代，而我本人也随着那个年代在承上启下、在激变、在发展。那个年代事情多，变化多，发展多，教训多，成绩多，失败也多，国家是这样，我也是这样，大家都这样。下面，我就从十个关键词来进行回忆：1留学日本 上个世纪的80年代初期，出国留学是一个让人羡慕得能肃然起敬的事情，公费出国更是一个无上的荣耀，而且还是一个家庭乃至一个家族迅速致富的捷径。我荣幸地但又是不太情愿地出国留学了，留学的目的地是日本的广岛。突然呈现在自己眼前是光怪陆离的世界，但也是学问的天堂。广岛大学是日本教育学科最好的两所大学之一（还有原来的东京教育大学）。这里荟萃了许多知名的教育研究者，体育的学者也不错，我师从团琢磨和佐藤裕两位教授，前者是我硕士的导师，后者是我博士的导师，前者是日本学校体育的主流派，后者却基本属于反对派，至少是个游离派，这给了我天赐良机，能让我更丰富地学到了知识，更全面地了解了日本的学校体育理论，视野更开阔。在日本，我最先接触到的是快乐体育理论，通过团先生我能阅读到许多竹之下休藏、松田岩男、宇土正彦等快乐体育学派鼻祖们写的用油印机印出来的文章，可谓是嫡传了。我然后接触了“运动文化论”的有关理论，丹下保夫、中村敏雄、出原泰明等学者的那些富有创意的理论使我受益匪浅，再以后又接触到“身体教育”的理论和实践，学习了佐佐木、久保健等人的理论，后来又接触到影山健先生的比较异类的“TROPS”理论，我才慢慢地对日本和中国的学校体育和体育课程有了成熟一点的认识。在日本留学与任教近八年，其间经常回国，与国内的专家学者一直有交流，也为学校体育（1992年改名为中国学校体育）杂志也写了一些文章，还记得第一篇是日本学校体育拾零，文如其名，拾零捡漏而已；后来在国内有点影响的介绍性文章是小集团学习，由于是教学方法论层面的东西，似有点科技含量，但现观之纯粹是食洋不化；而对“快乐体育”的较多介绍使自己很长时间被误判为中国快乐体育的提倡者和鼻祖，也为以后自己的研究和学术境遇埋下了诸多的伏笔。记得，当时的国人对境外学校体育的经验，哪怕是只言片语都十分热衷，认真熟记，那是当时全中国改革之切、开放之迫得生动写照和缩影，是中国学校体育界积极学习外国经验的心态和精神的体现。 2体卫艺司1991年的夏天，我回到了祖国，几个月后到原国家教委体卫艺司（当时叫体卫司）的体育教育处参加了工作。司里当时人才济济，各个处室的人都很多。当时整个体卫艺司也没有一台电脑，大家都是用圆珠笔不停地撰写着文件。记得体育处的同志们当时写的文件有：大学生体育合格标准、中学生体育合格标准、小学生体育合格标准、关于中考体育试点工作的意见、大学生体育场地器材目录、普通高校体育教学指导纲要、中专学校体育教学指导纲要等，大家写完后，还要把这些文件亲自糊进信封并寄往各地的教委和学校。那时的体卫司管理中小学体育课程教学的事情不多，几乎不管体育课程的设计，也几乎不管体育教材编写，也不太管教学管理，因为课程的宏观层面有国家教委基础教育司统管着，而微观层面则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分管着，加上基础教育是地方教育行政部门的职责。当时的体卫司对中师学校，中专学校的体育也管得不多，偶尔管一管也是零零散散的，没有专门的同志负责。因为中师有师范司、中专有职教司在管理着。这些状况都是由于体卫司成立的时间不长，管理全方位的学校体育工作刚刚开始的原因。当时体卫司主要的工作大多集中学校体育的宏观政策、规定和标准的制定方面，这些工作又和国家体委、卫生部、共青团中央等部委有联系。因此，我时常感到自己面前的工作不是很明确，也不是很稳定。那几年，好象似在打零工：我参加过大学余暇体育的编写，编写过中专学校体育教学指导纲要、担任过体育教学大纲编写组的学科秘书，编写过第一套中专和职高的体育教材，参与组织过“中日学校体育研讨会”，组织了“中考体育的全国现场研讨会”，主持了“两类体育课程的综合设计”工作；参与过高校高水平运动队的试点工作，作为秘书长还带体育教师进行国际交流，带学生运动员参加国际比赛，等等等等。我这一摊看似散乱和杂乱无章的工作可能就是当时体育教育工作的迅速扩展和百业待举的缩影，也是学校体育的管理还未完全正规化和规范化的侧面。3快乐体育如前所述，由于有了留学日本的经历，让我和“快乐体育”有了特殊的缘分，其实在80年代中期，国内就有重庆教科所包昌明老师 “快乐体育”的主张和相关理论，但依然有很多人误认为我是“快乐体育”的原创人和提倡人。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期，人们还不敢像今天这样对计划经济进行大胆的反思，但对多年来的束缚、僵直和呆板却敢于表示明确的反对。在这种形势和思绪下，“快乐体育”很快得到广大体育理论研究者和体育教师的共鸣和关注，大家热切地期待一个能让学生快乐，也让教师愉悦的体育教育形态的横空出世。但岂不知“快乐体育”本来就不是一个简单的教法，快乐的体育教学也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甚至什么是快乐，该不该快乐都还缺乏共同的理解。于是，各种不正确和不准确的“快乐体育”就出现了，这些不正确和不准确的“快乐体育”主要来源于“自由的想象”：许多同意者自由地想象了“快乐体育”的实践，而做出来的课却是体育教学的“游戏化”和“温情化”；许多反对者也自由地想象了“快乐体育”的理论错误，主要论点是“不适合国情论”和“对学生迁就论”和“快乐不可能论”。其实，无论是支持者还是反对者都在心里夸大了“快乐体育”的效力。要知道“快乐体育”的实现根本就不是能一蹴而就的事情，无论是土生的和泊来的“快乐体育”都需要艰苦的理论建设和实践探索。但是，有着强烈反差的对“快乐体育”的批判和欢迎态度反映了当时人们对外国的学校体育经验的强烈关注，也反映了一部分老专家对能够威胁中国传统体育教学理论与实践思潮的警惕和担忧，更反映了绝大多数的体育人渴望改革、追求创新的巨大热情。但无论如何，中外“快乐体育”的同时出现，可以说是中国学校体育界在那个时期的最大的教学指导思想启蒙，是自学习苏联以来中国对体育教学理论与实践的最系统引进，也是那个激情无比的开放时代为中国学校体育留下的无数财富之一。 4中日交流1992年秋天，有一个“不大不小”的学校体育事件发生在中国的上海，这就是“中日学校体育研讨会”的举办。说它不大，是因为这个半官方半民间的学术研讨会只不过是两个国家学者的双边交流，日本方面参加了60多位学者，中国方面参加了200名左右的学者；说它不小，是因为双方阵容也算庞大，而且当时中国学校体育的学术权威和领导几乎都参加了这个会议，还因为这个研讨会的意义比较深远，至今仍时常成为大家的回忆，更因为在研讨会上争论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至今仍有现实意义。在这次学术交流中，中日体育教学的观念发生比较直接的碰撞：先是有中国学者凭着自己的想象激烈地批判日本的“快乐体育”，由于自我想象的成分过多，连主张快乐体育的日本学者都半天摸不着头脑，还是日本学者永岛犉正先生仔细地讲解了日本快乐体育的基本含义后，中国学者们才对日本的快乐体育有了大致的理解和基本认同；后是日本的体育教师质疑当时的上海市的体育展示课“为什么看不到教学的过程，而都是游戏和比赛”“一堂课上这么多教学内容，你们的老师不累吗，你们的学生不累吗？”这两个问题从不同的侧面对当时中国的体育课，特别是体育观摩课的教学内容繁杂和教学过程缺乏实效性的问题提出了质疑；后来又有中国学者对日本的“创作舞蹈”教学提出了学习效益的疑问，日本学者也对中国的多目标体育教学理论提出了他们的看法。其实这些问题来源于两国信息交流的不充分，来源于两国体育教学思想的不同，也来源于中国当时追求“快乐”和“自主”的思潮，更来源于两国学校体育研究水平的“落差”。但这些碰撞和交流批评对于当时的中国学校体育来说，实在是一次大强度的“启迪”，引发了后来的许多的理论思考和实践探索，也为以后的体育课程和教学改革奠定了相当的基础。但是，对这样中日交流也有许多的反对意见，我本人也在很长的时间里被称为是“日本派”和“不懂国情”，那时我心中很委屈，我想是国家派我去的日本，让我去做什么？不就是让我去学习日本的学校体育并将其介绍给国内同行们，从而推进中日学校体育交流吗？现在明白了：任何的改革和开放都是要伤及一些既得利益，都要有人付出代价。中日学校体育研讨会后来又进行两次，中日的交流成为中国学校体育对外学术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 5铅球之争1995年，学校体育界发生了一个比较吸引眼球而且颇有影响的理论争论。这就是的“为什么要教铅球”的论争，论争的肇始人是我和赖天德老师，当时，“体育教学的目标是增强体质还是技能教学”的争论已经不再引起人们的兴趣，而且对当时的体育教学改革已经没有具体意义，而当时体育课却面临着 “为什么教、教什么、用什么教、怎么教”的一系列深刻的问题，当时体育教学的主要问题是：教的内容意义和目的的不明确（为什么教的问题），教的内容很杂乱，（教什么和用什么教的问题），内容教得很扁平，很“蜻蜓点水”（怎么教和教多少的问题），而在其中承上启下并最集中体现问题的结点则是“教什么”的问题，其中最为典型的教材就是铅球。铅球是传统又正规的田径项目，但学习意义实在有限，却要在中小学里教8年，是在是有些不明不白。为了讨论，我先用“真名”的笔名写了“为什么要教背向滑步推铅球”的文章，为了让这个问题引起大家关注，赖天德老师还邀请了卢元镇老师参与讨论，于是一场人为设计的争论就开始了。讨论从铅球这类教材的问题，到体育教学的意义、到体育教材应该具有的价值、到体育教材与生活的关系、到体育器具的耐久性和磨损性，最后问题在“体育教材的选择标准及选编程序”的终极目标上结束。许多学者参加了这个讨论，其中有许多精辟见解，如陈琦教授提出的“竞技运动教材化”的概念很有意义，这个争论基本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其实这次讨论就不是单单指向铅球教材的讨论，是指向课程编制理论的不成熟，指向“教材化”内容和程序的不清晰，指向教学内容分类的缺失、指向教学方式与教材脱节、指向教材研究的匮乏，也指向以往教学目标讨论的空洞和无效，它是以一个具象的教材为例来批评多年来教材理论不完善和课程理论的不完整。教不教铅球是一个“牵一发动全身”式的问题提出，这种“从小见大”的课程讨论命题和争论方式能让人耳目一新，能引起广大学者们的共鸣并促进体育教师们参与讨论教材的问题，能把教学思想和教材等抽象的理论变得具体，变得更加容易讨论。但是，不无遗憾的是当时有一些学者未能完全理解这个真实的目的，甚至还包括参加讨论人的卢元镇先生自己。6成功体育回国一段时间后，我开始认识到“快乐体育”这个名称的弊病：（1）快乐这个词比较表浅，容易被人理解为简单的高兴和愉快；（2）快乐无法说明与失败与痛苦之间的关系；（3）在中国教育界没有相应的教育思想体系，因此没有认同基础；（4）日本有同名的快乐体育，因此容易混淆并招致非学术性的反对。我认为中国体育教学界必须要创建符合中国学校体育实践需要的，能解决当前体育教学主要问题的，并能修正“快乐体育”本身和学习走样等缺陷的新的体育教学理论，我们的体育教学思想不能总是跟着别人的后面。于是我把这个想法说给赖天德老师听，我们一拍即合，共同认为我们当前体育教学改革的对象还是那比较枯燥、沉闷、缺乏实效、学生体会不到学习成就感和乐趣的体育教学形态；认为体育教学改革的目标是建立让学生能够通过教学的实效性，更能热爱体育，并促进他们终生体育实现的新型体育教学体系，我们考虑到中国已有“成功教育”的理论基础，也考虑到“成功”这个词汇既溶进了承认失败的含义（所谓“失败是成功之母”），也把体育的乐趣上升到学习成功这个高度；既可以继承“快乐体育”的通俗感召力和生动性，也能摈弃追求简单快乐和纵容学生的嫌疑，为此，我和赖老师决定把新的体育教学理论取名为“成功体育”。我们二人以“丛文”（表示两个人站在一个立场上的意思）的笔名共同撰写了成功体育的呼唤一文，后来我们又连续写了系列的文章，不久后我也出版了第一本专著探索成功的体育教学，应该说，依靠这些论文和著述，我们初步构建了“成功体育”的理论和实践体系。“成功体育”的理论和实践建树表现在以下10个方面阐述和解明：（1）成功体育的目的和目标（2）成功的体育教学“懂、会、乐、炼”的基本特征（3）成功与失败、快乐与痛苦的关系（4）成功体育课程的特有排列方式和教材分类（5）对运动技能的新分类方法（6）教学方法及其学法的有关理论（7）创新了“让位法”“改变器材法”“改变规则法”“无失败者法”“集体竞争法”等成功教学技术（8）对体育教学评价系统的认识（9）初步创建了“体育学理”理论（10）初步构建了体育课程管理理论体系。90年代的“成功体育”理论与实践的探索成为了中国体育教学改革的一道风景和一面旗帜。7农村体育上个世纪，中国的农村学校体育受中国农村经济的制约而发展缓慢，农村体育更是中国学校的最薄弱环节，也是中国学校体育发展的拖累。除了体育经费不足，受关注不够这个主要原因外，农村学校体育在发展思路和方法论上也面临着许多的问题，如：（1）教学内容和场地设施的城市化倾向（2）教学方法的成人化倾向（3）开发农村课程资源的严重不足（4）自制的体育器材缺乏科学性和标准化（5）体育教学方法不足（6）学生体育锻炼内容不足（7）体育教师水平偏低并缺乏进修提高途径等等。面对这些问题，当时的中国农村学校体育急切地需要一个精神上的激励，需要经验交流和总结的平台，需要理论上正确引导，需要一个有效发展机制，需要一批鲜活的案例，需要农村教材的编写和提供，当然也需要对存在错误进行明确纠正。就是在这个历史条件下，上个世纪的90年代，发生农村学校体育的大交流和大促进。国家教委体卫艺司连续在河南扶沟、广东湛江、安徽凤阳，江苏江宁、甘肃临泽、四川岳池、辽宁宽甸、四川南部等地召开了一系列有关农村学校体育的现场会、研讨会和工作会议，完成了一次对中国农村学校体育的集中推动。我基本亲历了上述的会议，但其中我用心最大，收获也最大的还属岳池的现场会。当时我和赖天德老师、还有中央教科所的吴键、邵华与四川省教育厅的林强处长，邱永诚教研员一起两下岳池，从体育经费筹集、教师业务提高、教学思想更新、教学内容与方法改进、体育场地的建设等几方面总结当地的经验，并进行详细的建议，我们甚至直接参加了体育教学课的设计和各个示范学校的场地设计，最后终于打造出了很受全国教师赞赏的岳池先进经验。当然这些经验也是在其他地区经验的基础上堆积起来的。岳池的干部和教师很聪明，也特别有干劲，和他们一起的日日夜夜至今成为我的美好记忆和宝贵财富。我认为90年代农村学校体育推动的成果有：（1）系列农村学校体育教材的开发（2）“快乐体育园地”的诞生（3）“体育大课间”的诞生（4）“辐射式”教师培训方式（5）“自制器材标准化”概念的提出（6）符合农村学校特点的教学形式与方法等等，特别要提及的是，在那个促进中国农村学校体育的工作中，时任国家教委体卫艺司副司长的曲宗湖先生的工作功不可没。 8快乐园地上个世纪的80年代90年代，我国体育教学的面临的最大困境还属缺乏场地和设施，由于场地器材的缺乏，体育教学内容也显得特别贫瘠，就是有点场地和器材，也大都有成人化和竞技化的倾向。不良的场地器材状况既妨碍着学生的体育活动的多样化，也禁锢着体育教学的思想，前述的铅球问题里也有这样的因素（经费不足却要买大量的铅球）。而我们在日本看到的却是另一种景象：学校里没有塑胶的田径场，有的是多功能的体育场地；小学的篮球架篮筐大、篮板低；体育场地的周边有许多有特色的锻炼场地，有用废旧轮胎、绳网、木头铁管做成的适合学生活动和锻炼的“土”设施，这些设施漆得漂亮，做得细致，安全合理、用途多样、锻炼性强、造价便宜、受人喜爱，美化环境。我想这是一条好的思路和做法，应该介绍给国内的老师们。恰逢1993年湛江召开“学校体育之春”会议，全国的专家和广东省的体育官员、教研员齐汇湛江，我被特别邀请在会议空当的晚上为广东的同志们做了一个报告，其中就介绍了体育场地器材建设的思路，得到很大的共鸣，于是，湛江率先开始了这方面的工作。后来，岳池在农村学校体育场地设施建设方面做了很多的创新，如“快乐山”“铁索桥”“大榕树的爬竿爬绳”“废旧轮胎的大型体育器具”“滚筒跑步机”“攀岩墙”“障碍钻洞”等多种符合农村学生健身特点的器材。湛江的同志们闻讯后，让我介绍他们集体到岳池学习好经验，随后他们又充分地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设计出了更多的锻炼器材。湛江的同志们在各个学校里有计划地设计和布置这些器材后，起名“快乐体育园地”，后来这个经验在全国得到了认可和推广，“快乐体育园地”的建设热潮随之而起。以后，“快乐体育园地”又与体育教学、运动会、体育竞赛、课间操、大课间等实践结合起来，更加发挥了它的作用，为90年代和今天的中国学校体育发展作出了贡献，“快乐体育园地”不愧为是中国学校体育的一个好经验和一道靓丽风景。9教学大纲从现在来看，体育教学大纲这个在新中国一直指导体育教学的国家课程文件似乎代表着，至少被一些人认为是代表着某个学术派别，代表着某种教学思想，也代表着某种课程管理方式。体育教学大纲在上个世纪80-90年代一直是理论的焦点，有着许多的故事和波澜，而随后它却几乎完全地消失在了人们的视野之外。不容否认，主持和参与编写体育教学大纲的同志们为新中国的体育课程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体育教学大纲也在不同阶段的历史背景下完成了管理和指导体育教学的任务。但是，当中国的体育教学面临改革和开放的时候，体育教学大纲却不可避免地反映出了它在文本结构和指导功能方面的不足，其背后折射出了体育课程理论研究的严重缺失。从86年、93年、95年的几个版本的体育教学大纲来看，其文本形式和指导功能没有什么突出的变化和创新，变化只是在时代语言的更换、教学内容的微调、选修比例的增加上。作为国家最高级的课程文件，它缺乏在体育课程的重大理论问题上的进步，它缺乏在：（1）揭示体育课程的编排原理和编排方法的创新（2）体育教学内容的分类方法的创新（3）体育教学目标体系的建立和目标范式的构建（4）课程指导和管理方式的总结与选择管理方式的依据（5）清晰体育教学内容选择的标准（6）体育教学评价体系、原则和具体方法的解明（7）体育教学大纲文本构造与功能探讨等方面的深入研究。相反，在“目的和任务的表述问题”“交叉综合分类方法”“过多的年级教材数量”“低级重复的年级间排列方式”“缺乏实效的教材选择原则”等方面都存在明显的问题。这些问题是产生“体育教学目标讨论”、“铅球论争”“重复与低级重复的讨论”的深层缘由，也是在80年代-90年代的体育教学改革中，体育学者们没能形成更多共识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无谓的学术讨论和私下的争论偏多、而实实在在理论进步偏少的原因之一。在这个时期，我写了几本讨论体育课程的著作，其中比较集中也相对系统分析了体育教学大纲问题的是体育课程教材新论-面对传统和权威的思索一书。10课程标准进入了21世纪，如同各个领域都在跨世纪一样，学校体育和体育课程教学也迎来了全新的局面：毛泽东主席在建国初期提出的“健康第一”的指示再次成为学校教育的指导思想，延续了78年的体育课程被更名为了“体育与健康”，国家体育课程教学指导文件由体育教学大纲变身为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2000年，新的课程标准编写组成立，除了多年研究国家体育课程的专家外，还有一些新人加入到课程研究的队伍中来，他们的参加既带来新的知识和思想，也带来对原体育课程体系巨大的颠覆力度。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是以体育教学大纲为参照物和改革对象的，它力图在（1）改变课程管理文件文本样式（2）实现“学科”向“课程”、“教学”向“学习”的概念和理念转换（3）向健康全概念扩展体育课程功能和指向（4）构建以行为进行描述的目标体系（5）打破年级划分，勾划更加粗略的学习阶段-水平（5）取消国家对体育教学内容的具体指导（6）弱化运动技术教学并淡化技术教学色彩（7）凸现三种新型的体育学习方式（8）用课程评价概念取代教学评价和成绩考核（9）大力推进体育课程资源的开发（10）强调体育的生活化等方面有所突破和创新。但是，可能有整个课程改革推进过快的原因，可能有个别学者激情和草率的原因，也可能有广大学校体育人改革因激情迸发而缺少了理性的原因，更可能有我们体育课程理论太欠坚实的原因，实际上2000年以后的体育与健康课程进行得并不十分顺利，体现在无论是理论界还是第一线，都有许多的疑问和困惑，如“是否应该淡化运动技能技术及其教学色彩”的问题、“体育教学内容是否需要统一性和规定性”的问题、“是不是任何层面都要目标统领内容”的问题、“体育课程改革是不是健康与技术之争”的问题、“运动技术教学要不要规范性、系统性和完整性”的问题等诸多问题困惑了人们的思绪。在教学实践中还有“让学生叫教师妈妈”、“扁担南瓜和多米诺骨牌进课堂”、“主张科学放羊教学”、“教学主题化的泛滥”、“实际上否定基本运动负荷”、“繁杂无效的教学过程”、“否定课堂教学常规”“宣扬无劣评价而否认批评”以及“教学庸俗化”“教学游戏化”“教学小品化”等明显不良现象大量出现。但尽管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及其代表的新课改还有这样和那样的很多不足与遗憾，但它们毕竟代表了一个改革新阶段的开始，2000年以后的体育课程改革也毕竟是建国后影响面最大，触及问题和引发问题最多的改革，从这点意义上讲，说它是一个时代的划分标志一点都不过分。 上个世纪的80-90年代，中国学校体育中还有许多许多难以让人忘怀的工作以及与这些工作有关的“关键词”，如：“中考体育”“两类课程”“高水平队”“大课间操”“中职体育”“运动会改革”等等等等。我想，再给我们更多的篇幅也远不能写完那样一个激变和活跃的年代，远不能充分描绘出那充满思想冲动和变革时代的鲜活，远不能讴歌在那个年代里为中国学校体育做出贡献的人们，我们只能是沧海一粟地去捕捉那个年代的一些感受，只能像填补“碎片”一样去恢复那个时代的本来面目，去领悟那个年代给我们的启迪。我们属于那个火红的年代，我们热爱那个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