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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范性高中之思考 广东从化中学 苏良金 当把目光对准示范性高中时，我们深思良久。目前，在中国大地上，可以说是从南到北，从东到西，从经济发达地区到经济欠发达地区，示范性高中的建设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或者已经一窝蜂建成。这些示范性高中能够得以建设，除了历史原因和自身努力之外，我们还是可以看到“计划经济”的影子。正是“计划经济”的强力参与这一重要因素，这些示范性高中才得以享用大量的优质教育资源。但我们也不无忧虑地看到，这些享用了大量优质资源的学校还没能给人们提供一个较为理想的学校版本。什么是理想的学校版本，这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起码目前通行的一些标准是可以拿来讨论的。其实，任何一个对中国教育抱有美好期望的人也都会思考“示范性高中向何处去”这样一个并不轻松的问题。因为，从现实角度而言，这些示范性高中的办学趋向深远地影响着紧随其后的众多中小学校，这些装备精良的示范性高中也最有条件引领中国基础教育的未来。 示范性高中需要示范什么示范性高中的建设者们，如今可能都在思考：今天与昨天比，有哪些不同，教师的地位和待遇有没有提高，教学观念有没有改变，学生在想什么，学校的社会形象如何等等。这些年来，我们已经看到了，中国的名牌学校（重点学校）的实际价值几乎等同于“高考升学率”了。这种结局有其深厚的社会背景。如今媒体把高考升学率高的学校称为名校，各地也几乎清一色地把高考升学率高的学校当作示范性高中来建设。同时，我们也看到了，一些不是名校的学校，因为靠非理性的“半军事化”强化训练，也逐渐知名于世。这是不是对名校的嘲讽呢？我在重点中学工作了三十多年，教高中毕业班二十多届，已经无奈地看到了这种变化：过去高一的学生很轻松，高二的学生较随便，都有时间做自己感兴趣的事。而现在的学生，从高一起（甚至从小学、初中起）就记住了自己的责任考大学，考重点大学。 作为名校，不能没有升学率，但一旦追求或片面追求，则肯定与传统意义上的“名校风马牛不相及。每到一所名校，我们看到最多的是该校在宣传介绍高考升学率，考了多少重点大学，名牌大学。这非但不像有独特风格的名校，也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学校。不少地方的名校除了校园面积大些，设备先进些，楼房漂亮些之外，好像还没有什么独特之处可以拿出来示范的。有的名校出了几个科学家，几个院士，几个教授，几个高官，几个富翁等可以拿出来示范。但有些名校，几乎还拿不出什么科学家，教授示范的。这就更对不起那一流的设备，一流的师资，一流的学生。未来的示范性高中应当示范：先进的办学理念，先进的管理模式，先进的教学方法，独特的学生个性；同时，还应当有丰富的人文底蕴，浓厚的学术氛围，巨大的思想张力和民主平等的人际关系，还要有博爱（而不是偏爱）。我心目中的示范性高中，在教育上应当坚持“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的信条，此外，我认为还要在培养目标上加上“高贵的（而不是高傲的）气质，平等的意识”。学校给学生的心灵世界种下一颗什么样的精神种子？今天的教育者如果不去思考，他就不是一个合格的教育工作者。尽管世界光怪陆离，但学校教育不能世俗化。示范性高中应当教育学生（和老师）一生追求真理，像一个真正的人那样活着，能在精神上有追求，始终有一种奋发向上的精神，去发现和寻找真理，能勇于反思和求索。一所学校仅仅以升学率而确定其在社会上地位的观念，我们认为这所学校就显得猥琐。杜鲁门当选美国总统时，有人向他母亲表示祝贺，说：“你应当为有这样的儿子感到自豪。”他母亲回答说：“我也为我的另一个儿子感到骄傲。”祝贺者问：“你的另一个儿子在干什么？”老太太自豪地回答说：“他在地里挖土豆。”我们由此想到，学校培养出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或者培养出会种杂交水稻的农民，都是教育的成功。搞教育的人都应该知道，教育有三个层次：应该让受教育者知道世界是什么样的，成为一个有知识的人，成为一个客观的人；应该让受教育者知道世界为什么是这样的，成为一个会思考的人，成为一个有能力的人；应该让受教育者知道怎样才能使世界更美好，成为一个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人。示范性高中应该给学生什么？我们认为：应该给学生以自信、希望和梦想，激发起他们的远大志向，让他们满怀希望去奋斗。应该让每一个学生发现、巩固和发扬自己的优点，让他们在一种“我是有缺点的好学生”的心态下面对学习、面对生活。应该引发学生对学习的兴趣和热情，培养起学生学习的内在动机，激发起学生自我教育的独立意识。应该把学生自学能力的培养当作学科能力培养的核心，培养学生的自我教育能力，引导学生学会用自己的双腿走路。应该把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生活习惯和积极的心态作为一项基本任务。应该引导学生树立“活到老，学到老”的终身学习观念。应该更多的关爱学生的内心和未来，以学生心灵的改变和良性发展为最高成就。应该以活动为媒介，以体验认知为方式，大量注入文体教育。应该让学生积极发展自己的才能和潜能，帮助每一个学生成为他自己，让他们在不断的努力中完善自我。应该让所有的学生能过上一个幸福、美满的人生！示范性高中需要一流的教师一所名副其实的示范性高中，仅有漂亮的楼房是不够的，还必须有一流的师资。 在清华大学作了十七年校长（19311948）的梅贻琦在一篇题为大学一解的文章中说：“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北大、清华有一大批大师：陈独秀、胡适、鲁迅、郭沫若、马寅初、李四光、钱钟书、陈寅恪（他在欧、美、日等国求学达14年之久，被人称为盖世奇才，教授之教授）、赵元任（哈佛大学的博士生，28岁就成了清华的教授）等。2004年暑假和2008年暑假，我和我妻子分别去了英国和美国。在英、美期间，我们参观了伦敦大学、牛津大学、剑桥大学、诺丁汉大学、巴斯大学、英国皇家海军学院等英国一些最著名的大学；参观了美国的耶鲁大学、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三所世界顶尖级的大学。所到之处，我们几乎没有看到什么高楼、新楼。在培养出36位诺贝尔奖获得者，6位美国总统，数以万计的各界精英的美国哈佛大学的教师中，光博士后就有三千多。在培养出56名诺贝尔奖获得者，25位奥运会冠军，5位国家元首的英国剑桥大学，在该校的三一学院里（该院培养出31名诺贝尔奖得主），本科生和研究生共900多名，而任课教师中有180多名教授！平均每五个学生就有一名教授！意大利有所上千年历史的著名学府，叫博洛尼亚大学，培养了数不清的社会栋梁。可是，学校四周残垣断壁，破败不堪。胡锦涛主席称赞说：“这就是大学精神”。 大学需要大师，中学也不例外，示范性高中更是如此。被誉为高考神话的湖北黄冈中学，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我在语数外杂志的封二上看到，该校的170多名教师中，有80多名高级教师，13名特级教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教师有两人。已故两院院士、北大教授、北大计算机研究所所长王选，在一篇题为我在南模的日子里的文章中说到：南模（上海南洋模范中学）高中部的特点是名师多，三、四十年代，南模对高水平的教师实行高薪（月薪200多大洋，按当时一般生活标准，可以养活几十个人甚至上百人），使上海一些大学的老师放弃大学的副教授，讲师的职位到南模任教。五十年代中期，这些教师先后返回大学任教，使南模损失不小，当时的校长沈同一先生说：南模是一碗混炖，现在把混炖捞走，只剩一碗汤了。蔡元培担任北大校长期间，为了网罗第一流的教师，1916年，他到旅馆拜访刚刚北上的陈独秀，邀请其担任文科学长，陈独秀的好友汪孟邹当时在场，评价蔡元培是“道貌温言，令人起敬，吾国唯一之人物也”。此后，蔡元培差不多天天来看望陈独秀，有时来得太早，陈独秀还未起床，蔡元培就吩咐茶房，不要将陈独秀他们叫醒，只要给他拿个凳子，坐在门口等待即可，陈独秀极其感动，答应了蔡元培的要求。蔡元培比陈独秀大11岁，社会地位也比他高，然而，蔡元培对人才的尊重，是建立在人格彻底平等的基础上，他把自己欣赏的人才当作生活中的朋友，毫无等级观念，更没有施舍的意味，讲究的是以心换心。广州市委书记朱小丹在2008年教师节大会上说：只关注读书的人，不关注教书的人，教育也搞不好。广州要办成“人民满意，全省一流，全国领先”的教育事业，其中一个主要内容就是关爱教师。2008年9月22日，中国教育报第七版上登载了一篇题为成为名校需要多长时间的文章，说的是广东省汕头市朝阳实验学校。这是一所办学才四年的学校。然而，在2008年的高考中，600多名考生（高一入学成绩比当地重点学校的平均分低70多分）全部考上大学，半数以上考上重点大学。其中，考上北京大学的9名，清华大学的3名，香港理工大学的1 名。广东省的文科“状元”也出自这所学校。该校董事长郑立平是个文盲，他说他成功的秘诀是：善待教师。郑董事长怎么善待教师呢？那就是：该校教师平时的衣食住行都让郑董事长“包”了。如果用一句话概括这里教师的生活状态，那就是衣食无忧。文章中还说到：中国知识分子最讲义气，最知道感恩和报恩。“既然这里的老板这样善待我们，我们只有踏踏实实教好书了。”记者在文章收尾处写道：只有善待教师，教师就可以让你这所学校快速成名。1944年，抗战进入相持阶段，物价飞涨。西南联大教授们的生活水平大幅下降。为此，西南联大的校常委们心急如焚，多次向国民政府反映情况，希望给教授们提高薪水。限于财力，国民政府只给担任行政职务的教授们一些生活补贴。政府决定下来之后，这些担任行政职务的教授们却一一签名拒绝了。他们的理由是：要提高生活水平，教职员工一起提高；要受苦，大家一齐受苦。西南联大创造的教育、学术辉煌值得我们推崇，辉煌背后的东西更值得我们深思。现如今，我们能不能少做点官样文章，多一点对教师的理解和出自内心的尊重呢？能不能用真心亲近教师呢？能不能以真情激励教师呢？能不能对教师多一些关心和宽容呢？能不能把 “以事业留人，以感情留人，以待遇留人”这句话落到实处呢？能不能真正做到以人为本呢？美国贝尔实验室的巨大成功告诉人们这样一个真理：人才和创新的第一需要不是“严格管理”，而是“充分尊重”；不是“不断考核”，而是“终极关怀”。美国玛丽凯公司的总裁玛丽凯在掌握人性的管理一书中写道：“管理是一门很重要的艺术，其最高境界是让每个被管理者都感到自己的重要。”为了实现这一理念，她买断了卡迪拉克公司生产的粉红色轿车，用来奖给营销额达到一定数量的公司员工，让人们知道在美国大地上驾驶着粉红色轿车的人就是玛丽凯公司业绩突出的员工。美国一家铁路公司的总裁AH 史密斯指出：“铁路的成分95是人，5是铁。”我们应该从中得到一些启发。我常常想，教学不应当是师生共难，教学应该是相得益彰；教育不应当只有叹息和喘息，教育应该是诗一般充满生机和创意的事业；管理不能只有检查与考核，管理应该是平等的对话和交流；那种只顾给教师下指标，压任务，只想把教师的自由时间挤占挤占再挤占的做法，其结果只能是赚取教师的今天，透支教师的明天，只能使教育的活力丧失，使教育的灵气泯灭。因而，理想的管理，不是所谓的“理性干预”，而应该是一种公正而大度的服务与激励。让教师当好教师，让教育回归教育，给教师创造一个走向理想，走向成功，实现生命价值的舞台。示范性高中的教师应当有学术背景，示范性高中需要学者型的教师，示范性高中应该给教师以自由，应该尊重教师个性，应该让教师有充分发展的空间。在示范性高中里执起教鞭的应该是德才兼备的名师。示范性高中需要摆脱体制的困惑示范性高中的基本理念应当像常青藤一样，即使是在废墟上，它仍旧能顽强地显出生机，积极向上，郁郁葱葱，给人以希望。然而，在现行体制下，有多少人会去考虑长期不变的基本办学原则，去考虑笃行多年的办学理念。因为他们生于今世，不能不遵循时行的价值观, 不得不去迎合来自上级的各种评价标准和政绩标准。现在，几乎所有的学校将现行的教育弊端发展到了极致，有些示范性高中甚至是有过之而无不极。在“应试”这个铁打的模式里，学校几乎未经选择地举起了智育至上、考试至上、升学率至上这根魔杖，率领全校师生继续走应试之路。上世纪80年代，在升学率较低的情况下，很少听说在周末和寒暑假补课的事。可现在高校年年扩招，被人们认为名校或者被认定为示范性高中的升学率有的已经达到90多的情况下，还要在节假日里这样无休止的大规模的上课、补课。这到底是为了什么？上面提到的湖北黄冈中学，在应试教育这个大背景下，该校做了许多素质教育方面的探索，取得了不少经验和成绩。而且，多少年来，该校不办复读班，不招复读生，不加班加点，寒暑假不大面积补课，而是充分调动教师的工作积极性和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其升学率从来都是在90以上。上个世纪，在许多学校升学率还很低的情况下，该校有连续十年高考录取率居全国第一、升学率达96以上的记录。爱因斯坦说，负担过重必然导致肤浅。我们今天的孩子像农民，打工者一样的苦，甚至还要苦，他们的创造力、想象力，他们的童真童趣，他们的个性，几乎得不到发挥、保障和肯定。社会越来越冷漠，孩子们所受的痛苦没有引起我们的震动与思考。由于学业负担过重剥夺了孩子们的幸福童年，让孩子们过早地承担人生的重负，马来西亚的教育部长曾经因此向全国的孩子们道歉。我想，我们中国的教育部长，教育厅长，教育局长更应该向孩子们道歉，更应该忏悔。然而，为了学生的前途，也为了自己的生活，在现行的体制下，我们还将被迫在应试教育的道路上义无反顾地走下去。正如原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对前些年高校评估之风时所说的：“我们都是坐在火车里的人，突然发现火车走错了方向，但是这个时候谁都不敢跳车。” 而我现在最大的痛苦是，莫过于知道这样走下去是错误的而“不敢跳车”。也好像柏拉图洞穴故事里那个跑出来的人，见到了外面精彩的世界，回去以后不能唤醒别人，索性自己又麻木不仁起来！ 出于爱教育，出于爱学生，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也自然会多些。平时对一些临时性的工作，我常常表现出疑惑：这样的评比、评估，那样的检查，（现在人们把这些检查评估称为“应查教育”）不断干扰教育教学工作的竞赛和充满形式主义色彩的活动，束缚教师教学的种种不合理的规章制度，落后的、偷懒取巧的评价机制等等。可这些年来，这样的事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愈演愈烈，老师和管理者不得不把大量的时间用于从事没有多少实际价值、有的甚至是毫无价值的工作。教育不像工业生产，一个错误的决策立刻会导致严重后果。教育的失误，会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被掩盖住，但当其“发作”的时候，那可是天命难回啊！我曾一度认为是某些管理者观念的问题，然而任何一个管理者都持之有据的说出一套“理念”。任何腐朽落后的东西都可以通过包装符合时尚。我们经常看到一些名校的宣传材料，改革没有不成功的，经验没有不宝贵的，成绩没有不可喜的。一句话，我们从来没有听到哪位领导者反思过自己的教育理念，检讨过自己的决策失误。我曾经在杂志上看到一件这样的事：1919年，南京高师附中（南京师大附中的前身）的校长廖世承引进美国的“道尔顿制”，一年后，廖校长宣布失败，承认这种方法不适合中国的国情。说来也怪，当时没有人指责廖世承，也没有人企图以此来否认他在中国教育史上的地位。然而，此事要是放在今天，会有什么样的社会影响？于是我们不得不叹息今非昔比。我们多么需要廖世承那样的气度与胸襟！浙江上虞市有个叫白马湖的地方，那里绿树红花掩映，湖光山色，风景优美。 1922年，教育家、民主革命家经亨颐先生从浙江省立一师校长的位置退下来以后，决心在自己的家乡创办一所全国一流的私立中学，这就是白马湖畔的春晖中学。学校成立以后，聘请了一批思想进步、学识渊博的青年知识分子，如：朱自清、丰子恺、朱光潜、杨贤江等文化名流来此任教，几年时间就把这所学校办成了国内著名的新派学校。蔡元培、胡愈之、何香凝、俞伯平、柳亚子、黄炎培、张闻天、张大千、陈望道、叶圣陶等先后来此讲学，考察。学校一时声誉鹊起，赢得了“北有南开，南有春晖”之美誉。聚集在白马湖畔的这群知识分子，具有先进的教育思想。他们没有搞题海战术，没有为了学生的点滴成绩而呕心沥血、患得患失，而是在这风景秀丽的世外桃源过着高雅而富有诗意的生活。他们在教学之余，一同游山玩水，切磋学问。春晖中学的教师是幸运的，宽松的教育环境造就了他们的斐然成绩，既培养了学生，又提升了自己的品位, 这是做教师的极致。四川大地主刘文彩，在我们的记忆里，只知道他“罪大恶极”，却不知道他兴学为善。他有“大德必寿”的信仰。在1941年到1944年底，他花了三年时间，成立了一所占地3000亩的学校。在文彩中学的开学典礼上，应邀参加典礼的社会名流对刘文彩兴学大加赞扬，就连时任四川省的教育厅长郭有守也亲自到场祝贺。刘文彩深受鼓舞。为了网罗一流师资，他给文彩中学老师发的工资是公立中学老师工资的两倍。优秀教师的工资更高。还有一项待遇非常诱人：该校教师人人有一座独门小院，院内有花台、鱼池；书房、客厅也一应俱全。老师回家探亲，刘文彩也是关怀备至，一律派车接送。真让人感概良多！刘文彩还拿出1000多亩田产作为专项基金，用来补贴学校的日常开支，对家境贫寒的学生进行补贴。1945年招的第一批300余名学生，全部免费入学。以后的学生，每学期的学费也只有六斗米，远远低于当时的公立学校。河南有所叫求实中学的民办学校（该校才几年的办学历史）。该校实行“另类管理”，试图让教师们体味到职业的幸福感。求实中学没有太多的考核，从来不对教师考勤，从来不检查教师的教案，从来不评优秀教师，教师的工资、奖金从来不和升学率挂钩，等等，学校对教师的唯一要求就是必须不断的读书学习，提升自己。教师每周必须到学校阅览室自觉读书两个小时，必须写读书反思、读书笔记、教育随想、随笔。然后校长为每位教师的文章打分，并按分值发奖金。校长张建平说，她一直想把学校办成教师们真正的“精神王国”。她选择科组长的标准是“好人”。这样科组就像个“小家庭”，同事们相处得很融洽。求实中学教师的年薪一般在四、五万元。这在郑州市属于上等水平。令人称奇的是，如此松散的管理，求实中学的教师在工作上反倒非常自觉，“累而乐之，苦而爱之”。这所让教师感到幸福的民办学校，其成绩连续三年名列开封市第一，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可。以上这三所学校都没有在学生的成绩上做文章，而是抓住办教育的灵魂和核心，真正关心教师，真正以人为本，给他们在精神上以充分的自由。教师如果当到这份上，教师这一职业成为太阳底下最光辉的事业可能为期不远了。我也因此遥望着昨天的“春晖、文彩”，注视着今天的“求实”，更期待着明天的“示范性高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