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国新闻学学科建设的几点思考(方延民).

对我国新闻学学科建设的几点思考方延明(南京大学 新闻传播学院， 南京 210093) 摘要：社会的快速进步和新闻事业的迅猛发展对我国新闻学学科提出了新的诉求，新闻学史、论、业务“三大块”的传统结构正遭遇挑战，体系重构不可避免。重构要有新境界，应该看到，在新的学科体系下，新闻史的相对弱化将是新闻学科发展壮大的必然结果；新闻理论外在注入形式亦将为内部生成形式所取代并与新闻实务融为一体；而新闻实务必将成为新闻学科的主干，并以“文本”中心和“管理”中心为其两翼。在新旧体系的交替过程中，新闻史研究要突出问题意识，注重对现当代重大新闻事件和人物的研究；新闻理论研究要强调“脱俗”和“内生”，强化理性思考和规律意识，与新闻实务密切结合；而新闻实务的研究则尤其要重视概念的明晰和方法的创新以及价值的实现。关键词：新闻学； 学科建设； 新闻史； 新闻理论； 新闻实务； 新闻文本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我国新闻传播事业所经历的跨越式发展是有目共睹的。与之相适应，1997年，新闻传播学被国务院列为一级学科，新闻学与传播学并列为二级学科，新闻学进入到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诚如方汉奇先生所讲：“中国的新闻传播学已经由被某些业界人士妄自菲薄的无学，变成了显学。”(注：转引自童兵：童兵自选集序，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页。）但是，与飞速发展的新闻事业相比，新闻学的学术研究却明显滞后，尤其是在学科体系建构方面亟待加强。近年来，不少学者关于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新闻学学科体系的呼声越来越高，他们明确指出：“新闻学学科体系的完整性、系统性、逻辑性尚不够严密，甚至有低水平重复。” (注：尹韵公：展示中国特色新闻学的理论魅力，人民日报2004年12月1日。）“摆脱仰人鼻息，亦步亦趋的学术殖民地命运，开创中国特色的新闻传播学科与学派，也日益成为人们的共识。” (注：李彬：马克思主义新闻学创新体系刍议，新闻与写作2007年第5期。）包括一些多年游学海外的著名学者，对我国的新闻学学科建设也给予了极大的关注。2001年以来，潘忠党教授与李希光教授关于新闻学、传播学的命名、使命及其构成的争论，美国北卡大学新闻与传播研究中心主任赵心树教授多年来的研究工作，均涉及新闻学的学科建设问题。应当说，在今天这样一个背景下，提出新闻学的学科建设问题，不仅非常迫切，而且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也已经是水到渠成。本文试图在新闻学的学科建设方面，提出自己的一些见解，以就教于学界、业界的学者和专家。一、传统新闻学学科体系受到严峻挑战当下新闻学学科体系的史、论、业务“老三块”模式的直接渊源是“报纸学”。 中国新闻学的早期发展与西方并无二致，特别是与美国的新闻研究，不仅在时段上差不多，而且在学科初建阶段的体系构成上也颇为相似。 20世纪初叶，美国相继出版了休曼的实用新闻学、李普曼的舆论学以及约斯特的新闻学原理。这三本具有代表性的新闻学著作的共同特点是侧重于实务，学理性较为欠缺。不过，休曼的实用新闻学已经涉及了新闻史、新闻法规等，这本书可以说是目前新闻学学科体系三大块模式的始作俑者。世界上最早的新闻教育机构当属1908年在密苏里大学建立的新闻学院。可以这样说，真正把新闻学当作一门学科去研究、去培养教育人，至今也不过100多年的时间。因此，新闻学科是年轻的。我曾向美国新闻传播学教育协会主席、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沃尔特克朗凯新闻与传播学院前院长乔福特(Joe Foote)及十几所西方著名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院长请教，询问西方国家有没有一个比较完整的新闻学学科体系，得到的回答是否定的。在新闻理论方面有建树和影响的著作，应算施拉姆等人于1956年出版的报刊的四种理论。该书视野开阔，从政治学、社会学、哲学、比较新闻学以及社会制度等方面对报纸学中的自由主义理论、集权主义理论、社会责任论以及当时的苏联新闻理论等进行了深入分析，其对新闻传播形式和理论范式的总结、抽象、概括，都极有深度。但是，该书并没有去尝试构建一个完整和系统的学科体系。一般讲，西方更多的是把新闻学当作一种职业教育，侧重的是实务。即使在今天，美国任何一个大学的新闻传播学院所授课程(包括研究生、本科生课程)绝大部分是新闻实务和方法。当然，西方新闻理论的研究也从来没有停止过，美国学界在上个世纪中叶，从实务的角度出发，对新闻的研究有些是可圈可点的，比如调查性新闻、精确新闻、公共新闻、新新闻主义、发展新闻学等概念和理论的提出，尽管未形成严密的体系，但却极大地丰富了新闻学理论与实践。而晚近西方传播学研究则进入到一个更好的时期，像子弹理论、教养理论、有限效果理论、媒介决定论、沉默的螺旋理论、议程设置理论、知识沟理论等传播理论的问世，对新闻实务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特别是在时政新闻、精确新闻、调查性新闻的深入方面功不可没。在我国，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王韬、康有为、梁启超办报始，就已经有对新闻报刊的研究。中国早期新闻学著作当以徐宝璜的新闻学、邵飘萍的实际应用新闻学和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为代表性成果，这三本书恰巧分别是以新闻理论、新闻应用和新闻史三个方面支撑起中国新闻学的学术研究。史、论、业务这个体系，在学科的初创阶段，特别是在教学方面很实用。许多人文社会学科，往往都是先从教育工作开始，逐渐形成学科体系。应当说，三大块理论体系在我国的新闻学学科体系的初创和早期发展阶段曾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是，走过了百年历史的新闻学今天所面对的已是一个完全变化了的研究对象和媒介环境，社会进步、传媒发展，使得媒介生态及其自身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这种变化集中体现在以下方面：其一，人们生存环境的变化。对我国人民来说，过去，人们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消费方式都非常简单，大家生活在一个不患贫而患不均的一大二公的集体所有制下，社会不可能为每一个人的个性发展提供多少条件。改革开放，特别是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体制的变革为人们提供了丰富多彩的生活方式、生产形式和消费内容。 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多元价值并存，个人有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在这种情况下，新闻媒体面临着三个“前所未有”，即：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前所未有，人们的思想活动日趋活跃前所未有，人们对精神文化需求的快速增长前所未有。集中到一点，就是社会文化供给与人们的巨大文化需求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这种突出变化，对媒体提出了更高要求。其二，新闻事业的快速发展与变革。过去是“报行天下”，一张党报走天下。现在不仅报刊的形式增多了，从作为主流媒体的党报党刊，发展到晚报、早报、都市报、专业报、时尚报、免费报刊等一应俱全，而且媒体的种类也丰富了，原有的广播电视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而数字传播、网络等新媒体不断涌现，即时通讯、流媒体、博客与播客、短信等均已成为人们生活的部分，对传统新闻理论更是提出了挑战。从媒体的运作模式上看，由以往的党管媒体、用媒体、养媒体，到现在的管媒体、用媒体，但不养媒体，把媒体推向市场，许多媒体实行的是事业化编制、企业化管理。其三，媒体受众发生了重大变化。媒体受众已从过去单纯的信息接受者转变为当下的各种可选择信息的消费者，从过去单一的你登我看、你播我听、要我看、要我听，到现在的可看可不看、可听可不听、爱听不听、爱看不看，由卖方市场到买方市场；更值得关注的是受众群体的扩大和素质的提高，受众的喜好已经成了决定媒体生存的关键因素。对于许多走市场化的媒体而言，受众已成了真正意义上的上帝。其四，媒体经营管理者的变化。媒体已从过去的宣传本位向服务本位转变，从过去对政府的“护”、“褒”，到现在的舆论监督；从过去党和政府的喉舌的单一功能，转变为不仅是党和政府的喉舌，也是人民的喉舌的两个功能。其五，全球化对媒体的影响。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特别是加入WTO后，我国的媒介市场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中国“入世”，意味着已经接受了WTO的以下原则，即：无歧视待遇的原则，最惠国待遇的原则，贸易自由化原则，互惠原则，取消数量限制原则，市场准入原则，透明度原则和国际贸易中公认的其他规则。当然，我国是以发展中国家身份“入世”的，在“入世”谈判的过程中，我们没有专门就新闻传播事业特别是报业、广电等方面的开放作出任何承诺。在15年时间内，新闻传播业的开放与否，主要取决于中国自己。但是，作为意识形态领域前沿的新闻传媒，不可能脱离“入世”这个大环境，脱离全球化的大背景。我国已在与新闻传播事业有关的几方面作出承诺：（1）逐步减让和降低新闻纸、激光照相排版设备、胶印机、打印机、复印机、光导纤维、各种摄影器材等和新闻传播业有关物品的进口税，所有这些产品的最终约束关税都将降为零。（2）3年内逐步开放图书、报纸和期刊的分销业务。（3）逐步开放广告市场。（4）开放电信服务市场。（5）开放音像和娱乐软件市场。（6）全面执行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协定）。中国已经“入世”，就意味着中国报业也将“入世”，这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趋势。“狼”是我们自己请进来的，我们不但要“引狼入室”，而且还要学会“与狼共舞”。事实已经证明，入世6年来，“狼”比人们预料的要来得更早，“与狼共舞”比人们预料的更残酷，今后还将会残酷下去。其六，媒体对人才培养提出了更高要求 。近年来，新闻媒体等用人单位已经把招聘人的视野放在更大范围和更宽泛的专业，新闻专业培养的学生已经渐渐失宠，许多新闻传播专业的学生，同样面临着毕业即失业的危险。所有这些社会环境及媒体的变化都给以此为研究对象的新闻学提出了非常尖锐的问题：新闻学该向何处去？新闻学该如何应对挑战？二、如何看待传统新闻学面对挑战的无奈与尴尬现实告诉我们，传统的“老三块”体系的确已无法应对来自方方面面的挑战，这种无法应对集中体现在：其一，新闻史的弱化已不可避免。一个学科的成长、发展，直到形成一个完备的学科体系，史是一个重要的支撑条件，是学科发展之基础。一般讲，对于学理性强、基础理论强的学科，史的内容往往负载着许多概念、定理、方法、模型，哲学、数学、物理、化学等学科，尤为如此。而对一些实务性、操作性非常强的学科而言，史的内容往往主要是记录过程，只是自然存在物的累加。伴随着学科内容的不断成熟与发展，史的东西会越来越淡化，其在学科体系内的意义价值和比重也会越来越轻。这不仅仅是因为随时间的推移，既往史的内容将渐行渐远，更多的是因为史对社会发展、学科发展的影响力会趋于弱化。应当说，这是一门学科发展进程中不可避免的必然趋势。当然，新闻史的弱化，也从另一个角度提醒我们，新闻史研究要改革，新闻史研究要与时俱进。其二，非学术化的新闻理论将难以为继。应当说，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对于新闻学起决定作用的是我们党的新闻理论，我国的新闻事业和新闻学研究应该在党的新闻理论指导下展开这是毋庸置疑的，但与任何一门学科一样，党的理论并不能替代该学科自身的理论，否则就会貌合神离。不可否认的是，无论在过去还是现在，无论在新闻实践还是在新闻学研究中，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将党的新闻理论教条化和功利化的偏向。这种偏向具体可以概括为以下四个倾向：（1）轻科学性，重工具性。不是把新闻作为一门学科去研究，而只是把它当作一个专政工具或宣传工具去理解和使用。在这样一种思维定势下，新闻媒体只是扮演了党和政府喉舌的作用。过去，国家管媒体，养媒体，媒体无生存之忧。现在把媒体推向市场，党和政府管媒体，用媒体，但不养媒体，媒体得考虑生存问题。目前，媒体出现的低俗媚俗、劣质广告、有偿新闻、假新闻等不正之风，有愈演愈烈之势，从某种意义上讲，是这种管而不养，用而不养体制的必然结果。这种轻科学性、重工具性，导致了一种急功近利的浮躁，只顾眼前，不顾长远，只图一时的短期、局部效应。（2）轻规律性，重纪律性。不管哪一门学科，都有它自身的发展规律。作为积极入世、对社会影响极大的新闻事业、新闻产业、新闻学科，自然也不例外。那么，它的学科规律、产业规律、事业规律是什么？过去的一些研究，往往都是简单地把纪律等同于规律。殊不知这种简单办法，不仅与初衷相背，往往遭到规律的惩罚。比如，过去我们在应对突发事件的危机处理方面，往往采取扣、压、堵的办法，限制新闻及时报道，其结果是欲盖弥彰。反之，如果按新闻规律办事，沉着应对，快速反应，抢占舆论引导之先机，在第一时间内公布真相，那效果就会截然相反，就会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罗杰斯的“三T法则”，即主动沟通（tell your own tale）、充分沟通（tell it all）、尽快沟通（tell it fast）是值得借鉴的。包括我们现在对一些先进人物和先进典型的集中宣传，效果也不甚理想，往往是事倍功半。试问，近年来我们推出宣传那么多先进人物、先进集体，在普通受众中的作用如何？人们还能记起几个？不值得反思吗？（3）轻学术性，重政策性。长期以来，我们的媒介事业、媒介管理、媒介研究，存在一个严重倾向，那就是没有把新闻学作为一门学科去研究其学理性、学术性，习惯于以党的政策代替新闻学理论，以伟人、政治家、领导的讲话或党的文件代替新闻学理论。对新闻学的研究，仅仅停留在一种“我注六经”的思维模式上，忽视对新闻学学科体系的结构研究、内涵研究和外延研究。应当说，伟人、政治家、领导同志根据党和国家的实际情况，对新闻宣传工作提出希望要求，提出指导性意见，这对我们研究新闻理论，做好新闻工作有重要意义。但是，如果将其直接等同于新闻规律性和新闻学理论，就是典型的教条主义，这对学术研究来说，无疑助长了轻薄、浮躁、跟风、简单化的不良学风。列宁曾明确指出：“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作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深信：它们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党人如果不愿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推向前进。” (注：列宁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4页。）对于新闻学来说，斯坦利迪兹说的话不无启发：“今天的所有理论将来都会过时。这并不是因为它们有错，这种情形至少同过去的那些理论大致是一样的。它们在处理不同的人类问题方面曾经是有用的，那些问题我们今天可能会觉得不怎么有道理或甚至有些傻，就像将来的人看我们一样。留存下来的是我们寻求有助于对付我们自己的问题的理论的努力。我们在努力寻找思考和谈论我们今天的情况、帮助我们建设我们希望的未来的有趣而且有用的方式。” (注：转引自斯蒂文小约翰：传播理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48页。）（4）轻学科体系研究。以往，我们比较忽视对新闻学体系和架构的探讨，研究缺少整体意识，包括对一些概念的解释，比较随意，很少有人把它们放在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中进行阐释。比如，“三贴近”原则被提出后，媒介、业界、学界都来诠释，其实鲜有人把它放在媒体的本质属性中去考虑。作为一门公共性、接进性、舆论性很强的大众文化，新闻的这种贴近性是必然的，这是由舆论文化的本质属性决定的；不如此，新闻事业就不可能发展；不如此，受众也不会去接纳和消费新闻产品，这是一个很基本的道理。但有的文章却把“三贴近”这样一个新闻的基本属性问题说成是揭示了新闻规律性的理论，这就值得商榷了。新闻理论一定要源于实践，高于实践，指导实践，既不能将理论虚玄化、神秘化，也不能将理论庸俗化和教条化。其三，新闻实务日新月异。新闻事业发展带来最大和最直接变化的是新闻实务，新媒体、新概念、新业务、新方法，层出不穷，这种变化了的新闻实务主要反映在两个方面：一是在操作层面上的采、写、编、评、策划。不同媒体有不同的操作实务，党报等主流报纸与都市类报纸、生活类报纸、时尚类报纸不一样，与广播电视不一样，与网络媒体不一样。媒介即信息，媒介即观念。对网络媒体来讲，每个人都是记者、编辑、总编，每个人都是台长。对当下不少媒体而言，已经打破了过去那种采编分离的状况，现在是采编合一。对广电来讲，有的是节目制，板块、栏目制，现在有好多实行频道制。再比如新闻策划，已经成了媒体核心竞争力的主要内容。原来的新闻业务，从更多层面上讲，只是一个报纸学或广电学，对新媒体的不同形态很少涉及，或者根本没有纳入到研究视野之内。二是在管理层面上的新闻实务。过去计划经济条件下的那样一种管理，只是一种简单的印发业务，而现在已经成为一种生产经营模式，一种企业化生产，一种对媒介产品的整合营销。这种经营的目的和策略就是要吸引受众、留住受众，扩大发行量，提高收视率，增加市场份额。这就要求从管理的层面展开对于媒体受众及受众策略的研究。在管理层面上，还有一个需要引起重视的问题，那就是媒体理念问题。从某种意义来说，理念实际上是媒体长期以来沉积的品牌，是一种文化结晶体、一种气质，体现了从业者的职业理想、精神追求。因此，理念往往是一家媒体的旗帜、风格，乃至精神传承、精神支柱和命脉之所在。三、新闻学应如何建构自己的学科体系显然，面对上述这些挑战，新闻学“老三块”的学科体系已难以应对，变革已不可避免。令人欣慰的是，近年来，在对我国新闻学理论体系的研究上，学界已作出一些努力。诸如，清华大学李希光教授在谈到新闻学核心时，特别强调要注重实务研究和操作层面的训练。中国人民大学杨保军教授则以其“三论”，即“新闻真实论”、“新闻价值论”、“新闻活动论”来建构、阐述新闻学学科体系。其“新闻真实论”，从新闻真实的本质入手，全面考察了新闻真实的构成及新闻真实的特点，重点探讨了新闻真实的实现途径、方法等问题。特别是用实证方法研讨了新闻在实现真实的过程中的问题，最终回归到新闻真实的社会意义上。“新闻价值论”从新闻价值本质出发，以新闻价值的主、客体互动关系为一条线，就价值构成、主客体一致性、新闻价值的创造、评价和实现，进行了全面梳理，特别是在新闻价值实现的三个层次等方面，极富创意。而“新闻活动论”，则以新闻活动为范畴主线，从学科定位与性质，新闻活动的性质、主体、对象、媒介、原则等方面作了深刻论述。应当说，“三论”之间有交叉，但各有侧重，用这样一个“三论”的架构来对新闻学科进行深入研究，既照顾到本体论、认识论，也涉及到方法论，是对新闻学学科体系建构的一种新尝试。(注：参见杨保军：新闻真实论、新闻价值论、新闻活动论、新闻精神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2003年、2006年、2007年。）另外，美国北卡大学赵心树教授几年来专心于对新闻学和传播学的命名、使命及构成的研究，受到国内外关注，他的主要观点集中在他的两篇文献中(注：赵心树: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命名、使命及构成与李希光潘忠党商榷，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传播学和新闻学的昨天、今天与明天，传媒镜鉴，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61-179页。）。赵教授认为，从广义的角度讲，新闻学与传播学是“ 一词二意”，两个概念一个意思。他同时提出，新闻学与传播学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因此，他建议把整个新闻传播学科命名为传播学，把传播学(狭义)更名为基础传播学；而把新闻学与广告学、公关学，及媒介管理、传播法律、网络传播、传播伦理等合并成一个门类，称之为应用传播学，与基础传播学并列为传播学下面的两个并行学科。在新闻学下面，下设新闻理论、广电新闻实务、报刊新闻实务三个分支。这样一套基于大传播考虑的体系，把基础与应用分开，其好处在于：其一，突出了新闻学“实务”特色、应用特色，把报刊新闻实务与广电新闻实物单列，比较清晰；其二，大量借鉴传播学的思维与方法，以“广义”、“狭义”去解释大新闻、大传播和新闻实务，体现了一种从实际出发的观念，这是对过去新闻“三大块”体系结构的重大反叛。但这种体系建构的缺点亦是很明显的，一是与我国目前新闻学学科体系中的新闻传播学为一级学科，下设新闻学、传播学两个二级学科的框架相左。再说，把新闻学作为应用传播学下的一个分支学科，与目前新闻学的学科定位相差太远，有失公允。二是以报刊新闻实务、广电新闻实务、新闻理论三块去架构一个新闻学体系，缺少一个学科体系的完整性。上述这些学者的意见，无疑为重新构建新闻学的学科体系拓展了思路，在此，笔者提出几点自己的看法。1关于新闻学的学科体系架构新闻学学科体系的重新建构要有新境界，应该看到，在新的学科体系下，新闻史的相对弱化在新闻学科发展壮大过程中是不可避免的；新闻理论外在注入形式亦将为内部生成形式所取代；而新闻实务必将成为新闻学科的主干，并彰显出新闻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典型特色。基于这种认识，本文拟提出“一个主干，两个中心（或两个层面）”的新闻学学科体系结构。一个主干，即以新闻实务为主干。新闻学的学科特性是它的实务性，实务为本，离开实务，新闻学理论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两个中心，即“文本”中心和“管理”中心。所谓“文本”中心，就是一切围绕“文本”。文本第一，内容为王。好新闻的关键就是如何有一个好文本。围绕文本中心，把采、写、编、策划、传播效果等都带动起来。根据采、写、编、策划、传播效果，提出一套操作方法。不同载体的文本有不同的文本形态和特点，报纸文本，主要应突出其资讯的权威性，文本内容的深刻性、思辨性、解读性；电视文本要简洁明快，突出其读图性，图文并茂的一致性和互补性；广播文本是其易听、好听、易记；网络文本，彰显其草根性、互动性、链接性。如果说，文本传播的是新闻的事实内核、价值内核的话，以文本为中心所要解决的就是新闻事实传播的价值最大化问题。所谓“管理”中心，就是一切围绕“管理”。管理第一，效益为王。当下新闻是买方市场，企业化运作，产供销一体。围绕媒体管理这个中心，企业如何运作，资本如何经营，品牌如何打造，产品如何销售，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都是媒介管理要解决的问题。 从新闻的学科属性上讲，文本是实务，管理也是实务；文本有方法，管理也有方法；文本有显现的价值评价，管理也有显现的效益评价。二者互为依存，共生共荣。以实务为主干，统领 “文本”和“管理”两个中心，两手抓，两手都硬，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这样一个新闻学的学科体系，不仅解决了新闻理论的根基问题、新闻文本价值的最优化问题，同时也解决了媒介管理的效益最大化问题 。2关于新闻理论研究新闻理论与其他学科的理论有一个很大的不同，新闻理论是紧密结合新闻实务而发展起来的，离开新闻实务，新闻理论就失去了它的承载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有许多新闻理论是在总结实务的基础上升华出来的，新闻理论源于实务，高于实务，指导实务。新闻理论研究首先要“脱俗”、“内生”。这里的“俗”，就是所谓的教条性、功利性、媚俗性，要把长期以来形成的那种外在的东西坚决脱掉，要研究新闻学科本来的内生的规律性的东西。这种规律性的东西往往并不以某一个人的讲话或某个文件为准，诚如早在1843年马克思谈到报刊的内在规律时就讲的：“要使报刊完成自己的使命，首先必须不从外部为它规定任何使命，必须承认它具有连植物也具有的那种为人们通常所承认的东西，即承认它具有自己的内在规律，这些规律是它所不应该而且也不可能任意摆脱的。” (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97页。）虽然时代不同了，但马克思的话并没有过时，对不断发展着的新闻业“内在规律”的寻求永远是新闻学研究者的不二使命。马克思当年从报刊的“使命”入手，提出报刊的内在规律问题，无疑是一针见血的。我们今天的研究就是要找寻被马克思称之为“内在规律”的那个东西，而“脱俗”、“内生”乃此过程中的关键。3关于新闻史我以为，对新闻史的研究一定要走出过去的考据式。除了必要的史实考据以外，新闻史研究更应突出和强调“问题意识”、“专题意识”。过去我们在这方面很欠缺，往往是大而化之，或者天女散花，缺少有分量的、今天可资借鉴的专题史的研究成果。我以为，对当下新闻学学科体发展有用、急需的东西，还是专题史研究，特别是有关现当代一些重要阶段的断代史、事件史、重要人物的思想、重要新闻思潮等的研究。四、文本与管理意义下的新闻实务研究“文本”中心作为新闻学学科体系中的核心内容，具有典型的理论与实务操作的结合性和一体性。新闻实务研究要有新境界，在“文本”中心的框架内，要解决好几个问题：其一是建构一个关于新闻文本的概念体系；其二，建构一个操作层面上的方法体系；其三，建构一个能充分体现传、受博弈关系及传播效果的价值体系。1新闻文本的概念体系概念体系应当是涉及新闻文本的一些关键词，这些关键词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元”概念，一类是“衍生”概念。过去我们在新闻概念上比较注重其意识形态色彩，忽视其作为一种概念、定义的学科要求，因此，本文提出“元”概念和“衍生”概念，初衷就是试图对上述倾向作出一些修正，以给关键词更明确的界定。关于“元”概念。给出这样一个概念分类的考虑，主要是基于实际工作的需要。在新闻学中，有时理论的概念与新闻实践的概念是亦此亦彼的，很难分清。提出“元”概念的目的是强化公理性，去主观意识性。所谓“元”概念，是指主概念、大概念，起统领作用的概念。比如:新闻、新闻事实、新闻时效、新闻角度、消息、通讯、新闻评论等，都属于“元”概念。比如，关于新闻的定义是新闻学学科中最重要的定义和范畴。据说国内外关于新闻的定义有上百个之多，以至于有多少人去解释新闻，就有多少个“新闻”的定义。当然，这只是表面现象，我认为在这些表象的背后有几条最根本的东西，在国内外学界、业界还是比较认同的：其一，新闻必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其二，新闻必须是广泛传播的；其三，新闻必须是人们所普遍关心的。这三条合在一起，构成了新闻文本最主要的基本核心内容，随你怎么变，都不会离开这三条，且缺一不可。比如，关于新闻事实，它应属于“元”概念的范畴。所谓新闻事实，就是构成新闻核心要素的那些东西。在新闻写作中，用事实说话必须做到新闻要素清楚，即五个W，何事（What）、何人（Who）、何时（When）、何地（Where）、何故（Why）再加上一个H，即怎么样（How），不管何时何地，这六个东西都是构成新闻事实的核心要素。关于“衍生”概念。“衍生”概念是相对于“元”概念提出来的。“衍生”概念是子概念，是在“元”概念的前提下衍生出来的。比如“新闻真实”属于元概念，在这个元概念下，或由这个元概念出发，或围绕这个元概念，可以“衍生”出一系列因其存在而存在的、与其相关而不可分离的从属性概念，像“宏观真实”、“微观真实”等都属于衍生概念的范畴。对新闻学中的“元”概念和“衍生”概念，需要认真梳理，区分好“元”概念与“衍生”概念的范畴、意义和内容。一般讲，“元”概念是强调其初创性、公理性、共识性、普适性，而其共识性、公理性和普适性是一种舍弃了社会人的主观意识，放之四海而皆准，每个人都可以接受的那样一种属性。“衍生”概念就不如“元”概念那么客观，它夹杂了人的主观意识的东西，换句话说，元概念是一种“无我”，而衍生概念则往往“有我”，因此，衍生概念具有非统一性和多样性。2新闻文本的方法体系在“文本”中心的框架内，新闻实务的方法是什么，很难用一句话或几个简单概念去表述，概而言之，我以为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其一是宏观层面上的方法，这是大方法，是指导性的。比如：唯物辩证法、对立统一、主客观统一等。这些都是大方法，带全局性、决定性意义，这些方法对新闻学的学科建设和新闻实践起宏观指导性、统领性作用。其二是中观层面上的方法，比如：采、写、编、新闻策划(注：详见方延明：新闻实务方法论，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2005年。）等方面的内容，这类方法是支撑新闻实务的。其三是微观层面上的方法论，即新闻实务下的种种具体方法。比如新闻写作中的白描法和春秋笔法，新闻写作中的逻辑思维、灵感思维、抽象思维，通讯采访中的形象思维法，一般消息写作中的倒金字塔法等；采写过程中的采访与环境、材料与事实、角度与事实、主题与事实关系的处置以及编辑过程中的删繁就简等，皆属此类。这类方法侧重操作实务，侧重技巧。3新闻文本的价值体系 新闻文本的价值主要体现为自在性价值和效果性价值，并与制约性因素共同构成了一个三元结构的价值体系。自在性价值，主要是指新闻事实本身的价值。哲学意义上的新闻事实，可以有三个层面：一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二是通过一种符号，再现于新闻文本中的事实；三是那些带规律性、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对事实本质的认识。故自在性价值特别关注新闻真实性。我认为新闻真实性至少应在三个方面给予充分体现：其一，新闻报道的事实必须真实；其二，对新闻报道事实的概括必须真实；其三，新闻报道的事实与这类事实的总体关系的分析必须真实，这实际上是一种趋势真实，是一种大真实，是一种规律真实。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我们讲的是新闻的自在性价值，但事实上，在任何新闻实践中，从来就没有绝对的、纯客观的自在性。效果性价值是指文本后价值，通过人们的态度变化体现出来。比如，从它对人类的致利、致善、致美方面来讲，是一种精神价值；从文化传承的角度上讲，是一种文化价值；在对世界的解释方面，它具有认识价值和信息价值，因为它把真理告知人们，把事实告知人们，给人们提供认识世界、认识人类的资讯服务；从政治学的视野看，是一种管理的价值；从舆论学的角度看，是一种宣传价值，它可以借助“议程设置”收到“沉默的螺旋”的效果，以达到预期目的；在审美视野里，它具有欣赏和感化的价值，可以使人的灵魂、人格升华到一个更高的境界。 制约性因素是指新闻文本在传播和价值实现过程中受到的一系列制约，它外在于文本却贯穿于文本传播的全过程，并通过各种途径作用于文本。今天，新闻传播已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成为政治斗争的前沿阵地、经济发展的信息杠杆、文化传播的有效载体、监督社会的有益镜鉴、引导舆论的文化先锋，这些均已溢出新闻文本本身狭隘的价值体系，成为一个大的社会价值系统中的最重要环节之一。新闻文本这样一种高位价值体系角色，使得它必然成为政治集团与利益集团争夺的对象。从本质意义上讲，制约性因素表现出的是一种权力关系。 新闻文化是一种大众文化、媒介文化和舆论文化，具有一种典型的鼓动性，它不仅可以引导人们的消费，给人们提供娱乐服务，同时还可以在整合人们价值观念上发挥重要作用。评价新闻传播的效果性价值，一般要看其社会效果。我曾把这个社会效果描述为是由两个“核心价值观念”构成的，既体现了政党利益，又体现了公众利益。在社会主义的利益机制下，严格讲来二者应是统一的、一致的。政党利益与公众利益就如同椭圆的两个焦点，当焦点相隔较远时，椭圆就很偏，当焦点趋于重合时，它就接近一个圆，如果完全重合，那这个椭圆就成一个完美的圆了。理想的传媒价值体系，其两个核心价值应该是非常一致的。 在“管理”中心的框架内，效果就是效益。新闻事业的发展，特别是信息社会、数字化社会的发展，使得媒体经营、核心竞争力以及新闻体制、机制等方面的内容越来越丰富，相互之间的制约越来越突出，成为当下新闻管理研究中最具挑战性的课题。此处的管理最主要考虑的是从媒体生存和发展的意义上如何铸就媒体的核心竞争力，它涉及了新闻的性质与功能、经营与管理、体制与规范、效果与评价等多方面内容。社会发展到今天，媒体对于人的影响，受众对于媒体的评价，特别是受众对媒介的消费，直接关乎媒体的可持续发展。研究新闻传播的效果评价，必须借鉴传播学的理论和方法，建立科学的指标体系、评价标准、评价方法，既要考虑定性，又要考虑定量，从定量中去看定性，从定性中去分析定量。建立我国的效果评价体系，必须突出中国特色，突出受众利益，彰显一种以民为本、引领社会的媒体责任和文化担当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