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岸经济合作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两岸经济合作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以江苏省和台湾地区为例第一节 研究缘起一、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相关理论与研究（一）理论追溯现代国际贸易理论认为，各国应当按照各自的要素禀赋优势发展优势产业、参与国际分工，以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和经济增长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化，从而有效提高国民福利水平。因此，经济学家们对国际贸易的关注和思考，一开始就不只是局限在贸易本身，而是始终都关心国际贸易会对国民经济产生什么作用 李明武：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综述兼从现代经济理论角度的解读，学术论坛2004年第3期，第56页。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一直是理论界争论的一个焦点，其理论主要分为三类，即古典贸易理论、新古典贸易理论以及新经济增长理论。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所提出的动态生产率理论和“剩余产品出口”模型，包含了“对外贸易能够带动经济增长”的最初思想，认为分工的发展是促进生产率长期增长的主要因素, 而对外贸易的扩大必然能够促进分工的深化和生产率的提高，加速经济增长。DH罗伯特逊(1949)提出的“对外贸易是经济增长发动机”学说引发了经济学界的一系列争论，该学说认为，对外贸易不仅能带来直接的如资源配置优化等的静态利益，而且能带来间接的如规模经济等的动态利益，从而促进经济增长。之后的有关研究主要有R纳克斯（1961）、大卫李嘉图（1962）、GM迈耶 （1989）、以及JS穆勒（1991）等。JM凯恩斯（1999）以及后来的凯恩斯主义者提出的对外贸易乘数理论认为，一国经济增长取决于消费、投资、政府支出及对外贸易四个主要部分，贸易顺差可以增加国民收入，扩大就业，而贸易逆差则会减少国民收入，增加失业。以E哈根为代表的国际贸易与技术进步理论，从出口贸易对技术进步的促进来寻找推动经济增长的机制。P克鲁格曼（2001） 提出的“新国际贸易理论”针对收入增长和不完善竞争对国际贸易的影响进行了分析解释，并论述了在规模报酬递增的条件下，通过出口扩大产量、降低成本，以推动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PM罗默（1986）为代表的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则强调经济增长并非外部力量作用的结果，而是由经济体系内部力量所引致，并在对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问题进行解释的基础上, 重新论述了国际贸易促进经济增长的机制。（二）研究现状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众多学者对中国 即“中国大陆”，下同。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的理论及实证研究。国外最早关于该命题的研究是Kwan, A.C.C and J.A.Cotsomitis（1991），通过使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方法，得出“中国是出口导向型经济”这一结论。另外，Liu, X., H. Song and P. Romilly（1997）基于双变量VARD模型，通过运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Sims and Hsiao检验以及Geweke检验等方法，得出“进出口贸易促进中国经济增长”这一结论。Liusong and Homilly基于Geweke检验，认为中国进出口总额与经济增长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Jordan Shan and Fiona Sun（1998）通过分析出口、工业产量、能量消耗、劳动力、进口和资本支出等变量，发现中国出口贸易额与实际工业产量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国内学者对这一问题的关注主要始于20世纪90年代后期。白雪梅等（1999）通过分析进出口贸易总额与GNP两个变量的关系，得到中国经济增长与进出口贸易总额之间的相互因果关系。董秘刚（2000）的实证分析表明：19781998年间，中国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十分显著，相关系数平均达到94%以上。刘晓鹏（2001）对中国1952年以来GDP与进出口的有关数据变量进行了协整计量分析，认为进口增长对中国经济增长具有较大的促进作用，而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却很不显著。易行健等（2004）、王坤等（2004）以及苏盛安等（2005）采用协整分析技术、误差修正模型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方法，分别对中国出口、进口与经济增长之间，以及GDP、投资、消费和进出口贸易之间的长期和短期关系进行了检视。对中国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其他主要研究还包括许启发等（2002）、包群等（2003）、张立光等（2004）以及汪浩瀚（2005）等。此外，还有一部分学者关注于对中国出口贸易和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如尹翔硕等（1997）、李文（1997）、杨全发等（1998）、赖明勇等（1998）、彭福伟（1999）、张小济（1999）、沈程翔（1999）、魏巍贤（1999）以及许和连等（2001，2002）。另一些学者则利用多种计量分析工具，从总量和增长效应的角度，分别对中国不同区域的对外贸易与GDP增长间关系进行了更为具体的研究（曾卫峰，2001；李小平等，2004；梁碧波，2004；杨秀琴等，2005）。对两岸贸易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这一命题，两岸学界均有较为丰富的研究，但运用定量化研究方法进行实证探讨的文章并不多见（近年来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已经有部分学者开始从事相关研究）。台湾学者中，林祖嘉（2004）通过计算19902003年期间两岸贸易对台湾GDP成长的贡献百分点与百分比，对两岸贸易在台湾经济发展中所创造的贸易替代效应和贸易扩张效应做出比较，并进一步运用Grubel-Lloyd指标以及显示性比较利益指标（Revealed Comparative Advantage, RCA），对两岸产业内贸易的扩大对于台湾出口额，以及台湾产品出口到第三国的影响力做出了检视。吴忠吉（2004）在从纵向角度对两岸贸易发展进行回顾的基础上，分析了两岸贸易的商品结构对台湾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和作用。高长（1999）则对两岸贸易特征、台商对大陆投资趋势以及两岸经济相互依赖关系进行了较为宏观的考察。大陆学者中，胡中祥等（2001）将两岸贸易设定为外生变量，通过建立一个涵盖台湾经济各个方面的宏观经济模型，考察了两岸间商品进出口变动对台湾宏观经济主要变量的影响程度。戴淑庚等（1998）通过建构和分析一系列的多元回归分析模型，认为两岸贸易，尤其是台湾对大陆出口的持续快速扩张，对台湾经济总体经济成长以及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促进效果是相当显著的，而贸易的“乘数”效应则是这种促进作用的传导关键。二、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相关研究（一）理论追溯 外商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理论 以下均简称为“FDI”及“FDI理论”。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其中一个重要的研究命题为“FDI对东道国经济发展的贡献”问题。早期以新古典主义经济增长理论为基础的研究强调，FDI对东道国经济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其对东道国经济的资本积累作用。该领域中的主要代表人物当属美国经济学家HB钱纳里，其提出的“双缺口模型”（Dual Gap Model）试图对“FDI的流入是否能通过资本积累效应来弥补东道国的资本缺口”这一命题做出验证。该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在储蓄、外汇吸收能力等方面的国内有效供给，与实现经济发展目标所必需的资源计划要求量之间存在着缺口，即储蓄缺口和外汇缺口。利用外资既能解决国内资源不足、促进经济增长，又能减轻因加紧动员国内资源以满足投资需求，以及动员国内资源以冲销进口而出现的双重压力（HBChenery, 1966）。但是，以RM索罗（1957）为代表的新古典增长模型认为，长期来看，FDI并不能通过促进技术进步来影响产出增长，因此其对东道国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是有限的。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由R卢卡斯和P罗默等人开创的内生增长理论才解释了这一现象。该理论认为，技术进步是内生的，是影响一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一国技术进步来源可分为自主创新和从外部引进、模仿及学习（RELucas, 1988；PMRomer, 1994）。对外开放和参与国际贸易可以产生一种外溢效应（Spillover Effect），加速先进科学技术、知识和人力资本在世界范围内的传递。国际投资和国际贸易不再是一方受益、一方受损的“零和博弈”(Zero-Sum Game),而是双方获益的“正和博弈”(Positive-Sum Game) 沈坤荣：外国直接投资与中国经济增长，管理世界，1999年第5期，第23页。Coe（1995）和Keller（1996）等研究进一步指出，一国技术变化往往不是来自本国研发，而是国外技术转移、扩散的结果，而FDI则为国际技术扩散的重要渠道。FDI不仅可以解决东道国的资本短缺问题，而且可以带来一揽子资源(主要包括先进的管理技术和经验、工作技能和诀窍、完整的国际分销渠道、研发支持、品牌和无形资产等等) 王艳丽，刘传哲：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经济增长问题研究综述，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第77页。，从而在长期内带动东道国经济的增长。（二）研究现状 在理论研究基础上，国内外学者对FDI和东道国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一系列实证检验，并得出不同结论。一部分学者认为，FDI在东道国会产生正向的技术溢出效应，促进东道国的技术进步，提高东道国的经济效率，扩大东道国的出口，从而对东道国经济增长起到积极作用。例如，Jansen（1995）以及Athukorala and Menon（1995）在对泰国以及马来西亚的研究中发现，外商直接投资能够通过新技术的引入，提高东道国的经济效率，对当地的私人投资水平和出口产生直接而强烈的正向影响，并带来较高的经济增长。Borensztein, Gregorio and Lee（1995）通过对69个发展中国家19701989年间的数据进行分析,检验OCED的直接投资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发现FDI作为技术转移的重要工具，可以为经济增长做出高于国内投资的积极贡献。其他较具代表性的研究还包括Balasubramanyan（1996）、A.Bende-Nabende and J.L.Ford（1998）、Arrken and Harrison（1999）以及De Mello（1999）等。另外一部分学者则认为,由于技术差距的存在，FDI在东道国的技术溢出效应几乎为零,加上其对国内投资产生的替代效应,并不有利于东道国经济的增长。Cornwall and Cornwall（1994）运用一个包含需求与结构变化的模型，对欧洲统一大市场进行效果估算，发现新经济增长模型夸大了国际间贸易以及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包括FDI）对经济增长的作用。Easterly（1999）认为，当外资企业与国内企业收益差距很大时,利用优惠政策吸引外资反而会阻碍国内投资,进而不利于经济增长。N. Fabry and S.Zeghni（2002）以及L.P.King and R.Varadi（2002）分别对俄罗斯以及匈牙利两个特殊转型经济国家的相关数据进行了分析，得到较为一致的结论，即：FDI在短期内可以对经济起到促进作用，但在长期内则存在外国公司的成功导致有害的市场集中，从而阻碍经济增长的可能性。 关于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经济增长关系的问题,众多学者也做出了有益的探讨，并且多数研究均认为FDI能够有效促进经济增长。Chung Chen, Lawrence Chang and Yimin Zhang（1995）从数量、来源、地理分布以及组成等几个方面，探讨了FDI在中国1978年以后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问题；Yanrui Wu（2000）在新经济增长理论框架下，将FDI视作一个独立要素投入，衡量了其对中国几个主要经济开放地区经济发展的作用。一部分学者通过建立计量经济模型，利用FDI与GDP的数据，验证FDI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关系。沈坤荣（1999）和王新（1999）分别运用多元滞后分布模型以及哈罗德-多马动态经济增长模型，对FDI在中国的增长效应进行了分析；萧政等（2002）利用中国和其他23个发展中国家经济总量数据，建立了FDI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时间序列模型；沈坤荣等（2002）通过构建中国内生增长模型，对外国直接投资、技术外溢与内生经济增长进行了实证分析和检验。其他相关研究还包括张纪康（1999）、黄华民（2000）、周淑景（2000）以及窦祥胜（2002）等。另外，还有部分学者利用协整与误差修正模型以及Granger因果关系法，对FDI与中国经济增长关系进行了检验（刘恩专，1999；李静萍，2001；杜江等，2002；魏巧琴等，2003；任永菊，2003；陈伟国等，2004）。 对于“台商对大陆投资与两岸经济增长”这一命题，两岸学者多从定性角度进行分析，且较偏重于对发展动态的关注。从已有文献来看，大陆已有部分学者运用定量分析方法对该问题做出了一定研究，但似乎鲜有台湾学者作出类似的研究尝试。潘文卿等（2001）通过建立一个“祖国大陆与台湾宏观经济联接模型”，从资本流动方面模拟研究了大陆经济对台商直接投资的依存问题，其结论显示，台商投资对大陆经济发展有一定程度的影响,而台商对大陆减少投资,也会对台湾经济运行产生负面影响。黄景顺等（2004）采用“递归系统模型”这一特殊联立方程形式，建立了基于台商投资大陆的中型宏观经济模型，并通过二套模拟方案，考察台商投资变动对大陆主要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李保明等（2004）利用SPSS统计软件，对台商投资与两岸贸易关系进行了检验，发现台商投资与两岸贸易件具有显著的互补关系，自台进口效应大大超过对台出口效应，台商投资的贸易效应呈现出单向、不平衡的特征。张传国（2004）则通过建立回归模型，对台商对大陆投资与两岸贸易的互动效应进行了研究，其主要结论包括：台商投资与两岸贸易之间存在密切的互动关系与互补关系，而非替代关系；台商投资的贸易驱动效应是不平衡的，对大陆是逆差效应；两岸贸易对台商投资的诱发效应，明显小于台商投资对两岸贸易的驱动效应，两岸贸易只是推动台商大陆投资的重要因素之一。 从对已有理论文献的回顾中，我们发现如下两个问题十分值得注意： 第一，从研究方法来看，以简单回归作为分析方法的文献居多，而运用更为科学的计量分析工具（如协整检验和因果关系分析）的文献则相对较少 对经济时间序列采用协整检验和因果关系分析方法的优点，后续文中将作进一步说明。相当一部分学者在对对外贸易与FDI同中国整体经济增长关系做出实证研究时，采用的是经济变量时间序列的简单相关分析，以及普通最小二乘法（OLS）的回归分析，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时间序列非平稳性的影响，产生“伪回归”(Spurious Regression)现象，从而影响最终结果的解释力。 第二，就研究范围而言，以中国整体性经济为研究对象的文献居多,而对中国各区域的对外贸易与FDI同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文献则相对较少。进一步，我们可以看到，在两岸经贸关系研究领域，学者们虽然对中国大陆与台湾，以及大陆不同区域与台湾的经济合作问题研究涉及较多，但大多停留于定性分析或简单定量分析，而对于“经济合作究竟能够对两岸经济产生何种影响？两岸经济合作与经济增长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的动态均衡关系？这种均衡关系能否进一步量化？大陆各区域与台湾经济合作对各自经济发展的作用力又是多少？”这一类问题的实证研究则更加少见。因此，采用计量分析方法对此类问题进行研究就显得十分必要和重要了。第二节 实证检验方法 近二十年来，随着非平稳时间序列分析，特别是时间序列单位根检验（Unit Root Test）与协整（Co-integration）分析技术的发展，学术界对宏观经济数据的看法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对其分析也逐渐形成了标准模式，即：在建立模型之前，首先检验数据序列的平稳性，若数据表明是非平稳的（含有单位根），则需要差分以达到平稳性要求；如果多个数据序列非平稳，则还要考虑这些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最后，在此分析基础上，建立分析模型进行估计和推断 赖明勇，许和连，包群：出口贸易与经济增长：理论、模型和实证，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8月，第81页。遵循这一研究模式，我们将运用Eviews 3.1统计分析软件，对经济变量时间序列的分析处理沿“单位根检验协整分析误差修正模型因果关系检验”这一技术路径进行。一、单位根检验 变量时间序列的平稳性是计量经济学分析的基本要求之一，单位根检验即是对变量平稳性的检验。一个时间序列如果有稳定的期望值和方差,那么就称之为平稳的时间序列；相反，如果一个时间序列的均值或自协方差函数随时间变化而改变，那么这个序列就是非平稳时间序列，即含有单位根。如果一个非平稳时间序列经过d次差分达到平稳，则称该序列为d阶单整（Integration）序列，记为I（d）。判断时间序列平稳性的单位根检验方法一般有三种，即：DF（Dickey-Fuller）检验、ADF（Augmented Dickey-Fuller）检验以及PP（Phillips-Perron）检验。文中我们将采用目前使用最为广泛的ADF检验方法。二、协整分析 协整理论是一种新的建模技术，它从分析时间序列的非平稳性入手，探求非平稳变量间蕴含的长期均衡关系。有些时间序列，虽然它们自身非平稳，但其某种线性组合却平稳，则这个线性组合反映了变量间长期稳定的比例关系，我们称之为协整（Co-integration）关系。即：如果序列Xt=（X1, X2, , Xn） 为一n维的d阶单整，即I（d），存在一个向量=（1, 2, n），使得Z=XI（d-b），其中db0，则认为序列X1, X2, , Xn是（d, b）阶协整，记为XCI（d, b），称为协整向量。进一步的，如果两个变量都是单整变量，只有当它们的单整阶数相同时才可能协整；多个变量如果具有不同的单整阶数，则有可能经过线性组合构成低阶单整变量。协整的意义在于，它揭示出变量之间是否存在一种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满足协整的经济变量之间不会相互分离太远，一次冲击只能使它们在短时间内偏离均衡位置,在长期中它们仍会自动恢复到均衡位置。传统的线性回归模型通常假定时间序列是平稳的，以保证普通最小二乘法得到一致并具有渐进式正态分布的估计量。但大多数时间序列，如GDP、价格、消费等都是非平稳的，对其做线性回归时，就可能产生“伪回归”(Spurious Regression)现象。而如果对非平稳序列进行差分，并用差分后的序列建立模型，则往往会丢失数据中包含的长期调整信息。协整分析把时间序列分析中短期动态模型和长期均衡模型的优点结合起来，为非平稳时间序列的建模提供了良好的解决方法 张立光，郭妍：我国贸易开放度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财经研究，2004年第3期，第115页。协整检验通常有两种主要方法：一种为Engle和Granger（1987）提出的基于协整回归残差的两阶段ADF检验（即EG检验），另一种为Johnansen和Juselius（1995）提出的基于VAR的协整系统检验（即Johnansen检验）。EG检验由于易于计算，早期被普遍使用，但其存在明显的不足，即仅适用于小样本检验，对存在多个协整关系的多变量的参数估计误差相当严重，无法找到所有可能的协整向量，故而其分析结果往往不能令人满意。Johansen（1988, 1991）提出的极大似然估计（Maximum Likelihood Estimation）法，则通过建立基于最大特征值的似然统计量max来判别变量间的协整关系，从而能够较好的解决这一问题。三、误差修正模型建立在协整理论基础上的误差修正模型，既能反映不同经济变量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又能反映变量短期偏离向长期均衡修正的机制，是长短期相结合的、具有高度稳定性和可靠性的经济计量模型。根据Granger定理，一组具有协整关系的变量具有误差修正模型的形式。因此，在协整检验的基础上，我们进一步建立包括误差修正项在内的误差修正模型（ECM），以此来研究各变量间关系的短期动态调整与长期均衡特征。误差修正模型的一般表达形式为：其中，Zt为一个n维随机向量，p为滞后阶数，AZ-1表示长期均衡关系。误差修正形式的经济含义是：Z在t时刻的增量，决定于在t-1时刻该变量与其他被解释变量长期均衡关系的“误差”。若这一误差为正，Zt在t时刻就应做相应的负向修正，即表现为一个负反馈过程；反之，若误差为负，则做相应的正向修正，表现为一个正反馈过程。Zt就在不断的“修正”过程中发展。误差修正项的大小体现出变量从短期的非均衡状态向长期的均衡状态调整的速度(或力度)，因此能够突出变量间长期均衡关系对短期的影响程度；同时，通过对现有时间序列进行一阶差分，也可以有效地减轻数据的非平稳性。四、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在确定一组变量存在协整关系之后，仍然有必要继续深入挖掘的是，变量间的长期均衡关系是否也构成某种因果关系，这种因果关系的方向又如何。对此，我们采用Granger（1969）和Sims（1972）提出的因果关系检验法来做出进一步分析。如果变量有助于预测变量,即根据的过去值对进行自回归时，如果再加上的过去值，能够显著增强被回归的解释程度，则称是的Granger原因（Granger Cause）（记为“”)；否则称为非Granger原因（记为“”）。同时，Granger（1988）指出，如果变量之间是协整的，那么至少存在一个方向上的Granger原因；在非协整情况下，任何原因的推断将都是无效的。在存在协整性的前提下,为了使推断更有效，需要引入误差修正项，则检验模型为： （a）检验零假设为：是的非Granger原因，即H0：1=2=0，检验统计量为：F统计量在原假设成立的条件下服从自由度为（q, T-p-q）的F分布。其中，是限制性变量=0（=1, 2, , q）时式（a）OLS估计的残差平方和；是非限制方程式（a）OLS估计的残差平方和；T为样本容量；p和q分别为和的滞后阶数，我们可以根据赤池信息准则（Akaike Information Criterion, AIC）来确定（先确定p，再确定q）；ECt为误差修正项（即协整方程中的回归残差项u）；检验的零假设和检验统计量不变。第三节 江苏经济增长与苏台经济合作关系的实证分析 经济合作是指不同国家或地区之间，由于自然资源禀赋不同以及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差异而形成的生产诸要素相互流动、相互补偿、相互依赖的关系。通过相互提供产品、资金、技术以及劳务等经济合作形式，区域间能够有效实现优势互补，从而达到生产要素的充分利用。在市场经济原则下，两岸生产因素基于追求最佳利润或比较利益而进行相互交流与结合，不仅隐藏着巨大的发展潜力，而且具有明显的发展效能。两岸经济交流互相调适，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越来越趋紧密。区域之间经济相互依赖度的不断加深，决定并规范着台湾经济的发展趋势 李非：台湾经济发展通论，北京：九州出版社，2004年6月，第6页。20世纪80年代，台商向大陆投资以及由其带动的台湾对大陆出口贸易开启了两岸经济合作的篇章，之后历经“间接到准直接”、“单向到双向”的曲折发展历程，两岸贸易和台商投资规模持续增长，合作形式也由最初的主要以垂直型的产业间分工向水平型的产业内分工发展。两岸经济合作在有效推动两岸经济相互依赖度的不断加深，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互融合的发展格局的同时，对促进大陆与台湾各自经济的增长及产业升级转型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本节及下一节内，我们将在对两岸经济合作发展做出简要回顾的基础上，试图通过建立适当的计量分析模型，对“大陆和台湾经济增长与两岸经济合作关系”这一问题进行较为系统、深入的实证研究，探寻大陆及台湾经济增长与两岸贸易及台商对大陆投资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以及如果存在这种均衡关系，又应该如何对其进行定量化检视。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并没有以大陆整体作为研究对象，而是选取大陆东部沿海地区中的江苏省作为两岸经济合作双方中，大陆方面的代表性地区进入模型，即试图借鉴“案例分析”的研究范式。这一方面是由于江苏省是大陆与台湾经贸交流开展相对最早、规模最大、发展最快、经济合作形式相对成熟的区域；另一方面也能够较好地克服大陆经济发展的区域性差异对实证分析过程造成的波动性干扰，从而增强模型输出结果的解释能力。因此，对“江苏省经济增长与苏台经济合作关系”这一命题的研究，应该具有更加典型的示范效应。一、苏台经济合作发展特点 江苏、台湾两地的经济合作萌芽于20世纪80年代初，初期进展迟缓，规模较小，但进入90年代则开始呈现迅猛成长的趋势。经过25年的发展，两地经济合作迈入高层次的全新阶段。具体表现为，在贸易和投资规模不断扩大的基础上，经贸交流由一般意义上的资源互补性交流，发展成为结构性的深层次交流与相互关联；经贸效果由单纯的单方出口贸易扩张，逐渐深入到双方经济结构调整以及经济规模扩张进程之中。 （一）苏台贸易关系发展特点 1.贸易规模不断扩大，发展速度保持迅猛增势江苏与台湾两地的间接贸易 江苏与台湾两地贸易有近九成以香港作为中转地，其余部分则主要通过澳门、日本以及新加坡等地进行中转。从1981年开始，当年江苏从台湾进口金额仅为199万美元，对台湾出口则为零。之后两地贸易在19821983年曾一度中断，1984年起重新恢复，但仍然仅限于江苏从台湾的单向进口。直至1989年，江苏省首次对台湾出口33万美元，两岸间双向贸易才得以正式开启 周茂清：江苏、台湾两省经济合作问题研究（续），江苏经济探讨，1997年第5期，第43页。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苏台贸易规模不断扩张。2005年，江苏对台贸易实现260.12亿美元，其中江苏自台湾进口总额达211.44亿美元，对台湾出口总额也达48.68亿美元。台湾已成为江苏的第二大出口地区、第七大进口地区以及仅次于日本、美国和韩国的第四大贸易伙伴地区。表4-1：苏台贸易发展统计单位：亿美元年度江苏对台湾出口江苏自台湾进口贸易逆差（江苏）进出口贸易总额金额增减（%）金额增减（%）金额增减（%）金额增减（%）19901991199219931994199519961997199819992000200120022003200420050.050.190.591.081.973.172.552.363.143.655.386.2310.6218.6932.7548.681387.9280210.5383.0582.4160.91-19.56-7.4533.0516.2447.4015.8070.4775.9975.2348.640.110.080.161.122.892.887.8611.7212.4117.8926.5432.1560.36112.08178.55211.44325.20-27.27100600158.04-0.35172.9249.115.8944.1648.3521.1487.7485.6959.3118.420.06-0.11-0.430.040.92-0.295.319.369.2714.2421.1625.9249.7493.39145.80162.76166.52-283.33-290.91109.302200-131.521931.0376.27-0.9653.6148.6022.5091.9087.7656.1211.630.160.270.752.204.866.0510.4114.0815.5521.5431.9238.3870.98130.77211.30260.12447.4068.75177.78193.33120.9124.4972.0735.2610.4438.5248.1920.2484.9484.2461.5823.11累计141.158.21*678.2465.55*537.1469.39*819.3463.71*注：（1）增减（%）系指与上年同期比较； （2） “*”为年平均增长率。资料来源：（1）江苏省统计局：江苏统计年鉴. 2000、江苏统计年鉴. 2001、江苏统计年鉴. 2002、江苏统计年鉴. 2003、江苏统计年鉴. 2004、江苏统计年鉴. 2005、江苏统计年鉴. 2006； （2）周茂清：江苏、台湾两省经济合作问题研究（续），江苏经济探讨，1997年第5期，第43页； （3）江苏省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厅数据资料，； （4）本研究计算整理。 表4-1的数据进一步显示，苏台贸易除在个别年份受两岸政治因素影响（如1995和1996年）而出现下滑之外，整体上呈现出逐年大幅上升的发展趋势。20世纪90年代初期为苏台贸易增长最快、波动性最强烈的时期，从90年代末期开始，两地贸易逐渐步入相对成熟稳定的发展阶段，但仍然保持迅猛增势。总体而言，19902005年的16年间，江苏对台湾出口年平均递增达58.21%，自台湾进口年均增幅也达到65.55%，而两地贸易总额年均增长率则高达63.71%。截至2005年底，苏台贸易总额累计已达819.48亿美元，其中江苏自台湾进口总额达678.38亿美元，对台湾出口总额则达到141.10亿美元，分别占江苏省对外贸易累计总额的9.64%、17.60%和3.04%，以及大陆与台湾贸易累计总额的16.54%、16.39%和17.29% 根据江苏省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厅数据资料，、江苏统计年鉴. 2006、大陆国台办两岸经贸统计数据.历年两岸贸易统计表以及台湾“行政院大陆委员会”两岸经济统计月报统计数据整理计算。 2.贸易结构长期失衡，相互依赖程度日益加深 苏台贸易结构的长期失衡集中表现为江苏对台湾在绝大多数年份的持续逆差。1989年以前，由于台湾当局禁止输入大陆商品，苏台贸易一直为江苏自台湾进口产品的单向贸易；1989年，在岛内外各种压力之下，台湾当局被迫开放大陆商品间接入台，江苏商品开始销往台湾，此后销量几乎连年翻番。但由于台湾当局在两岸贸易中一贯奉行“宽出严进”政策，除1991、1992和1995年之外，其余年份，江苏自台湾进口均大大高于对台湾出口，两地间贸易关系呈现出严重的非均衡状态。1981年江苏对台湾贸易逆差为199万美元，到1996年已攀升至5.31亿美元。进入21世纪，两地贸易逆差进一步扩大，2004年首度突破100亿美元，达到145.80亿美元的规模，而2005年更是增加到162.76亿美元。至2005年底，江苏累计对台湾贸易逆差总额已高达537.35亿美元，19902005年15年平均增长率也达到69.39%的水平。 江苏对台湾贸易的巨额逆差为台湾开拓外部市场提供了不可替代的发展空间，同时也使得两地经济发展联系随贸易相互依赖度的日益提高而渐趋紧密。江苏从台湾进口占其进口总额的比重，由1985年的0.05%上升到2005年的20.14%，进口依赖度增加了300多倍，相应的，台湾对江苏出口占其出口总额的比重，也由1985年的0.0007%大幅升至2005年的11.16%，即江苏目前进口产品中有1/5来源于台湾，而台湾出口产品中销往江苏的产品也已占到1/10强。从总的贸易依赖度来看，2005年江苏对台湾进出口依赖度11.41%，而台湾对江苏进出口依赖度也有7.01%。江苏和台湾已经成为对方不可或缺的重要市场，两地贸易发展状况会对各自经济走向产生显著影响。表4-2：江苏与台湾贸易相互依赖度单位：%年份江苏对台湾贸易依赖度台湾对江苏贸易依赖度进口出口进出口进口出口进出口1985198619871988198919901991199219931994199519961997199819992000200120022003200420050.050.150.330.560.190.920.420.542.505.704.438.6512.3011.5213.8113.3614.3018.9720.5521.4220.1400000.010.200.551.472.322.953.242.201.682.011.992.092.162.763.163.743.960.010.030.090.170.070.390.511.082.414.133.725.035.965.886.896.997.4710.1011.5012.3711.4100000.00060.010.030.080.140.230.310.250.210.300.330.380.580.941.471.962.680.00070.00210.00460.00970.00380.020.010.020.130.310.260.680.961.121.471.792.624.627.7710.2611.160.00040.00130.00240.01310.00240.010.020.050.140.270.280.480.600.720.931.111.672.924.826.187.01累计*17.603.049.640.813.472.02注：（1）A对B的进口依赖度=A从B进口金额/A进口总额100%；A对B的出口依赖度=A对B出口金额/A出口总额100%；A对B的进出口依赖度=A对B的进出口总额/A进出口总额100%； （2）“*”为历年累计总额的比值。资料来源：（1）江苏省统计局：江苏统计年鉴. 2006； （2）江苏省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厅数据资料，； （3）台湾“统计资讯网”，重要经社指标速报，； （4）本研究计算整理。 3.商品结构历经调整，电子资讯产品成为主流 1985年以前，台湾输往江苏的产品全部为消费品。之后，台湾当局逐步放宽对大陆出口及投资，在台商投资的带动下，台湾对江苏的出口贸易，发展成为主要凭借大批加工出口产业的移入，而向江苏输出成套机器设备和用于生产或加工的原材料、零部件以及半成品等。以1995年为例，在当年台湾输往江苏的产品中，机器设备和化工原料分别占40%和10%，两者合计为总量的一半，其余为纺织品（20%）和其他产品（10%）。这一时期，在江苏输往台湾的产品中，轻纺工业品一直居于主要地位，1995年江苏出口台湾产品中轻工业品占到40%，纺织品占10%，而机电产品则占20% 周茂清：江苏台湾两省经济合作问题研究（续），江苏经济探讨，1997年第5期，第44页。 20世纪90年代后期，台湾电子资讯产业的迅速崛起，掀起该产业中中下游企业对大陆的投资热潮，纷纷进行“前店后厂”的生产布局，江苏也随之发展为大陆电子产品的主要生产和出口贸易基地，电子资讯产品开始逐渐取代传统出口产品而成为苏台贸易的主要产品。近年来，江苏对台出口主要集中于光驱、显示器、液晶屏幕、鼠标和键盘等电脑零配件，以及集成电路、二极管和印刷电路等电子产品，从台湾进口则以电机设备及其零件、光学仪器及其零件以及机械用具及其零件为主。 （二）台商对江苏投资发展特点 1.发展跨越四个阶段，逐渐进入稳定成长时期江苏引进台资最初始于1988年，相对晚于广东、福建两省，但发展迅速。经过近20年的发展，到目前为止，江苏已经成为大陆吸引台商投资最为活跃的地区之一。台资企业聚集江苏，已经融入并影响到全省经济社会的各个方面。概括来看，台商在江苏的投资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表4-3：台商对江苏投资统计年份台湾统计数据大陆统计数据件数（项）核准金额（亿美元）单项规模（万美元）件数（项）协议金额（亿美元）单项规模（万美元）到资额（亿美元）19901991199219931994-601.18196.670.2711276.7960.25247147219138561.2614.0316.9751.0110088.700.322.345.6257.66166.899.494.949.282.354.466.721995199619971998199920007464851*346*902253.683.286.594.083.249.31496.77512.7377.42*118.05*359.79413.5881152946240039758413.11224.495.8120012002214639*10.4622.23488.90347.90*691137349.83241.424.594.16200320042005815*37032726.0124.8721.35319.15*672.10417.8912381062-34.7838.91-280.94366.38-18.2810.228.67累计5142135.10262.7412095227.73189.3697.52注：（1）2005年数据为初步估算数； （2） “*”含当年依据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第35条规定，向台湾“经济部”提出补办申请核准案件件数及金额； （3）此处江苏不包括上海。资料来源：（1）台湾“经济部投资审议委员会”华侨及外国人投资、对外投资、对中国大陆投资统计月报. 2005年9月统计； （2）江苏省统计局江苏统计年鉴. 2000、江苏统计年鉴. 2001、江苏统计年鉴. 2002、江苏统计年鉴. 2003、江苏统计年鉴. 2004、江苏统计年鉴. 2005、江苏统计年鉴. 2006； （3）江苏省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厅数据资料，； （4）本研究计算整理。 （1）初期起步阶段（19881991年）。1988年，台资首度进入江苏，当年全省新批台资项目（直接投资，下同）8项，协议台资186万美元，台商实际投资26万美元。此后，台资企业逐年增加，1991年当年新批台资项目192项，协议台资1.26亿美元，台商实际投资3210万美元。四年间，全省累计新批台资项目281项，协议台资2.69亿美元，台商累计实际投资4492万美元。（2）快速发展阶段（19921993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发表之后，台商在江苏投资掀起高潮。1992年当年新批台资项目1472项，协议台资14.03亿美元，实际到资额2.34亿美元，分别为前四年（19881991）总和的3.99倍、4.2倍和4.1倍。1993年台商投资再上新台阶，当年新批台资项目1913项，协议台资16.97亿美元，实际到资5.62亿美元。（3）回落调整阶段（19942000年）。1994年，受大陆通货膨胀及宏观调控等经济情势变动以及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外商在华投资有所减少，台商投资江苏也开始步入调整时期。19941998年的各年中，江苏批准台资项目分别下降到856、811、529、462和400项。19942000年平均每年批准台资项目577项，协议台资金额10.11亿美元，实际到资额则回落至4.75亿美元。（4）稳定成长阶段（2001年至今）。进入21世纪，台湾经济在岛内政治乱象、国际经济形势波动等多方面因素影响下，呈现出低迷发展态势。与此同时，大陆经济保持高速增长。岛内产业加快向大陆转移的步伐，台商在江苏投资再掀高潮，并逐步进入稳定发展阶段。2003年，江苏全省批准台资项目1238项，协议台资34.78亿美元，台商实际投资18.28亿美元，分别占当年对大陆投资总量的27.5%、40.6%和54.1%，与2000年相比，三项指标年均增长28.5%、38.4%和46.5%，分别高于大陆同期增幅15.4、10和32.8个百分点。截至2005年底，江苏累计批准台资项目13200项，协议台资279.12亿美元，台商实际投资94.12亿美元，分别占大陆台商投资累计总额的19.38%、31.12%和22.53%。2.项目规模不断扩大，投资理念注重长期发展 江苏所拥有的经济基础扎实、交通方便快捷、投资环境良好、居民素质较高、人力资源丰富以及市场潜力巨大等众多发展优势，对台资产生强大吸引力。到2003年9月，台湾百大民营企业中已有60多家来江苏兴办了200多家企业，而电子、通信、机械、石化、纺织、建材、塑胶、橡胶、制药、服装、家具以及食品等行业的300多家台湾上市上柜公司和行业龙头企业也已陆续进驻江苏。在江苏投资的台湾企业中，总投资额超过1000万美元的有1700多家，其中20家企业投资规模在1亿美元以上 人民网：台资聚集江苏 苏台经济合作前景阔，2003-09-19。2000至2005年，江苏台商投资单项规模已达443.25万美元，是同期台商在大陆投资单项规模的2.41倍。由于投资效益普遍趋好，投资回报率较高，台商投资理念渐趋理性化和长期化。表现为：一是台资企业的资金到位率与开业率逐年提高，平均超过60%，苏州等地更是高达70%以上 中国网：苏南成为台商投资大陆最钟情的热土，2002-01-15。在先期落户江苏的台资企业陆续进入投资回报期的利好形势下，台商投资江苏信心倍增，纷纷增资扩股，实施长远发展战略。截至2004年底，江苏已有1000多家台资企业增资，增资额超过40亿美元 文新传媒：近四年江苏吸引台资居大陆首位，2005-01-11。，增资扩股已成为江苏台资稳健增长的重要支点。二是岛内工商界人士纷纷进入江苏考察，以寻找发展商机。仅2003年一年，通过官方的正式渠道进入江苏进行投资考察的台湾工商界团队就有150多批、3000多人（次），其中不乏岛内著名大企业及行业公会组织，较往年有大幅增长 江苏省统计局：台商投资在江苏的发展趋势及其影响，.htm，2004-12-27。3.投资产业关联度高，产业集聚效应初步显现 在外向型经济引导下，江苏台资企业的产业集聚效应已初步形成，行业龙头企业与中小企业配套协作、相互促进。其基本形态包括：多家厂商向同一供应商购买中间产品、多家厂商向同一上游企业供应零组件 这是昆山台商投资中最典型的现象。据统计，当地台商彼此之间的采购比重已达到60%以上。、劳动力集聚以及沟通效应的产生。具体表现为：龙头带配套。台湾大企业先期进入，带动配套企业跟进，实现规模生产、协作配套链接和基地化发展，形成以大企业为核心、配套企业为辅助的紧密结合型企业群体。例如，台湾IC行业的联华、英业达等著名大企业在苏州和南京投资后，带动台湾100多家配套厂商跟进；而自行车行业的捷安特等龙头企业落户无锡、常州、昆山、太仓等地后，也吸引了100多家中小企业前来配套。配套引龙头。台湾大量中小企业落户后，形成较为齐全的产业配套能力，吸引岛内优势龙头企业前来投资，从而形成关联企业群体。例如，一批台湾电子元器件生产厂商到吴江投资后，吸引台湾大企业先后入驻，使吴江一跃成为台资电子制造业的集聚地。而目前，苏州地区的台资IT产业已逐步实现电脑及周边产品、电子基础材料、通讯系统等产品的规模生产；无锡地区初步形成了以光电子和资讯零件加工为主的企业集群；南京、镇江、南通、扬州和常熟沿江地区则聚集了一批台资石化、建材和钢铁企业，且投资规模较大、关联度较高。 4.产业链正加速形成，电子信息产业成为主体 近年来，台商投资江苏呈现出宽领域、多层次的发展格局，部分投资已从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向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电子信息产业尤其成为投资的新热点。江苏现有电子信息类台资企业1000多家，包括联华、鸿海、宏基、华硕、台达、仁宝、英业达等众多台湾知名电子企业，有效带动了上中下游企业的跟进投资。目前，江苏台资电子信息产业已初步形成从零部件到电脑整机生产的完整产业链，展现生产协作配套齐全以及研发、设计、制造销售同步发展的格局。台商在电子信息产业累计投资已占在江苏总投资的50%。台湾前20家最大的电子信息类上市公司中已有17家落户江苏，而十大笔记本电脑公司中也有9家来江苏投资。一批台湾大企业还与东南大学、苏州大学合作投资开发IT产业技术和开展人员培训。至2004年10月，昆山已集聚了500多家台资IT企业，投资总额达68亿美元，形成年产1000万台笔记本电脑、1000万台数码相机、1000万台手机的生产能力。苏州高新技术产业区台资企业生产的主机板、芯片电阻、液晶电视逆变器等产品产量业已位居世界第一 浙商网：沪苏浙地区：台资进入“各取所需”，ml，2005-05-18。 5.投资领域不断拓展，服务行业投资进展加快 除了传统制造业，台商在江苏投资正逐步向农业、基础产业和现代服务行业延伸，对能源、仓储、房地产、教育卫生、商业零售、金融以及旅游等行业的投资日趋增多。台湾彰化银行已在昆山开设代表处，并有可能成为大陆第一家获准经营普通业务的台资银行。台商在江苏开设的炎黄大学、明达大学、培尔学院和建东大学等高校，其毕业生就业率高达95%。台商在苏州、无锡、南京等地开办的大型超市以及酒店等服务性设施达290多个。而江苏的台资房地产开发公司和台资餐饮娱乐酒店项目也已超过300个。此外，台资担保公司、电子商务、医疗康复机构、人才中介、会计事务所、咨询公司、物流公司等，均已在江苏相继出现 人民网：台资聚集江苏 苏台经济合作前景阔，2003-09-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