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康纳作品中的女性主义批评

奥康纳作品中的女性主义批评弗兰纳里？奥康纳1925年出生于美国佐治亚州的萨凡纳市。1955年她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好人难寻问世，两年后获得欧？亨利奖；1964年去世。奥康纳将目光聚焦美国南方，从普通美国南方人的生活中提炼故事，其作品弥漫着强烈的宗教色彩。在奥康纳的作品中，善与美是匮乏的，邪恶却无处不在，对人性的丑陋极尽嘲讽。也许是怪诞风格过于明显，奥康纳作品中的女性意识常被人忽视。本文认为，奥康纳的作品中也常常出现女性主义意识的表述，犀利地嘲讽了父权社会剥夺妇女话语权、压制女性自我意识的行径，具有强烈的反抗精神。从女性主义批评的角度对奥康纳作品进行研究分析，解读其背后的女性意识，能够颠覆作品的表层意义，从而更加丰富我们对奥康纳作品的认识和理解。建立在女性主义批评理论基础上的女性主义阅读就是抨击男性经典文本中长期以来被人们忽视的厌女症(misogyny)话语，以及背后的与性别相关的政治因素，并用女性主义观点重新解释、评价作品中女性人物的命运，提高妇女的女性意识。女性主义批评就是要把植根于女性内心的男性偏见去除，引导女性读者以一种“抗拒”的态度来阅读男性文学作品。隐喻是文学批评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女性主义阅读非常关注文本的隐喻功能，对文本中经常反复出现的意象或原型给予高度关注。从女性主义角度去分析文本中的隐喻可以挖掘更多的被读者长期忽视的深层意义。女性主义阅读理论同样也关注叙事这样的文本要素。叙事学研究跟结构主义有着密切的关系，对文本的女性主义阅读就是对文本的重新解构，具有强烈的颠覆色彩。叙事学研究的主要问题是叙事人称。女性第一人称叙事则被宣称为女性写作的革命，体现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和自我肯定，从而解构男性文本中对女性的误解，瓦解被男性文本定格的女性形象。而女性作者设立的男性第一人称叙事则体现出另一种革命色彩，它实现了作者与叙述者的分离，并使女性作者成为男性叙事的潜在解构者，从而消解父权秩序的权威。戏拟作为一种文本策略，在女性主义阅读理论中也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戏拟一般都具有嘲弄经典形象、瓦解传统文本权威的力量，女性主义阅读正是通过发现戏拟来解构传统文本中的男性观、消除读者对男性英雄、绅士君子的幻想。本文拟从上述三个重要的方面入手，使用女性主义阅读理论的方法对奥康纳的代表作品进行分析研究，探寻其背后的女性意识，为我们更深入地理解作品做一尝试。隐喻：“看不见的”和“没有声音的”女性人物奥康纳的早期作品天竺葵以及后来由这部短篇故事改编的审判日，讲述的是老X先生去纽约的女儿家里准备安度晚年，却无法适应那里的生活。在这个故事中，奥康纳对X先生的女儿基本没有描述。她在整个故事中没有出现，也没有名字，她充当了一种令人厌恶的角色。奥康纳作品中的很多鲜明、生动的女性角色连名字都没有，如好人难寻中的老祖母就没有名字，故事中只提到了儿子贝利的名字，甚至贝利妻子这个角色也和老X先生的女儿一样没有名字，只是用“孩她妈”来代替。为什么奥康纳没有为这些女性角色设定名字呢？笔者认为，名字代表着身份和地位，这些女性角色缺少名字和存在感，让人产生“看不见”的感觉，暗示女性缺乏社会地位的现实。在女性主义批评理论的基础上梳理这些女性人物，对文本进行女性主义阅读，可以让我们发现文本中长期以来被人们忽视的厌女症话语：这些女性人物要么根本没有姓名，要么没有话语权，要么就是男性主人公想要摆脱的令其厌烦的人物。二叙事：男性视角和女性视角的冲突奥康纳的作品中叙事人称并非单一不变，在她的作品中，叙事者与作者、读者三者是分离的，叙事人称时常发生转换，而且转换手法相当隐蔽，不宜被读者察觉。在奥康纳众多作品中，好运降临很少被提及，而为数不多的评论则多是对女主人公鲁比从头到尾加以嘲弄。故事一开始对鲁比做了这样的描述：“她站直了身子是个身材矮小的女人，身形和骨灰罐差不多，有一头深红色的头发，满头顶着香肠般的小卷，从杂货店回来的一路，天气炎热加上时间的行走，有的小卷散开了，向四下里怪异地东指西戳。”这里，叙述视角是第三人称叙述，口吻的基调定格在了可笑上。接下来，叙述者讲述了鲁比的境况，很显然主人公对自己的境况很满意，尤其是和自己的家人比较时。鲁比嫁给了一个做生意的人，远离小镇，居住在城里。她和家里几个孩子不一样，是唯一有见识的。这些在第三人称叙事视角下的描述会让读者对主人公的形象和认识产生抵触的反应，增强嘲笑的口吻。在对鲁比介绍完后，叙述视角从全能视角转换成了鲁比，也就是女主人公的视角，成了内视角，并且围绕她爬楼梯过程中的感受展开。当鲁比站在楼梯口时，看到一层层向上越来越陡的楼梯时，显示了厌恶的情绪。之前八十七号公路上看手相的罗力达太太告诉她病程会相当长，并且伴随着好运的降临。罗力达太太说完后毗牙咧嘴的笑了，她笑是因为她虽然知道鲁比已经怀孕但却未对鲁比道破，将生孩子比作幸运降临，认为鲁比会喜欢生孩子，这为后文埋下了伏笔。鲁比却一厢情愿地认为这个好运正是她一直以来期待已久的搬家：她渴望搬离现在的公寓，居住在郊区的两层小楼里。接下来，鲁比将三十四岁的自己和三十四岁时的母亲做对比：鲁比母亲在三十四岁时，头发已经花白，鲁比眼中的母亲就是一个生育机器。生孩子在鲁比的视角里就是医院医生用器械捅几下，所有关于生孩子的经历在鲁比的眼中就是痛苦的。这些从鲁比嘴里描述的母亲和姐妹的情况正是说明了男权社会把女性当做生育工具，使其过早的衰老，让读者对鲁比的母亲和姐姐们充满了同情。鲁比将母亲的衰老归结于生孩子，而拒绝生孩子,拒绝成为生育机器正是女性意识的直接表达，是女性对自己的重新认识。南希？弗莱迪提出父权制理论家用母性本能作为手段来桎梏阅读习惯和思维。男性思维阅读认为女性生来就是要做母亲的，一旦成为母亲就要本能、自然地热爱我们的孩子并且竭尽全能地为孩子奉献一切。弗莱迪进一步指出母性本能可以使读很容易就赞同男性思维的习惯，成为赞同性读者。很显然，这是男性阅读赋予读者的意图，所以女性主义阅读要求读者进行抗拒性阅读。有些女性不不希望成为母亲，比如鲁比。这就使她缺乏女性气质吗？难当女性就一定要成为母亲吗？没有成为母亲的女性就不完整吗？这里通过女性叙事者的声音直接肯定地表达了女性主义观点，而这样的声音显然是违背男性思维模式的，是对男权社会的一种挑战。这也让我们明白为什么鲁比这个人物会有如此多的负面评价。男性叙事视角者和女性主人公叙事视角两种视角，正是男性叙述者和女性叙述者两种声音的直接表达，种转化给了读者很大的启示，从而解构男性阅读思维中对女性形象的定位，并且成功地表达了女性自主的声音。三戏拟：传统父权形象的颠覆人造黑人是奥康纳最中意的短篇故事。故事讲述的是一对祖孙的亚特兰大旅行。黑得先生为了炫耀自己曾经去过亚特兰大，并且确立自己的家长制地位，顺便教训一下孙子尼尔森，特意安排了亚特兰大之行。尼尔森对这次亚特兰大之行也充满了期待，这是他了解外面世界的一次机会。在这之前，黑得先生一直用自己不公正的社会价值观，特别是种族歧视观念影响着尼尔森。黑得先生传授给孙子的就是黑人比白人低下。文中对黑得先生的女儿，也就是尼尔森的母亲并没有太多描述。只是提到她从外面回来时就带回了尼尔森，暗示了她并没有结婚就有了孩子。之后她离开了家，把尼尔森留给了黑得先生独自抚养。这样的环境决定了尼尔森对黑得先生的依赖，而黑得先生正是通过这种依赖对尼尔森的方方面面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并且企图控制尼尔森的思想，树立自己的家长权威。这次旅途过程中，对尼尔森而言是第一次去亚特兰大这样的大城市，他不得不听命于祖父，而黑得先生一步步确立了自己的地位。但是黑得先生已经很久没有进城了，他们迷路了。于是疲惫地找寻出路，后来尼尔森坐在路边休息并且很快睡去，醒来发现祖父不见了，情急之下一路狂奔，慌乱中撞倒一位老太太而被路人包围。而黑得先生在众目睽睽之下否定了和尼尔森的亲属关系。这样的否定一方面使故事达到了高潮，另一方面则是通过故事表层所表现的对人物关系的否定，更深层次地表达了对男性权威、家长制的否定，打破了黑人和白人这样的二元对立。尼尔森发现自己信任并把他当作依靠的爷爷突然变得无比矮小和低劣。之前他一直十分信赖祖父，心理上认可他的家长地位。可这次撞人事件突然让尼尔森意识到这个依靠随时可以背叛他，丢弃他。这使尼尔森陷入了迷茫和痛苦之中。在这里，戏拟手法的使用，嘲弄并且打破了黑得先生的傲慢和偏执。一直以来，他处心积虑建立自己的家长地位，然而当着一位老太太的面，黑得先生对他们的祖孙关系进行了否定。可见，奥康纳对这一情景的安排以及戏拟手法的使用充分体现了作者隐藏的女性意识：爷爷背叛了自己的孙子，这样的祖孙关系在关键时刻没有经得住考验，男权社会的家长地位瞬间被击溃得不堪入目。这与之前黑得先生处心积虑地建立权威地位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使读者认识到黑得先生的虚伪和可笑。这种嘲弄瓦解了黑得先生为代表的男性家长制的权威，消除了男性权威试图建立的统治地位，从而达到了女性主义批评的目的。从上面的论述来看，在奥康纳的文学作品中能够发现很多符合女性主义批判理论的文本要素，能够看出奥康纳在作品中对当时男权文化非常浓厚的南方社会中的女性地位给予了非常巧妙的描述，通过隐喻、叙事、戏拟等艺术手法，让读者在阅读作品的同时能够明显感觉到被边缘和不快的感觉，特别对于女性读者来说尤为如此。通过这些负面的感觉，可以说，奥康纳在巧妙地激发女性读者的“抗拒感”及对男权文化的厌恶情绪，促使这些读者反思男权文化带来的负面影响，达到女性主义阅读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