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预的“经承旧史”说及其影响——《》性质讨论之二

文章来源 毕业论文网 杜预的“经承旧史”说及其影响春秋性质讨论之二文章来源 毕业论文网 摘  要：所修春秋是作者借以“道义”的学著作，而非学著作，汉魏以前史无异辞。在今文经学衰微的背景下，晋初杜预率先提出春秋“经承旧史”之说；受该观点影响，后世学者多视春秋为历史学著作，不仅造成许多观念上的混乱，同时也对历史学科的发展产生了消极影响。本文认为，无论就作者的主观动机或论著的客观效果而言，春秋都不是历史学著作。关键词：杜预；“经承旧史”；孔子；春秋；经今古文之争 一、杜预“经承旧史”说之批判        孔子春秋一书的性质，是学术史上聚讼纷纭的问题，而将它视为历史学著作，则是近代以来许多学者的一个共通性错误。金毓黻说：“孔子身非史官，而修春秋，诚由王官失守，学下逮庶民之故。”1（第29页）李宗侗认为：“真正有系统的古史，现存者当以春秋为首。”2（第16页）又说，“春秋之为史，不待言矣”。2（第3334页）白寿彝先生中国史学史教本说：“春秋末年，孔子开私人讲学和私人撰史之风，突破了宗周以来学在官府的藩篱。他所修的春秋，是现在所知道的第一部私人撰写的历史著作，也是现存的中国史学上最早的编年体史书。”3（第16页）此外如王树民中国史学史纲要4、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纲5等著作均持此论。导致上述误解发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西晋学者杜预的“经承旧史”说则是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杜预（222284），字元凯，晋京兆杜陵（今陕西西安东南）人，文帝时尝拜尚书郎，袭祖爵丰乐亭侯，后转参相府军事，任镇西长史等职。据晋书本传记载，“预博学多通，明于兴废之道”，“既立功之后，从容无事，乃耽思经籍，为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又参考众家谱第，谓之释例”6。除集解、释例外，春秋左传序（亦名春秋序）是杜氏研究春秋问题的又一重要论著。       春秋左传序云：“（春秋）发凡以言例，皆经国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书之旧章，仲尼从而修之，以成一经之通体。其微显阐幽、裁成义类者 ,皆据旧例而发义 ,指行事以正褒贬。”杜预进一步解释道：“春秋者，鲁史记之名也。”又说：“周德既衰，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赴告策书，诸所记注，多违旧章。仲尼因鲁史策成文，考其真伪，而志其典礼，上以遵周公之遗制，下以明将来之法。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则刊而正之，以示劝戒。其余皆即用旧史，史有文质，辞有详略，不必改也。故传曰其善志，又曰非圣人孰能修之？盖周公之志，仲尼从而明之。”7       据杜氏说，春秋是孔子有感于当时史官失职（“周德既衰，官失其守”），史书记载失实（“赴告策书，诸所记注，多违旧章”），乃依据有关资料修成的史学著作。春秋的体例与采自鲁国旧史（“孔子因鲁史策成文”），思想则沿袭源自周公（“盖周公之志，仲尼从而明之”）。清代今文经学家皮锡瑞将上述思想为“经承旧史”四字8（第3页），可谓精当。       “经承旧史”说以春秋为历史学著作，否定了自从孟子、司马迁以来关于春秋非史的传统看法，实际上，这一结论是不能成立的。首先，孔子春秋虽以鲁史春秋为依据，但或笔或削，绝非简单继承。史记孔子世家记载说：“孔子在位听讼，文辞有可与人共者，弗独有也。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其中“知我罪我”之说，尤见笔削前后，春秋面貌已全然不同。       春秋不是旧史的简单继承，尤其表现为其中蕴涵了作者全新的政治理念。孟子离娄下云：“晋之乘，楚之檮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是说诸侯史书异名而同实，孔子春秋的独特之处在于作者对其赋予深义，孟子原文堪称自然明白。杜氏引这段话说：“楚谓之檮杌，晋谓之乘，而鲁谓之春秋，其实一也。”7删去孔子“其义则丘窃取之矣”一语，顿使文义大变，可谓断章取义。孔子所谓“义”并非“史义”，春秋的删削动机及价值可以为证，孟子滕文公下说：“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就价值而言，孔子作春秋堪与大禹、周公的功业相媲美，“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司马迁的表述略同，史记太史公自序引董仲舒的话说：“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同篇又引孔子语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由此可见，杜预以春秋为旧史之续的说法不足凭信。       其次，春秋大义为孔子所创，与周公无涉，杜氏以其义例源自周公的说法同样出于附会。关于后者，杜氏用“韩宣子适鲁”之事以证成己说，“韩宣子适鲁，见易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韩子所见，盖周之旧典礼经也”。7此事见于左传昭公二年，原文如下：”春 ,晋侯使韩宣子来聘 ,且告为政 ,而来见 ,礼也。观书于太史氏 ,见易象与鲁春秋,曰 ：周礼尽在鲁矣 ,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杜预注 ：“鲁春秋,史记之策书。春秋遵周公之典以序事。”又云 ：“易象、春秋,文王、周公之旧典、礼经。”并借此推论说 :“韩子所见 ,盖周之旧典、礼经也。”9实际上，作为周公旦始封之国，鲁国无论在气象还是治国理念方面都深受周公影响，乃是韩宣子赞誉鲁史兼及周公的真正原因，此外别无深义，杜预据此得出春秋继承”周公之遗志”的结论，显然属于牵强附会。       基于上述原因，“经承旧史”说曾经遭到历史上诸多有识之士的诘难，其中皮锡瑞对杜预谬说的批评尤具代表性。皮锡瑞说：“自孟子至两汉诸儒，皆云孔子作春秋，无搀入周公者，及杜预之说出，乃有周公之春秋，有孔子之春秋。”8（第3页）又说：“杜预引周礼、孟子皆不足据。孟子言鲁之春秋，止有其事其文而无其义。其义是孔子创立，非鲁春秋所有，亦非出自周公。若周公时已有义例，孔子岂得不称周公，而攘为己作乎？杜引孟子之文不全，盖以其引孔子云云，不便于己说，故讳而不言也。此杜预自谓创获，苟异先儒，而实大谬不然者也。”8（第3页）皮氏为今文经学家，生平所论虽不乏门户之见，但他对于杜说的批评可谓有理有据、入木三分。       “经承旧史”说在某种意义上并非杜预个人的错误，作为东汉以后今、古文经学势力消长的副产品，该观点不是正常学术争鸣的结论。众所周知，两汉今古文经学在经历了数百年的争论之后，最终以今文经学的衰微而告终。春秋三传当中，公、谷重义，左氏重史，东汉以后，作为春秋今文经的公羊学日益衰落，几成绝学。相反，左传则受到学者空前的重视，以左传解读春秋，乃至刻意拔高左传在春秋学中的地位，成为世风所趋。钱穆先生曾指出：“惟其西汉经学，到东汉以后渐渐变成像史学，所以当时人说孔子，便联想到周公，南北朝，更常见是周孔并称了。六经不复是孔子一家言，诗、书、礼、乐都传自周公，春秋仅占六经之一部，亦属周公之旧典，而且其书价值可以远逊于左传。”10（第291页）杜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