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必良——合约：东进案例

,单击此处编辑母版标题样式,#,单击此处编辑母版文本样式,第二级,第三级,第四级,第五级,合约不稳定与合约治理,广东东进农牧股份有限公司的土地承租,罗必良,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2,研究目的：,本文通过东进公司的土地承租案例，试图说明一项不稳定的合约是如何得以存在并延续的。,为什么选择了一项不稳定的合约？为什么不改变合约本身，而是选择了维护原有合约的治理方式？,东进公司的创新性试验就是：以合约匹配合约、以合约治理合约。,3,一、问题的提出,广东东进农牧股份有限公司是香港恒兴食品有限公司的董事长何新良（惠东县白花镇莆田村人，,1974,年偷渡到香港谋生，从事生猪屠宰）于,1997,年在莆田村百岭村民小组（自然村）筹建成立的。,东进公司承租了百岭村全部,2729,亩的土地。租期为,30,年，租金按每年每亩,1000,斤稻谷的市价折算现金，并直接支付给农户（大约,400,元）。公司将分散于农户的土地集中起来，经营活动由家庭经营全部转化为企业化经营。公司承诺安排全村劳动力就业，但村民可自由选择是否进入公司工作。工人的基本月薪为,800,元，超额完成任务有奖。,东进的土地租赁在本质上即为学界所说的,“,反包倒租,”,。但这一方式一直受到人们的质疑（陈锡文，,2002,；段应碧，,2002,；张红宇等，,2002,）。,事实上，在土地承租的过程中，事后的机会主义经常成为纠纷的根源。,4,可以认为，东进公司与百岭村的土地租约是不稳定的。但是，一项不稳定的合约却延续了,10,多年，公司由一个一条生产线的饲养场逐步发展成为了拥有,7,家子公司的农牧业集团公司，并分别于,2001,年、,2002,年、,2004,年被评为市级、省级、国家级农业龙头企业。且,10,多年来没有一户村民上访、闹事。,至少在目前看来，东进与百岭及周边村庄的合作是成功的。,我们的问题是：一项不稳定的合约是如何得以存在并延续的。,本文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背景说明与问题的提出；,第二部分在简要评论商品合约与要素合约的基础上，介绍了东进公司与农户的合作是如何从,“,订单农业,”,走向,“,土地承租,”,的；,第三部分揭示了土地承租之关系型合约的不稳定性，进一步分析了东进公司的合约维护方式及所存在的问题；,第四部分阐明了以合约匹配合约、以合约治理合约的创新性治理策略；,第五部分是进一步的讨论。,5,二、从商品合约到要素合约：东进公司的实践,（一）两类合约及其评论,在农业产业化进程中，,“,公司,+,农户,”,是一类重要的组织形式。公司与农户的合约关系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商品合约，最典型的形式被称之为,“,订单农业,”,；,二是要素合约，最典型的形式是由企业进行的,“,反租倒包,”,。,周立群等（,2002,）认为龙头企业的,“,声誉机制,”,与专用性投资能够保证商品契约完全有可能在长期内稳定，进而认为商品合约优于要素合约。同样，对巴西、墨西哥、南非及波兰等国家有关订单履约的研究成果亦表明，信誉与专用性资产的投入对于提高订单履约率有很大影响。,研究的缺陷：假定合约中所交易的农产品是同质的，或者其产品质量是易于考核与评价的。,当龙头企业形成专用性投资后，恰恰是农产品的异质性、质量维度的多样性所决定的高昂考核成本，极易导致农户履约的机会主义行为，并易于引发农产品合约交易的,“,柠檬市场,”,（最近的,“,豇豆事件,”,即是证明）。事实上，我国订单农业的违约率高达,80%,。,6,（二）从订单农业到土地承租：东进公司的选择,在东进公司进入之前，百岭村已有一位庄性香港人建立了一个,“,连心猪场,”,，但由于没有控制好仔猪的来源，导致经常发生疫病；直接收购市场上的生猪，由于来源广泛，难以进行疫病检测，无法保证屠宰肉的品质，使得猪场连年亏损直至倒闭。,通过吸取,“,连心猪场,”,的教训，东进公司选择了自建种猪场向农户提供仔猪、自建饲料厂向农户提供饲料、统一提供防疫药物与技术指导，以及,“,订单收购,”,和,“,保底利润,”,的,“,公司,+,农户,”,合作方式。合约规定，公司收购签约农户饲养的出栏生猪，在扣除农户向公司购买仔猪、饲料与防疫药物的支付以外，保证每头生猪赢利不低于,50,元，如低于,50,元则由公司补贴。,实践表明，上述订单式的商品合约很快受到了挑战，出现了防疫难、农户违约等多种问题,“,订单收购、保底利润,”,使东进公司陷入了困境。,于是，,2002,年东进公司通过承租百岭村,2729,亩土地，建成了一个现代化的养猪场。以满足公司贸易所需。,7,三、土地承租：合约不稳定性与合约治理,（一）关系型合约及其不稳定性问题,东进公司的土地承租及其要素合约可以视为,“,关系型合约,”,，并具有不稳定性。,（二）合约治理：对不稳定合约的维护,1,、初期的治理：,“,行贿,”,机制,基础设施、居民新村、公益事业与福利补偿,2,、维护关系稳定：替代机制,土地合约：随着非农产业的发展与农业的投资竞争，土地租金逐步形成了上升趋势。为了避免村民对地租的,“,要挟,”,，东进公司提供了多个利益补偿的替代办法。,劳动合约：东进公司所支付的用工工资在当地并不算高，但若干替代机制发挥了作用：观念引导、职位竞争机制、失业保障、养老预期,8,3,、合约治理的关键：形成,“,权威,”,机制,上述一系列的治理机制无疑是高成本的。东进公司向村民的,“,行贿,”,与福利供给，会不会导致村民,“,偏好,”,的路径依赖与,“,边际福利要求,”,的轮番递增？回答是否定的。关键就在于东进公司构建了作为,“,防火墙,”,的,“,权威机制,”,领袖权威、政府权威、,“,长老,”,权威,（三）新的难题：规模扩张的合约成本问题,东进公司与百岭村农户的土地承租合约，的确隐含着高昂的维护成本。然而，这一高成本的背后，也为企业带来了若干好处。,关键的问题是，如何扩大养殖规模？百岭村,2729,亩的土地其生猪饲养的承载能力是有限的。一方面是环境压力；另一方面是疫病风险。,在百岭村的关系型合约显然是难以大规模复制的。东进公司在其多个年度总结中均反复强调：随着公司的发展，政府、民间对企业的诉求越来越多，要求带动的呼声越来越高，要承担的社会责任越来越多，公司不堪重负。,9,四、进一步的试验：以合约治理合约,（一）试验的策略,东进公司对土地的,“,反租倒包,”,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即只租赁不入股。,由于百岭村土地承载力有限，东进公司在,2004,年之前就开始在百岭村的外围扩建新的养猪场。无论是早期的,“,订单式,”,合约，还是后来的,“,承租式,”,合约，均包含着高昂的交易费用或者治理成本，从而使得公司的扩张与效率受到约束。,在一般的情形下，当一项合约是不合意的时候，人们往往是选择如何变革或者调整合约内容的策略。,我们进一步的问题是：如果一项合约是不稳定的，人们能否不改变已有合约，而是匹配相关联的合约来维护原有合约的稳定及其自我执行？,答案是可能的。东进公司的试验就是：以合约治理合约。,10,（二）要素合约与商品合约的匹配,从,2004,年开始，东进公司充分利用国家扶农的小额信贷政策，通过与政府、农信社、农民的沟通协调，在邻近百岭的西山村开始了新的契约合作。,1,、资本合约：农民贷款入股组建养猪场,（每户出资,3,万元）,、公司提供担保（公司,+,信用社,+,农户）,2,、代理合约：农户不参与养猪场的经营管理（但可自愿参加劳动），,“,自愿,”,委托东进公司全权负责（公司,+,养猪场）,3,、商品合约：养猪场所用的猪苗、饲料、防疫药物必须从公司购买；养猪场出栏生猪由公司收购。,4,、享益合约：如果农户以自有资金出资，则可享受每头猪,80,元（按照,20%,的回报率计算）的回报（以银行贷款出资，回报率为,12%,）；按不同出资方式之回报规定，一年分红两次。,11,可见，新的合约安排实际上是多个合约的匹配集成。在上述合约中，东进的合约风险已经大大下降。,其一，通过资本的要素合约，公司投资由农户出资替代，减缓了公司的投资压力与投资风险；,第二，垄断性地向养猪场提供猪苗、饲料、防疫药物等，化解了公司回收肉猪的部分市场风险，并有效地实现了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第三，分享了农户小额信贷按正常贷款利率下调,5%,的优惠政策。,依然存在的问题是：由于享有,“,保底利润,”,或者,“,回报承诺,”,，农户能够履约,“,养猪合约,”,，但土地承租是公司行为，农户可能会不顾养猪场的经营成本，进一步提出对土地租金上涨的,“,呼吁,”,。,12,（三）新的做法：以合约治理合约,上述合约安排取得的重要进展是：,以农户专用性投资的方式，设置了农户退出土地合约的高门槛（对于年收入不足,4000,元的农民来讲，,3,万元投资显然不是小数目），从而在根本上维护了合约的稳定,以承担资本风险的方式，公司获得了猪场经营控制权，从而避免了管理与技术上的风险,与百岭村的关系型合约不同，西山村尽管依然以,“,何姓,”,为主，但几乎不存在关系治理，形成的是较为正式的合约治理,的确，东进公司在承诺农户,“,保底利润,”,或者,“,回报承诺,”,的同时，实际上承担了所有的成本风险。即使土地租金已经包含在总投资之中，但农户可以不顾公司的经营成本继续提出,“,租金呼吁,”,。事后的事实的确如此。公司发现原有合约的回报率过高，支付的代价太大。,13,与原先的关系合约及其关系治理不同，此时东进利用农户业已形成的,“,投资锁定,”,，掌握了关于土地租金及投资回报谈判的主动权。于是形成了新的回报条款：,1,）保证农户每年获得最低利润率为,9.6%,2,）每年按此利润率,“,预分红,”,，三年一审，如果三年中企业在该养猪场的年均利润率低于,9.6%,，则农户拿到原有的分红不变,3,）养猪场独立核算。如果三年中养猪场的年均利润率高于,9.6%,，则按实际利润率给农户补足分红,14,由于土地租金包含在投资内，东进又是利润核算控制中心，从而能够有效抑制农户对地租的要价,第一，农户地租要价过高，肯定会侵蚀其红利；如果要求增加红利，就必须放弃对地租的过高要求,形成了地租与红利的内在平衡机制,第二，农户出地与出资可能是不均衡的。有的农户可能既出地又出资，有的农户可能只出租土地。而仅仅出地的农户则可能会提出较高的地租要求。由于地租会侵蚀红利，所以过高的地租要求必将难以得到出资农户的响应。于是形成了出资农户与出地农户的关联博弈，从而降低了公司与农户的摩擦成本（对公司而言，是成本外部化）,第三，最关键也是最后的谈判底线是，公司可以利用农户形成的专用性投资进行,“,退出威胁,”,，从而设置了地租与红利的,“,安全阀,”,至此，东进公司与农户的合作关系走向了稳定、可复制，并能够自我执行。,15,五、进一步的讨论,（一）关于,“,核心合约,”,与,“,边缘合约,”,我们曾经提出过,“,核心制度,”,与,“,边缘制度,”,的概念（曹正汉，罗必良，,2003,）。,在本案例中，我们可以发现两个类型的,“,核心合约,”,与,“,边缘合约,”,：,类型一：在百岭村形成的关系型,“,核心合约,”,以及在西山村等,“,外围村,”,所形成的契约型,“,边缘合约,”,。,类型二：作为,“,核心合约,”,的承租合约与作为,“,边缘合约,”,的匹配合约。,生猪养殖具有几个重要的行业特性：一是与其他农业行业相比，具有较高的投资门槛与规模经济性要求。二是易于形成环境污染，这要求必须能够有效控制生猪的规模与饲养密度，以避免,“,环境麻烦,”,。三是存在防疫风险问题。在一个自然村范围内，如果存在主体不同的多家养猪场，一旦其中一家发生疫情，那必定全军覆没。,因此，东进公司必须保证其对土地的控制权。东进公司的做法通常是对整个自然村的土地成片承租，关键在于对其他行为主体的土地经营行为具有排他权，从而获得投资稳定、环境安全与防疫保障。,应该说，所有的关系治理与合约治理都是作为,“,边缘合约,”,来支持土地承租这一,“,核心合约,”,的。与类型一不同的是，前者由决策者的价值信念决定，而土地承租作为,“,核心合约,”,则是由产业的特性决定。,16,（二）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