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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击此处编辑母版文本样式,第二级,第三级,第四级,第五级,*,单击此处编辑母版标题样式,第六讲 中国古代的司法文化,一、 司法机构设置中司法与行政合一,(一)皇帝（国王）掌握最高司法权,在夏、商、西周三代国王是最高行政长官，也是最高司法官。,从秦朝始至清朝，皇帝是最高行政长官，也是最高司法官。,1,（二）中央司法机构设置中司法与行政和合,在夏、商、西周三代和封建时代，中央都设置有掌管司法的机构，但这些机构并不是独立行使司法权的机构，而只是协助皇帝（国王）处理司法事务的机构。且这些机构与行政机构的职权是没有严格划分的。如秦汉时期的廷尉，是中央最高审判机关，属九卿之一，其职责是审理皇帝交办的案件和地方不能审理的重大案件，以及审检，平决各郡的疑难案件。但它的丞相，是中央的最高行政长官，有时也负责审理皇帝交办的案件。,再如，明清时重大，疑难案件的会审制度中的九卿会审，其参与的机构包括吏、部、礼、兵、刑、工六部和都察院、大理寺、通行使司等机构，而不只是司法机构参与。,2,（三）地方司法机构设置中的司法与行政和合,中国古代从战国时代始，地方就确立了行政兼理司法的制度，行政长官也就是地方的司法官。,3,二、诉讼审判制度中行政与司法的和合,在中国传统的诉讼审判制度中，行政与司法和合的制度最典型的体现在死刑制度上。如关于死刑，隋唐时规定了死刑复核和死刑复奏制度。所谓死刑复核就是地方判决的死刑，要上报中央；由中央或皇帝裁决是否处死。而死刑复奏则是指对已判死刑者，在执行死刑前还要上奏皇帝三次（称三复奏），由皇帝最后决定是否处死。,4,还有清朝的秋朝审制度。秋朝审制度是清朝审理死刑的会审制度。秋审是复审各省死刑案件的一种制度，因在每年秋季举行而得名。朝审是指刑部对京师在押监候死囚的审录。,5,其结果分为情实（罪情属实，罪名恰当）、缓决（案情虽属实，但危害性较小，留待下一次秋朝审时审核），可矜（案情虽属实，但情节不严重，可免于处死），留养承祠或存留养亲（即如被判死刑者是家里的唯一男性无人承祠，就不处死刑，留下来传宗接代；或父母、祖父母年老，无人奉养，先留下来为父母，祖父母养老送终，再执行死刑）。,6,秋朝审制度的确立，虽加强了对死刑的慎重把握，但也加强了行政对司法权的干预。,7,三、中国古代司法文化的特点,中国古代司法制度在漫长的发展演变过程中，以其独树一帜的鲜明特色与世界其他法系相区别。纵观中国古代的司法制度，总结起来主要有以下一些基本特点。,（一）皇权至上，高度集权,在中国古代社会一直实行的是专制主义的统治，法律是出于皇权，并且最终用以维护皇权的统治工具。中国传统的司法制度从萌芽、发展、成熟到瓦解，历时几千年，皇权至上的思想原则对其影响是最为明显的。这是中国传统司法制度的最本质的特征。在司法审判领,域，封建帝王掌握着臣民的命运，从秦到清，,8,皇帝一直是国家司法机关的最高审级，掌握了一切大案要案的终审权。,从司法机关的设置上来看，中国古代司法机关经历了由简到繁，由粗到细，最终走向集权的历史演变过程。 在司法制度上，我国古代司法机关从商周开始直到明清，逐步由单一制的司寇或廷尉变成三法司，三法司是分工配合、相互制约的机制，运行良好，但从宋至明清，三法司的权力逐步集中到刑部，最终被皇帝所控制。,在审判上，司法机关成了御用工具，所有的重案、疑难案件都要由皇帝亲自裁决，只有皇帝行使的才是,最终的审判权，皇帝还可以通过直诉、录囚等方式,直接了解和干预司法工作。,9,（二）司法与行政混同，司法从属于行政,司法行政合一，是中国传统司法制度的又一显著特征。这是与中国传统政治体制专制主义的集权统治形式分不开的。自秦朝建立大一统封建王朝开始，中国各封建王朝一直采用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统治形式，我国历代司法机关都是从属于行政部门的一个分支机构，不具有独立性。从地方到中央，司法都是从属于行政的。在中央，秦汉的廷尉是中央政府的九卿之一，刑部在唐宋明清一直是中央政府的六部之一，但这些司法机关都要绝对服从皇帝的命令，,并一般都要受制于丞相、内阁等中央行,政中枢。,10,在地方上，司法更是处于行政的从属地位，商周时地方司法权由诸侯掌握，秦以后由郡守、县令等各级地方行政机关掌握。虽然地方政府中也设有决曹（汉朝）、司法参事军（唐朝）等专职的司法官吏，但在审级上，下级要服从上级所形成的行政隶属关系，司法权始终没有独立。,行政与司法审判的混同，导致了地方官员倾向于以行政管理的办法来处理司法事务。进而导致了职权主义、武断主义、轻视司法程序等的出现。同时，司法未独立，影响了案件的审判质量。,11,（三）统治阶级享有特权，实行公开的不平等,中国古代法律从维护等级制度出发，赋予贵族官僚以各种特权。“刑不上大夫”的司法原则就是贵族享有司法特权的表现。周代有“八辟”的说法，明确了八种权贵犯法享有特殊的司法待遇。汉代又有“上请”的制度，规定“宗室”“廉吏”等权贵有罪应上请皇帝裁决。魏晋时，“八议”正式入律。,在诉讼制度上，严格限制奴告主，唐、宋、明、清的法律均规定，除大逆以上罪外，奴隶、部曲、雇工不得控告主人及其亲属。上层统治人物不受拷讯，在执行上也公开的不平等。,司法特权违背了法律特有的公平原则，是专,制社会的产物。,12,（四）民刑不分，重刑轻民,中国古代虽然自周代就有了民事和刑事的简单区分，却始终未能形成现代司法制度意义上的民事、刑事的定义。中国古代历朝历代在立法上都没有民法、刑法、诉讼法的区分，而是诸法合体，以刑为主，民刑混合，实体法和程序法相混合。表现在司法制度上就形成了民刑不分、重刑轻民。,造成这一特点的原因有：我国古代一直以自然经济为主，商品经济相对薄弱，且专制统治严苛。同时家法族规起着民事法律关系的调解作用,因为民刑就无从区分，因此更无从谈起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的划分，中国古代司法基本是一套,刑事诉讼程序。,13,（五）刑讯逼供，罪从供定,刑讯逼供在中国为历代统治者实现其司法主张的审讯方式。在中国古代一般是以口供来作为判案的依据的，没有口供就不能定案，“罪从供定”指的是依据口供来最终判定是否有罪、有何罪。所以获取口供便成为审理过程中至关重要的环节，而由此衍生出来的各种刑讯则很常见。,中国约从西周开始，就实行了拷讯，以掠笞为主。在秦汉两朝，刑讯虽然未见于法律，但据云梦秦简的记载表明，拷讯在秦朝已经成为法律制度，被普遍实行，实际上已经合法化。汉景帝时规定了刑具的规,格。南北朝时开始把刑讯写在法律上。唐代时,刑讯得以制度化，对对象、工具、程序都做了,具体规定。,刑讯逼供成为一种扭曲的审判制度,14,（六）礼法结合，以儒家思想为理论基础,在中国古代的司法制度中，以法律的形式确认儒家三纲学说所宣扬的君权、父权、夫权的不可侵犯性，违者致以严刑，如秦代对告诉权的限制，“非公室告”不予受理。,从“引经决狱”，实行秋冬行刑，到“十恶大罪”和“八议”的规定等，许多法律内容都是以儒学的等级伦理关系作为定罪或赦免的标准。,可见，我国司法制度与礼教有着无法分割的,联系。,统治者大都以“德主刑辅”、“明刑弼教”为指导立法与司法的既定政策。,通过春秋决狱和以礼实际调整民事诉讼，使儒家经典法典化。,15,（七）严明法官责任 ，重视官吏赏罚,中国古代有治官之法，明确了法官的责任，制定了一系列选官、考课、奖惩的制度。西周的周公提出的“明德慎刑”的思想，被历代皇帝所强调，要求法官要公正廉洁，不徇私情，罪刑相适应，而且唐、明、清的“重狱慎刑”，更明确了法官如办错案就会丢官甚至是被治罪。可以看到古代对于法官的责任制度规定是相当完备的，法官如果判错了案子，轻者要丢官，重者要治罪，从而确保司法的相对公正。,16,（八）强化御史制度，注重司法监督,有效的监督制度在中国古代的各个朝代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历史上政治开明的时期，大都重视监督，严格执法，御史敢于对不法官吏进行弹劾，保证司法公正，起到了很好的监督作用。,中央监察机关监督法律和法令的实施，对违犯朝廷纲纪的官吏进行弹劾。地方监察机关在全国范围内或在特定的区域内，对地方的司法活动进行监督和检查。,这项制度是监督地方司法，受理申诉和控告的重要方式，因而注重司法监督也是我国古代诉讼制度的一个特点。,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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