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伯峻 试论孔子

杨伯峻试论孔子第一部分孔子身世 孔子名丘,字仲尼,一说生于鲁襄公二十一年(公羊传和穀梁传,即公元前五五一年),一说生于鲁襄公二十二年(史记孔子世家),相差仅一年。前人为些打了不少笔墨官司，实在不必。死于鲁哀公十六年,即公元前四七九年，长年实七十二岁。 孔子自己说:“而丘也,殷人也”（礼记檀弓上）,就是说她是殷商的苗裔。周武王灭了殷商,封殷商的微子启于宋。孔子的先祖孔父嘉是宋国宗室，由于距离宋国始祖已经超过五代，便改为孔氏。孔父嘉无辜被华父督杀害(见左传桓公元年和二年)。据史记孔子世家索隐,孔父嘉的后裔防叔畏惧华氏的逼迫而出奔到鲁国,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纥，叔梁纥就是孔子的爸爸,因此孔子便成为鲁国人。 殷商是奴隶社会,礼记表记说：“殷人尚神”,这些都能从卜辞中得到证明。孔子也说:“殷礼,吾能言之。”(39)孔子所处的时代，正是奴隶社会衰亡，新兴封建制兴起的交替时期。孔子本人便看到这些迹象。譬如微子篇（8）耦耕的长沮、桀溺，不仅懂得孔子，讥讽孔子,并且懂得子路是“鲁孔丘之徙”。这种农民，有文化，通风气,有自己的思想,绝对不是农业奴隶。在孔子生前，鲁宣王十五年,即公元前五九四年,鲁国实行“初税亩”制，即依各人所拥有的田地亩数抽收赋税，这表白了承认土地私有的合法性。诗经小雅北山说：“溥天之下，难道王土。率土之滨,难道王臣。”这是奴隶社会的状况。天下的土地便天子的土地,天子再分封某些给她的宗族、亲戚、功臣和古代延续下来的旧国,或者成为国家,或者成为采邑。土地的收入，大部分为被封者所享有,一部分还得向天子纳贡。土地的所有权，在天子权力强大时，还是为天子所有。她可以收回，可以另行予以别人。这种状况固然在封建社会完全确立后来还曾浮现,如汉代初年，然而实质上却有不同。在汉代后来,基本上已经消灭了农业奴隶,并且土地可以自由买卖。而在奴隶社会,从事农业的基本上奴隶，土地既是“王土”，固然是不得自由买卖。鲁国的“初税亩”，至少打破了“难道王土”的老式，承认土地为某一宗族所有，甚至为某一种人所有。一部春秋左传和其她春秋史料，虽然不曾明确地记载着土地自由买卖的状况,但浮既有下列几种状况。已有自耕农,长沮、桀溺便是。左传记载着鲁襄公二十七年（孔子出生后五年或六年）,申鲜虞“仆赁于野”,这就是说产生了雇农。左传昭公二十五年说鲁国的季氏“隐民多取食焉”，隐民就是游民。游民多来自各方，也很有也许来自农村。游民必然是自由身份,才干向各大氏族投靠。春秋时,商业很发达，商人有时参与政治。左传僖公三十三年记载着郑国商人弦高的事。她偶尔碰着秦国来侵的军队，便假借郑国国君名义去稿劳秦军，示意郑国早有准备。昭公十六年，郑国当政者子产宁肯得罪晋国执政大臣韩起，不肯向无名商人施加小小压力逼她们出卖玉环。到春秋晚期，孔子学生子贡一面做官，一面做买卖。越国的大功臣范蠡协助越王勾践灭亡吴国后,便抛弃官位而去做商人，大发其财。这些现象应当阐明两点:一是社会购买力已有一定发展，而购买力的发展是随着生产力，特别农业生产力的发展而来的。没有土地所有制的改革，农业生产力是不容有较快较大发展的。于是乎又可以阐明,田地也许自由买卖了,兼并现象也发生了，不仅雇农和游民大量浮现，并且商人也可以经营皮毛玉贝等货品，经营田地和农产品。 至于“率土之滨,难道王臣”这一老式，更容易地被打破。周天子自平王东迁后来,王仅仅享有虚名,因之一般土大夫,不仅不是“王臣”，并且各有其主。春秋初期，齐国内乱,便有公子纠和公子小白争夺齐国君位之战。管仲和召忽本是公子纠之臣,鲍叔牙则是小白（齐桓公)之臣。小白得胜，召忽因之而死，管仲却转而辅佐齐桓公。晋献公死后，荀息是忠于献公遗嘱拥护奚齐的，但此外诸多人却分别为公子重耳(晋文公)、公子夷吾(晋惠公)之臣。有的甚至由本国出去做别国的官,左传襄公二十六年便述说若干楚国人才转为晋国所用的事情。即以孔子而言，历来不曾做过“王臣”。她从很卑微的小吏，如“委吏”(仓库管理员）,如“乘田”（主持畜牧者见孟子万章下）,进而受到鲁国权臣季氏的赏识，才进入“大夫”的行列。鲁国不用她，她又臣仕于自己讥评为“无道”的卫灵公。甚至晋国范氏，中行氏的党羽佛佾盘踞中牟（在今河北省邢台市和邯郸市之间),来叫孔子去,孔子也打算去(17)。这些事例,阐明所谓“难道王土”,“难道王臣”的老式观念早已随着时间的流逝,形势的变迁，被人轻视,甚至完全抛弃了。 孔子所处的社会，是动乱的社会;所处的时代,是变革的时代。公元前五四六年，即孔子出生后五、六年,晋、楚两大国在宋国召开了弭兵大会。自此后来，诸候间的兼并战争少了,而各国内部，特别是大国内部,权臣间或者强大氏族间的你吞我杀，却多了起来了。鲁国呢,三大氏族（季氏，孟氏,仲氏）互相兼并现象并不严重,但和鲁国公室冲突日益扩大。甚至迫使鲁昭公寄居齐国和晋国,死在晋国边邑乾候，鲁哀公出亡在越国，死在越国。 这种动乱和变革，我觉得是由于奴隶社会崩溃而逐渐转化为封建社会引起的。根据左传,在孔子出生前十年或十一年,即鲁襄公十年,鲁国三家大夫便曾“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这就是把鲁君的“三郊三遂”(尚书费誓）的军赋所出的的土地人口所有瓜分为三,三家各有其一，并且把私家军队也并入,各帅一军。但三家所采用的军赋措施不同。季氏采用封建社会的措施，所分得的人口所有的军赋解放为自由民。孟氏采用半封建半奴隶的措施，年轻力壮的仍旧是奴隶。叔孙氏则仍旧全用奴隶制。过二十五年，又把公室再瓜分一次，分为四份，都废除奴隶制。这正是孔子所闻所见的国家的大变化。在这种变革动乱时代中,自然有许多人提出不同主张。当时还谈不上“百家争鸣”,但主张不同则是自然的。孔子作为救世者，也有她的主张。她因而把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主张称为“异端”。还说：“攻乎异端，斯害也已。”(21)孔子的志向很大，要做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526）在鲁国行不通。到齐国也碰壁，到陈、蔡等小国,更不必说了。在卫国，被卫灵公供养，住了较长时间，晚年终于回到鲁国。大半辈子精力都用于教育和整顿古代文献。她对后裔的最大奉献也就在这里。第二部分孔子思想体系的渊源 孔子的世界观，留在下面再谈。我们先讨论孔子思想体系即她的世界观的形成的渊源。我觉得从有关孔子的历史资料中选择那些最为可信的,来论定孔子的阶级地位、经历、学术以及所受的影响等等,这就是可以拟定孔子的思想体系形成的渊源。 第一，孔子纵然是殷商的苗裔,但早已从贵族下降到一般平民，她自己说：“吾少也践。”足以阐明她的身世。她爸爸，史记称做叔梁纥。这是字和名的合称，春秋此前有种称法，字在前，名在后。“叔梁”是字,“纥”是名。左传称做鄹人纥（襄公十年）,这是官和名的合称。春秋时代某些国家,习惯把某些地方长官叫“人”，孔子爸爸曾经做过鄹地的宰（即长官），因此叫她鄹人纥。鄹人纥在孔子出生后不久死去,只留得孔子的寡母存在。相传寡母名征在。寡母扶养孔子，孔子也得赡养寡母，因之,她不能不干些杂活。她自己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6）鄙事就是杂活。委吏、乘田或许还是高档的“鄙事”。由此可以说,孔子的祖先出身贵族,到她自己,相隔太久了，失去了贵族的地位。她做委吏也好，做乘田也好，干其她“鄙事”也好,自必有某些共事的同伴。那些人自然都贫贱。难道自少小和她共事的贫贱者，不给孔子一点点影响么?孔子也可以完全挣脱那些人的影响么？这是不也许的。 第二,孔子是鲁国人。在孔子生前,鲁国的政权已在季、孟、仲孙三家之手，而季氏权柄势力最大。以季氏而论，似乎有些自相矛盾的做法。当奴隶制度衰落时,她分得“公室”三分之一，便采用封建的军赋制度；到昭公五年,再“四分公室”,其她二家都学习她的楷模,全都采用军赋的制度。这是她的进步处。但鲁昭公自二十五年出外居于齐国,到三十二年死在乾候,鲁国几乎七年没有国君，国内照常安定自不必说，由于政权早已不在鲁昭公手里。但季氏,即叫季孙如意的,却一点没有夺取君位的意图。还曾想把鲁昭公迎接回鲁国;鲁昭公死了，又立昭公之弟定公为君。这不能说是倒退的，也不能说是奇怪的,自然有它的原由。第一,正是这个时候，齐国的陈氏(史记作田氏)有夺取姜齐政柄的趋向,鲁昭公三年，晏婴曾经向晋国的叔向作了这预言，叔向也向晏婴透露了她对晋国公室削弱卑微的见解。然而，当时还没有一种国家由权臣取代君位的,季氏还没有胆量开这一先例。何况鲁国是弱小国家，齐、秦、晋、楚这些强大之国，能不以此为借口而攻伐季氏么？第二，鲁国是为西周奴隶社会制作礼乐典章法度的周公旦的后裔的国家，当时尚有人说:“周礼尽在鲁矣。”（左传昭公二年）还说：鲁“犹秉周礼”(闵公元年)。周礼的内容究竟如何，目前流传的周礼局限性为凭。但周公制作它，其本旨在于巩固奴隶主阶级的统治，是可以肯定的。这种老式在鲁国尚有不少力量,季氏也就难以取鲁君之位而代之了。孔子对于季氏看待昭公和哀公的态度，是目见耳闻的，却不曾有一言半语评论它,是孔子没有评论呢?还是没有流传下来呢?弄不清晰。这里我只想阐明一点，即孔子作为一种鲁国人，她的思想也不能不受鲁国的特定环境即鲁国当时的国情的影响。当时的鲁国,正处在新、旧交替之中，即有改革，而改革又不彻底，这种状况,也反映在孔子的思想上。 第三,孔子自己说“信而好古”。(71）她的学子子贡说她教师“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1922)孔子自己又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72)可见孔子的学习，不仅读书,并且还在于观测别人,特别在“每事问”。(35）即以古代文献而论,孔子是非常认真看待的。她能讲夏代的礼,更能讲述殷代的礼，却由于缺少文献，无法证明,以至于感慨言之。(39）那么，她爱惜古代文献和书籍的心情可想而知，由论语一书来考察，她整顿过诗经的雅和颂，(915)命令儿子学诗学礼。（163）自己又说：“五十以学易。”（17）易本来是用来占筮的书，而孔子不用来占筮,却当作人生哲理书读，因此才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她引用易“不恒其德,或承之羞”二句，结论是“不占而已矣”。（1322）她征引过尚书。她也从许多早已亡佚的古书中学习诸多东西。举一例子，她的思想核心是仁。她曾为仁作一定义“克己复礼”。(121）然而这不是孔子自己发明的,根据左传昭公十二年孔子自己说的话，在古代一种“志”书中，早有“克己复礼,仁也”的话。那么，孔子答对颜回“克己复礼为仁”,但是是孔子的“古为今用”罢了。孔子对她的儿子伯鱼说：“不学礼,无以立。”(16）这本是孟僖子的话,见于左传昭公七年,孟僖子说这话时，孔子但是十七、八岁，自然又是孔子借用孟僖子的话。足见孔子读了当时存在的许多书，吸取了她觉得可用的东西，加以运用。古代书籍和古人对孔子均有不少影响。 第四，古人,特别春秋时人，有多种政治家、思想家，自然有进步的，有改良的主义的，也有保守和倒退的。孔子对她们都很熟知，有的作好评，有的作恶评，有的不加评论。由这些地方,可以看出孔子对她们的见解和取舍,反过来也可以从中看出她们对孔子的影响。子产是一位唯物主义者，又是郑国最有名，最有政绩的政治家和外交家。孔子对她极为赞扬。郑国有个“乡校”，平日一般士大夫汇集在这里议论朝庭政治，于是有人主张毁掉它。子产不肯,并且说:“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这时孔子至多十一岁，而后来评论说:“以是观之，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左传襄公三十一年)孔子以“仁”来赞扬子产的极有限的民主作风，足见她看待当时政治的态度。她讥评鲁国早年的执政藏文仲“三不仁”，“三不知（智)”。其中有压抑贤良展禽（柳下惠）一事(左传文公二年），而又赞许公叔文子大力提拔大夫馔升居卿位。用人唯贤，不准许压抑贤良，这也是孔子品评人物原则之一，又譬如晋国有位叔向(羊舌佾)，当时贤良之士都表扬她,爱慕她。她也和吴季札，齐晏婴,郑子产和谐，孔子对她没有什么议论，也许由于她政治态度过于倾向保守罢。春秋时代二三百年，出名而有影响的人物不少，她们的言行，或多或少地影响孔子。这自是孔子思想体系的渊源之一。 以上几点阐明,孔子的思想渊源是复杂的,所受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我们今天研究孔子，不应当只抓住某一方面,片面地加以夸张,肯定一切或否认一切。 第三部分孔子论天、命、鬼神和卜筮 孔子是殷商的苗裔,又是鲁国人，这两个国家比其她各国更为迷信。以宋国而论，宇宙有陨星,这是自然现象，也是常用之事,宋襄公是个图霸之君，却还向周内史过问吉凶，使得内史过不敢不诡辞答覆。宋景公去世，有二个养子,宋昭公养子之一,名“得”,史记作“特”由于作了个好梦，就自信能继承君位。这表达宋国极迷信,觉得天象或梦境预示着将来的吉凶。至于鲁国也同样,穆姜搬家，先要用周易占筮（左传襄公九年）;叔孙穆子刚出生，也用周易卜筮（左传昭公五年）；成季尚未出生，鲁桓公既用龟甲卜，又用蓍草筮(左传闵公二年)，并且听信近年此前的童谣,用这童谣来断定鲁国政治前程。此类事情,在今天看来,都很荒唐。其她各国无不信天、信命、信鬼神。这是奴隶社会以及封建社会的必然现象，唯有真正的唯物主义者而又有勇气，才不如此。以周太史过而论，她觉得“陨星”是“阴阳”之事,而“吉凶由人”，由于不敢得罪宋襄公,才以自己观测所得假“陨星”以答。以子产而论,能说“天道远,人道弥,非所及也”（左传昭公十八年)，却对伯有作为鬼魂浮现这种谣传和惊乱，而不敢作勇敢的否认，恐怕一则不肯得罪晋国执政大臣赵景子，二则也不敢过于作违俗之论罢! 孔子是不迷信的。我觉得只有庄子懂得孔子,庄子说：“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管。”（庄子齐物论篇）庄子所说的“圣人”无疑是孔子，由下文“春秋经世先王之志，圣人议而不辩”可以肯定。“天”、“命”、“鬼神”都是“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管”的东西。所谓“存而不管”,用现代的话说，就是保存它而不置可否，不管其有或无。事实上也就不大相信有。孔子为什么没有迷信思想，这和她治学态度的严谨很有关系。她说过，“多闻阙疑”，“多见阙殆”。（218)还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2)足见她主张多闻，多见和学思结合。“思”什么呢?其中至少涉及思考某事某物的道理。虽然当时绝大多数人相信卜筮，相信鬼神，孔子却想不出它们存在的道理。因此她不讲“怪、力、乱、神”。(721)“力”和“乱”，或者是孔子不肯谈,“怪”和“神”很大也许是孔子主线采用“阙疑”、“存而不管”的态度。臧文仲相信占卜,畜养着一种大乌龟，并且给它极为华丽的地方住，孔子便批评她不聪颖，或者说是愚蠢。（58)一种乌龟壳怎能预先懂得一切事情呢?这是孔子所想不通的。由于孔子这种治学态度，因此可以超过当时一般人，涉及宋、鲁二国人之上。“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217）不仅于“六合之外”存而不管,即六合之内，也有存而不管的。 我们现存来谈谈孔子有关天、命、卜筮和鬼神的某些具体说法和见解。我只用论语和左传的资料。其她古书的资料，诸多是靠不住的，需要更多地审查和选择，不能容易使用。 先讨论“天”。在论语中,除复音词如“天下”、“天子”、“天道”之类外,单言“天”字的,一共有十八次。在十八次中，除掉别人说的,孔子自己说了十二次半。在这十二次半中，“天”有三个意义:一是自然之“天”,一是主宰或命运之天，一是义理之天。自然之天浮现三次,并且二句是反复句: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19)巍巍乎唯天为大。(819） 义理之天仅有一次:获罪于天，无所祷也。(313） 命运之天或主宰之天就比较多,依浮现先后顺序录述它：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62）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723) 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95）吾谁欺，欺天乎!(912） 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145） 此外一次是子夏说的。她说:“商闻之矣: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但这话是子夏听别人说的。听谁说的呢?很大也许是听孔子说的，因此算它半次。 若从孔子讲“天”的具体语言环境来说,但是三、四种。一种是发誓，“天厌之”就是当时赌咒的语言。一种是孔子处在困境或险境中,如在匡被围或者桓魋想谋害她,她无以自慰,只得听天。由于孔子很自负,不仅自认有“德”,并且自认有“文”,因此把自己的生死都归之于天。一种是发火，对子路的弄虚作假，违犯礼节大为不满,便骂“欺天乎”。在不得意而又被学生引起牢骚时,只得说“知我者其天乎”。古人也说过,疾病则呼天,创痛则呼父母。孔子这样称天,并不一定觉得天真是主宰,天真故意志，但是藉天以自慰,或发洩感情罢了。至于“获罪于天”的“天”,意思就是行为不合天理。 再讨论“命”，论语中孔子讲“命”五次半，讲“天命”三次。也罗列如下: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610) 道之将行也欤,命也；道之将废也欤，命也。公伯寮其如命如何?（3）不知命，无觉得君子也。（203） 同“富贵在天”同样,子夏还听她说过“死生有命”。有关“天命”的有下列某些语句:五十而知天命。(4） 君子有三畏：畏天命,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8)从文句表面来看。孤立地看,似乎孔子是宿命论者，或者如墨子天志篇所主张的同样是天故意志能行令论者。其实不如此。古代人之因此成为宿命论者或者天志论者,是由于她们对于宇宙以至社会现象不能较好理解的缘故。孔子于“六合之外，存而不管”,她觉得对宇宙现象不也许有所知，因此也不谈，因此她讲“命”，都是有关人事。依一般人看,社会上，应当有该有个“理”。无论各家各派的“理”如何,各家各派自然觉得她们的“理”是对的的，善的，美的。并且她们还要觉得依她的“理”而行,必然会得到“善报”;违背她们的“理”而行，必然会有“凶恶”的成果。然而世间事不完全或者大大地如她们的意料，这就是常人所说善人得不到好报,恶人反而可以荣华富贵以用长寿。伯牛是好人,却害着治不好的病,当孔子时自然无知病理学和生理学,无以归之,只得归之于“命”。如果说,孔子是天志论者，觉得天便是人间的主宰,自会“赏善而罚淫”,那伯牛有疾，孔子不会说“命矣夫”，而会怨天瞎了眼，怎么孔子自己又说“不怨天”呢?（143)如果孔子是天命论者,那一切早已由天安排妥当,什么都不必干，听其自然就可以了,孔子又何必棲棲遑遑“知其不可而为之”呢?人世间事,有必然,有偶尔。越是文化落后的社会，偶尔性越大越多,在不少人看来,不合“理”的事越多。古人自然不懂得偶尔性和必然性以及两者的关系，由一般有知识者看来,上天似乎故意志,又似乎没故意志,这是谜，又是个不可解的谜，孟子因之说“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万章上)这就是把一切偶尔性，甚至某些必然性，都归之于“天”和“命”。这就是孔、孟的天命观。 孔子是怀疑鬼神的存在的。她说:“祭如在，祭神如神在。”（12）祭祖先(鬼)好象祖先真在那里，祭神好象神真的在那里。所谓“如在”“如神在”，事实上是说并不在。孔子病危，子路祈求祈祷，并且征引古书作证，孔子就婉言回绝。（75）楚昭王病重,回绝祭神，孔子赞美她“知大道”(左传哀公六年）。假使孔子真觉得天地有神灵，祈祷能去灾得福,为什么回绝祈祷呢?为什么赞美楚昭王“知大道”呢?子路曾问孔子如何服事鬼神。孔子答说：“活人还不能服事,怎么去服事死人?”子路又问死是怎么回事。孔子答说:“生的道理还没弄明白,怎么可以懂得死？”（11)足见孔子只讲现实的事，不讲虚无渺茫的事。孔子说“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133）孔子对死和鬼的问题,回避答覆，也是这种体现。那么为什么孔子要讲究祭祀,讲孝道，讲三年之丧呢?我觉得,这是孔子运用所谓古礼来为现实服务。殷人最重祭祀,最重鬼神。孔子虽然不大相信鬼神的实有，却不去公开否认它,而是运用它,用曾参的话说:“慎终追远,民德厚归矣。”（9）很显然,孔子的这些主张但是企图藉此维持剥削者的统治而已。 至于卜筮，孔子曾经引易经“不恒其德,或承之羞”,结论是不必占卜了。这正如王充论衡卜筮篇所说,“枯骨死草，何能知吉凶乎”(依刘盼遂集解本校正）。 第四部分孔子的政治观和人生观 在春秋时代，除郑国子产等几位世卿有心救世以外,本人原在下层地位，而有心救世的,象战国时许多人物一般,或许不见得没有，但却没有一人能和孔子相比，这从所有流传下来的资料可以肯定。在论语一书中反映孔子热心救世，遇到不少隐士泼以冰冷的水。除长沮、桀溺外，尚有楚狂接舆、（15)荷莜丈人、（18）石门司门者(138)和微生亩（1432)等等。孔子自己说：“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86）石门司门者则评孔子为“知其不可而为之”。“知其不可而为之”,可以说是“不识时务”,但也可以说是坚韧不拨。孔子的热心救世，当时未见成效,有客观因素,也有主观因素,这里不谈。但这种“席不暇暖”（韩愈：争臣论，盖本于文选班固答宾戏)，“三月无君则弔”（孟子滕文公下）的精神，不能不说是很难得的，也是可敬佩的。 孔子的时代,周王室已经无法恢复权力和威信，这是当时人都懂得的,难道孔子不清晰?就是齐桓公、晋文公这样的霸主，也已经成为陈迹。中原各国，不是政权落于卿大夫,就是“陪臣执国命”。如晋国先有六卿相争，后来只剩余四卿韩、赵、魏和知伯。左传最后载知伯破灭,孔子早就“寿终正寝”了。齐国陈恒杀了齐简公,这也是孔子所亲见的。（1421）在鲁国,状况更不好，“禄之去公室五世(宣、成、襄、昭、定五公）矣,政逮于大夫四世（季文子、武子、平子、桓子四代）矣，故夫三桓之子孙微矣”,（3)而处在“陪臣执国命”（162）时代。在这种状况下，中原诸国,如卫、陈、蔡等,国小力微，不能有所作为。秦国僻在西方,自秦穆公、康公后来已无力再过问中原的事。楚国又被吴国打得精疲力尽,孔子仅仅到了楚国的边境,和叶公相见。(131,又719)纵然有很少数小官,如仪封人之辈赞许孔子,（24)但在二千近年此前,要对当时政治实行较大变化,没有合适力量的冯籍是不也许做到的。孔子徒抱大志,感慨以死罢了。 孔子的政治思想,从尧曰篇可以看出。我觉得尧曰篇“谨权量，审法度”如下都是孔子的政治的主张。然而度、量、衡的统始终到孔子死后二百五十八年,秦始皇二十六年统一中国后才实行。孔子又说,治理国家要注重三件事，粮食充足,军备无缺,人民信任,而人民信任是极度为重要的。(127)甚至批评晋文公伐原取信（见左传僖公二十六年）为“谲而不正”。(145）孔子主张“正名”，(133）正名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121)而当时正是“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孔子的政绩体现于当时的,一是定公十年和齐景公在夹谷相会,在外交上获得重大胜利；一是子路毁季氏的费城，叔孙氏毁坏了她们的郈城,唯独孟氏不肯毁坏成城（左传定公十二年）。假使三家的老巢城池都被毁了,孔子继续在鲁国做官，她的“君君,臣臣”的主张有也许逐渐实现。但齐国的“女乐”送来,孔子只得离开鲁国了。(84）孔子其她政治主张,仅仅托之空言。 孔子还说：“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17)孔子所谓“东周”究竟是此什么内容,虽然难以完全考定,但从上文所述以及联系孔子其她言行考察，可以肯定绝不是周公旦所制定的礼乐制度恢复原状。孔子懂得时代不同,礼要有“损益”。（23）她主张“行夏之时”,(11)便是对周礼的变化,夏的历法是以立春之月为一年的第一月,周的历法是以冬至之月为一年的第一月。夏历便于农业生产,周历不便于农业生产。从左传或者诗经看,尽管某些国家用周历，但民间还用夏历。晋国上下全用夏历。所谓周礼,在春秋此前。很被人注重。孔子不能抛弃这面旗帜,由于它有号召力,何况孔子本来景仰周公？周礼是上层建筑,在阶级社会,封建地主阶级无妨得胜奴隶主阶级某些礼制加以改造，来巩固自己的统治。不能说孔子要“复礼”,要“为东周”,便是倒退。她在夹谷会上,不惜用武力看待齐景公的无礼,恐怕未必合于周礼，由此看来,孔子的政治主张,尽管难免有些保守处,如“兴灭国，继绝世”，（201)但基本倾向是进步的，和时代的步伐合拍的。 至于她的人生观，更是积极的。她“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交至”。（79）她可以过穷苦生活,而对于不义的富贵，视同浮云。(716)这些地方还不失她原为平民的本色。 第五部分有关忠恕和仁 春秋时代注重“礼”，“礼”涉及礼仪,礼制,礼器等，却很少讲“仁”。我把左传“礼”字记录一下一共讲了462次;此外尚有“礼食”一次，“礼书”、“礼经”各一次,“礼秩”一次，“礼义”三次。但讲“仁”但是3次,少于讲“礼”的至4次之多。并且把礼提高到最高地位。左传昭公二十年晏婴对齐景公说:“礼之可觉得国也久矣，与天地并。”尚有一种现象，左传没有“仁义”并言的。论语讲“礼”5次,涉及“礼乐”并言的;讲“仁”却10次。由此看来，孔子批判地继承春秋时代的思潮，不以礼为核心,而以仁为核心。并且觉得没有仁,也就谈不上礼，因此说:“人而不仁，如礼何？”（3)一部论语,对“仁”有许多解释，或者说“克己复礼为仁”，（12)或者说“仁者先难而后获”，（622）或者说“能行五者(恭、宽、信、敏、惠）于天下为仁”，(16)或者说“爱人”就是“仁”,（2）尚有诸多歧异的说法。究竟“仁”的内涵是什么呢?我觉得从孔子对曾参一段话可以推知“仁”的真谛。孔子对曾参说：“吾道以一贯之。”曾参告诉其她同窗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415）“吾道”就是孔子自己的整个思想体系,而贯穿这个思想体系的必然是它的核心。分别讲是“忠恕”,概括讲是“仁”。 孔子自己曾给“恕”下了定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152）这是“仁”的悲观面,另一面是积极面：“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63）而“仁”并不是孔子所觉得的最高境界,“圣”才是最高境界。“圣”的目的是:“博施于民而能济众”,（60)“修已以安百姓”。(144）这个目的,孔子觉得尧、舜都未必能达到。 用品体人物来作证。孔子不轻许人以“仁”。有人说：“雍也仁而不佞。”孔子的答覆是,“不知其仁(意即雍不为仁)，焉用佞”。（)又答覆孟武伯说，子路、冉有、公西华，都“不知其仁”。（)孔子对所有学生,仅仅说“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67）这也未必是说颜渊是仁人。对于令尹子文和陈文子,说她们“忠”或“清”,却不批准她们是仁。(59）但有一件似乎不无矛盾的事。孔子说管仲不俭,不知礼,（2)却说：“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14)由这点看来,孔子觉得管仲纵是“有反坫”“有三归”，却协助齐桓公使天下有一种较长期的(齐桓公在位四十三年）、较安定的局面,这是大有益于大众的事，而这就是仁德！孟子告子下曾载齐桓公葵丘之会的盟约,其中有几条,如”尊贤育才“”无曲防，无遏糴”。并且说：“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后,言归于好。”孟子还说当孟子时的诸侯，都触犯了葵丘的禁令。由此可见，依孔子意见,谁可以使天下安定,保护大多数人的生命，就可以许她为仁。 孔子是爱惜生命的。殷商是奴隶社会,但那时后来活奴隶殉葬的风气孔子未必懂得。自从生产力有所发展,奴隶对奴隶主多少尚有些用处、有些利益后来,奴隶主便舍不得把她们活埋,而用木偶人、土俑替代殉葬的活人了。在春秋,也有用活人殉葬的事。秦穆公便用活人殉葬,殉葬的不仅是奴隶，尚有闻名的贤良的三兄弟,秦国叫她们“三良”。秦国人谴责这一举动，诗经秦风里黄鸟一诗就是哀悼三良、讥刺秦穆公的。左传宣公十五年记载晋国魏曾经告诉她儿子说，我死了,一定嫁了她。等到魏病危，却命令儿子,一定要她殉葬，在黄泉中陪侍自己。成果是她儿子魏颗把她嫁出去。足见春秋时代一般人不以用活人殉葬为然。孟子曾经引孔子的话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孟子梁惠王上）在别处，孔子历来不曾这样狠毒地咒骂人。骂人“绝子灭孙”，“断绝后裔”,在过去社会里是谁者忍受不了的。用孟子的话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孟子离娄上)孔子对最初发明用木俑土俑殉葬的人都这样狠毒地骂,对于用活人殉葬的态度又该如何呢？由此足以明白，在孔子的仁德中,涉及着注重的人生命。孔子说仁就是“爱人”。后裔，特别现代,有人说“人”不涉及“民”。“民”是奴隶,“人”是士以上的人物。“人”和“民”二字,有时有区别，有时没有区别。以论语而论,“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1)“人”和“民”对言，就有区别。“逸民”(88)的“民”，便不是奴隶,由于孔子所举的伯夷、叔齐、柳下惠等都是上层人物,甚至是大奴隶主,“人”和“民”便没有区别。纵然在孔子心目中，“士”如下的庶民是局限性道的,“民斯为下矣”,（169）但她对于“修己以安百姓”（144）“博施于民而能济众”（6)的人,简直捧得比尧和舜还高。从这里又可以看到，孔子的注重人的生命,也涉及一切阶级、阶层的人在内。 要做到“修己以安人”，至少做到“不以兵车”“一匡天下”，没有相本地位、力量和时间是不行的。但是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觉得比较容易。子贡问“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孔子以便拈出一种“恕”字。事实上在阶级社会中，要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仅很难，甚至不也许,只能是一种幻想，孔子却觉得可以“终身行之”，并且这是“仁”的一种方面，于是乎说能“为仁由己”(121)了。 “四人帮”的论客们捉住“克己复礼为仁”(1)一句不放,武断地说孔子所要“复”的“礼”是周礼,是奴隶制的礼，而撇开孔子其她论“仁”的话不加讨论,甚至不予参照，这是故意歪曲,妄图借此达到她们政治上的罪恶目的。论语“礼”字浮现七十四次，其中不见孔子对礼下任何较有概括性的定义。孔子只是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33）还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1711）可见孔子觉得礼乐不在形式,不在器物，而在于本质。其本质就是仁。没有仁,也就没有真的礼乐。春秋以及春秋以上的时代，没有仁的礼乐，但是徒然的其仪节和器物罢了。孔子也并不是完全固执不变的人。她主张臣对君要行“拜下”之礼，但对“麻冕”却赞同实行变通,(93)以求省俭。她不主张用周代历法,上文已经说过。由此看来，有什么凭据能肯定孔子在复周礼呢?孔子曾经说过自己，“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188)孟子说孔子为“圣之时”(万章下），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孔子!第六部分孔子对后裔的奉献 孔子此前有不少文献，孔子一方面学习它,一方面加以整顿,同步向弟子传授。论语所波及的有易,有书，有诗。虽然有“礼”,却不是简册（书籍)。据礼记杂记下“恤由之丧，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学士丧礼，士丧礼于是乎书”，那么仪礼诸篇虽出在孔子后来,却由孔子传出。孺悲这人也见于论语,她曾求见孔子，孔子不仅以有病为辞不接见。还故意弹琴使她懂得是托病回绝,其实并没有病。（1720)但孺悲若是受哀公之命而来学，孔子就难以回绝。论语没有谈到春秋，然而自左传作者以来都说孔子修春秋，孟子甚至说孔子作春秋。公羊春秋和穀梁春秋记载孔子出生的年、月、日,左传春秋也记载孔子去世的年、月、日；而公羊春秋、穀梁春秋止于哀公十四年“西狩获麟”,左氏春秋则止于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丘卒”。三种春秋,二种记载孔子生,一种记载孔子卒，能说春秋和孔子没有什么关系么？我不觉得孔子修过春秋，更不相信孔子作过春秋，而觉得目前所传的春秋还是鲁史的原文。尽管王安石诋毁春秋为“断烂朝报”（初见于苏辙春秋集解自序,其后周麟之、陆佃以及宋史王安石传都曾经记载这话）。但春秋二百四十年的史事大纲却赖此以传。更为重要的事是假若没有春秋,就不会有人作左传。春秋二百近年的史料，我们就只能靠地下挖掘,综上所述，古代文献和孔子以及孔门弟子有关系的，至少有诗、书、易、仪礼、春秋五种。 孔子弟子但是七十多人，史记孔子世家说“弟子盖三千焉”，用一“盖”字，就表白太史公说这话时自己也不太相信。根据左传昭公二十年记载,琴张往弔宗鲁之死，孔子制止她。琴张是孔子弟子，这时孔子三十岁。其后又不断地招收门徒,因此孔子弟子有若干批，年龄相差也很大。依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所载，子路不不小于孔子九岁，也许是年龄最大的学生。（史记索隐引孔子家语说颜无繇只不不小于孔子六岁，不知可靠否,因不计数。)也许以颛孙师即子张最小，不不小于孔子四十八岁，孔子四十八岁时她才出生。假定她十八岁从孔子受业，孔子已是六十六岁的老人。孔子前半生,有志于安定天下,弟子也跟随她奔波,因此孔子前一批学生从事政治的多,故左传多载子路、冉有、子贡的言行。后辈的学生也许以子游、子夏、曾参为出名，她们不做官,多半从事教学。子夏曾居于西河,为魏文候所礼遇,曾参曾责怪她“退而老于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女于夫子”(礼记檀弓上)，可见她在当时名声之大。孔门四科，文学有子游、子夏,（1)而子张也在后辈之列,自成一派，固然也设帐教书,因此荀子非十二子篇有“子张氏之贱儒”、“子夏氏之贱儒”和“子游氏之贱儒”。姑不管她们是不是“贱儒”。但她们传授文献，使中国古代文化不致灭绝，并且有发展，有变化，这种奉献开自孔子，行于孔门。若依韩非子显学篇所说，儒家又分为八派。战国初期魏文侯礼待儒生，任用能人；礼待者，即所谓“君皆师之”（史记魏世家，亦见韩诗外传和说苑)的，有卜子夏、田子方(吕氏春秋当染篇说她是子贡学生）、段干木（吕氏春秋尊贤篇说她是子夏学生)三人。信用的能人有魏成子,即推荐子夏等三人之人；有翟璜，即推荐吴起、乐羊、西门豹、李克、屈侯鲋(韩诗外传作“赵苍”）的人。吴本是儒家，其后成为法家和军事家。李克本是子夏学生，但为魏文侯“务尽地力”，即努力于开垦并提高农业生产力，并且著有法经(晋书刑法志)，也变成法家。守孔子学说而不加变通的，新兴地主阶级的头目,只尊重她们,却不任用她们。接受孔门所传的文化教育,而适应形势，由儒变法的，新兴地主阶级的头目却任用她们,使她们竭尽心力，为自己国家争取富强。魏文侯礼贤之后，又有齐国的稷下。齐都(今山东临淄镇）西面南城门叫稷门，在稷门外建筑不少学舍,优厚供养四方来的学者，让她们辩论和著书，当时称这班被供养者为稷下先生。稷下也许开始于田齐桓公，而盛于威王、宣王，经历泯王、襄王，垂及王建,历时一百近年。荀子重礼，她的礼近于法家的法,并且韩非、李斯都出自她门下，但纵在稷下“三为祭洒”（史记孟荀列传）,却仍然得不到任用，这是由于她仍然很大限度地固守孔子学说而变通不大。但她的讲学和著作，却极大地影响后裔。韩非是荀卿学生,也大不以她教师为然。显学篇的“孙氏之儒”就是“荀氏之儒”。然而没有孔子和孔门辫子以及其后的儒学，特别是荀卿，不仅不也许有战国的百家争鸣,更不也许有商鞅协助秦孝公变法（晋书刑法志说:“李悝即李克著法经六篇,商鞅受之以相秦。”),奠定秦始皇统一的基本；特别不也许有李斯协助秦始皇统一天下。溯源数典,孔子在学术上、文化上的奉献以及对后裔的影响是不可磨灭的。孔子的学习态度和教学措施,也有可取之处。孔子虽说“生而知之者上也”,（69)自己却说:“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20)似乎孔子并不真正承认有“生而知之者”。孔子到了周公庙,事事都向人请教,有人讥笑她不知礼。孔子答覆是,不懂就得问，正是礼。(31）孔子还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722)就是说,在交往的人中总有我的正面教师，也有我的反而教员。子贡说,孔子没有一定的教师，哪里都去学习。（922)我们目前说“活到老，学到老”。依孔子自述的话，“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719)就是说学习不晓得老。不管时代怎么不同,如何发展，这种学习精神是舍得敬佩而采用的。 孔子自己说“诲人不倦”,(7,又34)并且毫无隐瞒。(72)元好问论诗诗说：“鸳鸯绣了从教看，莫把金箴度与人。”过去不少工艺和拳术教师，对学生总留一手，不乐意把所有本领特别是最紧要处,最核心处,俗话说的“最后一手”“看家本领”传授下来。孔子则对学生无所隐瞒，因而才赢得学生对她的无限尊敬和景仰。孔子死了,学生犹如死了父母一般,在孔子墓旁结庐而居,三年而后去,子贡还继续居住墓旁三年（孟子滕文公上)。有这种“诲人不倦”的教师，才干有这种守庐三年、六年的学生。我们固然反对什么守庐，但能做到师生关系比父子还密切,总有值得学习的地方。 孔子对每个学生非常理解,对有些学生作了评论。在解答学生的疑问时，纵然同一问题，因问者不同，答复也不同。颜渊篇记载颜渊、仲弓、司马牛三人“问仁”，孔子有三种答案。甚至子路和冉有都问“闻斯行诸”，孔子的答复竟完全相反,引起公西华的疑问。（1122）因材施教,在今天的教育中是不是还用得着？我觉得还是可以用的，只看如何适应今天的状况而已。时代不同，具体规定和做法必然也不同。然而孔子看待学生的态度和某些教学措施如“不愤不启,不悱不发”,(78）就是在今天,也尚有可取之处。 孔子此前,学在官府。左传载郑国有乡校，那好只有大夫以上的人及她们的子弟才干入学。私人设立学校，开门招生，学费又非党低廉,只是十条干肉，（77）自古以至春秋,恐怕孔子是第一人。有人说同步有少正卯也招收学徒，这事未必可信。纵有这事,但少正卯之学和她的学生对后裔毫无影响。 孔子所招收的学生，除鲁的南宫敬叔以外,如果司马牛果然是桓魋的兄弟，仅她们两人出身高门，其他多余身贫贱。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子路“冠雄鸡，佩猳豚”,简直象个流氓。据史记游侠列传，原宪“终身空室蓬户，褐衣疏食”,更为穷困。论语说公冶长无罪被囚,假设她家有地位,有罪尚未必被囚，何况无罪？足见也是下贱门弟。据弟子列传正义引韩诗外传，曾参曾经做小吏,能谋斗升之粟来养亲，就很满足,可见曾点、曾参父子都很穷。据吕氏春秋尊师篇,子张是“鲁之鄙家”。颜回居住在陋巷,箪食瓢饮，死后有棺无椁,都见于论语。由此推论，孔子学生,出身贫贱的多,出身富贵的可知者只有二人。那么，孔子向下层传播文化的功绩,何能抹杀？淮南子要略篇说:“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这不是说墨子出自儒，而是说，在当时，要学习文化和文献，离开孔门不行。韩非子说:“今之显学，儒、墨也”，由儒家墨家而后有诸子百家,因此我说，中国文化的流传和发达与孔子的整顿古代文献和设立私塾是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