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伦理学有待深入研究的三个理论问题

行政伦理学有待深入研究的三个理论问题為适应行政伦理学的发展，以行政伦理研究脉络的逻辑展开為线索看，有三个理论问题尚需进一步研究，这就是厘清行政伦理的价值根源、明确行政伦理的价值核心以及寻求实现正当与善的结合等。行政伦理学作為一门非常年轻的独立学科，有关的基础研究不仅还比较分散，而且还缺乏应有的共识和深度。其表征之一，就是还存在诸多显而易见的有待解决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从该学科发展要求的角度看，厘清行政伦理的价值根源、明确行政伦理的价值核心以及寻求实现正当与善的结合等三个理论问题，尚待进一步的研究。一、行政伦理的价值根源行政伦理作為有关政府及公职人员的行為标准(即价值标准)体系，其中的价值规定并非“原生”的价值而是派生的价值。这样，行政伦理学就面临一个必须回答的重要理论问题：“行政伦理价值由何而来?”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涉及到行政伦理的规范性标准的合理建构。对于行政伦理的价值来源，目前主要有基于政治视角、社会视角和经济视角的三种解析，并形成了三种基本理论观点，即所谓“宪政”论、“公民”论和“公利”论。“宪政”论体现着行政伦理所依基本规范的重要性，其最早的倡导者可追溯到柏拉图。在他看来，法律和理性是“被公认的至善之道”。而体现情感的诗歌是不能越过界限的，“我们只许可歌颂神明的赞美好人的颂诗进入我们城邦”。如果越过界限，快乐和痛苦就代替至善之道成為统治者了。政治学中的早期制度主义者都是宪政支持者，主要原因是因為他们都是实证主义者，没有政治事实比在正式法规中发现的事情更确实和更加不言自明。对道德哲学“遮蔽”的世界的现实还原，必然会认為行政伦理价值来源或根源于国家的宪政传统及其所确认的政治价值(如自由、平等和所有权等)之中，是政治价值在公共行政领域的展开和延伸，或者说，就是政治价值的派生物。官僚的道德应该建立在宪政传统及该宪政传统所依存的政治价值之上，而这些政治价值则体现于宪法及最高法院对宪法的解释之中。“宪政”论的缺陷在于把宪法等政治制度视為一个完成的产品，在当下的状况中寻找其实行依据，忽视了其必然从过去、现在走向未来。所关注的是对规范性原则的说明，而不是归纳可验证的经验命题并进而建立理论。“公民”论者认為，行政伦理作為对政府及公职人员的道德责任规定派生于公民责任，是公民道德责任的职业化表现。反对行政中立的大卫列维坦就认為，民主政府中的公务员如果没有对于民主意义、公民尊严和成為人民仆人的概念的坚定的欣赏态度，那么，他就不能恰当地履行他的义务和责任。因為行政人员的行政管理角色派生于公民角色，他们是公民的代表，是受委托的职业化公民，是代表全体公民管理公共事务的社会公仆，因而，行政伦理主要是有关行政管理者应当如何对待和服务公民的价值规定，如应当对公民负责、应当尊重公民个人的权利与尊严、应当积极回应公民的期待和愿望、应当将公民当成行政忠诚的最终指向等。库珀认為，公民角色和公务员角色的彻底分离几乎不可能完成，但是这种分离的趋势在现代社会却表现明显且力度越来越大，他造成一定数目的公务员在工作中放弃了一些公民权。应该搞清楚双重角色特征的道德意义。一般只有公民才有可能获得公务员职位，这其中的原因之一就是人们认為公民能在代理机构中执行首先效忠公众的原则，他还引用了阿普尔比的话：“政府组织工作人员就是负有特殊责任的公民。”最后库珀得出的结论是;公共行政人员“最首要的义务是公民义务”。对“公民”论之所以产生怀疑，是因為公共机构的责任承担是最基本的伦理关怀问题，作為个体必须确定所有雇员都在担当，否则就违背了责任;公民角色所附带的责任本身是值得讨论的;公民权带来安全感和自豪感，也带来不安和焦虑;实际的公民角色可能是混乱的;全球化背景中对公民权进行重新定义甚或对公民权加以考虑十分必要等。“公利”论者认為，行政伦理价值根源于“公共利益”，全体公民的“公共利益”不仅直接构成最根本、最重要的行政伦理标准，而且是其他一切行政伦理规范的基元所在，从效率到公正的诸多具体价值规定都由“公共利益”派生而来。“公共利益”源于“the common good”，指共同的福利，延伸為个体、局部的利益应服从共同体的整体利益，随着西方社会公民个体对个人权利和利益的确认与追求，“the public in- retest”得到更多支持，“公共利益”也从倡导个人利益的牺牲转变為强调对个人利益的维护。虽然“公共利益”的语义之侧重点有所变化，但实质并没有变，公共利益包含的是公民个体和公共机构均有义务提升整体福利和效益，而在“公共利益”上真正变化的是各种主流理论在努力促成对“公共利益”的把握从模糊的概念走向越来越成為可操作的程序。“公利”论的最大问题来自“公共利益”的模糊性，“公共利益是一个令人困惑的概念”，“给公共利益下一个明确的定义几乎不可能”。不过“公利”论至少為公务员的行為提供了边际，他们不得不这样问：“在决策中，是否应该将所有相关的利益都考虑进来，是否应该多考虑所有公众的利益和福利，少考虑自我、家庭、宗族和部落的利益和福利，等等。”这三者都对行政伦理价值的根源作出了有一定解释力和说服力的理论阐释，对同一角色提出具有合理性的不同要求，源于他们选择参照对象的不同。“公民”论是批判行政中立倡导伦理关怀的结果，“宪政”论是最高规范对行為边界的确定，“公利”论是对公务员个人和组织利益的限制。从单一角度的切人导致其中的任何一种都不足以充分揭示行政伦理价值的来源或根源。那么，对行政伦理价值来源的完整的理论解释是不是三者的合一呢?如果是三者的合一，其中谁是最核心的理论建构呢?行政伦理价值的政治性根源、社会性根源和经济性根源有什么不同和侧重呢?这都是有待深入探究的问题。在这些问题上达成权威性的共识对于行政伦理价值体系的建构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