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硬的铁 柔软的铁

访打工诗人郑小琼“多年以后，我读到了诗人郑小琼写的一首名叫黄麻岭的诗，禁不住当着众人的面放声 大哭。”作家王十月珠三角每年轧断四万个指头在打工诗人郑小琼眼里，机器充满了哲学的味道。2002年一个炎热的下午，打牙工郑小琼像往常一样站在钻孔机面前，继续给6000块切割好 的铁块打孔、每块3个孔的任务。她熟练地用左手从机台上取下一只铁块，把它紧紧按进模 板时，“哧哧”，“哧哧”的声音袭了过来。她的手指不小心让车刀碰了一下，半个指甲就在一 片血红中不见了。“在厂里，手指被夹断都是很平常的事，”郑小琼平静地表示这算不得什么， “少数人可能因此得到一两千元的赔偿，更多时候工友们只是捡起手指上医院，然后辞职或 者归位。”“被工友们送到了镇医院，我才发现，在这个小镇的医院里原来停着这么多伤病的人，大部 分都是像我一样，来自于外地的打工者，他们有的伤了半截手指，有的是腿，有整个手，头。 他们绷着白色的纱布，纱布上沁着血迹。其中一个在模具厂上班，断了三根手指，躺在床上 呻吟着，看来很痛.”“珠三角每年发生断指事故个案至少有3万宗，被机器切断的手指头超过4万个”，这是2006 年中山大学教授曾飞扬一项工伤课题调查的推算结果。郑小琼真正的诗歌生涯，就是从这样 一次寻常的工伤事故开始的。记者见到郑小琼时，她受伤的手指早已痊愈。用她的话说，曾经失去的手指甲长好了，疼痛 却在手指上结痂。记者面前的郑小琼齐齐的刘海，右下巴上一颗小黑痣。她不时捂住嘴笑， 有时候瞪大眼睛着急地解释“不是的、不是的”。在这么一位腼腆而热情的姑娘的作品里，却 充满了 “尖锐”和“疼痛”等字眼。“窝在医院里，我逐渐变得安静起来。我的内心有一种微微的颤动，像一辆在我身体里停靠 了很久的火车一样，在疼痛与思考筑成的轨道开始奔跑了。”这种心情，跟她当初写下第一 首“甜美的，飘着淡淡乡愁的荷时完全不同，那时她刚拿到南下打工第一个月的284元 工资，心里想着发稿也许能改变窘迫的经济状况。郑小琼是一个有经历的“80后”，四川南充人。卫校毕业后，她在故乡的一家乡级卫生院里 工作了七个月，年底的时候领到了几百元钱和三只不到四天全部病死的小猪。这让读书时家 里已经负债数千元的郑小琼非常沮丧。2001年，她选择南下，在一位当保安的老乡介绍下 她进了一间家具厂当发料员，工资三百多元，包吃住。“我当时还很高兴的。”打工之前，郑小琼说她“在家基本不看课外书，也根本不喜欢文学”，“中专语文成绩非常一 般”。而在2006年“郑小琼诗歌研讨会”上，她得了一个“诗歌产妇”的雅号。“写诗就像打麻 将、溜旱冰一样，是一种爱好。我只是在记录内心触摸到的生活。”背井离乡后所置身的完全陌生的生活，却远不如打麻将溜旱冰那般轻松。2001年乍到东莞，郑小琼没有暂住证，每到晚上隔壁的住户就把她反锁在房间里，以防被 治安队发现。常常是深夜两点钟，门外面突然铁棍敲门声、小孩哭声、狗叫声响作一团，强 光电筒晃来晃去，郑小琼紧紧地抓着被子吓得抖瑟。“一次邻居疏忽，没把门锁好，治安队 进屋就把手电筒直直照向我，好像要把怀疑照进骨子里。”就这样在出租房里住了 20天，她 被治安队扣留身份证3次，每次罚款50元。半年以后，住在不会被查证的宿舍里，郑小琼 仍会在梦中惊醒，“暂住证！”，“暂住证！”她猛地睁开眼。窗外，一盏高大的工业区路灯静 静地把光投在被子上。没干多久，郑小琼所在的家具厂就倒闭了。2001年，她换了五份工作。青黄不接的时候， 她面对的最大挑战就是挨饿。有一次，整整两天没吃东西，郑小琼有气无力地在纸上写道： 这饥饿的胃，吞下一列奔跑的火车.后来她来到一个叫黄麻岭的村庄，在工业区附近租了一间阴矮潮湿的铁皮房，长三米宽三米， 散着一股霉味。二十五瓦的灯泡挂在铁皮顶上，沾满了一层油腻。床就是两根凳子，架上几 块长短不一的木板，红漆斑驳脱落，还有一条条让刀砍过的痕迹。在东莞有很多这样的铁皮 房，是本地人修好专门租给外地打工者居住的。“我一位同事的母亲来这里住了两天，不停 地唠叨，说这房子比家里的猪圈还要差。”郑小琼说。绵羊加野马打工地支起打工作家们的代表作，而他们也塑造着支点的个性。王十月在31区，张守刚 走向坦洲，郑小琼的栖居地则是黄麻岭。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工业化飓风催生的城市化浪潮，使东莞六百多个行政村几乎都已成为 现代都市文明的一部分。黄麻岭便是其中最普通的一个村庄。在中国古代地名大词典里， “黄麻岭”的词条短短一句：“在广东防城县，产锑。”现在，这里针织厂、模具厂、塑胶厂、 磁电厂、玩具厂、盒带厂林立，吞吐着成千上万打工者的命运。2001年9月，郑小琼把自己安顿在这里的一家五金厂里，生活、打工、写诗，一呆就 是五年。每天把一斤多重的铁块起起落落一万多次，她越来越习惯于跟自己说话。在一首工 业区中，她这样描述自己的景况：它抓住我的青春，一张小小的工卡/它抓住我的头发， 一条长长的流水线/它抓住我的影子，一幢不说话的厂房/它抓住我的肉体，一台不说话的机 器/./它抓住一个个失血的少女，它抓住职业痫污水沟，畸形儿，熟悉的与不熟悉的身影 /它抓住一截让机器咬掉的断指与一个外来工的命运。郑小琼的诗歌大部分只在一些没有稿费的民办刊物上发表，也有一些纪实性的诗歌散文 出现在人民文学诗刊星星诗刊等主流刊物上。2005年初，郑小琼获得全国首届 鲲鹏文学奖，之后入围“05年度南都最具潜力新人”。南都编辑卡兰卡评价道：“事实上，我 注意到她，是因为我想知道现在究竟都有谁在写诗？除了才大气粗的下半身和一些比下半身 还下半身的下半身，郑小琼她不属于哪一半身，她属于一个完整的身体。”同年，郑小琼被 诗刊社邀请加入诗人心目中的黄埔军校一青春诗会。2006年底，深圳召开第二届打工文学论坛，郑小琼被请上台发言，她只讲了一句话就 下台了： “你们这些专家有真正读过我们的作品吗？”提及朋友的帮助，她一下子柔和起来，“没有他们，肯定没有现在的我。”张守刚是郑小琼要好的诗友之一，他的左手只剩下孤零零一个大拇指。张守刚高中毕业 在内蒙古一煤井挖煤目睹一位工友的死亡后，他改行去了一家汽修厂，在那里，他被失控的 机床吞掉四个指头。随后他来到中山坦洲的一间皮革厂，当了近十年保安。郑小琼的诗路刚 启程时，张守刚已经与几位同仁业余办起了打工诗人报。2002年，郑小琼把自己的诗歌 寄给张守刚求教，张很热情地回复与鼓励，并把网络和诗人海上、周发星介绍给她。“还有周发星，在四川普格的大山里办了份独立杂志。”这位满脸大胡子的川南汉子 读到郑小琼的诗后，就不断地写信鼓励她。“他每隔一段时间就会给我寄来一些书，不同时 期推荐不同层次的书，刚开始的时候是一些纯文学杂志，民间刊物非非之类的，后来寄 来思想史的书籍，比如林贤治的午夜的幽光。除了我，他还帮助过好几位青年诗人。”郑小琼的朋友和她很少见面，一般是书信往来，2006年底她有了自己的电脑，有了更 频繁的网上联络。迄今为止她还没见过周发星，跟张守刚也只有02年一次仓促的聚会，她 不关心朋友的经历，但对他们的作品如数家珍。她知道东莞这个城市有很多诗友会的窝点， “就像打麻将的窝点隐藏在大街里”，但极少参加。2005年，在深圳泛珠三角首届打工文化 艺术节上，打工诗人代表只她不好意思上台发言，主持人介绍她时，说这位至今仍在打工的 诗人“最大的感受是赚了个公费去新疆旅游的机会。工作以外她基本足不出户，更愿意把时 间用来写两三百行的长诗，尽管她认为“写长诗是一次难产，有时要开刀剖腹才能产出来。诗人常常被比作敏感的动物，郑小琼被诗人同行形象地比喻为“绵羊加野马”。她说写诗 之前常有预感，像是“有很多东西止不住要流出来”，常常拿起笔一边写，一边打哆嗦，“身 体会发冷，可能是心里的冷扩散到身体上”，写完以后“浑身瘫软，有一种被掏空的感觉”。 诗人乌木对郑小琼评价道：“一个极文弱的女子。但是她的内心充满了巨大的力量。她的诗 歌有一种巨大的裹挟力，那是我所见的印象最深的诗歌之一。”2006年8月，诗人杨克和制片人邱晓刚策划着拍一部中国当代诗人的纪录片，包括日 本NHK电视台在内的众多外国媒体获悉后，追着邱晓刚问具体的拍摄时间表，以便自己安 排节目表。名单初步锁定五位民间诗人：在精神病院经历了漫长岁月的食指，从来不参加任 何团体不组织任何活动的海上，几近失聪失语的阿翔，步行走遍中国许多穷乡僻壤的阿坚， 流水线上的郑小琼。郑小琼怯生生地推了，“他们想拍我最真实的工作和生活，工厂这关肯 定是通不过的”。写诗赚得到多少钱？郑小琼从不用笔名，在工厂却有过各式各样的称谓，比如“喂，装编制的”或者“工号245”。 每次上下班时，她把一张签有“工号：245；姓名：郑小琼”的工卡在铁质卡机上划一下，“咔” 的一声，声音清脆。在工厂，工号成了每个打工者的身份符号。郑小琼还记得在注塑车间油漆剥落的墙面上 那圆珠笔画下的图案。画得很拙，上面写着一行细小的“I love you”，留下了两个工号，P245、 P562。这是个没有下文的故事。在五金厂，郑小琼没有碰到自己相爱的人，她说她遇到了 诗歌，“安慰我内心的孤独，像爱人一样”。在流水线上的第245道工序上，因为手脚麻利，她总能挤出几分钟时间，一有感觉就在 合格纸背面写写画画，好几次被老板娘抓个正着。“他们每次罚10块或者20，有时我会跟 他们吵，慢慢就习惯了。觉得自己像个地下工作者，那感觉太好了。”与人们印象中逍遥自在的诗人形象不同，郑小琼每天需要工作11.5小时，早上7： 30 上班，12： 00下班，下午1： 45上班，5： 45下班，6： 30加班，一直到9： 30下班。之后 她回宿舍的铁架床上看书。她给自己下了道死命令：每天坚持两小时看书和写作。比起天 才”这类孤傲的字眼，她更相信“坚持”。“回宿舍怕有人找我出去逛街，又不好意思拒绝，就 干脆跑到食堂去写。那时候食堂基本没什么人，灯也还开着，很安静。”2002年，东莞交通安全报的主编电话打到五金厂，几番周折找到郑小琼说想请她去 当编辑，那时诗龄还不到一年的她迟疑着婉拒了。“当时觉得像天下掉馅饼，这种事怎么轮 得到我呢？再说，打工打惯了，怕自己适应不了新环境。”郑小琼对记者说。就这样，在黄麻岭的五金厂，郑小琼一呆就是五年，从打牙工到机器操作工到文员，从 诗歌的牙牙学语者到“个性独立的先锋诗人”。从四川到广东，跟她一同出来打工的的几个女 孩，渐渐地都走了，有出卖肉体的，开服装店的，搞传销的，也有的回家嫁人，如今只有她 一人独守在这里。在组诗黄麻岭的散步中，郑小琼写道，“在黄麻岭，黄昏如此空 旷/它们多么像我少年和暮年的样子/时间在上面留下一点，一点，空旷。”同样有着打工经历的深圳作家王十月，对郑小琼这组黄麻岭情有独钟：“看完之后 我就觉得东莞其他作家都不用再写了，因为她已经写得太好，写尽了！”身边的人从未把“诗人”和“郑小琼”联系在一起。2004年初，老板娘把她从机器操作工提 升为文员，“文员只是生产文员，就是统计一下产品品质表，产品数量表，交接班情况记录 之类的。”郑小琼笑着对记者解释。无论以前跟她住集体宿舍的11个女孩，还是现在与她合 住在十来平米宽租屋里的室友，只知道她每天会收到很多来信，有时会有几十元稿费。至于 她在写什么，一位室友摇摇头：“不知道。”2006年6月，郑小琼实在想回去看看，她已经有五年多没回家了。老板不准假，因为 回一趟四川光坐个火车也得花上三四天，再说花销太大，来回路费需要好几百。她狠狠心交 了辞职书。临走的时候，大大的行李袋塞满了书，周发星送她的那些书，博尔赫斯，尤利 西斯，非非。实在塞不下了，就把攒了五年写满诗稿的合格纸，装了五六个文件袋，连 同很多杂志一起，以十元的价格卖给了废纸收购员。回到家里，她拿出自己的第一本散文集 夜晚的深度，父母的反应是：“这个赚得到好多钱？ ”在家住了 20天，郑小琼来到东莞樟木头一家工厂当了宿舍管理员。“原以为时间会多一 点，可以安静写点东西，本来计划写一个在南方的系列散文。结果去到那里，每天忙得要命， 进进出出的人太多，没时间做那些私活。”她把时间都花在了登记自动离厂人员、安排住宿 床位上。东莞劳动部门一份调查报告分析，因为用工环境（即工资待遇、企业管理和企业诚信） 不佳，企业往往缺工现象严重，招工困难。这自然敦促工厂找到种种缓解措施。“你随便问 一下东莞的工人吧，工厂在辞职惯例上大都说招不到人，不予辞退，或者一个月只能辞1 个2个。那厂想走的人太多了，如果排下去，一两年都轮不到，只有选择自动离开，”郑小 琼说，“什么都拿不到，自动离厂就意味着放弃工资，这边的厂一般都押一个两个月工资的， 有的更多。”忙到2007年春节，她幸运地成功辞职了。3月初，郑小琼“独自浅唱”的博客换了新样式。右栏还是诗歌，一如既往“尖锐”地“疼 痛”着，左边的公告栏却兢兢业业地交代着主营业务：台湾TOSG丝攻、铣刀、螺纹塞规、 搓丝板、滚丝轮、OCC圆车.她现在是东莞常平工业区一名业务推销员，底薪600元加 提成。“两个月了，跑了三四十个工厂，一单都没拉到，”当问起绩效，郑小琼涩涩一笑，“这 才刚开始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