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的“仁政”具体内容

孟子的“仁政”具体内容孟子的思想来源于孔子。孟子把孔子的“仁”发展为“仁政”的学说。他认为实 行“仁政”，就必须“制民恒产”，让每家农户有百亩之田、五亩之宅，有起码的 生产资料；“勿夺农时”，保证农民有劳动的时间；“省刑罚，薄税敛”，使人民有 最低的物质生活条件；加强道德教育，使人民懂得“孝悌忠信”的道理。孟子看 到人民遭受封建地主阶级剥削压迫的苦难，企图采用这些措施来缓和阶级矛盾， 以巩固地主阶级的统治，不过它对发展生产还是有好处的。同“仁政”学说相联 系，孟子还提出了 “民贵君轻”的思想，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 子尽心下）。他认为君主只有得到人民的拥护，才能取得和保持统治地位， 因此他主张国君要实行“仁政”，与民“同乐”。对于残害百姓的国君，国人可以 杀。商纣王是历史上有名的暴君，武王伐纣，他认为杀得对，说：“闻诛一夫纣 矣，未闻弑君也”（孟子梁惠王下）。孟子虽然有同情人民、谴责暴君的一 面，但他的政治思想还是维护封建制度的，所以他又宣扬：“劳心者治人，劳力 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孟子滕文公上）。 这种观点长期以来成为替剥削制度作辩护的理论根据。儒学社会政治层面功能的形成和加强，同时也就减弱了儒学作为一般伦理道德修 养和政治理想层面的作用。在原始儒学那里，它是通过道德教育、理想教育去启 发出人们遵守道德规范、追求理想社会的自觉。所以，儒学对于士大夫们的修身 养性具有重大的意义和作用。可是，当儒学的一些主要内容被政治制度化以后， 它就成了不管你自觉与否，自愿与否，都必须遵守的外在规范，因而它的修养意 义和作用就大大地被减弱了。这样，儒学制度化方面的成功，却成了它在道德修 养功能方面走向衰危的契机。到了汉末，政治制度化了的儒学礼教（名教），一方面成为束缚和压制人的自然 感情的东西，一方面又成了那些伪君子沽名钓誉的工具，因而引起了人们的强烈 不满。玄学乘此流弊而起，调和名教与自然（性情）的矛盾，而其中又都强调以 “自然”为本。并且在理论学说上，玄学也明确地提出了“道明其本，儒言其用” （后汉纪卷十二“袁宏曰”）。所以，自从玄学诞生以后，儒学尽管在政治制 度层面仍然保持着它的统治地位，而在思想修养层面的功能，却已为玄学或道家 （以及道教）所取代。东晋南北朝以后，以至于隋唐时期，佛教思想的影响又超 过了玄学，在士大夫的思想修养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所以，从魏晋南北朝至隋 唐五代末的约七百年间，儒学只有那些体现为政治制度化方面的东西，在统治阶 层的维护下继续起着作用。尽管这一时期儒学文献方面的研究也并没有中断，但像唐孔颖达编纂的“五经正 义”之类的著作，除延续汉儒和玄学家的观点外，并没有多少新意。所以，儒学 在人们的思想修养方面，也发挥不出多大的作用。后人在评论儒释道三教的社会 功能时，常说：“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南宋孝宗皇帝赵春语，转 引自刘谧著三教平心论卷上）这种说法从一个角度反映了在相当长的一段历 史时期中，佛道的学说在人们的修身养性方面所起的作用远比儒学为大。两汉时期儒学性格的重大变化，以及由此而发生的儒学的两个层面的社会功能的 消长等，是很值得人们进一步深入研究和思考的问题。三、中国儒学发展的第三个阶段，是以程、朱、陆、王等为代表的宋、明、清时 期的性理之学的儒学 佛道学说对广大士大夫修养身心方面的巨大影响，引起了一部分儒者的不满与不 安。他们认为，以佛道理论修身养性将使人们不守儒学礼法，从而危及社会的统 治秩序。于是，他们以佛教提倡出家有违忠孝之道，僧侣不仅不从事生产，而且 其佛事活动、庙宇建筑等又劳民费财等为由，大肆进行辟佛。唐代著名文学家韩 愈的辟佛言论，大致就出于这样的背景。但是，也有另一部分儒者则注意到了佛 教理论并不是完全与儒学相冲突的，只要利用得好，可以与儒学互补，起同样的 效果。如韩愈的好友、著名文学家柳宗元，就指出韩愈对佛教的批评是肤浅的， 是“忿其外而遗其中，是知石而不知韫玉也”，即指责韩愈不懂得佛教理论中所 包含着的精华。他认为，“浮图诚有不可斥者，往往与易、论语合。诚乐 之，其于性情奭然，不与孔子异道。”（柳宗元集卷二十五“送僧浩初序”）这 是说，佛教中有些道理是与儒学的易、论语中所说道理相合的，如果认真 地研究和实践，它对人们性情修养所发生的作用，与孔子儒家所说的道理没有两 样。而再有一些儒者则更为高瞻远瞩，他们借鉴佛道心性形上学理论，主动地去 到儒学内部，发掘可与佛道相抗衡的理论与经典根据，并据此建立起儒学的心性 修养的形上学理论体系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