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徒生童话的翻译与中国现代儿童观的建立

安徒生童话的翻译与中国现代儿童观的建立 王蕾内容提要 安徒生童话在“五四”前引入中国，为其儿童观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条件；新文化学人在“五四”后大量翻译安徒生童话与评述其“儿童化”特征，将安徒生童话与“儿童本位”划等号，使国人从文学层面上形象地理解了何为“现代儿童观”。 关键词 安徒生童话 中国现代儿童文学 儿童观 儿童本位 一 “以儿童为本位”是中国现代儿童观的核心观点，但是否为安徒生童话的根本儿童观呢？这一直以来都是学界争论不休的话题。大多数研究者认为安徒生童话是以儿童为本位的经典，但也有两方面的论据可以说明安徒生童话并非以儿童为本位，这样的论据一是来自安徒生本人，二是来自安徒生童话的本身。 首先，安徒生本人多次透露，他的作品不是为儿童而创作，至少不是只为儿童创作。安徒生曾经在自传中说：“我用我的一切感情和思想来写童话，但是同时我也没有忘记成年人。当我为孩子们写一篇故事的时候，我永远记住他们的父亲和母亲也会在旁边听，因此，我也得给他们写点东西，让他们想想。”在安徒生的童话创作意识中，成人与儿童始终都是两个并列的服务对象，甚至成人读者还列于儿童读者之前。有资料显示，在安徒生临终前出版的最后一套童话作品上，他要求出版商抹去“献给儿童们”的字样。安徒生并不像他的童话那样具有主动亲近儿童的意识，安徒生基金会对此的理解是：他理解儿童的思想和行为，但他绝不愿意儿童坐在他的膝上。 此外，有研究者还从安徒生童话文本的解读中，读出非儿童本位的儿童观。首先，安徒生共创作童话作品158篇，但完全写儿童的仅28篇，而讲述成年人生活的则达64篇。其次，许多冠以“童话”之名的安徒生童话名篇在情节设置上根本不合儿童心理，充满恐怖、悲伤与压抑。比如，海的女儿小人鱼变成泡沫的悲剧结局，有研究者认为过于残酷，而且还带有明显的宗教色彩，这样的结局设计既不能让小读者理解，也让儿童感觉太伤心残忍。再比如，卖火柴的小女孩中，小女孩在大雪纷飞中冻死街头的结尾，被视为过分凄惨，会让小读者的心灵受到伤害。又比如，有研究者认为安徒生的许多作品中充满了暴力、血腥的情节设置，玫瑰花精中哥哥杀害妹妹情人的具体描写；打火匣中士兵砍掉女巫头的情节；小克劳斯和大克劳斯中大克劳斯砍死了自己的祖母等等。这些血腥情节的设置会完全不能被认可为“儿童化”，儿童阅读到这样的情节时只会感到恐怖与压抑。 安徒生的儿童观到底是儿童本位还是非儿童本位，这是一个饶有兴趣的研究课题，但是，中国的“安党”人士不约而同地认为“以儿童为本位”就是安徒生的儿童观。因此，安徒生童话成为儿童文学建设者的选择，翻译安徒生作品与评述安徒生作品“以儿童为本位”的创作特征成为传播现代儿童观的具体途径与有效方法。在当时的安徒生童话译介潮中，“以儿童为本位”成为一个被不断“念叨”，不断阐扬，不断倡导的关键句。因此，随着安徒生童话的译介，儿童本位的现代儿童观在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建设事业中得以真正确立并发展。 需要说明的是，安徒生童话在现代儿童文学初创时期为什么会被视为现代儿童观的代表，除了安徒生童话本身所具有的“儿童化”特征外，还有一个客观因素是，安徒生童话在“五四”前引介到中国，从数量上形成一定的翻译规模，在译文质量上也有很多名家参与翻译，安徒生童话比其他外国儿童文学作品更为国人所熟悉。选择熟悉度比较高的安徒生童话作为传播现代儿童观的途径，自然会使传播工作更有效更迅速。因此，接下来，我想从具体史实出发，谈谈安徒生童话在“五四”前的译介情况。 二 安徒生被中国人所认识，学界一般认为最早的介绍人是周作人。1909年7月，鲁迅与周作人在刊行域外小说集第二集时，曾预告第三集出版时将发表安兑尔然（即安徒生）的寥无声绘。这是安徒生的名字首次出现在中国。只是事不凑巧，由于域外小说集第一、第二集销售均不理想，因此后续作品并未刊行。1912年，周作人撰写文章童话略论，在论及“人为童话”时提及了安徒生与他的童话：“今欧土人为童话唯丹麦安兑尔然(Andersen)为最工，即因其天性自然，行年七十，不改童心，故能如此，自邻以下皆无讥矣。故今用人为童话者，亦会以安氏为限，他若美之诃森(Hawthorne)等，其所著作大抵复述古代神话，加以润色而已。”这是安徒生首次以童话作家的身份在中国“亮相”。此时，周作人对安徒生及其童话已是推崇赞赏，认为“故今用人为童话者，亦多以安氏为限”。紧接着，到1913年12月时，周作人发表文章丹麦诗人安兑尔然传，这是中国第一篇详细介绍安徒生的生平与创作的论述，“是所发见的关于安徒生的第一篇论述。”周作人在文中首先介绍了安徒生的生平简历，并提及安徒生造访格林兄弟的轶事。周作人还介绍了英国学者戈斯（北方文学研究）、丹麦批评家勃兰兑斯（安徒生传）、挪威学者波亚然（北欧文学评论）、德国理论家诃伦（北欧文学史）等欧洲儿童文学学者对安徒生及其童话的各种评价。周作人在文中提及了安徒生的多部代表作，丑小鸭公主雪后人鱼鹳牧豕人跳蛙一荚五豆等，并特别介绍了皇帝之新衣的内容。同时，周作人为了让读者对安徒生的作品有更感性的认识，还在文中插入自己翻译的无色画贴（即没有画的画册）中的“第十四夜”，但所用翻译语言为文言文。周作人的这篇文章在当时的文坛产生了一定影响，从此，安徒生童话便开始了在中国长达百年的传播之旅，并成为影响中国儿童文学本土建设最重要的异质文化文本之一。 除了周作人以外，商务印书馆的知名出版家孙毓修也是当时“安党”的重要代表，他不仅在1909年的东方杂志第6卷第1号“文苑”栏发表文章读欧美名家小说札记介绍、评述安徒生的生平和作品，还直接编译了安徒生的经典童话海公主与小铅兵，收入童话丛书的第一辑，由商务印书馆分别于1917年6月和1918年3月出版发行。童话丛书是中国第一套大型儿童读物，在当时的小读者中影响很大，安徒生的这两部童话再版多次，是童话丛书中销路比较突出的作品之一。很多小读者都是从这两本书开始知道安徒生和他的童话的。但是这两本作品并不能算作安徒生童话在中国的最早译本，安徒生作品最早呈现给中国读者当属刘半农翻译的安徒生名作皇帝的新装。刘半农翻译时将题目取名为“滑稽小说”洋迷小楼，刊登于1914年7月1日出版的中华小说界。刘半农在翻译时只选取了安徒生皇帝的新装的故事梗概，对主人公的身份和故事发生的时间背景都进行了再创作。主人公变成了“自海外游学归来”“满身沾满羊骚臭”的公子“洋迷”，这位公子光着身子出门，被人笑话，但他不以为然地说：“这是西洋新发明的织物，你们都不是好东西，哪有看得见的资格呢。”刘半农的翻译是林纾式的意译与再创作，取原著本义而进行本土改造，这是一种针砭时弊的文化翻译。正如刘半农在这篇译文前的引言中写的：“是篇为丹麦物语大家安德生氏（1805年1875年）原著，名曰皇帝之新衣，陈义甚高，措词诙谐，日人曾节取其意，制为喜剧，名曰新衣，大致谓某伯爵崇拜欧人，致贻裸体之笑柄。今取安氏原文及日人剧之义，复参以我国习俗，为洋迷痛下针砭，但求不失其真，非敢以推陈出新自诩也。” 刘半农的这篇译作是目前可查文献中安徒生童话最早的中文译作，但却是非儿童化的儿童文学翻译作品，无论是从其立意，还是文字来看，皆属成人文学。这篇安徒生童话译作并不是为了儿童，不是以儿童的需求为出发点，某种程度上只是为了成人的文化理想或实用之需要，旨在“开发民智”，“冀我同胞警醒”。因此翻译者在翻译手法和形式上，都根据针砭时弊的功用将安徒生童话或改头换面或删节或再创作，并没有还原其原作本身的儿童文学本色，“载道”的目的虽达到了，但原作本身的真实思想内容与艺术特色却受到了极大削弱，读者看不到一个真实的童话大家安徒生，看不见一部精彩绝伦的安徒生童话。 1917年3月，中华书局出版了周瘦鹃用文言文编译的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这本著作收入了14个国家47位作家的50多篇作品，周瘦鹃选译的这些作品虽称不上是各位作家的代表作，但在当时的文化界，这本书的出版对于传播外国文学作品而言，称得上是体例严谨、介绍系统的佳著。书中周瘦鹃选译了安徒生（周瘦鹃称为亨司盎特逊）的短篇作品断坟残碣。在译文前周瘦鹃附上安徒生的肖像画及短短几百字言简意赅的介绍文字，称其“生平著述以神怪及寓言小说为多，而意中皆有寄托，非徒作也。有丑小鸭（此篇夫子自道）、锡兵、皇帝之新衣、火绒箱诸篇，篇幅虽短，寓意却深，其状物写生，绝富兴趣，欧美儿童佥好之”。安徒生在周瘦鹃这里不是以童话作家身份被介绍，而是与其他40多位世界文学作家并列来介绍的，但周瘦鹃的这本作品在当时的文化界广受好评，因此安徒生及其作品再次为广大文化人士与普通读者所认识。 随着安徒生及其作品陆续被介绍进中国，1918年旧中华书局出版了用文言文翻译的安徒生童话集十之九，这是中国第一部安徒生童话集，收有安徒生的六篇童话火绒箧飞箱大小克劳势翰思之良伴国王之新服牧童。十之九原著署名为“英国安德森”，翻译者是当时的翻译名家陈家麟、陈大镫。 十之九出版后引发了相关评论。周作人在1918年9月15日新青年第5卷第3期的“随感录”一栏发表了对十之九的评述。而后解弢在1919年1月出版的专著小说话中特辟小说提要一文对十之九进行了评述。先说解弢的评述。在评述中解弢并未指出十之九的“硬伤”：英国安德森，只是在评介文章中重述了十之九的内容，并不对书进行评价，但特别提到他认为“最奇之两篇”，“一为国王奇服”、“一为牧童”。与解弢的评述不同，周作人对十之九的文言文翻译与任意中国化的删改表示出不满，并为安徒生“叫屈”文章一开始便写道，“凡外国文人著作被翻译到中国的，多是不幸。其中第一不幸的，要算丹麦诗人英国安德森。”周作人详细说明了安徒生独一无二的特色“小儿一样的文章”与“野蛮一般的思想”在陈家麟与陈大镫的笔下是如何被完全抹煞，变成了“班马文章，孔孟道德”。正是由于对十之九文言翻译的强烈不满，周作人身体力行，在1919年1月15日新青年第6卷第1号发表了用白话文翻译的安徒生经典代表作品卖火柴的女儿。这是周作人第一次完整地翻译安徒生的作品，也是中国第一篇具有儿童文学特色的安徒生童话译文。由于新青年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具有的广泛影响力，周作人的白话译文卖火柴的女儿与对十之九的评价很快引起了文化界的注意，安徒生童话译介随即成为“五四”时期轰轰烈烈的外国儿童文学翻译潮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自此，安徒生童话开始了在中国的广泛而深入的传播。 三 “五四”时期，随着现代儿童观的诞生，中国的“安党”人士将安徒生童话视为现代儿童观建立的表现，因此采取了翻译安徒生童话与评述安徒生童话两种方式作为传播与促进现代儿童观的有效手段。 首先让我们看看当时安徒生作品在“五四”时期的翻译情况。翻译安徒生作品成为“五四”时期儿童文学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周作人在“五四”后期对安徒生童话未有更多的译文发表，但由他进行白话文翻译的卖火柴的女儿却为中国文坛白话译介安徒生童话开了一个很好的头，正如郑振铎在安徒生的作品及关于安徒生的参考书籍中所指出的：“此后，安徒生便为我们所认识，所注意，安徒生的作品也陆续有人译了。”在周作人的影响下，赵景深、徐调孚、顾均正等都加入到安徒生译介的队伍中，一场“安徒生热”蔓延而起。赵景深读到周作人发表在新青年上有关安徒生童话的评价与译文时还在南开中学读书，他从周作人的文章中了解到安徒生及其童话的价值，他在郑振铎与童话一文中详细谈到自己翻译安徒生童话的过程：“我在五四运动后几个月，到了天津，在南开中学读书。当时我开始译安徒生的童话，投得少年杂志，接连刊登了皇帝的新衣火绒匣和白鸽。1920年到1922年我在棉业专门学校纺织科求学，功课余暇，就继续翻译安徒生的童话，投给妇女杂志。由于张梓生的指引，知道研究童话的书有英国哈特兰德的神话与民间故事和童话的科学以及麦尚劳春的小说的童年。郑振铎就在这个时间主编儿童世界。他看到我有兴趣翻译童话，就写信给我，要我投稿，并加入他所创办的儿童文学研究会，当然任然以命。”赵景深是位名副其实的“安党”，在他的儿童文学事业中安徒生童话译介是他的重要作品，1923年新文化书社出版无画的画帖（此部作品1929年开明书店出版时改名为月的话）；1928年新文化书社出版安徒生童话集收有赵译14篇；1929年亚细亚书局出版安徒生童话新集收有赵译8篇；1930年开明书店出版皇帝的新衣；1931年开明书店出版柳下。 安徒生童话译介成了“五四”时期儿童文学翻译最重要的文学活动之一，文学研究会的两大机关刊物小说月报与文学周报，以及其他重要报纸和期刊，如晨报副刊民国日报妇女杂志儿童世界东方杂志等纷纷刊登安徒生童话译作。在1925年时，安徒生童话译介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因为这一年正是安徒生诞辰120周年与逝世50周年。儿童文学运动的主要阵营文学研究会值此契机在两大机关刊物文学周报与小说月报分别推出安徒生专号，专号的封面上都刊有安徒生的头像，隆重而又正式地向国人介绍安徒生与他的童话。 1925年8月16日出刊的文学周报186期安徒生专号上共刊出5篇安徒生介绍的专文：徐调孚的“哥哥，安徒生是谁？”与安徒生的处女作、顾均正的安徒生的恋爱故事、赵景深的安徒生童话里的思想及沈雁冰翻译的文艺的新生命。小说月报安徒生号（上）有安徒生童话译介作品10篇：徐调孚译火绒箱牧豕人，赵景深译豌豆上的公主牧羊女郎和打扫烟囱者锁眼阿来烛，西谛（即郑振铎）译孩子们的闲谈，今麟祥译小绿虫，顾均正译老人做的总不错等。另有介绍安徒生生平与创作的文章4篇：顾均正的安徒生传，西谛的安徒生的作品及关于安徒生的参考书籍，赵景深译安徒生自叙性作品我作童话的来源和经过与安徒生逸事（四则），博益生著、张友松翻译的安徒生评价，其中安徒生的作品及关于安徒生的参考书籍这篇长文共列举安徒生的著作20种，涵盖其所创作的童话、小说、戏剧、诗歌及自传，还列举了12种英译本的安徒生作品，及部分关于安徒生的重要论文与传记作品。此外，还刊登了赵景深根据安徒生童话改编的童话剧天鹅。(11) 小说月报安徒生号（下）收有安徒生童话11篇：顾均正译乐园一个大悲哀七曜日；西谛译千年之后扑满凤鸟；季赞育译妖山；胡愈之译践蹈在面包上的女孩子；樊仲云译茶壶；沈志坚译雪人；梁指南译红鞋。另再收有关于安徒生的传记与文学评价文章：C.M.R.Petersen著、后觉译安徒生及其出生地奥顿瑟，焦菊隐译安徒生的童话与安徒生童话的艺术（此两篇文章为安徒生著我的一生童话第一、二章），顾均正的“即兴诗人”，安徒生原著、张友松译安徒生童话的来源和系统以及顾均正、徐调孚合写的安徒生年谱。(12) 据郑振铎的统计，到1925年为止，中国已出版发表了90多篇安徒生童话译文，15篇关于安徒生的传记与论文。安徒生童话成为当时中国社会熟悉度最高的外国儿童文学作品。 中国的“安党”人士不仅大量译介安徒生作品，还通过不断对安徒生作品中的“儿童化”特征予以评述与阐释，从而宣扬“以儿童为本位”的现代儿童观。 早在“五四”之前，周作人在丹麦诗人安兑尔然传一文中就对安徒生童话的“孩子性”大为赞叹，称安徒生“即以小儿之目观察万物”，作品“词句简易，如小儿言”。又在批判十之九的文章中明确地指出安徒生童话的特色就是语言上的“小儿语”与思想上的“小野蛮”化（“小野蛮”化即指儿童化）。“孩子性”、“小儿言”、“小儿语”，抑或“小野蛮”化，实际上都是“儿童本位”的同谓语。周作人通过介绍安徒生的作品，评述其作品的儿童化特征，将儿童本位的现代儿童观的内涵予以了具象化，让读者了解到，“儿童本位”的意思就是指形式上“照着说话一样”的简易生动的语言，与思想上天真烂漫的“小野蛮”思想。周作人作为新文学运动的倡导者，他的儿童本位思想的具体呈现当然会选择文学作为表达的载体，也就是说，通过儿童本位在文学上的具体表现，阐释何为儿童本位的儿童观。周作人选择安徒生童话，在文学的层面上阐释了儿童本位的内涵。周作人的这一选择非常鲜明，他在多次介绍或者评述安徒生童话的时候，对安徒生童话多元而丰富的美学风格，对他作品中所表现出的明显的“非儿童化”的情节设置，都不予提及，单单突出其“孩子性”的艺术特征，着重对其予以介绍与阐述，从这个角度来说，周作人的评述可谓是“以偏概全”，将“孩子性”作为安徒生童话的根本特征加以不断阐释，将“儿童化”等同于安徒生童话。阅读周作人关于安徒生的所有文字，只留下一个鲜明的印象安徒生童话就是儿童本位的代名词，安徒生童话等于儿童本位。笔者认为，将安徒生童话与儿童本位划等号，这实际上是周作人传播现代儿童观的一个策略。周作人推崇安徒生童话里“为儿童”的特色，就是从文学的层面具体阐释儿童本位的现代儿童观。从当时的文献材料来看，周作人的这一策略得到了当时很多儿童文学建设者的认同与呼应，很多“安党”人士在评述安徒生和其作品时都一致地推崇其“儿童本位”的特色。 发表在1925年小说月报两期安徒生专号上的卷头语皆由郑振铎撰写，这两期安徒生专号的卷头语言简意赅地阐明了安徒生的童话创作成就与地位。郑振铎高度赞扬“安徒生是世界最伟大的童话作家。他的伟大就在于以他的童心与诗才开辟一个童话的天地，给文字以一个新的式样与新的深意”。并进一步指出安徒生童话的特点就在于，“他所用的文字是新的简易的如谈话似的文字。当他动手写童话之前，先把这童话告诉给小孩子听，然后才写在纸上，所以能创出一种特异的真朴而可爱的文体。”(13)郑振铎又借用勃兰特的评介文字阐明安徒生童话受欢迎的原因在于其儿童化的特点，安徒生的童话“有改变的音调，突然的停歇，姿势的叙述，畏惧的态度，欣喜的微笑，急剧的情绪”，文字里“吸收歌声、图画和鬼脸，把他们潜伏在字里行间，成为一大势力，使儿童一打开书就可以感得到”。(14)郑振铎极为赞扬安徒生作品的“儿童化”的特点，认为这是安徒生作品受到欢迎的重要原因，这与周作人的观点如出一辙。 此外，赵景深也在多篇文章中推崇安徒生的“儿童化”特色。赵景深是“介绍安徒生最努力者中的一个”(15)，曾写过多篇有关评述安徒生的专文，如安徒生评传安徒生童话里的思想安徒生的人生观安徒生逸事等，还在与周作人“童话讨论”的书信中多次评述安徒生作品，其中安徒生评传是赵景深评述安徒生及其作品的文章中最重要的一篇专文，这篇文章非常翔实地介绍了安徒生的生平，同时对安徒生的许多经典作品进行了评介，在当时的文化界影响很大。在谈到安徒生童话的特点时，赵景深有两点概括：一是和儿童的心相近，二是和自然的美相接。从赵景深对安徒生童话特点的归纳中可以看出，“儿童本位”的特征依然是赵景深评介的着重点。 同时期的“安党”人士顾均正也发表有关文章，推崇安徒生的“儿童本位”特点。在小说月报的安徒生专号上，顾均正撰写了安徒生传一文，提出安徒生“对于文学上有超越的贡献”，主要是因为他能“把儿童的气味曲曲地表现出来”，他的童话“处处充满着儿童精神”，并对安徒生的语言风格赞叹道：“我们好像听到这吹军号者的塔拉登塔拉(tayatantara)和骤雨打在树叶上伦腾腾(rumdumdum)的声音，又如那个兵士沿着大路走来：一，二，一，二！。小鹳鸟学体操一，二，一，二！向左转！向右转！实在没有一个人能够像安徒生这么完全自处于儿童的地位。”(16) 由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国的“安党”人士在“五四”时期对安徒生童话的认识，都一致地将其与“儿童化”、“儿童本位”划等号，突出安徒生童话儿童本位的艺术特征。这样的策略选择，是中国的“安党”人士根据自身时代精神的要求所作出的有效选择，将安徒生童话与“儿童本位”划等号，翻译安徒生童话与评述安徒生童话的“儿童化”特征，都将从客观上促进以儿童为本位的现代儿童观的确立与普及，国人通过“安党”人士对安徒生童话的翻译和评述，从文学的层面上形象地理解了何为儿童本位，何为现代儿童观的内涵所在。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笔者认为，将安徒生童话与儿童本位划等号，周作人等新文化倡导者传播现代儿童观的这个策略是有效而可行的，安徒生童话对中国现代儿童观的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有效地促进了现代儿童观在中国的确立与发展。 注释： 认为安徒生童话并非以儿童为本位的代表性论文有：狄福丹麦童话家安徒生（文学1935年第4卷第1号），范泉新儿童文学的起点（大公报1947年4月6日），张朝丽安徒生童话个别篇章在接受问题上的反文化倾向（内蒙古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王宁论安徒生童话创作的悲剧心理（河北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梅媛浅析安徒生童话中的悲剧情结，（四川教育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梁志坚被人忽略的一面：安徒生的基督教情结（世界宗教文化2006年第3期）。 张莉：论童话中的幻想美，载雁北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8期。 此说法见周作人随感录，载新青年第5卷第3期。 李红叶：安徒生童话的中国阐释，中国和平出版社2005年版，第14页。 王泉根：中国安徒生研究一百年，中国和平出版社2005年版，第3页。 胡从经：晚清儿童文学钩沉，少年儿童出版社1982年版第，188页。 刘半农：洋迷小楼，载中华小说界，1914年7月1日。 周作人：读安徒生的十之九，收入王泉根编选中国现代儿童文学文论选，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871页。（文章题目系编选者自加）。 (11)(12)秦弓：“五四”时期的安徒生童话翻译，载涪陵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 赵景深：郑振铎与童话，载儿童文学研究，1961年12月。 (13)郑振铎：小说月报安徒生号（上）卷头语，载小说月报第16卷第8号，1925年8月。 (14)郑振铎：小说月报安徒生号（下）卷头语，载小说月报第16卷第9号，1925年9月。 (15)徐调孚：皇帝的新衣付印题记，收入皇帝的新衣，上海开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