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诗者持也”论刘勰的诗学观

从“诗者，持也”论刘勰的诗学观文心雕龙明诗篇在总结诗的文体特质和特征时，采用了诗纬含神雾中的 “ 诗者持也” 说。其曰：大舜云：“诗言志，歌永言。”圣谟所析，义已明矣。是以“在心为 志，发言为诗”，舒文载实，其在兹乎？诗者，持也，持人性情；三百 之蔽，义归“无邪”，持之为训，有符焉尔。对于篇中的“诗者持也”说，黄侃、范文澜等很多研究者都指出其 语出诗纬含神雾。在本篇开头，刘勰先对诗进行了“释名以章义”， 即解释文体名称，并说明其含义。这里可以分为两层，一是对“诗言志” 的阐述，二是以诗纬和孔子论诗的“无邪” ，指出诗的“持人性情”的作 用，即诗能扶持，持守和把握人的情性而不使有失，也就是“持之使正” 之意。并以孔子评论诗经的“思无邪”来概括诗经三百篇的要 义在于“无邪”，所谓“无邪”，就是说诗经中都是“持人性情”，而无 “淫邪”之失、归于正道的诗歌。刘勰将孔子评诗经的“无邪”作为把 “诗”训为“持”的最有力的证据。从“诗者，持也，持人性情”的目的出发， 可以得出关于刘勰诗学观的一些内容。纬书形成于西汉的哀帝、平帝时期，到东汉则基本完备。“纬”是 相对于“经”而言的，儒家的“六经”，加上孝经都是有纬书的，总称 “七纬”，除了 “七纬”外，纬书中还有河图、洛书和论语谶等。纬书 除了与经书相关以外，它还与谶，或称图谶、符谶相联系。谶是一种 诡秘的隐语，用以预决吉凶，我国自古有之，先秦典籍中就有所记载， 民间也流传一种谣谶。纬书以董仲舒的天人感应为主导，书中大量的 宣扬了阴阳五行、祥瑞灾异等，将谶与六经的经义穿凿附会起来，从 而又形成了谶纬之说。所以，纬书中大量的内容是与经书经义毫无关 系的，作者记叙的祥瑞灾异等，是为了宣扬神学迷信思想，以此对当 时的社会政治发生作用。诗纬作为纬书的一种，像其他纬书一样，也具有内容庞杂的特点。 诗纬是作为与诗经相配的纬书出现的，汉代流传下来的纬书有推 度灾汜历枢和含神雾三种。诗纬的主要内容有三：一是对诗 的本体性质的概括，如“诗者持也”说；二是对诗经具体篇章字句 的解释，如“关雎知原，冀得贤妃、正八嫔”；三是宣扬“天人感应”、 “阴阳五行”之说。诗纬中的这一部分内容，有的是与诗经的诗篇 结合起来的，而大量的则与诗经是毫不相干的。而诗纬中最具理 论意义、且对后世的文学理论影响较大的是“诗者持也”说。诗纬含神雾中有两处提到“诗者持也”：一为“诗者，持也，以 手维持，则承负之义，谓以手承下而抱负之。”另一为“诗者持也，在 于敦厚之教，自持其心，讽刺之道，可以扶持邦家者也。”诗纬训“诗” 为“持”，将“诗”与“持”联系起来，是因为这两个字在声训上都从“寺”声。 “持”的本义是“握”或“执”，诗纬含神雾第一条中的“以手承下”基本 上是“握”或“执”的意思，而“抱负”一词，则由“以手承下”的“握”之意而 发展为手抱肩负，进一步引申为“扶持”，这里虽然解释了“诗者持也”， 但没有说明所“持”的内容。而第二条中的“自持其心”、“扶持邦家”，就 明确的指出了诗所“持”的是个体思想情感和家国的安定稳固，这样就 使诗具有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内涵和作用。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诗纬含神雾对 “诗者持也”的解释， 基本来自于先秦儒家的“兴观群怨”、“温柔敦厚”、和“讽谕美刺”，但又 不同于毛诗等其他三家说诗的诗论观点。毛诗序的诗论虽然被称 之为情志统一说，但从“发乎情，止乎礼义”这一点仍可看出“情”还是 归属于“志”的。而“诗者持也”用“诗”的假借义和引申义来解释诗，认为 诗具有扶持人心、扶持家邦的作用。显然，诗纬并不拘泥与经义，而 作顺应、自由、创造性的发挥。正是这一观点深刻影响了刘勰文心 雕龙的诗论。刘勰引用、吸收这一观点，并将其作为其诗论的一个 核心观点。从刘勰对诗的具体论述中，又能看出对诗纬关于诗的“持” 的具体内涵及其意义的深刻阐释。一、表现“顺美匡恶”的思想内容在吟咏诗纬的内容后，刘勰进一步发挥诗的“持”在于“持人性情”的功能和作用。首先，诗歌要表现“顺美匡恶”的思想内容。在阐述诗歌发展变化 的过程中，认为大禹治水成功，太康荒淫无道，这个时期便产生了“九 序惟歌”和“五子咸怨”的诗作，因而“顺美匡恶，其来久矣”，歌颂美德， 匡正过失，是诗歌所应该表现的思想内容。因此，诗经“四始彪炳， 六艺环深”；屈原的楚辞则有“讽怨”、“为刺”的内容；汉代韦孟的讽 谏诗“匡谏之义，继轨周人”等都强调了诗的讽喻美刺作用。同样， 在乐府篇中，谈到乐府诗的性质时，刘勰指出“夫乐本心术，故响 浃肌髓；先王慎焉，务塞淫滥。敷训胄子，必歌九德；故能情感七始， 化动八风。”音乐是表达人的心情的，它可以渗入到人的灵魂深处，因 而先代帝王对此十分重视，一定要防止邪乱、失当之乐，以使乐能感 天动地，教化民众。刘勰对乐府性质的论述与“诗者，持也，持人性情”的理论是一致 的。在刘勰看来，诗的“持人性情”的作用，是通过诗的“顺美匡恶”的 思想内容来体现的，因而他强调诗的“顺美匡恶”，并予以了高度的评 价。反之，则予以否定。如对玄言诗，明诗篇评曰：“江左篇制， 溺乎玄风；嗤笑徇务之志，崇盛亡机之谈。”时序篇论曰：“是以 世极迍邅，而辞意夷泰；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由于玄 言诗脱离了当时的现实生活，而沉湎于空谈玄理之中，丧失了我国诗 歌“顺美匡恶”的优良传统，刘勰因此而否定玄言诗。二、“比兴”、“典雅”其次，刘勰在论诗时，强调“比兴”艺术手法和“典雅”的艺术风格。 “比兴”是我国古代批评家从诗经的创作中总结归纳出来的两种基 本的表现手法，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虽然也把它作为诗的表现手法 来研究，但却将它与讽喻美刺的内容相结合，强调诗的“持人性情”的 教化作用。刘勰论“比兴”曰：“比则畜愤以斥言，兴则环譬以记讽”； “观夫兴之托谕，婉而成章；称名也小，取类也大。”（比兴）。对 我国历来诗歌运用的比兴手法的总结，更说明了他对诗歌运用“比兴” 而发挥讽谏作用的重视。如诗经楚辞是“讽兼比兴”；汉魏的辞赋“诗刺道丧，故兴义销亡”；而六朝的诗作描摹山水景物，只用比 而弃乎兴，“日用乎比，月忘乎兴；习小而弃大，所以文谢于周人也” （比兴）。刘勰重视“比兴”，实际上就是重视运用“比兴”的手法，而 使诗具有讽喻美刺的内容，从而发挥“持人性情”的作用。在刘勰看来，诗歌要具有“持人性情”的作用，在艺术风格上必须 具备典雅正宗的特点。体性篇刘勰概括“八体”，即八种风格类型。 其中，“一曰典雅”，所谓“典雅者，熔式经诰，方轨儒门者也”，典雅的 风格来自取法儒家经典的风范，遵循儒家思想的轨迹。刘勰将“典雅” 置于“八体”的第一体，说明其对“典雅”风格的推崇和提倡。因此，在 文心雕龙中，刘勰对具有典雅风格的诗人予以高度评价。如明 诗篇：“平子得其雅，叔夜含其润”、“张衡怨篇，清典可味”；乐 府篇：“逮于晋世，则傅玄晓音，创定雅歌，以咏祖宗”；才略篇： “刘琨雅壮而多风”等等。与“典雅”风格相反的则是“新奇”、“轻靡”，也 就是漠视传统，追求新奇，文辞浮华，内容浅薄。这样的风格不仅与 典雅风格不相符合，更为重要的是，奇诡、轻靡的诗歌风格不益于发 挥诗的“持人性情”的作用。三、情志统一为了保证诗歌具有“持人性情”的作用，刘勰还在传统“言志”说的 基础上，又吸收了情感理论，从而形成“情志统一”说。如“人禀七情， 应物感斯；感物吟志，莫非自然”（明诗）；“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辞 巧，乃含章之玉牒，秉文之金科矣”（征圣）等，情与志相提并论。 传统儒家的“诗言志”说，并不排斥人的情感因素，但它主要侧重于人 的意志、思想、抱负、理想等，表现的是较严肃、重大的内容和题材。 “言志”属于人的理性认识的范畴。而西晋陆机的“诗缘情”说，则加强 了诗歌创作中的情感因素，突破封建礼义对人的情感的束缚和桎梏。 从“言志”到“缘情”这在我国诗论史上是一个具有革命性的转变，抒情 成为诗歌创作的艺术生命。虽然如此，文心雕龙中的诗论还是将 “言志”与“缘情”结合起来，“情志统一”说对诗歌创作中的人的情感予以 了定性和规范。因为在刘勰看来，如果不把情与志结合起来，诗歌创 作中的“情”很有可能会成为一种情欲，甚至堕落为淫荡和邪恶，所谓 “任情失正，文其殆哉”（史传）因此，文心雕龙在强调“言以足 志”（征圣）；“志以定言”（体性）；“志合文则”（通变）；“述志 为本（”情采）的同时，还对诗歌抒发的情感做了要求和规定。比如， 诗歌创作源于人的情感抒发，因而要“为情造文”；为情而作的诗歌， 其内容要符合诗经讽喻美刺的传统；情感也要真挚真诚，即“情信 而辞巧”（征圣）；“情深而不诡”（宗经），情感要真挚深厚，不应 有任何的虚情假意。同时“为情者要约而写真”（情采），即简约真实。由上可见，文心雕龙中关于诗歌“顺美匡恶”的思想内容，“比 兴”艺术手法和“典雅”的诗歌风格，以及诗歌创作中的“情志统一”说， 这些诗论都是对“诗者，持也，持人性情”说的具体阐述和发挥。但是，从总体上看，刘勰对纬书及谶纬之说是持否定态度的，文 之枢纽中特设正纬一篇，对纬书加以辨正和批判，而在明诗 篇中，又采用诗纬的“诗者持也”说来论诗，并作为其核心观点，其原 因在于，“诗者，持也”说是对“诗言志”的补充和发展。“诗言志”说是就 创作主体的诗人而言，强调的是诗所要表现的内容，而“诗者持也，持 人性情”之说，则提出了诗对接受者的情性的影响，突出了诗的社会 功能和作用。将两者结合起来，抒发诗人志向、理想的诗歌能够具有 扶持和端正人的情感、性情的作用，这就是刘勰对诗体名称的解释和 对诗体意义的认识。所以，在文心雕龙的诗论中，刘勰将“诗言志”、 “诗缘情”与“诗者持也”说综合起来，从而形成自己的诗歌理论。可以 看出，刘勰真正做到了兼收并蓄， “弥纶群言”，从而使文心雕龙 成为一部“体大思精”的巨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