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红军长征落脚点的六次选择红军长征面临的困难

中央红军长征落脚点的六次选择红军长征面临的困难 红军长征,是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下的中国工农红军谱写的一部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是一座让中国人民世代铭记的历史丰碑。但它的落脚点选择却经历了一个艰苦曲折的抉择过程。当初,参与长征的共四路红军,每一路全部经历了数次改变。尤其是中央红军曾前后经历了六次大的改变,最终选择陕北。这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依据全国形势的发展和敌我双方实际情况的改变逐步确定的,是富有远见卓识的伟大抉择。激流归大海。其它各路红军根据党中央的抉择,前后长征抵达陕甘依据地,实现了党的三大主力红军会师陕甘的战略计划,为开创中国革命的更大局面奠定了坚实基础。决定落脚湘西,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在实施战略转移时,博古、李德等人原计划去湘西落脚,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先放下行李,再实施战略反攻,打破国民党军队的第五次“围剿”,恢复中央革命依据地。不过,因为博古、李德等人采取消极避战,一味西逃的方针,加上指挥拙笨,丧失了很多战机,使中央红军在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渡过湘江后,部队由出发时的万余人锐减到3万余人。这时,蒋介石已经判明中央红军一定会由通道北上湘西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所以,她在湘、桂、黔三省边境地域预置重兵,布阵以待,“请君入瓮”!博古、李德等人不察敌情改变,命令中央红军由通道北上湘西,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假如根据博古、李德等人的命令,中央红军继续北出湘西北,势必须和五六倍于己的敌军决战,将有全军覆没的危险。在此危急关头,毛泽东从党和红军的前途、命运出发,从中国革命的前途、命运出发,挺身而出,同博古、李德等人展开斗争,力主放弃北出湘西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12月12日的通道会议上,多数领导人赞成毛泽东的主张,随即,部队改向敌人兵力比较微弱的贵州前进。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这也是长征出发以来的首次政治局会议。会议接收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经过了有关战略方针的决定。决定明确指出:“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建新的苏维埃依据地的决定在现在已经是不可能的,而且是不宜的。”“政治局认为新的依据地,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域,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域。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域。”这是中央红军长征途中,中共中央有关落脚点选择的第一次改变,即从根本上改变了博古、李德原定向湘西落脚的计划,决定向敌军兵力比较微弱的黔北进军,在川黔边区创立新的依据地。在川西或川西北创立新的依据地根据黎平会议的决定,中央红军于1935年1月胜利抵达黔北地域,但却发觉该地域地瘠人稀,党的工作基础也比较微弱,且蒋介石调集了148个团共约40万人的兵力围拢而来,红军在该地域难以立足发展。所以,遵义会议接收了刘伯承、聂荣臻的提议,决定放弃在川黔边创立新的依据地的计划,北渡长江,向川西或川西北挺进,和红四方面军会合,在该地域创立新依据地。刘伯承、聂荣臻全部是四川人,她们对四川的情况比较了解。这是中共中央在长征途中有关落脚点的选择的第二次改变,也是第三次抉择。1935年1月19日,中央红军根据遵义会议的决定,开始由遵义地域北上,准备北渡长江,向川西或川西北前进。不过,因为在敌军优势兵力的围追堵截下,尤其是川军以12个旅的兵力严密封锁了长江,北渡长江受阻,中央遂决定临时放弃北渡长江的计划,改为在川黔滇地域进行机动作战,跳出优势敌军的包围圈,乘胜北上,同红四方面军会合,在川西或川西北创立新的依据地。据此,中央红军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正确领导和指挥下,从1935年1月下旬至5月上旬,充足利用敌人相互之间的矛盾,发挥红军运动战的优势,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并依据情况的改变,适时变换作战方向,声东击西,避实击虚,不停造成敌人的错觉和失误,纵横驰骋于川黔滇广大地域,迂回穿插于敌军重兵集团之间。四渡赤水,二战遵义,南渡乌江,威逼贵阳,乘虚进军云南,迫近昆明,巧渡金沙江,最终跳出了约40万敌军的围追堵截,粉碎了蒋介石围歼红军于川黔滇地域的计划,掌握了战略转移的主动权,实现了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渡江北上的战略计划,取得了含有决定意义的重大胜利。确定在川陕甘地域创立新的依据地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后,根据中共中央会理会议的决定,继续北上,顺利经过彝民区,渡过大渡河,翻越夹金山,于6月12日和前来迎接的红四方面军部队在川西懋功地域胜利会师。这时,中国革命形势发生了重大改变。1935年5月,日本帝国主义借口所谓中国破坏塘沽协定,向国民党政府提出对华北统治权的无理要求,并从中国东北调集了大批日军入关,直接威胁平津、威胁华北的安全,中华民族的危机愈加严重,中日民族矛盾急剧上升为关键矛盾,抗日救国成为中国社会的政治专题和全国各阶层人士的共同要求。不过,国民党蒋介石置民族危亡于不顾,依然顽固地坚持其“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一面调集优势兵力继续“围剿”红军和镇压抗日救国运动;一面对日妥协退让,于6月10日颁布了敦睦邦交令,宣称:“凡中国民对于友邦,务敦睦谊,不得有排斥及挑拨恶感之言论行为,尤不得以此目标组织任何团体,以妨国交。”并强调:“如有违反,定予严惩。”7月6日,她们全部承诺了日本帝国主义于6月9日提出的“觉书”要求,达成了卖国求荣的何梅协定,将华北的大部主权拱手送给了日本帝国主义。同时,她们根据日本侵略军的要求,把驻河北的国民党东北军于学忠等部调往西北“剿共”。日本帝国主义的加紧入侵和蒋介石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抗日反蒋运动快速掀起新的高潮。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救国的中坚力量。自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一系列抗日救国主张,已在全国人民中产生了重大影响。中国工农红军即使在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统治时期遭到严重损失,但自遵义会议后,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正确领导和指挥下,化险为夷,夺取了战略转移的重大胜利。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后,总兵力达10万余人,战斗力大为增强,士气愈加旺盛。红四方面军主力正在岷江两岸之镇江关、片口、北川、茂县地域,可随时向东向北发展。湘鄂川黔依据地的红二、红六军团和陕甘依据地的红二十六、红二十七军在反“围剿”斗争中全部取得了很大胜利。红二十五军在长征中创立了鄂豫陕依据地,粉碎了敌人的第一次“围剿”。留在南方8省15个地域的红军和地方革命武装,在极其艰苦困苦的条件下,主动开展游击战争,牵制和消耗了大量敌军,在战略上有力地配合了主力红军的行动。蒋介石尽管还在尽力策划对红军发动新的进攻,不过追击中央红军的几十万大军,经过半年多的艰苦转战和长途跋涉,已经远离其中心城市,补给困难,士气颓丧,战斗力大为下降。川陕甘地域之敌军派系复杂,各有各的计划,矛盾重重,协同作战十分困难。全部这些情况全部清楚地表明,中国革命的形势仍然存在,并有快速发展的美好前景。依据上述情况,中共中央、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于6月16日致电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提出:“为着把苏维埃运动之发展放在更巩固更有力的基础之上,以后我一、四两方面军总的方针应是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并于合适时期以一部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并强调:“现在计划则兄方全部及我野战军主力,均宜在岷江以东,对于马上到来的敌人新的大举进攻,给果断的打击,向着岷、嘉两江之间发展。至发展受限制时,则以陕、甘各一部为战略机动地域。所以,果断巩固茂县、北川、威州在我手中,并击破胡宗南之南进,是这一计划的枢纽。”6月26日,中共中央为统一战略思想和红四方面军和中央红军的一致行动,在懋功以北的两河口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作有关现在战略方针的汇报,具体地说明了松潘、理县、茂县一带不利于建立依据地,必需北上到川陕甘地域创立依据地的理由。汇报指出:(一)川陕甘地域便于大部队机动,而松潘、理县、茂县地域道路狭窄,利于敌人封锁,不利于红军反攻。(二)川陕甘地域群众条件好,人口多,是汉人聚居区域,便于扩大红军,而松、理、茂地域人口只有20万,又是少数民族聚居区域,不利于红军扩充。(三)松、理、茂地域粮食、牛羊缺乏,而川陕甘地域物产丰富,便于处理红军给养。红军陷于松、理、茂地域,将无发展前途。汇报强调指出:红军向南发展是不可能的,敌人已经占领了夹金山以南地域;向东过岷江也不可能,敌人已经集结130个团的兵力进行堵截;向西北是广大草原,条件更艰苦,只有向北发展,采取运动战,发扬红军勇猛果敢精神,快速进攻松潘之敌胡宗南部,夺取松潘,控制北上川陕甘通道,才是正确的选择。为此,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要统一指挥,集中于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红军分为左、中、右三个纵队共同北上,派6个团进攻松潘,对岷江东岸实施佯攻。会上,包含张国焘在内,一致同意周恩来的汇报,认为中央红军、红四方面军共同北上,创立川陕甘依据地,开创中国革命新局面是可能的。同时强调:夺取松潘,打击胡宗南部,是实现中共中央确定的北上抗日战略方针的枢纽。战略方针的实现,关键靠打胜仗,消亡敌人有生力量。并强调两个方面军统一在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集中领导和指挥下,对实现党的北上抗日战略方针含有极端主要的意义。据此,中共中央于28日做出有关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明确指出:“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亡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发明川陕甘苏区依据地,使中国苏维埃运动放在更巩固更广大的基础上,以争取中国西北各省以至全中国的胜利。”这是中共中央在长征途中有关落脚点选择的第三次改变,也是第四次抉择。两河口会议是一次主要的会议。它正确地分析了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合后的全国政治形势和川陕甘、川康边的实际情况,适时地确定了两军共同北上抗日,创立川陕甘依据地的战略方针。这不但对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的发展含有重大指导意义,而且对于推进全国抗日救国形势的发展、开创中国革命的新局面,含有重大意义。不过,因为张国焘的干扰和破坏,党的北上川陕甘抗日的战略计划未能实现。寻求在中蒙、中苏边境休养生息,尔后东进抗日1935年8月,中共中央率领右路军(即红首先军第一、第三军团和军委纵队,红四方面军第四、第三十军),穿过茫茫水草地,抵达班佑、巴西地域,准备继续北上。这时,中共中央根据沙窝会议、毛尔盖会议决定,命令张国焘率领左路军(即红首先军第五、第三十二军和红四方面军第九、第三十一、第三十三军等部)东进,和右路军靠拢,共同北上抗日。不过,张国焘攫取党和红军最高领导权的图谋被一再挫败后,开始铤而走险,公开反对党的北上抗日战略方针,要求党中央和右路军随其南下。中共中央为了动员她率领左路军共同北上抗日,电报频繁往来,苦口婆心,进行耐心说服、教育。不过,张国焘置若罔闻。9月3日,她复电中共中央,提出“右路军即乘胜回击松潘之敌,左路军备粮后亦向松潘前进。时机迫切,须即决即行”。同时,命令已东进到墨洼周围的红五军部队返回阿坝,准备南下。5日,又命令在松岗、党坝、卓克基等地的左路军部队停止前进,就地“筹粮待命”。9月9日,她背着中共中央,电令陈昌浩等,以武力要挟党中央和红首先军“南下,根本开展党内斗争”,阴谋危害党中央。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叶剑英看到电报后,立刻汇报了毛泽东,在紧要关头为中国革命做出重大贡献,为党立了大功。毛泽东得悉这一情况后,同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等在红三军驻地阿西紧急磋商,为落实党的北上战略方针,推进抗日民主运动的发展和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冲突,决定率右路军中红一、红三军团和军委纵队快速脱离险境,先行北上。10日凌晨,红三军团及军委纵队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由阿西北上,向红一军团靠拢。彭德怀、李富春电告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张国焘违反战略方针,令右路军南退,中央已去电申斥”。“中央今日率3军全部及军委纵队开抵拿拉界,明日到鹅俄界”。同日,中共中央发出为实施北上方针告同志书,重申北上抗日战略方针“是唯一正确的方针,对于红军,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南下是绝路”,“中央反对南下,主张北上,为红军为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你们应该果断拥护中央的战略方针,快速北上,发明川陕甘新苏区去”。同时致电张国焘,“中央现在恳切的指出,现在方针只有向北,才是出路,向南则敌情、地形、居民、给养全部对我极端不利,将使红军陷于空前未有之困难环境。中央认为:北上方针绝对不应该改变,左路军应速即北上。”9月12日,中共中央率领红首先军主力和军委纵队快速脱离险境抵达俄界后,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主要汇报。她指出: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合后,是应该在川陕甘创立新的依据地的。但现在只有红首先军主力第一、第三军团北上,因此,目前的基础方针,是要经过游击战争,打通同国际的联络,整理和休养兵力,扩大红军队伍,首先在和苏联靠近的地方发明一个依据地,未来向东发展。和会人员一致同意毛泽东提出的战略行动方针,并决定将第一、第三军团和军委纵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9月13日,中共中央率领陕甘支队继续北上,于17日突破天险腊子口,18日,乘胜占领大草滩、哈达铺,最终走出草地,进入甘南地域。这是中共中央落脚点选择的第四次改变,也是战略抉择的第五次改变。最终决定落脚陕甘,开创中国革命的新局面中央红军长征抵达哈达铺后,形势大为改观。真可谓“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含有超常预见能力的毛泽东已经看到喷薄欲出的东方红日,她已经在憧憬“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哈达铺在甘肃岷县南部(今属宕昌县)的一个小镇。当地盛产当归,回民占二分之一以上,而且越往北走回民越多。所以,中共中央为了更加好地落实实施党的民族政策,特颁发回民地域守则,除要求不得私自入清真寺,不得任意借用回民器皿、用具外,还要求不得在回民住家杀猪和吃猪肉等,条目很多很细。恰在这时,中共中央在哈达铺邮局搜集到一部分天津出版发行的大公报,得悉陕甘两省的红军和赤色游击队正处蓬勃发展之势。诸如1935年7月29日的大公报社评说:徐向前朱毛之趋向,尚不尽明,今姑暂不管甘,而专就陕事一言。第一,国人应注意者,现在不独陕北有匪,陕南亦然,徐海东一股,猖獗已久,迄未扑灭,故论陕乱,不能转看北部。第二,过去所谓陕北,系指旧榆林、绥德、延安属,近则韩城一带亦睹匪踪,是由陕北而关中矣第三,就陕北言,兵队确不为多,就全陕论,则目下集中之军队,殆不下十师以上,而匪方总数,通南北计之,有械者当不过万余。由第一、二两点,可知陕乱严重之轮廓,由第三点,可知迄今为止,军事效率之不良,证实今后应努力之点,不但军事上之问题而已也。“有关农村赤化问题,陕北确甚于陕南。陕南匪区小,为时亦暂,陕北则有广大之区域,和较久之依据(地)故也大致言之,陕北二十三县中,近惟井岳秀师担任之旧榆林府属五县及米脂县,情形较安。绥德以南,迄延安、州(即县)一带,七八百里间,路早不通,多不可问。近月陷城之县有六,即延长、延川、安塞、保安、安定、靖边。高桂滋师驻绥德,目下可维持两三县,余不可及。近时最危者,为延安城之运命,驻有井、高两师部队,已月余不通音耗,延安以南,情况更不可知。要之纵横数百里间,殆尽成赤化,较之赣事紧急时,其区域之广大相若。”等等。毛泽东阅读了这些报纸后,欣喜万分。她坚定地表示:全陕北不说20万,就是两万红军,我们也要去。她快速把报纸转给了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等人。张闻天于9月22日撰写了发展着的陕甘苏维埃革命运动的读报笔记,提出在陕甘地域立足发展的思想。她在笔记中说:“不管敌人怎样拼命,然而她们无法消亡,甚至预防苏维埃革命运动的发展。西北各省的苏维埃革命运动更是在大踏步的前进中。”“让那些没有气节的机会主义者去悲叹中国苏维埃革命运动的低落,去歌颂反动统治的日益巩固吧。能够处理产生中国革命基础矛盾的力量,只有中国共产党和她所领导的苏维埃政权。我们将踢掉这些障碍物,肃清自己前进的道路,为发明川陕甘苏区而斗争!”9月22日,中共中央在哈达铺召开陕甘支队团以上干部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汇报。她说:“现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我们就是要北上抗日。首先要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我们的路线是正确的。现在我们北上先遣队人数是少一点,不过目标就小一点,不张扬,大家用不着消极,我们现在比1929年初红四军下井冈山时的人数还多哩!”9月23日,陕甘支队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以一部兵力东进闾井镇,佯攻天水,以调动敌人向该地集中,主力乘机以急行军忽然折向西北,摆脱敌重兵阻击,经过了敌武山、漳县间的封锁线,并在鸳鸯镇和山丹镇之间渡过渭河,于9月27日抵达通渭县的榜罗镇。中共中央在此召开了政治局常委会议,依据新近了解到的情况,改变了俄界会议的计划,决定落脚陕北,“在陕北保卫和扩大苏区”。这是中共中央有关红军长征落脚点的第五次改变,也是最终的抉择。28日,博古依据中共中央常委会会议的决定,撰写了陕西苏维埃运动的发展和我们支队的任务一文,具体地叙述了在陕北落脚的伟大意义。文章指出:“苏维埃运动基础上游击运动的方法在陕甘尤其是陕北有着惊人的蓬勃发展,无疑的,这个发展,其意义,其主要性,决不限于陕西,决不限于西北,而是全中国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事件”,“是赤化整个西北之开端和先声”。在现在,日本侵略者正逐步占领北部中国的特殊条件下,陕西“有她尤其重大的军事战略的主要性”。会后,中共中央率领陕甘支队继续北上,翻越了六盘山,于10月19日抵达陕甘依据地的吴起(今吴旗)镇,胜利地完成了伟大的战略转移。中共中央在吴起镇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同意了榜罗镇会议的决定,指出“建立西北的苏区,领导全国大革命”,是党和红军以后的战略任务。11月2日,中共中央率领陕甘支队东进到陕西甘泉下寺湾,和红十五军团胜利会师。3日,党中央决定重建红首先军,陕甘支队编为第一军团,红十五军团编入红首先军建制。同时决定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即中央军委),毛泽东任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任副主席。从21日至24日,红首先军在毛泽东的亲自指挥下,胜利地进行了直罗镇战役,给中共中央把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以后,红首先军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领导和指挥下,又进行了东征、西征战役,巩固和扩大了陕甘宁依据地,为实现三大主力红军的胜利会师,推进中国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奠定了主要基础。(压题照片:1937年5月,毛泽东和参与过秋收起义的部分同志在延安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