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古代农业生产情况

山东古代农业生产情况山东农业历史悠久，有丰富的农业遗产。据滕县新石器时代早期 的北辛文化遗址发现，早在7000年前，已经有了原始农业生产活动。 在遗址中出土的石斧、石铲、鹿角锄、陶器和碳化粟粒等，表明当时 已经有了简单的生产工具和谷物种植。新石器时代中期的大汶口文化 时期，出土农具的种类和数量增多，磨制技术日趋精致，有了穿孔、 装柄的复合农具。在大汶口文化晚期，陶器的制作也有重大进步，出 土了灰陶、红陶、黑陶、白陶和少量的彩陶，陶器制作方法已从手制 发展到轮制，生活用器和农产品贮藏容器也有了一定的发展。在长岛 北庄遗址中发现了黍壳，胶州三里河遗址中发现了窖穴中遗留的1.2 立方米已碳化的粟粒，表明这时期的粮食作物有黍和粟等。根据出 土的猪、狗、牛、羊、鸡等畜禽遗骨，证实当时的畜禽饲养已较为普 遍。大汶口文化墓葬出土的高柄杯、石质和陶质纺轮及布纹印痕，表 明当时已有酿酒和纺织。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龙山文化时期，农业生产工具又有明显进步， 不仅复合工具增加，而且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石镢、石犁等工具，其中 最显著的是收割工具的增加，这时期已进入了耜耕时代。龙山文化时 期，栖霞县杨家圈遗址中发现稻壳及稻壳的印痕，表明当时已开始种 植稻谷。发掘的龙山文化遗址中，几乎都有比较规整的贮藏物品的窖 穴及瓮、缸等大型陶质容器，表明当时的粮食已有较多的剩余。有的 遗址中还发现了马的遗骸，表明已有马的驯养。夏、商、西周时期。山东由于地处黄河下游，自古水患频繁，很 早就重视治水活动，夏初大禹在山东采取疏导的方法治理洪涝成功。 山东冶铜技术发展较早，这时期已能冶炼青铜，至商代已有青铜农具。 山东养蚕历史悠久，青州苏埠屯商墓遗址出土有随葬的玉蚕，至周代 齐鲁已是“千里桑麻”，表明蚕丝生产已初具规模。春秋战国时期。山东冶铁技术也发展较早，国语齐语有“恶 金以铸锄、夷、斤、木属，试诸壤土”的记载，当时农业生产中已有 铁制农具的使用。铜制和铁制农具的使用，对古代农业的发展起了极 其重要的推动作用。这时期还出现了牛耕，同时创造了牛穿鼻的使牛 技术。在作物的种植上，除黍稷、粟、稻谷外，又有了小麦、大麦、 大豆等。春秋战国时期，山东不仅已有多种粮食作物的种植，而且也 有了菜及瓜果等园圃的种植，诗经中记载的蔬菜有20多种。管 子一书的立政篇中即有“瓜瓠荤菜，百果备具”的记载。此期 在栽培技术上日渐精耕细作，实行施肥、灌溉、复种，知道农业增产 之道在于调节好“天”、“地”、“人”三者与农作物的关系。秦汉时期。山东随着牛耕技术的推广，各种农具有进一步发展， 从整地、播种、中耕除草、灌溉、收获、脱粒到农产品加工的石制、 铁制或木制的各种农具更加齐全。农作物的栽培，已不限于旱粮作物。 在琅琊郡的稻城县（今高密县西南）出现了稻田万顷。在耕作制度方 面，农业生产开始走上了轮作制度，还出现了“区种法”等先进耕作 方法。西汉时期氾水（今曹县）氾胜之著有氾胜之书，该书对当时 农业生产经验进行了总结，成为中国历史上现存最早的一部重要农学 著作。魏晋南北朝时期。山东地区屡经战乱，农业遭到严重破坏。在恢 复农业生产上先后实施了租调制、屯田制、占田课田制和均田制，使 垦田面积迅速增加。在农业生产技术方面，又取得很大进步。北魏青 州（今寿光）的贾思勰著有齐民要术，记述了六世纪以前黄河中下 游地区的农业科学技术成就，较系统全面地总结了农田耕作、作物栽 培、果蔬种植、畜禽饲养及食品加工等技术，是中国广为流传的古代 农学名著。隋唐五代时期。隋代实行宽徭役、免租赋、均田制，开永济渠和 丰兖渠。唐代推行鼓励垦殖、均田制，兴修水库塘坝、疏浚河道等水 利工程，把农业推上空前兴盛的阶段，出现了封建社会的盛世。尤其 唐代前期，经济较为繁荣，山东已成为全国主要的粮食产区之一。到 唐代后期和五代十国时期，山东地区又陷入长期混乱的局面，致使人 口流徙，土地荒芜，经济的发展又受到严重摧残。宋元时期。宋代实行租佃制、劝导耕垦、减免赋役等政策措施， 农业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元代东平县王祯著的王祯农书， 全面记述了 80多种谷物、蔬菜、果树和药材的起源、品种及栽培方 法，详细记述了 257种农业生产工具，展示了中国古代农业生产器具 方面的卓越成就。西汉的氾胜之、北魏的贾思勰和元末的王祯被誉为 中国古代三大农学家，氾胜之书、齐民要术和王祯农书被 誉为中国古代三大农学名著。元末棉花传入山东种植，给农业种植结 构的变革和人民生活带来深远影响。明朝。针对山东鲁西等地区因战乱造成大批人民逃亡、土地荒芜 的情况，多次组织移民屯垦并推行奖励垦荒政策，规定新开垦的土地 为开垦者所有，甚至“永不加赋” 1388年-1389年（明洪武二十一年 和二十二年）两次将山西无地农民迁到东昌府（今聊城地区），洪武年 间还多次将青州、兖州、登州、莱州、济南等地的无地农民迁到东昌 府，至1395年，由外地迁入东昌府的移民达5.8万多户，垦田面积 达70多万亩。同时还重视水利的兴修，如开挖登州蓬莱河，疏浚大 小清河。1403年-1424年永乐年间，调集民夫16万多人，重新疏通 会通河故道。随着明代交通的开拓和与国外经济交往的扩大，棉花的 种植已具相当规模，嘉靖山东通志田赋物产有“棉花六府皆 有之，东昌尤多”之记载。明万历年间相继传入玉米和烟草的种植。 此期，在发展粮食作物的同时，经济作物棉花、烟草及果树和蔬菜都 有较好的发展。1581年（明万历九年）推行“一条鞭法”，使繁杂的 赋役征收项目和手续得到了简化，促进了实物地租向货币地租的转 化。至明末，由于战乱，农业又遭到极大破坏，山东的农田面积和人 口减少近半。清朝建立后，为恢复经济，招抚流亡人口，积极开垦荒地。山东 推行垦荒政策，不仅粮食产量提高，而且棉花、烟草等经济作物也开 始大量种植。乾隆年间，甘薯由福建传入山东的胶州等地试种成功。 嘉庆初年，小粒花生传入山东种植，19世纪末，又传入大粒花生。 清代还传入了马铃薯、辣椒、甘蓝、蕃茄、西洋苹果等。由于外来作 物的引进，山东农作物的结构发生了新的变化，小麦、甘薯、玉米等 逐步成为重要的粮食作物，棉花、花生、烟草及其他经济作物的种植， 逐渐占有较大比重，棉花发展尤快。清朝后期，由于封建统治腐败， 闭关自守，赋税徭役加重，生产技术日益落后，农村经济严重衰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