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家伦家世

罗家伦家世 北大的罗家伦 父亲是浙江绍兴人，1897年出生于江西南昌一个旧式读书家庭，她早年受的是家塾式的传统教育，但也有机会读到上海出版的新书报，并在传教士开设的夜校补习英文，打下了很好的基础。1915年，父亲考进复旦公学中学部，因国学功底很深，同学们戏称她“孔夫子”。1917年夏天，20岁的父亲投考北京大学，主修外文。父亲到北大读书那一年，恰好蔡元培先生到北大上任。父亲曾回想，当初北大有两个地方是她们常常聚会的场所，一是汉花园北大一院二层楼上国文教员休息室，钱玄相同时常在那里;另一个是一层楼的图书馆主任室，也就是李大钊的办公室。“在这两个地方，无师生之别，也没有客气及礼节等一套，大家到来大家就辩，大家提出问题来相互问难。大约天天到了下午3时以后，这两个房间人全部是满的。”父亲和胡适先生连续一生的亦师亦友的关系，也是从北大开始的。胡适从美国回北大后，一开始并没有教授哲学，可能先兼了一段父亲所在的外文系的课。1918年，父亲和胡适一起翻译了易卜生的名剧“A DollsHouse”，“五四”之前在新青年上发表，从以后大家的回想能够看出，这部戏对当初年轻人的思想冲击很之大。“五四”那天散发的唯一一份印刷品北京学界全体宣言传单是父亲起草的。1919年5月4日那天早晨，父亲从外面赶回北大时，一位同学说:“今天的运动，不可没有宣言。”北京八校公推北大起草，北大同学又推举父亲来写。当初时间紧迫，不容推辞，父亲就站在一个长桌旁边，写好了宣言。宣言即使只有180字，却写得大气磅礴，极富号召力。尤其是最终那几句:“中国的土地，能够征服，而不能够断送;中国的人民，能够杀戮，而不能够低头。国亡了，同胞起来呀！”现在读起来还让人心潮澎湃。1919年5月26日，父亲以“毅”为笔名，在每七天评论第23期发表了一篇短文，题为五四运动的精神，第一次提出了“五四运动”这一概念。今后，“五四事件”被定格为“五四运动”。31岁的清华校长1920年秋，父亲从北大外文系毕业，恰好赶上企业家穆藕初捐出5万银元给北大设置奖学基金，父亲和康白情、段锡朋等5位同学，被校长蔡元培选中，推荐出国留学。这5位优异的北大学生出国留学在当初也较为引人注目，一家报纸将此比做晚清朝廷派出考察宪政的“五大臣出洋”。历届得到穆氏奖学金资助的北大学生，以后在不一样的领域全部各有建树。父亲去的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研究院，很快又转到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历史和哲学，实现了拜在杜威教授门下的心愿。1923年，穆氏企业破产，父亲的奖学金被迫中止。这年秋季，在结束了三年的留美生涯后，父亲带着思想自由史的译文和科学和玄学的书稿，前往刚刚结束了“一战”、物价较低的德国。穆氏企业破产后，父亲一度以译稿补助生活，但依然陷于拮据。又是在蔡元培先生引荐下，商务印书馆监理张元济先生借给父亲1500元，让父亲完成了在英、法最终一年的学习研究。父亲对张元济先生一直心存感激，回国后数次要还这笔钱均被张先生拒绝，直到有一次以祝寿的名义还了张先生1000元钱，张先生才勉强接收。1926年，游学欧美多年的父亲最终回国。她曾在东南大学任过教，以后出任战地政务委员会教育处长。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统一了中国，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的蔡元培，让父亲快速北上，任清华大学校长，那一年父亲只有31岁。父亲到任时正赶上暑假招生，她便在招生启事上写上“男女兼收”。于是，清华迎来了清华史上第一批女学生。父亲到清华，便以前所未有的改革力度重新聘用老师。当初，清华大学教授水平参差不齐，50名教授中，父亲只续聘了18人，另行增聘的近30名老师中，毕业于清华的仅占三分之一，来自金陵大学、东南大学的一批化学、物理和生物学科的助教进入清华担任讲师，由此奠定了清华试验科学的雄厚根基。同时，部分有北大背景的文科教授也相继应聘，父亲的同学杨振声、冯友兰等还担任了教务长、学院院长等职务。此举在当初曾招来“清华要和北大合并”的恶意谣言，但父亲对此毫不在意，她说:“我只抱发扬学术的目标，不知有所谓学校派别。”父亲在清华时最大的贡献之一，是使原隶属于外交部的“清华学校”，升格为“国立清华大学”。1932年，处于复杂政治形势下的父亲被迫辞职。尽管如此，在不到两年时间里，父亲对清华所做的成绩，依旧被肯定。当年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导师陈寅恪先生，谈到这点时说:“志希在清华，把清华正式地建为一座国立大学，功德是很高的。”而研究清华校史多年的苏云峰教授曾说:“现在大家只知道梅贻琦是清华大学的功臣，而不知道罗家伦的奋斗结果和经验，实为梅氏的成就，铺下了一条康庄大道。”10年中大校长1932年8月，父亲就任中央大学校长。其实父亲当初并不十分情愿接下这一棘手的职务。当初中央大学因“九一八”事变后学潮澎湃，面临解散危机。父亲深知其中种种困难，对教育行政工作也已经有厌弃之感，因此当她得悉行政院会议决定派她出任校长时，果断力辞不就。但她的北大老师、时任教育部长的朱家骅亲自到家，一再责以国家及民族学术文化前途的大义，最终说服父亲。父亲以她年轻时游学欧美的经历，期望她掌管下的中央大学不论在课程、设备及学术环境方面全部显现出一个新式学校的风范。父亲性格耿直，处理问题不愿妥协让步，即便有政党要人向她推荐教授，只要她认为不适宜的，也一概不收。父亲在中央大课时，常常邀请中外名流、学者，包含抗战时期的周恩来、马寅初等来校演讲，按她设想，中央大学的目标应该是柏林大学、牛津大学、巴黎大学等这些国立大学里一流的大学。1937年，父亲在中央大学进入第五个年头，正准备大发展，她以后形容自己曾有一个“玫瑰色的大学梦”抗战前，中央大学校址原在南京城内，车马喧嚣，不适于修养学问，而且地址狭小，只能容纳一二千人。她计划在南京郊外建一座能容纳5000至1万学生的大学，根据她的设想，学校里面还有近代式的实习工厂和农场。父亲的设想也得到了政府支持，已经同意了240万元的第一批建筑费。父亲又派人花费了多个月时间，在南京周围选适宜的校址。最终选定了南门外约7公里处的石子冈一片地方。按原定计划，一年以后工学院和农学院就能够先期迁入。就在新校区动工兴建的多个月后，“七七事变”爆发，父亲的“玫瑰色的大学梦”就此破灭。抗战开始后，中央大学前后四次被炸。在第一次被炸后，父亲就开始准备迁校。那时，日军刚侵入华北，大家认为中日会有“和”的可能，她们认为父亲的迁校之举是“动摇社会人心”，是逃兵之举，指责之辞不绝于耳。父亲也不解释。有关新校址，大家也意见不一：有的主张迁到南京郊外，有的主张迁到上海租界，有的主张迁到武昌珞珈山。父亲认为中日战争会连续很久，假如迁校就到重庆最好，因为从南京到重庆有水路能够直达，四川山陵起伏，轻易防空。父亲对迁校之事，早有准备，在“七七事变”一年前，父亲就嘱咐总务处，造500多只木箱，箱里钉上铅皮，准备将主要的图书仪器装箱，以备迁移之用。到了真正迁校时，这些箱子对于很多书籍和仪器的顺利搬迁起了很大作用。中央大学的迁移比较顺利。学生们全部坐船离开了南京，全校的图书仪器全部搬出来了，不但如此，还有航空工程系为教学用的三架飞机，医学院供解剖之用的24具尸体，全部按计划有条不紊地进行了转移。在南京沦陷前一天，父亲最终一次巡视了学校本部和农学院所在的丁家桥，看到那儿畜牧场中有很多良种的鸡、鸭、猪、牛、羊等，当初已没船、没车，没措施带走了，她不得不召集职员宣告:放弃禽畜，职员转移。这些禽畜全部是学校花钱从外国进口的良种，场长舍不得放弃，连夜发动职员用船把它们运到长江北岸，取道河南、湖北数省，辗转千里，历时两年。当她们带着这些一只不少的禽畜奇迹般地出现在重庆沙坪坝时，一个个衣衫褴褛，父亲见到忍不住落泪，竟孩子一样和那些“远道归来”的牲畜相拥亲吻。闻知此事，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感慨道:两个大学有两个鸡犬不留南开大学鸡犬不留，是被日本人的飞机投弹全炸死了;而中央大学鸡犬不留，却全部全部搬到重庆了。父亲在压力之下做出的迁校决定，实际上为中国保留了一个完整的大学。1937年11月初，中央大学就在重庆开学复课，抗战8年中，教学从未间断，损失最小、秩序最稳定，这在当初全国高校中，确实绝无仅有。在抗战期间，父亲曾说过这么一句话:“我们抗战，是武力对武力，教育对教育，大学对大学，中央大学所对着的是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可见父亲的气魄和民族责任感。在抗战早期的1938年开始实施全国“联考”的几年中，当初全部考生总数的三分之二将中央大学作为第一志愿来填报。中央大学在当初也是全国高校中院系最多、规模最大的一所大学。在那个充满政治纷争的年代，“中大校长”一职绝不是一个美差。父亲处于多种政治力量的争斗和牵制中，负担了很多压力。1941年夏，筋疲力尽的父亲辞去了中央大学校长的职务。责编：戴利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