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能对非遗文化做

我们能对非遗文化做 近几年，非遗二字热得烫手。非遗甚至成了一个时尚、一个明星，由国家舞台到地方“非遗一条街”，再到花花绿绿的商品广告，非遗已经随地可见。这并非不对，最少能够让大家意识到它的存在和主要性。从社会转型期非遗面临消亡而必需保护的角度看，我们似乎已经建立起一个貌似完整的保护体系。全国人大经过了非遗法；国家、省、市、县四级“非遗名目”数量高达7000项，各级政府全部有了非遗家底；不少科研单位和大学设置了非遗研究项目，并能取得来自多方面的科研基金的支持；主要非遗项目和代表性的非遗传承人能够得到国家的专题补助；不少地方还修建了非遗博物馆，甚至有的非遗还进入了当地的中小学课堂。非遗何患之有？不过，假如我们真正深入到民间的非遗之中，以冷静的科学的文化的眼光审阅，从它历史文化的原真，到现在时的真实境况，再放眼它的以后和未来，问题并非小小，而是大大。问题首先来自非遗载体的大量瓦解。历史上中国是农耕社会，历史的源头在村落，非遗多半在村落，少数民族的非遗几乎全部在村落。在目前迅猛异常的城镇化的热潮中，原生的村落正在急速消减。近十年中国村落以每十二个月9万个速度消失，以村落为载体的非遗随之灰飞烟灭。其次是村落的解体还来自原有生活方法的改变和瓦解大批农民入城务工致使村落空巢化。入城农民受到耳目一新城市文化的冲击和影响，带来的负面是对自己固有的生活文化乃至村落的放弃。文化的主人一旦放弃自己的文化，这是谁也没措施的。三是传承人的老化。现在国家级代表性非遗传承人大多在70岁以上，甚至更老。她们是农耕时代最终一批保持历史原真的传承者，但她们多数孤老无助，后继乏人。人亡技息，时有出现，她们身后留下的空白无以填补。非遗的本质是生命性的，即活态的；一旦失去活态，便不再是非遗。有关传承人令人担忧的另一个情况是，众多传承人为了生计和财路，大多带着技艺背井离乡，去到市场活跃的城市和旅游景点卖艺谋生。这么一来，她们就和自己原有的文化土壤分开。地域的文化一旦离开自己的地域非遗就像断线的风筝，其命运的不确定性便愈来愈强。第四是非遗缺乏科学保护。绝大部分非遗只有一份当年申遗使用的材料，并没有详备的文化档案。尤其是非遗积淀在传承者心灵的记忆和身体的技艺中，这些主要的活着的无形的遗产，需要充足的口述和音像的存录，但这些工作各地基础没有做，也就是说非遗是缺乏档案的。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第一保护人政府，应该邀请和组织教授参予它们的保护和传承。中国现今不少大学全部建立了非遗研究所和中心，有志这方面工作的年轻学子愈来愈多，但政府部门极少从大学聘用这方面的人才，反倒是从事该项领域研究的学生毕业后求职困难。一边是人才匮乏，一边是没有用武之地，大学的人才培养和非遗实际的需要中间没有桥梁。其原故，是政府部门对非遗的认识和重视有限。非遗保护含有很高的科学性和专业性，倘若单凭政府非专业的行政处理，辄必有悖文化规律；实施力愈大，负作用反而愈大。最终，不容回避的是，当初申遗的动机往往和政绩挂钩。原来在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目即确定为历史文化财富以后，保护工作应该真正地开始，但实际情况是一旦申遗成功，政绩完成便放在一边极少再管。往往只是在张扬文化保护结果时，搬出来热热闹闹演出一番，非遗成了一个“演出秀”。应该认可，非遗是极少科学管理和监督的。因此，在频频发生的多种非遗遭到破坏的事件中，非遗法极少被派上用场，我真担心当年花了那么大成本、费了那么多心血制订的非遗法最终成了一纸空文。非遗法到底谁应用、谁实施？因此说，尽管我们对非遗保护体系看似日趋完善，但其濒危和消亡的速度并未放缓，我们仍为非遗担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