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儒墨道德观之分歧

浅议儒墨道德观之分歧 兼论墨家道德观的现实意义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文综一班 吴启东 0001024【摘要】春秋战国时期思想界浮现了“百家争鸣”。这一时期活跃在学术上的流派有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兵家、名家、阴阳家、纵横家、农家、杂家、故事家等，互相争论不休。儒家的创始人孔子在后世受到统治阶层的顶礼膜拜，然而当时，孔子的学说受到了其她某些流派的批判。而墨子是“孔子的第一种反对者”1，从不同角度抨击了孔子的学说。儒家的第二位代表人物孟子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学说，也回击了墨子的批评。儒墨的矛盾成为当时最锋利的矛盾。而“仁爱”、“兼爱”分别是两家思想的核心，因此两家的主线分歧在于道德观上。孔孟始终备受推崇，至今仍有巨大影响。墨家虽一度成为显学，但因封建统治阶层的排斥而逐渐衰微。然而与儒家相比，墨家的道德观具有更大的价值，更加具有现实意义。先秦时儒家的另一位代表人物荀子在儒家中并非主流，在后世也为儒家的传承者所忽视，故不列入讨论范畴。【核心词】道德 爱 义利观一、先秦儒墨两家的道德观（一）墨子的“兼爱”说1.“兼爱”的背景触发“兼爱”的直接因素，是春秋时的连年战乱。一般平民在战乱中惨遭杀戮，哀鸿遍野。墨家出身游侠，是平民阶层的代表，为了维护平民和弱小国家的生存规定抗争。墨子提出“兼爱”学说的主线出发点在于制止战乱，保护弱小者的利益。墨子觉得天下战乱“皆起不相爱”，故提出了的“兼爱”主张。2.“兼爱”的对象在墨子看来，“兼爱”应当爱无差等，对象应当是全体社会成员，不只是自己和自己的家人。“大夫各爱其家，不爱异家，故乱异家以利其家。诸侯各爱其国，不爱异国，故攻一国以利其国”（墨子兼爱上），正是由于人们只爱自己，只爱其家，只爱其国，才会有引起争乱。而要解决这个问题，只有人人“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使天下兼相爱，国与国不相攻，家与家不相乱”，“若此则天下治” （墨子兼爱中）。综上所述，爱必须不分亲疏。3.“兼爱”的因素墨子的“兼爱”思想是一种带有功利主义的思想。墨子是平民阶层利益的代表。与崇尚礼乐的儒家不同，平民阶层更加关怀自己切身的物质利益。因此墨子提出“兼爱”观点，更多也是出于维护平民和弱者利益的考虑。墨子觉得，出于私利而损人利己的行为不仅不能得到利益，反而会付出代价，而关爱她人也能得到她人的关爱，获得回报。“夫爱人者人亦从而爱之，利人者人亦从而利之，恶人者人亦从而恶之，害人者人亦从而害之”，因此 “天下兼相爱则利，交相恶则乱”（墨子兼爱中）。这都标明，“兼爱”是出于功利的目的。（二）儒家孔孟的“仁爱”说1.“仁爱”的背景西周初期，统治者为了加强对全国各地的控制而建立分封制和宗法制，按照亲疏级别层层分封并相应地制定礼乐制度来区别宗法远近级别秩序。春秋时期，生产力迅速提高，社会阶层更替加快，新贵族规定获得更高的政治地位而破坏旧的级别制度，导致礼崩乐坏的局面。孔子觉得级别的破坏是由于人们血亲情感的淡薄，因此高扬血亲情感，创立了仁学2。2.“仁爱”的对象孔子是维护老式的保守派，为春秋时期“礼崩乐坏”而痛心疾首，怀念日渐式微的贵族级别制度，故“仁爱”也不也许平等的覆盖社会全体成员。孔子觉得“仁者人也，亲亲为大”（礼记中庸），孟子也说：“人之亲其兄之子，为若亲其邻之赤子乎？”（孟子滕文公上）人有亲疏，爱有厚薄，“仁爱”必须突出“亲亲”这个中心。“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论语阳货），倡导“仁爱”也不忘人与人的级别壁垒。因此“仁爱”也是有级别之分的。3.“仁爱”的因素孔孟的义利观与墨子截然相反。在儒家思想中，义与利是直接对立的。孟子说：“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孟子梁惠王上），正是对“利”的追求破坏了仁义。孔子觉得“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行仁爱只能纯正出于道德的考虑，否则虽然做了应当做的事，也是不义。哪怕是明知不会有所成就，也要“知其不可而为之”（论语宪问）。孟子进一步解释了这个问题，提出了人性本善的学说。人性中本来就具有仁、义、礼、智“四端”，因此行“仁爱”是从人性内部自然发展出来的。因此孟子说“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孟子梁惠王上）”人应当放弃私利，已达到社会的公义，建立良好的个人道德观3。二、有关两家道德观的分歧（一）有关“爱”的对象西周时的级别制度是为了维护奴隶主贵族的利益而产生的。春秋时期奴隶主阶层衰落，级别破坏，“礼崩乐坏”。孔子是老式的捍卫者，代表奴隶主阶层的利益，主张维护旧有的级别制度。因此其“仁爱”主张也带上了级别观念的色彩，即爱有差等。并且“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仁爱”是为了便于统治阶层对人民的控制。“仁爱”局限于血缘关系和级别差别，将人民放在被奴役的位置上。这种有范畴限制的“爱”是一种局限的“爱”。实行这种“仁爱”，一种也许的后果就如墨子所言，人们“各爱其家，不爱异家，故乱异家以利其家”墨子兼爱上，将自己家庭成员的利益凌驾于她人的利益之上，为了家庭成员的利益不惜损害她人的利益乃至社会的利益。这种行为虽然践行了自己家庭范畴内的小道德，却破坏了整个社会的大道德，只能是一种有局限性的道德，而不是真正的道德。因此带有范畴限制的爱，也不是真正的爱。墨子看到了儒家的“爱”的局限性，看到了因血缘亲疏而有所厚薄的爱仍然会导致争乱，因此提出了“兼爱”，即爱无差等。人们不仅要爱自己，爱亲人，还要爱其她所有人，不分亲疏，不分彼此，这样就宣布了为了自己亲人的利益损害她人和社会利益的不道德，和为了自己的国家利益而损害她国利益的不道德，从而保障平民和弱小国家的利益。同步这也表白人不单要爱自己的亲人，也有协助素不相识的人的义务，使人们不管级别高下，血缘亲疏都能和谐相处。这就超越了儒家的小道德，保护了她人和社会的整体利益。“兼之所生，天下之大利者也”，“别之所生，天下之大害者也”墨子兼爱下。墨子亲身践行了这个理念，挽救了即将被侵略的宋国，制止了一场非正义战争的爆发。因此孙中山说“古时最讲爱字的莫过于墨子”（孙中山民族主义）。“兼爱”的理念正是人类社会天下大同的最高抱负。由于受届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儒家的“仁爱”不可避免的带上了级别观念的色彩。小范畴的“仁爱”解决不了整个社会的道德问题，除了维护礼乐制度，对于当时的实际问题，连年战乱，民生困苦并没有真正的意义。而墨家的“兼爱”学说则是针对黑暗的社会现实提出的，找到了问题的本源在于人人“乱异家以利其家”，并且找到理解决社会问题的措施。“兼爱”超越了阶级和时代，体现出相称的优越性。显然，在“爱”的对象的分歧上，墨家的“兼爱”说更有价值。由于级别制度在封建社会没有得到主线变化，“仁爱”始终备受推崇，而“兼爱”不符合统治者的利益，得不到统治者的注重。而在提行人人平等的现代社会，“兼爱”是不是更应当得到倡导呢？（二）有关“爱”的因素儒家觉得仁爱与利益是完全对立的。在孔子看来，行仁爱纯正出于道德的考虑，只由于那样做是对的，而不能考虑行动的得失，甚至要“知其不可而为之”。此外还必须抛弃个人利益，完全不能有利益的考虑。“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论语里仁）即便是行仁爱的人，只要其不能抵制自己的欲望，就是不道德的人。孟子觉得 “四端”是人性中固有的成分，而人的其她欲望并非人性的成分。因此儒家主张压制人自身的欲望来践行“仁爱”，即“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但是事实上仁爱与利益并不对立。人的基本欲望得到满足是行仁义的最基本前提。“穿衣吃饭，即人伦物理”（李贽焚书答邓石阳），吃饱穿暖是人要生存下去的最基本的生理需求，如果生命终结了，空有仁义的抱负，又要如何践行呢？即便是人基本生理需求以外的利益，也未必就与“仁爱”势如水火。所谓“利益”，除了指个人的物质利益之外，还可以涉及她人的利益，社会公利乃至精神上的利益。儒家提出“仁爱”说自身就是为了维护奴隶主贵族的利益。而舍己为人，大公无私，虽然牺牲了自己的利益，但其出发点也是为了使她人和社会获利。即便是在物质上有所牺牲，在为她人服务中所获得的自我满足，她人的夸奖和美好的名声，也可视为一种精神上的利益。如果在行“仁爱”的过程中可以达到利人又利己实现双赢，则是比舍己为人更好的成果。由此可见，“利”并不是儒家眼中的洪水猛兽，“利”和“仁爱”是可以相结合的。相反，如果脱离实际效益而空谈“仁爱”，就不能将“仁爱”真正落到实处，也就不能实现真正的“仁爱”。墨子有关“爱”的因素的解释，比儒家更有说服力。墨子倡导“兼爱”是着眼于实利，而不断留在空泛的道德说教上4，觉得“乃若夫少食、恶衣、杀身而为名，此天下百姓之所皆难也”（墨子兼爱中），脱离实利就难以履行“仁爱”；检查真理的原则是“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墨子非命上），只有实现社会公利，实现人民的切身利益的爱才有真正的价值，从而将“兼爱”与利益统一起来。爱和利没有分别，在道德上紧密相连5。“仁人之所觉得事者，必兴天下之利，除去天下之害”，“夫爱人者人亦从而爱之，利人者人亦从而利之，恶人者人亦从而恶之，害人者人亦从而害之”，因此 “天下兼相爱则利，交相恶则乱”（墨子兼爱中），“兼爱”能使社会中的个体也获得利益。“兼爱”的主线目的仍然是利益，但她所倡导的利益超过个人的私欲和私利，而是保障弱者的利益，实现社会公利。从义利观的角度来看，墨子的“兼爱”对于孔孟的“仁爱”无疑是一种超越。两家提出“兼爱”与“仁爱”的主线目的具有共同之处，那就是变化春秋期间诸侯混战，道德沦丧的局面。然而儒家出于维护级别制度和礼乐制度的需要，将“利”视为洪水猛兽而加以排斥。但人性中有与生俱来的自私的一面，人对于空气、水、食物的需求是维持生命必不可少的条件，对于其她物质利益的追求也是人性之中固有的，虽然孟子将其看作兽性，这个所谓的“兽性”也不也许人为地消灭。人类漫长的历史，从原始文明到现代文明，一代代人永不止息的奋斗，归根结底不都是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吗？人人有追求幸福的权利，这有什么可否认的呢？如果人们没有权力去追求幸福，社会又如何进步？人类岂不是永远停留在原始蒙昧阶段？可见对于物质利益的合理追求不是洪水猛兽，而是一种完全合法的行为。倡导“仁爱”而否认利益，是与人性相冲突的，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空谈。与孔孟截然相反，墨子站在底层人民的立场，提出“兼爱”自身就是为了制止战乱，保护人民和弱者的利益。既然客服人性中固有的欲望不可行，那么就运用这种欲望来行“兼爱”。因此墨子不忌讳对人的欲望的满足，而是肯定人的利益的合理性，并提出人要满足自己的欲望，前提是尊重她人的利益，实现人人交相利，互惠共赢的美好局面，为大多数人谋取利益。而尊重别人的利益，就需要抵制自己的过度欲望，从而避免了对利益的肯定向过度追求私利转化。因此，“兼爱”无疑比“仁爱”更加符合人性，适应了人们追求利益的需求，更具有在现实生活中履行的条件。与儒家把物质欲望当作人性的牵累相比，墨家的主张更符合社会发展的逻辑和规律。然而在古代专制社会中，如果墨子的主张被人民所掌握，势必动摇统治者的地位，因此，尽管她的思想有超越时代的先进性，在当时却显得不合时宜，与统治环境格格不入6。三、墨家道德观的现实意义在古代，墨子的无差等的爱的观点作为一种抱负和追求是高远的，但付诸实践则走了极端，不切实际，类似于柏拉图的“抱负国”和后来的“乌托邦”7。其义利结合的价值观也不适合封建统治者奴役人民的需要，统治者们自然不会接受这种信条。因此秦汉后来，墨家迅速衰落了。近年来，老式文化越来越受到中国人的注重，“国学热”方兴未艾，诸多学者试图发掘老式文化对现代社会的价值，来革除现代社会的某些弊端。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儒学始终是正统思想，影响也最深远，因此也成为目前“国学热”的重要对象。但是除了儒学，墨家学说也有诸多营养成分值得我们吸取。在现代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的同步，市场经济固有的弊端也不可避免的显现出来。经济秩序尚未完善，经济活动尚未纳入法律的轨道，许多公司和个人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而不择手段，丧失良心，缺少起码的道德水准8。拜金主义、利己主义大行其道，信任危机、道德危机凸显，损人利己层出不穷，道德滑坡成为严峻的事实。在此背景下，墨子的“兼爱”思想体现着广阔的博爱情怀和经世致用的求实品质，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9。“兼爱”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本。从动车到校车，从地沟油到塑化剂，从药家鑫到李双江，从彭宇到小悦悦，每一件本不该发生的事情背后，几乎均有损人利己的阴魂在作祟。如果她们像注重自己的利益同样注重别人的利益，像注重自己的安全同样注重别人的安全，就不会做出伤害她人的事情；如果人人互相关爱、互帮互助，小悦悦也就不会在血泊中无人施救；如果人民公仆们真正把群众的利益放在心上，而不是只顾个人和小团队的一荣共荣，就能杜绝多种拉关系、走后门，杜绝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也就不会浮现汕尾烟草局这样的“家族公司”，“兼爱”思想是清除损人利己，打破多种利益团队的有力武器，能指引人们不分亲疏远近，不分地位高下，换位思考，推己及人，关怀她人，尊重她人，达到和谐相处的新境界10。而要增进人们互相关爱，仅仅依托人的自律、党和政府的宣传活动、教科书的说教和法律的强制力是远远不够的。法律对于道德问题的作用本来有限；人的本性中利己的一面难以克服，大多数人能约束自己抵制不义之财，但热情地关爱素不相识的人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至于行政和教育的宣传，似乎继承了孔孟的衣钵，视利益为洪水猛兽，或者没有回答为什么要互相关爱的问题，或者难以挣脱儒家为仁义而仁义的空泛说教。人们难以从空洞的说教得到互相关爱的动力，因此道德滑坡的局面难以逆转。对于这个问题，墨子也给出了更有说服力的答案，即“兼相爱，交相利”（墨子兼爱中）。“夫爱人者人亦从而爱之，利人者人亦从而利之，恶人者人亦从而恶之，害人者人亦从而害之”，虽然损人利己的人能得到一时的利益，但其她的人也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使其偷鸡不成蚀把米。相反，如果在追求自己利益的同步能保护她人的利益，别人便会投桃报李，是自己获得更大的利益，这也就达到了“双赢”。对个人而言，人际交往中有一条重要的准则，想要别人如何看待自己，一方面就要那样去看待别人。而对公司而言，要想在剧烈的市场竞争中生存下来，以次充好、瞒天过海虽然能临时提高利润，最后却像三鹿同样，难逃破产的败局，而诚信经营，遵守市场秩序，也许会减缓利润的增长，却能换来良好的口碑和稳定的市场，从而健康长期地发展。对党和政府而言也是如此，依托强制力来维稳，只能激起更大的民怨，以友善的姿态来接纳民意，才干得到群众的理解，更好的解决矛盾。总之依托侵害她人的利益来获利，这种获利绝对是不长期的，而“兼相爱，交相利”，共创双赢就能赢得长远的利益。如果“兼相爱，交相利”的精神得到推广，关爱她人与自己的实际利益挂钩，相信会有更多人冲出冷漠的隔阂，热情地向她人伸出双手。对于眼下道德滑坡，世风日下的社会现实，加强公民道德建设已经刻不容缓。而墨家的道德观是加强公民道德建设重要的老式资源。重拾墨家的道德观，呼唤“兼爱”精神的回归，对鼓励人们兼爱互利，共创双赢，从而发展完善市场经济，提高中华民族的道德水准，实现共同富裕，完毕和谐社会的美好蓝图有重大的意义。【参照文献】1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田耕滋.孔子仁义论J.汉中师院学报,1990,(10).3罗炳良,赵海旺.孟子解说M.北京：华夏出版社,.4水渭松.国学典型导读墨子M.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5王辉.先秦儒墨义利观及其现代价值J.长江大学学报,(04).6王涛.先秦儒墨义利观之比较J.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学报,(04).7龙婷.仁爱、兼爱：儒墨两家“爱观”之比较J.理论界,(08).8陈道德.墨家“兼相爱，交相利”原则的现代价值J.哲学研究,(11).9周全德,齐建英.墨家伦理思想的现代价值J.中华文化论坛,(12).10赵保佑.“兼爱”：构建现代和谐社会的伦理基本J.中州学刊,(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