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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农村社会调查报告 2022年农村社会调查报告1调查人：_大学x院系x专业x班李娟吕晓琳调查时间：_210调查地点：苏州市吴中区新丰村调查方式：走访村民，问卷调查，拍照等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情况1、人口l劳动力大量年轻劳动力流向城市，留守老人，妇女，儿童较多。在调查中我们还发现，该村人口结构也不太协调，人口老龄化趋势日趋明显。2土地l耕地在以前该村经济也主要是靠农业及跟农业相关的副业，但是后来农民的土地都被国家征去了，农民的土地没了，有的也只是很少的农民的自留地。l荒地/其它土地因为荒地一般都不归他们私人所有，所以这部分土地的使用权不在村民手中。除了一部分被上面划为坟墓的集中划分地。其他的一些土地，一般的都用来盖集中型的商业厂房，现在的拆迁越来越多，就是这个原因、地理位置不错的，也会被用来发展商业，以便提高经济发展。3土地制度网格化土地督察制度，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农村的土地是承包制度。4生计（农业/非农产业的生产经营状况）农业l种植业/土地方面的收益粮食作物、经济作物通过调查我们了解到该村农民的经济_主要以非农产业为主，所以把土地方面的收益作为经济_的很少。如家里包了大量土地的，这些人中的也多是经济作物。当然也有一部分家庭生活条件不好的，还会靠自家的自留地，种些粮食作物，维持日常活动和生活。l养殖业有些村民手里有点资金，对养殖比较有兴趣的，就投资搞了养殖业。大多数都投资在了家禽养殖上面，像猪，鸡，鸭时下这些东西也是比较畅销的，像烤鸡，烤鸭，猪肉从前段时间起就涨价了。而且这些家禽相对而言比较好饲养。不过任何一种投资都是有风险的，这几年流感类的疾病频发，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投资者的收益。l副业还有一些有一定手艺的，就靠”本事”吃饭。有些会刺绣的，就会做些绣品，自己到集市上卖或是提供给哪家小型加工厂。还有就是串手链或是一些手工艺品。非农产业l打工打工一般多数是为了供孩子上学，来钱比较快一点、都是家里的顶梁柱，也就是男人出去的多一些，女人就在家找个能贴补家用的活干干、顺便照顾家里、l经商现在农村的经商途径有：开个个体经营的店面（因为国际教育园建在了本地，学生很多，所以这些商店收益很好）或是招收几个受手艺人，出外包揽活计，做个小老板。或是几家一起合资承包一些小型公司。有些村民且本村有一些村办企业，其中吸纳了很多本村的村民，使得村里的农民都有一份适合自己的工作，从而充分利用了当地的劳动力资源。使得本村村民收入提高，从而也促进了本村经济不断发展。5、村庄的历史l一般历史新丰村位于苏州市吴中区中北部，坐落于风景秀丽的石湖之畔，该村的西面、北面被着名景点上方山所环绕；南临苏州市国际教育园，风景秀丽，人文气息浑厚。村内有一村级公路通往外部。该村历史现已无法考证。但据村里人介绍，他们的祖辈们一直就居住与此；又结合吴中区具有较长的历史，故可推断该村历史也较为悠久。但具体情况不详，还请见谅。2022年农村社会调查报告2一、实践的目的随着社会的发展，农村剩余劳动力外流导致农村留守老人增多。大多数留守老人还要承担一定的劳动，单身留守老人的情况更差。而国家的各种养老保障制度还在完善中，其中就出现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我们团队对此通过走访服务、问卷等调查方式对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五常市留守老人方面进行了为期三天的调研，随后对我们搜集的资料进行整理和总结，结果显示农村留守老人对物质生活没有过多的追求，但对疾病有恐惧心理，伴随我们养老保障制度完善，近几年这种状况明显改善。另外，我们发现绝大多数的留守老人经常内心觉得孤独，严重的会导致老人性格孤僻，这也是外出务工子女容易忽视的。所以我们在社会实践活动后期在五常周边地区对我们的实践成果进行了宣传，主要目的是唤起人们的关注留守老人身心健康的意识，我们也期待国家能出台相应的政策解决这些问题。二、实践时间与地点1月9日：幸福村1月10日上午：长兴村下午：正兴1月11日：半截河子村三、实践内容通过我们对留守老年人生活质量问卷调查，我们了解了留守老年人的年龄阶段，性别比例，生活及收入状况，以及生病次数及医疗消费。同时我们也深入的调查了留守老年人的社会保障及村中干部对其的帮助情况。子女的义务抚养情况等等。四、实践结果：大部分的留守老人从事体力劳动，仍然要承担农业生产的重担。由于目前绝大部分农村老年人没有社会养老保障。农村留守老人的经济_主要依靠自己劳动所得和子女微薄的补贴。老人的劳动主要是种地，由于子女不在身边，许多农活要请人，成本高，收入低、，一般子女在外一年中也挣钱不多，还要承担自己的家庭开支，能给予老人。由于子女不在身边，日常生活的一些小事，诸如提个水，有些农村留守老人而言都比较困难。尤其是老人生病，需要子女陪同上医院治疗时，子女不在身边，更显得孤独无助。例如,我们团队调查的一对老夫妻刘爷爷和张奶奶，有一次张奶奶去厕所，摔倒在厕所中，差点丧命，多亏刘爷爷及时发现，才挽救了张奶奶的生命。在农村留守老人中，诸如此类的情况经常发生，老人们没有子女在身边，只有靠老两口互相扶持。而如果老人丧偶，日子就过得更加艰难。经我们走访服务的16家留守老人情况的分析，老人精神方面的问题比较突出，而这一点恰恰是政府部门和外出务工子女忽视的。而老人精神慰藉上的问题是很多方面因素导致的，根本的解决措施还是在经济、医疗等方面上，上面已详细阐述，以下介绍解决当前老人精神方面的具体措施。首先，电话是留守老人与子女联系的主要交通工具，是留守老人精神慰藉的主要途径，除此就是子女逢年过节回乡探家。政府要加大对农村通讯设施建设的投入，加快农村电话的普及，加强留守老人与外出子女之间的联系与沟通。其次，当地政府可以以乡镇为单位设立心理咨询机构专门为留守老人服务，定期下乡主动了解老人的内心世界，发现问题就及时解决。乡镇政府领导和村委会成员可以经常下乡慰问留守老人。此外，村委会可以开关注身边留守老人的动员会，唤起人们关注身边留守老人的意识，从而改善留守老人精神生活。再次，支持村委会集体建设，并充分发挥农村老年协会和老年活动室的作用。各级政府对此应当加大支持力度，加大投入，以保障其正常开展活动。同时，村委会在解决留守老人养老问题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村委会可以充分整合利用闲置资产、闲置土地改建、扩建托老所，建立农村的公共事业服务阵地，为有托管需求留守老人困难人群提供托管服务。根据现有条件，可对乡村小学校等实现多功能开发，开办形式多样的留守老人活动中心、娱乐室。最后，还应加强孝道宣传。教育外出务工人员尊重父母，时时与父母保持联系，大事与老人商量，尊重老人的意见；按时给老人寄钱送物；让老人无后顾之忧。“常回家看看”，记得挂念家庭，时常打电话回家了解父母的生活状况及身体状况，更好地敬老爱老。更要加强宣传邻里之间要互相帮助的力度，通过学习提高整体素质，关注留守老人，共创和谐社会。此外，要充分发挥农村留守老人自身的积极性和能动性，让他们积极参与各项社会活动的方式有很多，如：邻里之间相互串串门，多在一起聊聊天、下下棋，养养小动物，参加村里的文化活动，帮助村里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把自己融入到社会中去。只有这样，才能使农村留守老人逐步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从而更新观念，树立现代生活理念，充分享受到现代文明的成果。通过此次实践活动，我们团队深入留守老人的家中对老人的生活和精神各个方面有了更深层次的了解，发现了老人们的几个问题：一，经济收入不高，生活质量差；二，生活缺乏照料，有时还要管护孙辈；三，隔代教育压力大；四，家庭氛围缺失，精神生活单调；五，医疗问题突出，健康保障亟待解决等几个问题。当然，各级党委，政府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如采取最低生活保障，困难帮扶等具体的措施。而为了解决老人“空巢空心”的精神方面的问题，提出了以下几个建议：多开展志愿服务活动，实施电信问候，推进入户抚慰活动等。四、实践总结或体会：在实践活动过程中，我们不仅深切的体会到团队团结起来无与伦比的凝聚力，而且深切体四、实践总结或体会会到老人在生活和精神生活方面的困难。团队成员从生活和精神方面入手关爱留守老人，帮助老人解决一些实际的困难，弘扬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增强了服务意识，并在深层挖掘出“留守老人”的问题。在与镇政府，村大队进行交流的过程中，不仅提高了我们的语言表达能力而且提升了我们的分析和判断能力。当然，对老人尽一些绵薄之力，也使我们更明了自己的能力有限，关注留守老人还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在社会实践后的交流座谈中大家普遍感悟到“提高了觉悟，学到了知识，拓宽了视野，提高了能力，增强了素质”。社会实践拉近了学生与社会的距离，增强了大学生服务祖国和人民的责任感和使命感，通过此次社会实践活动，大家都能得到一些启示，在今后的学习过程中明确学习的真正的目的，使自己成长为一个对国家，对社会有用的人才。为期三天的下乡实践活动圆满结束。经过我们大家的团结合作、调查配合，我们对留守老人问题有了更深的了解，有效的实现了了解社会、锻炼自我、增长才干、学以致用的实践目的，认真履行了作为一名大学生的责任与义务，为我们大学毕业走上社会奠定了初步的基础。在此，我们由衷的感谢学校以及学院给予我们这么好的机会出去锻炼、体验生活。锻炼自己，以便将来更好的服务社会。2022年农村社会调查报告3摘要：对某省30个样本社区的调查发现，由于脱离了地区实际，一些地方新型农村社区化建设加剧了基层政府的债务风险，缺乏农民的有效参与导致农民不满情绪，甚至助推“三无”农民的产生，影响了农民的生存与发展。对此，应从土地利益源头斩断地方政府强制推动新型农村社区化建设的不当激励;及时调整不切实际的新型农村社区;确立农民自愿、资金充裕、产业支撑等基本建设前提;鼓励但不强制农地规模化流转，并促进欠发达农村的新型农村社区化试点与小城镇建设的有效衔接。从集约利用土地资源和改善民生的角度看，农民集中居住确有其必要性，但在建设资金不足、试点政策不完善、失地农民利益补偿与社会保障机制等尚未建立的情况下，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并不具备全面展开的可行性。但不少地方政府出于土地利益的需要，以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名义，通过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以地生财”，盲目推动拆村造城的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调查显示，全国平均每六个村就有一个村在经历“新型农村社区化建设”，其中72.3%始于_年及以后。从全国范围看，新型农村社区化建设已经从试点走向全面铺开阶段，建设热点已经从江苏、浙江、山东等经济发达的东部省份，转向河南、安徽、陕西等中西部省份;建设重点已经从城郊结合部、非农产业发达的农村，转向城市规划区以外的不发达农村区域;已经有相当部分的县市基本实现了农村全域社区化。但一些地方拆并村庄后，农民扩大就业问题没解决，生产生活更不便利，不少地方村庄拆并不符合农民意愿。有的地方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现象，需要高度重视。因此，需要深入研究新型农村社区化建设面临的主要问题，并研究制定相应的解决对策。一、调查样本的选取事实上，具备新型农村社区化建设条件的一般是城市规划区、农村劳动力绝大多数已转移到城镇和非农产业就业的发达地区，且_年中央1号文件明确提出“不提倡、不鼓励在城镇规划区外拆并村庄、建设大规模的农民集中居住区，不得强制农民搬迁和上楼居住”。因此，在实践中，地理上远离城市规划区、农民就业和收入以传统农业为主的经济欠发达农村大规模开展新型农村社区化建设中的问题尤为突出，应成为新型农村社区化建设调查研究的主要对象。因此，我们选择具有代表性的某省进行实地调研。某省的代表性主要体现在：第一，某省是典型的农业大省、人口大省和粮食主产区。第二，某省新型农村社区化建设力度较大，尤其是欠发达农村开展新型农村社区化建设的数量较多，其所表现出的问题更全面和具体。具体到某省，我们将其划分为东、西、南、北、中五大区域，每个区域按以下标准选取6个样本社区：一是社区至少部分建成且有人口入住。二是社区地理位置上不在县城规划区内，无明确规划区的需远离当前县城5公里以上(含5公里)。三是社区所在乡镇经济以传统农业为主。四是社区规划搬迁范围内的农民收入以农业为主。按以上标准选取的30个样本的概况见表1所示。二、新型农村社区化建设面临的主要问题(一)基层政府债务风险不容忽视新型农村社区化建设面临的首要问题是资金问题。资金已成为新型农村社区化建设的关键制约因素。新型农村社区化建设资金一般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公共基础设施和配套设施投资，简称公共投资，政府是其主要投资主体。二是社区住宅投资。由于社区住宅属于私人物品，因此，从法理上说，社区住宅投资主要应由农民负担。理论上看，各级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只需考虑公共投资的承受能力。但现实情况并非如此，包括社区住宅在内的一切社区设施，事实上大多都由基层政府委托企业“统规统建”，且普遍采取bt模式进行建设。企业担当的是垫资者兼建设者的角色，在债务关系中，企业面向基层政府追索建设成本和合理利润，结果导致基层政府在新型农村社区化建设中的债务风险问题日益凸显。主要表现在：1.基层政府直接面临公共投资债务风险。新型农村社区化建设的公共投资具有两大特点：一是投资规模大。据某省省级部门测算，一个5000人规模的农村社区，其公共投资规模在2500万元左右。30个样本社区中，有10%的社区的公共投资规模在1800万元到_万元之间，有80%的社区在_万元到2500万元之间，有10%的社区在2600万元到3300万元之间。30个社区的实际投资状况与某省省级部门测算的数字基本吻合，反映了某省的普遍状况。二是公益性强。如某省的“五通六有两集中”建设标准中，只有幼儿园、连锁超市能够通过投资形成直接利润回报，所以社会资本参与的积极性不高。即使有社会资本参与，一般也以企业或个人捐赠、赞助的方式出现。30个社区中，非政府资金在公共投资中所占比例最高仅为27%，很多社区根本没有社会资本参与。新型农村社区化建设公共投资的两大特点决定了各级政府必然是投资的主体。但由于某省新型农村社区化化建设规模较大，导致各级政府层层下沉投资压力，普遍形成“乡镇自建，省市县财政奖补，各级支农资金整合支持”的投资格局。在30个社区里，公共投资中乡镇投资超过50%的达到25个，说明乡镇政府是主要投资主体，但与主要投资主体地位不对应的是乡镇微薄的财政收入。30个社区所在的30个乡镇，_年财政收入最低的仅为350万元，最高的仅为1800万元，有87%的乡镇_年财政收入在1000万元以下;30个乡镇在新型农村社区化建设方面的投资与财政收入比率最低的是0.27：1，最高的达到4：1，其余28个社区两者比率均超过了0.3：1。公共投资数额巨大而自身财政收入微薄是某省新型农村社区化建设的突出问题，但30个乡镇的社区化建设不仅没有停滞，反而在持续进行。其原因在于公共投资的bt模式容易使人忽视潜在的债务风险。这种“借来的发展”只是带来了表面的繁荣，但埋下了巨大的债务风险，导致并不具备偿债能力的地方政府只能通过不断借债，来掩盖债务责任和风险，并通过利息计入本金而不断放大负债规模。2.社区住宅垫资风险日益凸显。基层政府在新型农村社区化建设住宅投资方面的垫资风险，在对30个样本社区的实际调研中得到了充分的印证。截至_年底，只有2个社区的住宅售出率达到100%，5个社区的住宅售出率超过30%，其余23个社区均在30%以下。也就是说，样本社区住宅普遍处于零星购买状态，而因此形成的沉淀投资规模和债务隐患，较公共投资数额更为巨大。调研表明，截至_年底，30个社区在住宅建设方面的投资最高达1.3亿元，最低为0.8亿元，平均为1.05亿元。使基层政府难以回收社区住宅投资成本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第一，政府住房供给与农民住房需求相差较大。从表2可以看出，30个社区主导的住房形式是多层楼房，但大多数农民喜好的住房形式是单门独院楼房。农民喜好单门独院楼房的原因在于，与农户旧宅相比并无本质区别，只是居住地点发生转移、公共基础设施更加完善，并没有改变农民的住房观念和习惯，且便于农业机械存放和家畜养殖。事实上，基层政府并非不了解农民的住宅偏好，但某省在_年出台的相关政策影响了基层政府的住宅供给决策。_年，某省出台的新型农村社区规划建设标准提出，“新型农村社区多层和高层住宅占总住宅的比例宜结合人均建设用地指标给予适当考虑。”这虽然是为了实现节约用地的目标，但在实际执行中推动了“原则上不建三层以下低层住宅”局面的形成，结果严重影响了农民购房和入住社区的积极性，给基层政府带来的投资浪费和债务隐患问题日益凸显。第二，相对于农民购买力水平来说社区住宅价格偏高。30个乡镇全部宣称，以“成本价”面向农民出售住宅。但普遍的事实是，多数乡镇出于缓和自身财政压力的需要，将公共投资成本和开发商的合理利润都摊入了住宅成本中，使其实质上成为商品房开发，导致住宅价格相对于农民购买力偏高的局面。在30个社区中，住宅均价最低的社区是900元/平方米，住宅均价最高的社区是1700元/平方米，30个社区的住宅整体均价是1250元/平方米。按四口之家购买120平方米的小三房、均价1250元/平方米测算，毛坯房的总价基本在15万元左右。而某省_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人为7524，94元，农村家庭平均人口4.08人，社区房价是农村家庭年均收入的5倍以上。且需要说明的是，30个样本社区均属欠发达农村，其农民人均纯收入在某省平均水平以下，所以社区房价与农户的购买力差距更大。同时，30个社区中能够贷款的社区仅为6个，且这6个社区的贷款额度每户均未超过3万元;其余24个社区都规定在特定时问内分次缴清，时限一般为1年。这导致不仅大多数农民无力购买社区住宅，而且也无法借助金融杠杆来提高购买力。在购买力和购买意愿均不足的状况下，社区住宅出售率低便是必然的结果，而这将给基层政府带来巨大的债务风险。(二)缺乏农民的有效参与新型农村社区化建设的最大也是最终受益者应是农民，但不少地方却呈现“政府热、农民冷”的现象，甚至个别地方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现象。有媒体报道，个别地方甚至通过停水、停电、阻断交通等手段，强制进行“株连式拆迁”和“突击式拆迁”。这种不征求农民意见、不尊重农民意愿的强制行为，严重影响了农村的社会稳定。_年国土资源部召开专题会议部署专项检查工作，重点查处借增减挂钩试点强迫农民“上楼”等行为。_年中央1号文件明确提出，“不得强制农民搬迁和上楼居住。”中央和相关部门的政策与行动一方面说明国家对于“农民被上楼”问题非常关注，另一方面也说明该问题已较为严重。对于新型农村社区化建设缺乏农民的有效参与问题，结合对30个样本社区的调研，可从两个方面进行深入剖析。第一，旧宅补偿偏低引发农民不满。在30个样本社区中，仅有1个社区允许农民购买社区住房不需上缴旧有宅基地，该政策具体规定是“政府免费拆迁复垦旧宅;旧宅复耕后归原有农户永久使用”;其余29个社区均要求“买新缴旧”，即购买社区住房“需无条件上缴旧有宅基地并自行拆除旧房”，其中24个社区要求上缴给原有村集体，5个社区要求上缴给乡镇政府。在要求无偿上缴旧宅基地的29个社区中，有23个社区规定可以在购买社区新房时享受补贴，补贴额度在1万元到2.5万元之间，这实质是对农民退出旧宅基地与拆除旧房的有条件补偿，但其对农民旧宅补偿明显偏低且附加强制性条件，而另外6个社区甚至不予补偿。这实质上造成了对农民利益的侵害，因而导致农民对于人住社区普遍持消极甚至抵制态度。第二，不征求农民意见，进行强制性“整村推进”。调查涉及的30个乡镇中，有29个乡镇要求“整村推进”新型农村社区化建设，这实际上是一种强制性推进。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农民在经济条件、收入、住房状况、思想观念、家庭发展规划等方面呈现多样化特征，对于新型农村社区化建设的认知、接受程度及相应的经济负担能力也存在差异。因此，不以征求全体农民意见为前提的整体推进显然是不合理的。然而，多数地方政府不仅不正视农户的意见和个体差异，反而通过行政手段强制设置整村搬迁时间表，这自然会引发农民普遍的不满情绪。对30个样本社区的300户农户进行的随机问卷表明，100%的农户确认乡村干部在搬迁中做了大量的“思想工作”，其中72%的农户坦诚自已是“被动搬迁”，只有28%的农户是“自愿搬迁”。(三)农民生存与发展遭遇困境新型农村社区化建设一般都伴随着农地的规模化流转。在30个样本社区中，有28个社区实现了农地的规模化流转。当农民集中居住、土地集中流转之后，农民的生存与发展等民生问题便更加凸显。调查表明，土地流转未能有效促进农民就业和收入增加，农民的生存与发展遭遇困境。第一，多数土地集中流转并没有增加农民收入。实施土地规模化流转的28个社区，其土地流转政策基本一致，土地流转的时间最低为_年，最高为20年，一般为_年;农民获取一般状况下农作物(某省普遍以小麦作为参照物)种植的固定收益，即约定的亩产小麦斤数乘以当年国家小麦保护性收购价，标准最低的社区按每年每亩600斤计算，标准最高的社区按每年每亩1000斤计算。以_年国家小麦保护性收购价格1.12元/斤计算，这28个社区的农民每亩土地年流转收益在672元1120元之间。但小麦等主要粮食作物是涉及国计民生的战略性商品，粮食价格基本保持稳定，再刨除物价上涨因素，这意味着以此计算的土地流转收益并不合理。微薄而且相对固定的土地流转收益与不断攀升的物价水平相比，农民的实际净收益往往是不增反降，说明多数土地集中流转未能有效增加农民收入。第二，多数土地集中流转并未给农民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地方政府大多宣称通过农地规模化流转可以解决农民的就业问题，使农民“既拿地租又拿工资”。但这其实是地方政府有意混淆农业产业化与农地流转的区别。农地规模化流转只是作为催化剂，为农业产业化提供一个契机和可能，但并不一定就能形成农业产业化发展。事实上，这28个社区中有27个社区是把土地大量承包给种粮大户或者蔬菜、果树种植大户，而这些大户进行的农业生产虽可算作家庭农场，但并没有大量吸收农民就业，因为当前农业“从种到收”基本实现了机械化，即使存在少量的人工劳动，依靠承包户家庭成员或短期临时雇工也可完成。种粮大户或者蔬菜、果树种植大户的经营行为，只是生产规模的适当扩大，并不能称之为严格意义上的农业产业化，所以并不能带来稳定的就业岗位。调研中实现农业产业化发展并吸收大量人员就业的只有1个社区，该社区将土地规模化流转给大型面粉加工企业，依靠该企业形成了小麦种植、加工、销售一条龙的产业链条，从而带动了大量社区居民就业。新型农村社区化建设中最难解决的就是农民的就业问题即生存和发展问题。虽然农业产业化发展可以形成产业支撑，但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并不能一蹴而就，所以很多地区将带动就业的主要着力点都放在吸引二、三产业投资方面。由于县城普遍设立了经济开发区、产业集聚区，依靠优越的区位和优惠政策承接了很多工业投资，所以新型农村社区依靠第二产业形成产业支撑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而在吸引第三产业带动就业方面，由于人口规模小、消费能力弱，新型农村社区也并没有足够的优势。但30个样本社区几乎全部宣称“形成了产业支撑”。对此，我们把这些所谓的“产业支撑”归为二类：一是紧邻乡镇街区的社区宣称以“商贸物流业”为支撑，理由是乡镇街区商业相对发达。二是完全不靠乡镇街区的社区宣称以“现代农业”或“农业产业化”为支撑，理由是农地已经实现了规模化流转。但深入调研发现，这两个理由都不成立。农民搬入镇区附近的社区居住，并不代表已在镇区“商贸物流业”就业;农地规模化流转也不代表农业产业化已经实现，更何谈农民因此获得了就业岗位。30个样本社区中只有1个社区依靠现代面粉加工企业形成了农业产业化支撑，其他29个社区本质上都是基础设施发生变化的农村居住区，农民并没有实现市民化，就业机会并没有增加，甚至很多农民丧失了从事传统农业的生存手段，导致一个既有别于农民又不同于市民的边缘群体的出现。如果政府不能及时解决稳定就业与社会保障问题，这些农民甚至将遭遇生存危机。三、结论与政策建议在欠发达农村强制推进新农村社区化建设，是超越其经济承受能力和生产力发展阶段，以牺牲农民利益降低建设成本，以高息借债或透支未来财政等方式来换得当前发展。冒进的新型农村社区化建设不仅加剧了基层政府的债务风险，而且导致“三无”农民的产生，增加了农村社会的不稳定因素。但值得庆幸的是，这种冒进的新型农村社区化建设尚处于个别地区的试点阶段，尚未形成系统性风险。因此，应当对这些已出现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及时纠正，避免问题的进一步扩散和激化。由于问题产生的根源在于地方政府脱离实际强制推动新型农村社区化建设，所以纠正的关键在于约束和控制地方政府的行为，并通过政策法规未解决。具体包括：第一，优化和严格落实“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避免使之成为地方政府在新型农村社区化建设中谋求土地利益的工具，从利益源头上斩断地方政府强制推动新型农村社区化建设的不当激励。第二，严格落实_年中央1号文件“不提倡、不鼓励在城镇规划区外拆并村庄、建设大规模的农民集中居住区，不得强制农民搬迁和上楼居住”的规定。各地应及时调整不切实际的新型农村社区化规划，严格限制乃至暂时停止欠发达农村的新型社区化建设。第三，以农民自愿、资金充裕和产业支撑作为新型农村社区化试点启动的前提。第四，鼓励但不强制农地规模化流转。第五，应加强欠发达农村的新型农村社区化试点与小城镇建设的有效衔接，新型农村社区选址最好紧邻镇区，使之与小城镇形成一种相生相长的关系。2022年农村社会调查报告4技术服务合力难成。一项技术可以致富一方百姓，农业科技应该是农业结构调整的“发生器”。接受农业技术，农民喜欢现场指导和发放技术资料的方式。在技术推广上，不是农民不愿接受，而是工作合力存在问题。农业大县往往是财政穷县，乡镇一级的农技、农机、畜牧水产等工作服务部门经费堪虞，在工资无法保障的情况下（20_年，乡镇农技站人平经费只有3700多元，“既无钱养兵，又无钱打仗”，基层推广机构基本上处于“线断、网破、人散”的一种状态），技术服务日显窘境，服务方式创新举步维艰，社会化普及性服务无法开展，服务缺位与农民群众的要求形成强烈反差，难以适应发展现代农业和建设新农村的客观需要。科技含量低的农业生产必然导致农民从事种养业收入水平在一定时期内处在一个低水平状态。人均年收入在10001500元之间的农户，逼近温饱线，都很渴望有优良种子、种苗和技术指导，帮助其尽快致富。信息服务张力有限。农民对农业信息主要反映有不知道向谁打听、信息不及时、信息不准确、信息量太少等问题，客观地反映了农村社会信息的不通畅。农业信息应该是覆盖在农村社会之中的一张大网，有自上而下的传递，也有自下而上的反馈，良性互动才能形成社会层面的张力，为农业生产准确定位。泉湖镇农民胡有乐认为，农业信息对农民来讲，要靠农民主动去找，没有专业的服务机构，有时打听到的信息难以判断，对自己的农业生产安排无法进行信息对接，农业生产品类与市场需求难以融合。农资服务动力不足。农民从事农业生产需要种子、种苗、农药、化肥等农用生产资料，由于市场放开，经营自由度扩大，购买自主权分散，形成了多元化经营和不同层面需求的农资服务格局。在农资服务中，农民特别看重的是种子、种苗。一粒种子可以改变世界。经营新的种子、种苗时，农民很希望看到示范样板才有信心进行变换品种。在选购农资时，农民只能靠经验办事，不敢冒然一试，因为农资坑农、害农事件总是存在于农村社会的某个角落。经销商由于利益驱动、同行业带动、竞争性互动，经营农资只求卖出去，售后服务无从谈起，没有服务动力和积极性。特别是个体户，一旦农资出现小问题，回避矛盾，转嫁责任。例如泉湖镇农民胡龙，20_年养鸡近3000只，在购买小鸡饲料时，由于饲料中蛋白质含量只有13%（正常标准1821%），200多只小鸡引发球虫病而死。农民对农资的价格偏高和质量信用度有争议，粮价涨，农资也涨，农民种养的纯收益被农资流通环节剥离一部分。2022年农村社会调查报告5农村社会化服务是一项系统工程，是农民生产生活不可或缺的一种生产关系，是促进农业农村经济持续增长的一个重要手段。当前，农村社会化服务网络还不健全，服务业发展还不规范，需要政府导向、政策导航、农民导演。当好服务主角。政府的工作就是服务，农民的要求就是政府的工作责任，农村社会化服务需要政府统领和协调。政府服务农村社会，要一手抓技术性、公益性服务，一手抓经营性服务，使两种服务互为融合、互为促进。在技术性、公益性服务层面上，乡镇一级的农技、教育、农机、医疗、畜牧水产等工作部门是主体，政府应加大经费投入，保障工作经费，教育新一代，推广新种苗、应用新技术、提供新信息，成为农村经济发展的助推器，象体现农业三大技术改造（高杆改矮杆、常规改杂交、单季改双季）带来的社会化效果一样，展现新时期农村社会化服务。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既要照顾当前，又要思虑长远；既要考虑农民的现实利益，又要体现公益性服务。在医疗费用虚高的问题上，采取刚性政策、硬性措施，务实工作，把这个问题解决好。借鉴苏南全民医保模式，建立个人账户、社会统筹基金和大病统筹基金结合的医保基金，坚持“小病在村，大病在院”的政策，因地制宜制订可操作性细则，让参加医保的农民在看病时能享受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带来的益处，维护好农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农村教育要集思广益，尊重大部分农民意愿，实行农民代表听证，把农村小孩上学难的问题采取寄宿、合理配校等措施加以解决。农村修路要与民居修建统筹规划（农村规划只服务不收费），建好村路如同给农村戴上一条“项链”，对农村经济发展起到基础性拉动作用，民居点缀其中，逐渐把农村建设成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好家园。在经营性服务层面上，政府要积极扶持龙头企业对接生产基地，建设好农产品贸易市场，搞活农产品流通，优化企业经营市场环境，使农村服务业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大主体的小主角，让农民享受社会化服务成果。延伸服务触角。主要建设镇、村、示范户三级服务网络，使服务的触角延伸到农村的千家万户，新技术、新种苗、新信息源源不断输送给农民，使农业生产的科技含量提高，农民收入不断增加，农产品生产无害化，农业结构调整符合农村经济走势和市场需求，为建设现代农业、和谐新农村夯实基础。2022年农村社会调查报告6今年七月，_省司法厅和_省法学会组织开展了农村普法和依法治理的社会调查。_省是个农业大省，农业人口占全省人口的80%以上。开展农村普法和依法治理的专题研究，将有助于总结我省“三五”普法和依法治理的成果，为“四五”普法和依法治理规划的实施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为了全面了解和掌握我省农村普法和依法治理的客观现实，调查中运用了比较的方法，分别在城乡各选择了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调查地区（桐城市新安渡镇和安庆市大观区）进行深入调查。通过实地调研，结合我省“三五”普法和依法治理已经取得的经验，我们提出如下研究报告。一、农村的法治环境与农民的法律意识问题随着三个五年普法规划推进式的实施，我省农村法治化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农民的法制观念和法律意识有所增强。在全社会依法治国的大环境下，农村依法治理的法治环境大有改观。农民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的培育和形成，不能脱离他们赖以生存的乡村的法治环境。笔者认为，农村的普法和依法治理在微观上是进行法治宣传教育，在宏观上就是要造就一个良好的法治环境，让农民在良好地法治环境中形成法制观念、培养法律意识、提高法律素质。从“一五”普法到目前正在实施的“四五”普法正是有条不紊地实践着这个目标。只有形成一个全社会崇尚法治的社会环境，法治国家的目标才能实现。在我国目前以政府推进为主要方式的法治进程中，这样的“法治环境”需要各级政府去营造。“三五”规划的指导思想和总体目标是增强公民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四五”规划的目标是实现由提高公民法律意识向提高法律素质的转变。可见，法律观念、法律意识和法律素质相互之间具有紧密的联系。因此，农村的基层政权和组织应当对法制观念、法律意识、法律素质有明确的认识，才能够使其职责有明确的定位、行动有明确的方向。通过调查和资料分析，我们发现，农村普法和依法治理工作中存在着一些现象：1、在职责上缺乏明确的定位。普法和依法治理是各级政府的法定职责，还是具有政策性和临时性的工作？作为推动普法和依法治理工作的基层政权机关和组织，应当充分认识到普法和依法治理是政府的职责。2、在方法上往往以法律条文的宣讲作为硬性指标。由于对法制观念和法律意识存在模糊认识，灌输法律条文几乎成为培养法制观念和法律意识的主要方法。3、在实施过程中未能形成基层组织与农民之间的双向互动关系。“普法”似乎也在向农民“摊派”法律知识，“依法治理”则是以法律为“罚则”治理乡村。4、在评价机制上，注重于形式的普及，有些经验于文字总结与模仿复制。尽管这些问题是非主流的现象，但是在今后的普法和依法治理工作中不能不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存在这些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重要的一点则是认识问题和观念问题。为此，必须明确什么是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如何“增强公民法律意识”和“提高法律素质”？法律意识是人们关于法律和法律现象的思想、观点、知识和心理的总称。法律意识包括法律思想（理论）、法律观念（法制观念）和法律心理。法律意识有个体法律意识、群体法律意识和社会法律意识之分，个体（公民）法律意识的形成取决于公民的法律心理，以及法治环境的影响。群体法律意识具有团体性和多样性的特点，在我国农村不应忽视传统性和地域性的冲击和扭曲。社会法律意识是全体公民普遍的法律心理和观念，它与传统的法律文化、主流法律观念的传播有着密切关系。社会法律意识和群体法律意识是公民的个体法律意识形成的重要环境因素。个体法律意识和群体法律意识对社会法律意识内容与发展有较大的作用。在通常情况下三者是协调一致的，但在特定的情况下也可能发生冲突。笔者认为，“一五”普法在于唤醒公民的法律意识；“二五”普法在于培养积极向上的群体法律意识；“三五”普法着眼于营造全体公民共同的社会法律意识。“四五”规划就是在三个五年普法的基础上，为巩固普法和依法治理的成果，提出了由法律意识的培养转变为法律素质的提高，因为法律素质是法律意识的内在本质。由于传统法律文化和法律观念的影响，农民的法律意识与依法治国、依法治省提出的目标还存在着差距，今后普法和依法治理的工作应当主要放在以下几个方面：1、培养农民对法律价值的尊重和法律知识的追求。法治国家的社会基础则是公民对法律的尊重和敬仰，因为法律的价值代表着公平、正义和秩序。普法和依法治理的目的是建设一个法治社会，这是各级政府的职责，但是不能因此认为普法和依法治理就是政府的单方行为。作为以行政指导为主要特征的普法和依法治理活动中，各级组织特别是政府部门，不仅应当将法律知识告之于民，而且还要让农民知道法律的价值是什么？法律是人们安居乐业的行为规则，法律是维护公民合法权益的武器，惩罚不是法律的全部。只有让农民真正认识到法律的功能和价值，法律才能让农民所接受，对法律的认知和运用才能从自发到自觉。我省农村基层人民政府推行的“送法下乡”、“送书到户”的活动，有其积极的因素，应当予以肯定。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人手一册法律书，不等于人人都知法和懂法了。2、让农民通过生产和生活实践，全面、正确地理解法律。长期以来，传统法制观念中，“法即是刑”、法就是“惩罚”的观念影响着人们对法律的正确理解。诚然，对违法者的惩戒是法律的重要功能之一，但是不是法的全部。在普法的法制宣传中要力戒这种片面的倾向。农村的社会生活受到法律调整的领域十分广泛，普法和依法治理中应当结合农村的特点，在农业生产和日常生活中给农民予以法律帮助和法律引导。例如，农民负担问题；打白条问题；粮食收购问题；计划生育问题等等。让农民通过法律帮助和指导，认识到保护老百姓也是法律的重要功能。只有这样，作为农村中主要社会主体的农民才能形成法律观念、培育法律意识、提高法律素质。3、充分尊重用法律途径解决纠纷的方式。在农村存在着一种较为普遍的法律观念和法律心理：解决矛盾和纠纷，总是谋求法律诉讼之外的方式来解决，无论正当与否，一般都把诉讼看作不光彩之事。作为普法推进者的基层组织往往迁就这种现实，解决纠纷与矛盾以息事宁人为原则，有时甚至不惜牺牲法律原则。今后在普法中，首先应当树立法律的权威，以法律为原则作为解决争端的依据和方法。各级政府应当正确地引导和评价公民的诉讼活动，尤其是农民诉政府的行政诉讼案件，更应当端正认识。二、我省农村普法与依法治理的法律实践问题我省农村普法和依法治理存在着许多认识问题、观念问题以及法律实践中急待解决的现实问题。现在将这些问题有重点的提出来，针对性地解决这些问题或制定相应的对策，将会大大推动今后普法和依法治理工作的顺利进行。（一）农村基层组织的法律定位与作用。在农村普法与依法治理工作中，实际承担具体工作的基层政权组织（乡、镇人民政府）和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村民委员会），它们的工作直接关系到农村实施普法和依法治理规划的实际效果。普法和依法治理的长远性目标是实现法治国家，阶段性目标是实现各个时期普法“规划”提出的具体任务，基本出发点和归宿则是建设一个良好的法治环境。肩负着如此重任和职责的基层组织对其法律地位应有正确的定位。普法和依法治理是全社会的工作，应当动员社会各阶层参与。乡、镇人民政府是我国基层行政机关，其行政事务千头万绪，各项行政工作如计划生育，农业税费、农业生产等等，很难说哪项工作为主，哪项为次。如果将普法和依法治理仅仅理解为某项工作职责（并且有专人负责贯彻落实），这可能有悖于普法和依法治理的本意。笔者认为，普法和依法治理并不是一项单列的工作，它是贯穿于各项工作中的原则精神，在政府工作的各项职责中都要体现与贯彻普及法律和依法治理的原则。换言之，普法和依法治理的主体（推进者）是任何部门与任何人员。任何工作必须以普法和依法治理原则为指导，我们不能把普法与依法治理仅仅理解为是司法行政部门的职责。从这个意义上讲，基层组织是普法与依法治理的参与者、倡导者、推广者与服务者。村民委员会是我国农村基层自治性群众组织。它虽不具有国家机关的性质。但村民委员会的组织形式与法定职能，使其在普法与依法治理工作中应当发挥积极和重要的作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村民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1.宣传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对村民进行守法教育；2.办理本村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3.调解民间纠纷，促进村民团结和家庭和睦；4.协助政府维护社会治安和社会秩序、生产秩序、生活秩序；5.向人民政府反映村民的意见、要求和提出建议。村民委员会的职责和任务与普法和依法治理所提出主要任务是相同的，基层群众性组织组织的各项工作正是亦步亦趋地实践着普法与依法治理的目标。目前，农村普法工作中，应当充分发挥村委会的功能和作用，使其从被动地完成工作任务转向积极地开展普法宣传。（二）关于农村普法和依法治理的工作方法问题调查发现，农村的普法和依法治理在工作方法上存在许多有待改进的地方。首先，在“普法”工作上，主要表现出的特点是放任性和无序性。农民往往把收看电视中的法制节目，作为自发的法治思想的启蒙。诚然，法律的普及可通过多种渠道，在当今电视已作为简便、快捷、普及的传媒工具，其在普法工作的功能不可低估。有些工作开展比较好的地方，还利用农村广播网进行宣传，利用集市大会进行集中宣传，利用村民大会请司法人员上法制课。还有的地方采取“知识带动型”普法，即向在校的中小学生进行有意识的普法教育，再通过学生将法律知识传播到广大农户等等，这些都不失为好方法。笔者认为，凡是有利于普法工作实施的经验，都应当是值得肯定的好方法。但是针对当前农村普及法律的工作方法存在放任性和无序性的局面，我们应当着手做好以下工作：1、在传媒工具上，开展多渠道、多方式的普法工作。可以利用电视中现有法制节目，还可以利用农村有线广播。在调查中农民普遍反映，了解法律知识的渠道主要于电视，如中央电视台的“今日说法”，_电视台的“法眼看天下”等都是农民十分喜爱的节目。因此，笔者建议，能否将现有的电视法制节目进行整合，开设电视节目的法律频道，专门地、系统地、生动地宣传法律。在依法治国和依法治省的大环境下，开设法律频道电视节目作为推进普法和依法治理的实施手段是很有必要的。这对于广泛地宣传与普及法律，拓宽普法渠道，改进工作方法都有积极的意义。我省的有关部门可以在这些方面进行尝试。2、在普法的工作方针上，农村普法不能只把农民当作普法的对象。根据普法规划的精神，农村普及法律和依法治理是针对农村各级组织和公民。特别是“执法者”的法律观念、法律意识和法律素质，对普法和依法治理工作起着决定性的影响。因此，笔者认为，农村各级组织在普法和依法治理中首先应当从“自律”开始，将自己作为法律的学习者和接受者，模范地执行和遵守法律、法规，然而才是法律的推广者。对于农民则应采取多种形式，结合生产，生活实际，切实地运用法律去帮助农民解决实际问题，让法律的服务功能、保障功能、授益功能得到充分发挥，改变“法就是制裁”的观念，让农民从“要我学法律”到“我要学法律”。其次，农村“依法治理”工作中化解矛盾的主要方法是民事调解。传统法律文化与法律观念，直接影响着人们的法制观念和行为准则。在农村，调解成为“执法”最重要的手段之一。以息事宁人，止争息讼为目标的调解，在法律上、在观念上、在文化上都有很深的社会基础。因此充分运用调解的方法，对建立我国农村安定的生产、生活、秩序和法律环境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有些地方将调解的范围已扩大到无所不及的领域，如果把调解作为解决一切矛盾纠纷的必经手段，则可能冲淡了法律的权威性。笔者认为，在肯定调解为行之有效的方法的同时，应当树立法制观念并且尊重当事人运用诉讼等法律手段的权利与选择。必要时基层组织应当鼓励与宣传诉讼方式的积极意义。如果一味排斥、回避或阻碍“打官司”，甚至将诉讼本身附加许多非法律因素，那么我们通向法治的道路也不会是坦途。毕竟司法是法治的保障。（三）关于农村普法与依法治理的经费问题。实地调查中反映较集中是普法的经费问题（有关文字材料却没有提及），经费紧张制约了普法和依法治理工作的深入进行。诚然，普法工作都需要一定的财力支持，希望有关部门予以重视。但是，笔者认为，对普法经费也应当澄清一些误区。普法和依法治理要求在各项工作中都应当普及法律知识，培养法制观念和法律意识，提高法律素质，这些内容是在日常工作中必须得到体现和实施。不能因为在工作职责中增加了“法治”的内涵，就应当相应地增加“经济”成本。遵守法治规则和秩序是各级组织与人员应尽的义务，而且依法治理只会降低和减少耗损，提高执法水平。当然，我们应当在重视解决经费问题的同时，动员和引导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农村普法和依法治理活动，如：法律援助、法律扶贫、法律志愿者等等都是解决资金问题的有效途径。（四）关于农民义务法治化（减轻农民负担）问题。在农村工作中，减轻农民负担始终是一个重要话题，从中央到地方一般都把“农民负担”作为专用术语并赋予特定内容予以关注。我们在调查中发现“农民负担”一词越来越具有贬义、甚至有“违法”的意味。我们应当认真思考，农民应该不应该有“负担”？应当负担哪些义务？“减轻农民负担”是减轻什么“负担”？如何减轻农民负担？这些问题都与法律有直接和间接的联系。所谓负担，主要是指社会主体所承担的责任、任务或者费用。农民负担是指农民作为生产者应当依法向国家交纳的各种税费。不可否认，当前我国农民负担相对于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和农民的收入而言是比较沉重的。这里有政策性问题，但更多是执法工作中存在违法、恣意地对农民增加的“负担”。党中央、国务院以及各级人民政府三令五申，严禁增加农民负担，大力减轻农民负担，但是有些地方收效甚微。笔者认为，解决农民负担的根本途径是将农民负担法治化。让农民在依法履行法定义务的同时，能够运用法律武器，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各级政府以及有关部门也应当强化这样的工作职责，就是要切实维护法律保障机制和保证行政救济（行政复议、行政诉讼）途径的畅通。只有将农民负担问题纳入法制轨道，唤醒农民的法律意识，制约行政权力的滥用，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农民负担问题。在具体作法上，笔者建议：1、用“农民负担法治化”代替“减轻农民负担”的提法。因为，农民负担是农民依据法律规定应当承担的税费义务。承担和履行法定义务是每个公民应尽的责任。“减轻”农民负担是相对于“增加”农民负担或者农民负担过重而言的，这里除了政策性因素之外，农民对于不合理，不合法的增加的负担，完全有权利依法行使法律“抵抗权”，予以拒绝。对此，司法机关应当正确发挥法制保障功能，成为维护农民合法权益的坚强后盾。长期以来使用的“减轻农民负担”一词，其内涵已经发生了变化。所减去的额外税赋既有合法的，也有不合法的，容易使农民造成负担就是不合理、不合法的错觉，难以分清合法与违法的界限，从而形成强烈的对立情绪。使用“农民负担法治化”用语，不仅明确了农民法律上的权利与义务关系，而且也寓意着法津同时依法保障农民们合法权益。这种提法的变换，其意义远远超过词语本身的含义。2、加强农村和农民的权利和义务的立法。将农民法定义务（负担）及其承担形式以法律规范的形式予以公布，通过地方立法，制定地方性法规和规章，明确权利和义务。对农民的权利和义务进行立法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有法可依，更重要地是强化农民乃至全社会的法律意识，这对于农民义务法治化和推进农村法治化的进程，其意义是十分重大的。我国是农业大国，我省是农业大省，在这个方面实行立法，不仅具有必要性，而且具有可行性。关于农民法定权利义务的立法应当力求详尽，防止执法中由于较大的自由裁量权，使得法律规范流于形式。3.基层组织的执法人员应当增强法律意识，提高法律素质。农民负担问题的出现，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原因之一是基层组织及其执法人员违反法律和政策，任意增加农民负担。“三五”普法和依法治理规划将执法人员作为重点教育对象，要求他们熟练掌握和运用与本职工作相关的法律、法规，提高自身法律素质、秉公执法，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4.疏通农民寻求法律救济的渠道。农民负担问题纳入法制轨道之后，法律的“双刃之剑”的功能应当充分体现出来。法律要求农民依法履行法定义务，同时，法律对农民的合法权益予以依法保障。对于任何部门侵犯农民合法权益的行为，农民可以依法寻求法律救济，对于行政机关的行政侵权行为还可以依法提起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或者获得国家行政赔偿。然而，现实的法律实践并不乐观。尽管最高人民法院曾经指示，对涉农案件各级人民法院应当提供快捷的法律通道。但是有些地方法院受到地方保护主义的干扰，对农民负担案件仍然存在不立案或拖延审判的现象。农民在寻求法律救济的道路上，出现了不会告、不敢告、不能告或者告不赢的不正常现象。法律救济渠道的不畅，必然导致法律在农民心目中的公信力和权威性的下降。有些地方的农民对于“负担”问题采取抵制、对立和越级上访等手段，可见，畅通的法律救济不仅仅是在保护个案中农民的合法权益，对于在我们农业大国和农业大省建设良好的法治环境，建立法治社会有着极其深远的意义。2022年农村社会调查报告7随着农村父母离乡进城打工、经商人数的增多，农村儿童留守农村而无人照管的人数也在不断增多，调查显示：我国有1。2亿农民常年在城市务工经商，产生了近20_万留守儿童，其中14岁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