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

word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三章 早期的对外关系一、葡萄牙人的到达中国与其早期的远征西方海洋国家最初同中国发生直接关系的是葡萄牙。公元1511年，阿尔伯奎克Alfonso DalboquerqueDAlbuquerque攻占了满剌加Malacca，该地是当时的一个大的国际贸易中心；5年之后，裴斯特罗Rafael Perestrello乘坐一个当地土著船只欲往中国，作试探性的远征。1517年，啡瑙比利特安剌德Fernao Perez de Andrade率葡萄牙船和马来Malay船各4艘出航，在上川岛Shangchuen下碇，那岛现在叫做圣约翰岛St. Johns Island，是圣方济各St. Francis Xavier最后到达的地点，他虽然了望到了天国中国，却被禁止登陆，1552年他死在该岛。安剌德被允许率船两艘前往，和他同去的还有由卧亚Goa总督派遣朝见中国皇帝的专使比勒斯Thom Pires。安剌德本人还保持了和顺的态度；但是1518年，他的兄弟西门特安剌德Simon de Andrade率大船一艘和小船三只到达圣约翰岛，却在进展贸易中暴露了他的贪婪，他歧视中国人的偏见和他的专横的癖性；他修筑了一所堡垒并且开始行使刑事管辖权，这样就迫使中国当局不得不同他抵抗。他被严密地封禁在港口里面，但是1521年他竟潜逃出境；同时，他的兄弟啡瑙也被逐出口岸，而那位堂堂的专使比勒斯却被监禁，并且于1523年死在狱中。1522年奉派朝见中国皇帝的专使米罗Alfonso Martins de Mello到达圣约翰岛，但遭到袭击，所有在他船上的人员几乎完全丧命；少数幸免的逃往浪白澳Lampaco，他们在那里建立的一个葡萄牙贸易站，一直存在了半世纪之久。大约在1517年或是其后不久，马喀兰夏George Mascarenhas绕过圣约翰岛到达海岸；他与后来的其他人们在府、和开辟了贸易。他们在曾经建立一个殖民区；这个殖民区是在什么时候开始虽然难以确定，但据说在1533年时，已经非常繁荣。由繁荣产生了一种傲慢的气焰，傲慢又开展为骄横无礼，并造成了这些殖民者的滋扰不法行为，以致使宽厚的明朝皇帝不得不于1545年下令由海陆同时来进攻他们。结果据报有“12,000名基督教徒-包括有800名葡萄牙人-被杀，他们有35艘大船和2只沙船被焚。1549年在也因类似的举动造成同样的结果，漏网的剩余者从那里逃到浪白澳。二、葡萄牙派往的使节1552年卧亚总督曾经派遣使节前往朝廷，但是满剌加总督拒不允许该使节通过前往。1667年又从卧亚派出第四次使节，意图对于中国皇帝直接下令封闭澳门贸易一事有所表示，但没有得到丝毫的具体结果。麦德乐Alexander Mettello Souza y Menezes领导下的第五次使节是在1727年来到的；这次使节曾经同中国皇帝交换过礼物，但是在打通商务问题上并不比1753年的第六次使节更为成功。在中国人看来，使臣前来是为了朝贺和进贡的，他的责任就是承受命令而不是要求谈判订约。这位专使依照欧洲习惯，屈膝承受了皇帝的赏赐。【龚斯德特Ljungstedt，“葡萄牙居留地Portuguese Settlements，第115页；卫三畏，“中国总论，第二卷，第427429页；颇节，“外国使节觐见中国皇帝的中国有关档案汇编下文简称“外国使节觐见档案汇编，第5页；奥贝尔“中国政府、法律与政策大纲，第81页】三、澳门的居留地在北方的各次屠杀之后，浪白澳成为葡萄牙人可以进展贸易的唯一口岸；但是在1557年，他们用了惯用的贿赂手段，奉准在阿妈港Amakau 即澳门的“荒岛上建立篷舍，晒藏商货。【这是根据品托F. M. Pinto的记述；但马礼逊Morrison的“中国大观View of China却说欧洲人于1537年已在该地有了临时居所；扎Manoal Faria a Souza在他的“葡属亚洲Asia Portugueza一书中叙称：贮藏所“在1558年重新建立于澳门。龚斯德特，“葡萄牙居留地，第6页】这个岛实际上是一个半岛，1573年中国当局横过狭窄的地峡修筑了一道墙，只留了一个门作为进口，理由是因为绑架的事正在盛行。因为这种罪恶的控诉不断发生，1582年，总督两广总督就召唤澳门的总管、法官与其他官吏们到省城；他们在敌视的态度下被传见，并受到驱逐出境的威胁；但当他们把礼物呈送给总督和他的僚属以后，对待他们的态度就有了改良。当时葡萄牙人只有用经常贿赂的手段，才可以停留在澳门，1593年，葡萄牙人在该地的参议会曾向葡萄牙国王上书说：“为了维持我们在此地的居留，我们必须向异教的中国人花费很多。【龚斯德特，“葡萄牙居留地，第12页】四、中国对澳门管辖权的保持葡萄牙人常常声称澳门是独立于中国政府的管辖权之外，然而中国政府对这椿事情直到1887年从来没有承认过。过去盛传作为该处殖民地特许状的有一件“金券，据说这件“金券是中国皇帝颁赐的，并且已经遗失；但是并没有记载证明任何非官方人员曾经看到过它。一切事实都和这种说法相反。从最初直到1849年总管哑吗勒事件Governor Amarals coup detat发生为止，澳门的葡萄牙人一直向香山县完纳地租，这正是对于领土主权的完全承认。租额最初是每年1,000两；从1691到1740年以后的某一时期为600两；之后如此为500两。【龚斯德特，“葡萄牙居留地，第10页。马尔丁“中国的政治、商业和社会，第一卷，第262页以1754年为另一次获准减租开始的年份】1843年，当耆英对澳门许给某些更多的特权的时候，也曾向他要求取消每年的地租，但他却断然拒绝。【卫三畏，“中国总论第二卷，第403页】澳门的主教在1777年以代理总管的资格，向参议会书面报告说：“葡萄牙人承皇帝的惠准，因交纳地租而取得澳门的临时使用和利益。【龚斯德特，“葡萄牙居留地，第9页。密尔本“贸易，第二卷，第462页称：“澳门是完全在驻总督的管辖之下的。】1802年，在印度总督威里斯里勋爵Lord Wellesley的命令下，为了防X法国人的可能进攻，一支英军占据了澳门。中国当局曾经抗议这种侵犯“中国领土的行为，同时亚眠和约peace of Amiens的消息恰巧又传来，英国军队就自行撤退了。【德庇时，“中国人，第一卷，第76页】1808年，驻守卧亚以防法国的敏托勋爵Lord Mints，又派兵去澳门作同样的防卫。东印度公司East India pany董事会认为：“如果从葡萄牙方面得到许可，就无须顾虑来自中国政府的阻挠。中国方面的意见却不是这样，总督要求英国海陆军队立即撤退，并以使用武力与封闭英国贸易相威胁。海军上将德鲁雷Admiral Drury提议和总督会晤，总督冷淡地予以拒绝；之后德鲁雷就打算强行通过虎门来会晤，但又遭遇了武装抵抗，只好退回；于是英军就放弃了澳门，承认中国在这件事上的各种权利。【同上书第84页；奥贝尔，“中国政府、法律与政策大纲，第230页】五、中国对澳门的领土管辖权和刑事管辖权在管辖权问题上，据记载，1587年以前，中国曾经派遣一位官员驻守澳门，“承皇帝之旨，管理该城；【龚斯德特，“葡萄牙居留地，第12页】凡牵涉中国人在的案件，不论他是原告或被告，都归他裁判。后来-但不能确定是什么时候-这种职权又转移给前山寨Gasa Branca的地方官，这个官员掌握着1573年修筑的横贯地峡的界栅的锁钥。迟至1690年，香山县不再假手他的佐治人员，而亲自处断澳门境的案件。1744年，特为香山县设置府佐一员，即“左堂原名为府海防军民同知，又简称前山寨海防同知，专理澳门事务，这个“左堂在1800年就进驻澳门并且行使他的管辖权。1749年，某些被中国当局所指认为罪犯的人，假借教徒的身份，逃往安巴罗修道院Nossa Senbora do Amparo潜藏，葡萄牙人又拒不交出他们；因此，中国当局就禁止一切物品对他们的供给，并且勒令所有商人离开澳门，葡萄牙人这才交出逃犯并同意签订了一项协定。协定的第五款规定，凡凶杀案件、前山寨的中国官吏可以前往澳门验尸，然后再将一切证物呈拨作最后判决；第七款规定，但凡没有拿前山寨县丞凭付费收据所发给的许可执照的，不得在澳门营建或修缮房舍、码头或炮台。【同上书，第1215页】但是后面的一款在1843年被耆英取消了。【卫三畏，“中国总论，第二卷，第430页】六、中国对澳门的财政管辖权澳门港口的财政管辖权也同样操在中国手里。1631年，停止一切对外贸易，对外贸易就移到澳门进展，情况和以前在所行的一样；这种措施虽然没有维持多久，但已使中国商人有充分时间组成一个行会，达到他们垄断贸易的目的。1698年的一道上谕训诫说：“澳门属中国管辖，凡行止善良的客民，均视同子民。这个原如此在1717年还被奉行，当时参议会企图保存葡萄牙船只在该口岸的特权，拒绝对其他各国商人的优待，但被干脆地驳斥，不许他们采取这种步骤；1726年总督并且进一步通知说，这种问题的决定，应该在于皇上而不在于参议会。【龚斯德特，“葡萄牙居留地，第81页】1732年，总督责成葡萄牙当局随时报告到达的每一个外国船只、它的国籍、兵力、目的地等等。不久之后，粤海关部派了一个税口委员驻在普拉亚格兰德Praya Grande码头地方的临时住留区；葡萄牙人于1779年迁出该区，但仍在澳门给该委员准备一所适当的房屋，这个委员的继任者一直住到1832年，【同上书，第10页】可能到1849年，并从那里向在澳门上岸或下船的客、货，征收捐税。截至1831年3月31日为止，在12个月中这税口委员从澳门贸易中征到税收总额69,183两，其中30,132两是对该地起岸的1,883箱鸦片课征来的，39,051两是对其他商货课征得来的；【同上书，第51页】在1847年，即澳门宣布独立的两年以前，一位旅客的记载说，在该地登陆之后，“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每人向清朝官吏交纳西班牙币半元。【普费弗，“一位夫人的世界环行记，第52页】七、作为各国贸易基地的澳门葡萄牙人的贸易衰落了，但澳门却繁盛起来，它在中国人的监视下，变成各国与间贸易的基地。一切进口船只都在那里雇用引水和买办，它们也从那里决定出发的方向；商人们在每季季末，都从商馆回到那里，并在那里等待下一季度的降临，使他们得以重新进入。十九世纪该地的侨民，除教士与军人外，数目如下：【龚斯德特，“葡萄牙居留地，第54页】1810年1830年白种男人1,172人1,202人白种女人1,846人2,149人奴仆男425人350人奴仆女606人779人合计4,019人4,180人这种男女人数间的不均衡，虽然是殖民地中少见的，却正好说明了当地的特性。八、西班牙同中国的联系西班牙人是第二个和中国人发生接触的。他们是西方世界的发现者，正如葡萄牙人是世界的发现者一样，因此他们是经过西方来到中国的。第一次来自马尼拉Manila的使节是两个教士，在1575年到达，他们曾被送往水兴谒见总督，很受礼遇；但他们毫无成就，仍旧返回马尼拉。对菲律宾的贸易兴旺起来，但它却掌握在来自-、和-的中国商人手中；由于这些商人数目迅速的增加，西班牙人对于他们本身的优势地位就感到恐慌，因而他们在1603年就下令大屠杀。当时居留在西班牙统治下各岛屿的二万人中，除了少数逃脱之外，几乎全部都死在刀剑之下。【马尔丁，“中国的政治、商业和社会，第一卷，第378页；派克，“中国的历史、外交与商业，第86页；诺曼Norman，“远东的人民与政治The People and Politics of the Far East，第172页；福尔曼Foreman，“菲律宾群岛Philippine Islands，第115页】但商人的数目后来又重新增加起来，因而在1639年又进展了另一次大屠杀，当时在菲律宾的33,000人中，受害的达三分之二。【马尔丁，“中国的政治、商业和社会，第一卷，第379页；福尔曼Foreman，“菲律宾群岛Philippine Islands，第116页】以后又提出限制，将商人数目限制到6,000人，每人每年必填交纳人头税6元；并对不肯承受教会洗礼的人，一概驱逐；但商人数目仍旧有增无减。西班牙人自己与中国进展的贸易是微不足道的；但1803年种牛痘方法的介绍到中国却要归功于他们的。【马尔丁，“中国的政治、商业和社会，第一卷，第380页。照另一方面的外国记载，据说亚洲急性霍乱症是在1820年春天首由来自暹罗的商船带到的；这种病症曾于18201822年流行于中国。澳门月报，1843年9月号】九、荷兰人的到达中国和的占据；哥页和开泽出使再后来到中国的是荷兰人。1594年荷兰船只既然被禁驶入里斯本Lisbon，他们就无法间接的获得中国的产品，因而荷兰于1604年派瓦尔维克Wybrand van Warwick率船一艘前来；但由于澳门当局的影响，他们被拒绝不许通商。【龚斯德特，“葡萄牙居留地，第77页】1607年，同样的企图也遭到同样的结果。1622年雷伊松Kornelis Rayerszoon率船15艘出现于澳门洋面，并且用800人登陆进攻，但他们被击退并且伤亡了三分之一，其中包括这位海军上将。败军转而进占澎湖群岛；但经过两年进攻与防守战斗，或许是由于谈判的结果-这是可能的，【卫三畏，“中国总论，第二卷，第433页】也许是象中国方面宣称的由于战败的结果，【麦克戈文，“中华帝国史，第508页】他们撤到岛。该岛当时还是一个无人之地，所以没有人同他们抵抗，他们安然占据了府，在那里修建了一座营盘-“赤嵌城炮台Fort Zelandia，【匾额题为“赤嵌城，一六三四年。龚斯德特，“葡萄牙居留地，第78页】并在淡水和鸡笼基隆也修建了一些营房；他们在府和淡水的营房现在还存在，后者正作为英国领事馆的馆址。1653年荷兰人再度企图同进展通商，但是他们的努力又被葡萄牙人从中破坏而失败；于是在1655年他们就派哥页Peter de Goyer同开泽Jacob de Keyzer为使节前往。这两位使节事事都顺从中国人的要求。他们带来贵重的礼物，并且听凭这些礼物被人称为贡物，自己也竟这样称呼它；他们也拜领了优厚的恩赐；他们俯伏在皇帝前面；他们在皇帝的圣讳、诏书和宝座之前恭行了三跪九叩首的礼节；他们情愿以一个亚洲藩属向宗主国来朝贡的使臣地位自居。他们希望用这种行为在中国取得贸易特权，象他们在日本以同样手段所取得的一样；但他们所得的只不过是被准许每八年遣“使一次，每次随带商船四艘而已。【卫三畏，“中国总论第二卷，第435页；马尔丁，“中国的政治、商业和社会，第一卷，第381页；纽霍夫亚斯特雷Astley版本，第三卷，第425、427等各页；纽霍夫奥基尔贝译本，第122、126等各页。原规定使节应五年一至，但在正式觐见时，皇上自行决定改为八年一次，以示殊恩。-纽霍夫奥基尔贝译本，第121页】十、荷兰人被逐出；胡伦出使亡明诸帝的一个遗臣成功-著名的“国姓爷-于1661年在他的大陆基地受到清朝的压迫，率领军队25,000人航行到达。他所遇到的唯一抵抗是来自荷兰人的，但他却把他们围困在赤嵌城堡垒之中；经9个月的围攻之后，这个堡垒被放弃了，被围者损失1,600人，从此荷兰人在的统治就宣告完毕。【卫三畏，“中国总论第二卷，第436页；马尔丁，“中国的政治、商业和社会，第一卷，第384页】巴达维亚Batavia的议会于是派遣了兵船12艘前往，帮助大清帝国军队联合进攻“国姓爷；就被这个联合武力所占领，因而大陆尽归大清帝国控制，但并没有受到影响。两年之后，就是1664年，荷兰期待着对一个宗主国这样忠诚效力所会得到的酬劳，于是派遣胡伦Pieter van Hoorn为使臣前往；他在一年之后到达。这次使节的前来，虽然负着曾为清朝和他们本身利益立下过英勇功绩的威望，可是心里却还是打算着荷兰人的商业利益，打算着完全顺从中国朝廷的要求，象十年前哥页和开泽一样；但是进贡与赏赐，跪拜与叩首-所有这一切只不过换取到列名为大皇帝朝贡国家之一而已，并没有取得特权的恩赐。【卫三畏，“中国总论，第二卷，第438页；马尔丁，“中国的政治、商业和社会，第一卷，第385页】1683年清朝皇帝渡海亲征，并且把它归入自己统辖之下。他曾命令他的忠顺的荷兰人派遣一支海军；荷兰人遵办了，但他们到达得迟了，并且觉察皇帝也并没有等待他们。【麦克戈文，“中华帝国史，第533页】后一世纪中，他们在沿海各口岸进展一种走私贸易，每次贸易都须用贿买取得许可；在1762年以前，荷兰人从来没有在建立商馆，当时的“公行制度已经完全建立，少数外国人并不大能为害了。【马尔丁，“中国的政治、商业和社会，第一卷，第386页】十一、铁俊甫与文谱兰出使1795年荷兰又再派遣使节铁俊甫Isaac Titsingh与文谱兰A. E. van Braam等前来。他们为了怕蹈英使马戛尔尼勋爵Lord Macartney的覆辙，所以决心防止他所犯的错误；他曾拒绝磕头行礼；他们甚至还想对以前各次荷兰使节所行的方法再加改良，无论中国人要求怎样去承认其宗主权，也都准备照办。他们出使的情形曾由一位稳重的历史学家用以下的语句描述出来。【卫三畏，“中国总论，第二卷，第439页】“他们象罪犯一样解送到京师，作京城当成乞丐一样看待，随后又象押送骗子一样送回，并且，只要那些司仪者们认为合式，他仍随时随地都要准备行三跪九叩首的大礼。他们的使节并无结果，只不过使中国人更加相信，他们的一切都是文明的，万民都须向化；他们的国家是唯一的帝国，世界各国都须向它俯首臣服。【同上，马尔丁，“中国的政治、商业和社会，第一卷，第386页；文谱兰Van Braam散见各页；德居尼de Guignes，散见各页；文谱兰提到叩头译文称之为“皇家敬礼的地方比拟更多；这是当然的事，因为他是一位奉派的使臣，所以有代表正使，也有时本人奉召，参加典礼。有一次，第一卷，第178页他记称，荷兰和朝鲜使臣同时朝觐，依次引见，相继在典礼中行三跪九叩首礼。德居尼原是法国人，而以一奇特和值得注意的客卿地位参加这使节。他记称第一卷，第389页，铁俊甫在逗留期间大半因病请假，但对于使节所受的接待颇为不满，并拟提出抗议；文谱兰如此认为这种作法将会损害该荷兰公司的贸易前途，而终于将他说服】十二、中国的朝贡国一览作为帝国律例的“大清会典，所列举的大清帝国朝贡国的正式，在这里表示一下是最恰当的。据“会典记载，朝鲜Korea每四年派遣使臣朝贡一次，琉球Loochow每三年朝贡两次，安南Annam每两年朝贡一次，南掌Laos即老挝每十年朝贡一次，暹罗Siam每三年朝贡一次，碌Sulu每五年朝贡一次。荷兰所派使臣，应该取道的虎门；时期是不定的1655年规定八年一贡；来使包括使臣一人或二人，随员一人，秘书一人与不超过一百名的其他人员，其中前往的不得超过二十人。缅甸Burma所派使臣取道的腾越厅，十年一次；来使不得超过一百人以上，其中前往的不得超过二十人。葡萄牙、意大利教皇派红衣主教图尔囊Cardinal Tournon为使节于1705年12月31日被召见，第二次派红衣主教墨沙巴拉Cardinal Mezzobarba为使节于1720年12月15日到达【龚斯德特，“葡萄牙居留地，第149页；贝尔，“自圣彼得堡首途历亚洲各地，第二卷，第35页】和英国的使节取道虎门前来，但是没有定期；每一个使团人员可以乘船三艘，人数都不得超过一百；前往的限定二十二人，其余留在。【澳门月报1845年4月号；马尔丁，“中国的政治、商业和社会，第一卷，第264页。“咸丰二年九月十一日1852年10月23日奉上谕如下：“徐广缙奏称暹罗国王遣使补进例贡，并请敕封，现已行抵粤东等情。查上年进呈贡品时，经诏示俟嗣王请封时，再行呈递。现该国贡使已将表文连同贡品一并进呈，足征其恭谨驯顺之诚，该贡使既抵，即于本年封印前派员伴送来京，用锡该王封号。“至该国户部恳请准其贡船先返不等候使臣一节，姑予照准，并准其船只携带货物，免税放行。至新王明恳乞颁发诰命，应照章由原管衙门办理，并于该使臣到京后，依式颁发。钦此。照英文移译-北华捷报，1852年11月13日】十三、英国人到达中国英国人在十七世纪初叶就和日本通商，但他们对中国直接贸易的第一次努力却在1637年。1635年，根据葡萄牙殖民地总督的许可证，在威得尔海军大佐Captain John Weddell领导下的一支五艘船的舰队已装备齐全，威得尔率同其中的四艘于1637年6月25日，到达澳门。【德庇时，“中国人，第一卷，第41页；亚谟兹，“旅华英侨，第13与以下各页】澳门当局并不承认卧亚总督有权颁发对中国海上贸易的许可证，所以就多方和威得尔留难。经过一些日子的耐心等待，他就派遣小船自行探寻进入的路径，然后就率船抵虎门。在虎门他接到通知说，必须请示当局，并且嘱咐他等待六日；其实中国人是利用这个期间来修整炮台。威得尔因为他请求通商没有得到答复，就启碇溯河前进，当即遭到炮台的轰击。他发炮还击后，并压制了对方的炮火，他就直驶，售出了他的货物，并装载上糖和。中国人为了宽恕他们的敌视态度，就把这件事说成是由于葡萄牙人为要把持垄断搬弄是非造成的。【斯当东，“外国使节觐见档案汇编，第一卷，第4页；奥贝尔“中国政治、法律与政策大纲第135页；德庇时，“中国人，第二卷，第42页；马尔丁，“中国的政治、商业和社会，第二卷，第4页；卫三畏，“中国总论，第二卷，第444页。只有德庇时一人指称威得尔Weddell到达澳门的日期为“5月28日；奥贝尔和卫三畏都说是“在6月；亚谟兹所举的日期如此是“6月25日，似最为可靠】第二次的尝试是在1664年，当时曾派船一艘前往澳门；【奥贝尔第138页称“船数艘，德庇时第一卷，第44页如此提到对“每艘船的征课；但因马尔丁第二卷，第7页举出其船名为“拉特号Surat，如此可能是只遣派船只一艘。在1635到1664的30年间，英国的“政治已使英国保王党的东印度公司枯竭不堪，清朝的取明朝而代之，更使的贸易大受损害。】葡萄牙人仍旧从中加以种种阻挠，中国当局却要求船钞2,000两。英国人希求减交半数，但被拒绝，中国当局并派兵一队监守管货房；这条船在澳门羁留5个月之后，返同万丹Bantam。【奥贝尔“中国政治、法律与政策大纲第137页；德庇时，“中国人，第二卷，第44页；马尔丁，“中国的政治、商业和社会，第二卷，第7页；卫三畏，“中国总论，第二卷，第445页】1674年，又派船一艘前往澳门，但“仅以极低的比价用物物交换的方法，卖出布匹11件就回去了。【马尔丁，“中国的政治、商业和社会，第二卷，第8页】然而1670年他们在【同上】和【德庇时，“中国人，第二卷，第45页】已经通商了，在取得的各种协议是和该岛主人“国姓爷商定的。在的贸易此在更成功，因而在1677年又另派一条船前往。次年，1678年，东印度公司在以上两地的投资，现金方面共达30,000元，货物方面达20,000元【卫三畏，“中国总论，第二卷，第445页】。1681年的商馆停闭，但在1685年又重新开设；1683年清军占领，英国对该岛的贸易，就此终止。十四、英国商馆在的建立1681年，英国人又一次进展与通商的尝试；但是中国为了贪图每年24,000两的缴纳金，【马尔丁，“中国的政治、商业和社会，第二卷，第9页；郭士立，“中国古代与近代史略，第二卷，第323页，马地臣，“英国对华货易的当前处境和展望，第88页】却给了葡萄牙人一种贸易上的垄断权，而且由于他们“狃于积习，【德庇时，“中国人，第二卷，第46页】所以对于英国人与其他外国人都加以排斥，使这些外国人不能在贸易上染指。直到1685年，皇帝宣谕开放中国各口岸准予通商以后，【马尔丁，“中国的政治、商业和社会；龚斯德特，“葡萄牙居留地，第19页；郭士立，“中国古代与近代史略；马地臣，“英国对华货易的当前处境和展望】英国人才通过东印度公司获得在开设一个商馆的权利；可是第一艘船却在1689年才派来。这条船到达以后，过了两星期之久，始承粤海关官员准予丈量，丈量乃是准许该船进口前的准备步骤；随后又立即开始了一个由来已久但永远滋长不息的争执，那就是决定在官定税额之外必须交付多少的问题。官方丈量员开始是从船头量到船尾，但一旦受贿，就允许从后桅之前量到前桅之后；事实上，后一种丈量方法是丈量任何船只的唯一合法的和照例的成规，不论它是本国船只或外国船只。【奥贝尔，“中国政府、法律与政策大纲，第148页；马尔丁，“中国的政治、商业和社会，第二卷，第9页；郭士立，“开放了的中国，第二卷，第89页】随后便索银2,484两；船货管理员拒不付给，并且以不作任何贸易即行离去相威胁，一星期后，减为1,500两，其中1,200两作为归公的船钞，300两作为对“粤海关监视的规费。【奥贝尔，“中国政府、法律与政策大纲，第149页；德庇时，“中国人，第一卷，第47页；马尔丁，“中国的政治、商业和社会，第二卷，第9页；卫三畏，“中国总论，第二卷，第446页】1701年东印度公司试求在通商，派船一艘前往，并且以101,300镑作为一个赌注或“投资，但同年对的投资仅有34,400镑，对仅有40,800镑；这次尝试是失败了，因为加征的额外勒索比在更繁重。【奥贝尔，“中国政府、法律与政策大纲，第149页；卫三畏，“中国总论，第二卷，第446页】十五、1715年东印度公司在正常根底上建立贸易关系1715年，东印度公司决心要把对中国的贸易建立在一个正常根底之上，于是它在设置了一个有固定员司的商馆，并且定期派遣船只；但是，从开始到1770年，它的固定员司不过是一个按季前来的船上的船货管理员们的集合体。【奥贝尔，“中国政府、法律与政策大纲，第152、178页；马尔丁，“中国的政治、商业和社会，第二卷，第10页】从此以后，英国在中国的贸易史，以与英属东印度公司在中国的贸易史，实际上就是商馆的历史，对于这一个题目要另作专章表示；但对于最初派往朝廷的两次英国使节，在这里说明一下是必要的。十六、1793年马戛尔尼勋爵的出使马戛尔尼勋爵Earl of Macartney的奉派出使是英国政府所作的决定；东印度公司的董事会对于这问题确曾有些顾虑，惟恐他固执着要求昭雪冤抑，或者在条件还没有成熟就坚请进一步的权益，反而引起中国政府的惊骇，竟把全部对外贸易停止，当时这种贸易虽然是在极端困难和勒索不堪的情况下进展，但他们却决不愿意放弃。【斯当东，“外国使节觐见档案汇编第一卷，第28页】东印度公司虽然深怕为了要求昭雪冤抑而因小失大，可也没有表示反对；这次使节于1792年9月26日由朴茨茅斯Portsmouth启航，1793年8月5日抵达河口的大沽。这次使节被接待的情况，和上述任何一次葡萄牙或荷兰使节被接待的情况是完全不同的，其唯一能作的解释就是由于马戛尔尼勋爵本人以一位钦差大臣的身份所表现出的那种庄严的风，和他竭力防止以一个区区商务代表的身份出现。直隶总督从百里之外的省会-府来到大沽，和他互作仪节上的访问；【斯当东，“外国使节觐见档案汇编，第二卷，第9页】一位三品官员，以钦差衔，也奉旨前来照料一切；【同上书，第一卷，第485页】并且妥备船只护送英国使节和他的600箱礼物，溯河前往；从到达大沽时起直至最后离开为止所有食物与其他一切供给皆由中国政府备办，并不取值。【同上书，第二卷，第8、285、287、582各页】中国朝廷虽然如此礼遇，但对主要各点-商务、进贡和跪拜-却决不肯稍为通融。但凡护送使节人员的车船，都插着标明“英吉利贡使字样的旗帜。英使虽然心里明白，却假装糊涂，也没有提出抗议，因为他深恐如果要矫正无效，而且多半无效，反会有碍于他的使命的完成，甚或因此而骤然中止。【同上书，第130页】关于“跪拜礼一点，【斯当东爵士用语】中国人竭力坚持，并用种种理由劝使马戛尔尼勋爵对中国皇帝遵行“一种仅不过是习惯上的仪式。这位使臣表示愿意在符合于他对本国君主所行的礼节限度，尽其所能以表示他对觐见中国皇帝的敬意；他当时虽然没有绝对拒绝履行既经提出的要求，但坚决反对去作任何足以把英国解释为中国的藩属或属国的事情。为了贯彻这一主强，他建议交换书面协议，载明要有一位与他本人官阶相等的中国朝臣，穿着朝服，依照要求英国使臣在中国皇帝前所行的仪式，同样的行之于英主陛下肖像之前。【斯当东，“外国使节觐见档案汇编，第二卷，第144页】当此项建议交由中国大臣们作决定的时候，使得他们非常狼狈；最后商定，在觐见皇帝时，得屈一膝-即其对本国国王致敬的礼节。【同上书，第214、232页】在商务问题上，从该使节于8月到达起至10月7日离京止，一点也没有得到解决，甚或从来就没有讨论过；从离开之日到离开的这一段期间中也没有得到进一步的决定。减轻的贸易限制和苛征本来是此行目的之一；但这些限制和苛征一直继续到战争发生之后才给取消。他的另一目的是要取得在以外各地贸易的自由-在、珠山即与其他等处；但被断然拒绝。【德庇时，“中国人，第一卷，第70页。关于大清皇帝致英王乔治书，参看派克文，载“十九世纪Nineteenth Century，1896年7月号】总之，英使此行，除了可以说“他是优蒙礼遇，备承款待，严被监护和礼让遣去而外，实在没有得到一点真正的好处。【奥贝尔，“中国政府、法律与政策大纲，第200页】十七、1814年“脱里斯号船事件英国第二次的使节，即1816年奉派前来的阿美士德勋爵Lord Amherst，他希望借着中、英两国政府间接关系的建立，导致一般商业情况的改善；但当时促成这次使节派遣的直接原因，却是由于1814年英国皇家兵船“脱里斯号H. M. S. Doris的行动。这一只英国兵船，以澳门为基地，经常在海面游弋，它于4月间在老万山群岛Ladrone Islands附近捕获美国商船“汉打号Hunter一艘，并作为捕获物带到澳门。5月间“脱里斯号的预备艇又从澳门附近追逐一艘美国的帆船赶到黄埔把它捕获了，但不久它又被港美国船上的水手夺回。【德庇时，“中国人，第一卷，第88页】中国当局立即对这种行为提出抗议，这种行为，就今天中国人已经获得的关于国际权利义务的知识来说，他们一定要认为是一种破坏中立的行为，并且就是在当时也已经指出这是一种侵犯中国主权的举动。中国当局要求东印度公司的特派委员会下令“脱里斯号立即离开中国海面，并责成该委员会的主席他们称他为“大班对他本国任何人的任何行动，要负一切责任。当该特派委员会复称，它对一艘英王的船只无权过问的时候，中国当局竟把这种理由撇在一边，并且威胁说，如果“脱里斯号不离开，就停止英国人的贸易；同时采取实际步骤，厉行禁止外国人雇用中国仆役的规定。英国的政府官吏与该公司的代表们都看不出“脱里斯号的行为有任何错误，对于中国当局的高压手段却极表愤慨，特派委员会因而决议在未获补救方法以前，撤退公司所有船只，不再进展任何贸易。双方都是一套虚声势的把戏，但中国当局终于在这一争执点上作了让步。【奥贝尔，中国政府、法律与政策大纲，第241与以下各页；德庇时，“中国人，第一卷，第88页；马尔丁，“中国的政府、商业和社会，第二卷，第20页；卫三畏，“中国总论，第二卷，第457页；科士达，“美国远东外交史，第39页】为说明观点的不同，对于该公司代表为解决由英国军舰捕获美国货船而引起的争端所提议的条款，是需要加以注意的，这条款的第八条容是“英国的捕获货品不得由美国人在黄埔出售。【奥贝尔，中国政府、法律与政策大纲，第250页；马尔丁，“中国的政府、商业和社会，第二卷，第21页】十八、1816年阿美士德勋爵的出使尽管马戛尔尼勋爵的使节没有成就，但英国政府仍决定派指第二次使节前往，其目的在于“消除一向受到的种种冤抑，免除将来这种或其他类似性质的情况继续发生，并将东印度公司的贸易建立在一种安稳、健全和公平的根底之上，防止地方当局任意侵害，并受到中国皇帝与钦定章程的保护。【奥贝尔，“中国政府、法律与政策大纲，第256页；德庇时，“中国人，第一卷，第90页】阿美士德勋爵奉派为大使，他于1816年2月8日从朴茨茅斯启航，8月28日到达。当时中国朝廷在一位新皇帝御临之下，很后悔于前次对马戛尔尼勋爵的礼遇的失策。阿美士德勋爵在舟船上悬挂着标明“贡使字样的照例的旗帜，从大沽到的途中，仍旧要对叩头问题，作经常不断的争论，【德庇时，“中国见闻录，第一卷，第36、53、66、91、95、107、115、118、138各页】叩头是规定作为对皇帝的致敬表示的。关于这一点，这位大使获有分歧的指示：他的本国政府准许他廉价行事，只要能达成出使的目的，尽可以顺从中国的要求；但东印度公司董事会却认为在所能产生的结果比拟在的任何外表利益更加重要，因而劝他在仪节或接见问题上不作任何让步，以免降低国家的威望。【同上书，第54、56页】阿美士德勋爵似乎一再犹豫过，【同上书，第132、137页】但他在与中国人的商谈中，却保持着一贯的态度，拒绝在这一点上作任何让步。该使节于8月28日到达通州后，便经由坎坷不平的道路，昼夜兼程赶往圆明园，在29日早晨5点钟到达了那里。这位大使到达时，见有很多身着朝服的王公大臣们正在等待着他，相见之后，他们坚持要立即引他朝见，他们的坚持甚至到了动手拖拉的程度。但他却以极端疲劳、礼服没有准备、特别是以没有携带国书等为理由，拒绝前往。这样所造成的侮辱是重大的，该使节的每一个成员马上就承受了中国当局责令他们立即起程返国的决定。【同上书，第151155页】事后知道，中国大臣们曾向皇上保证觐见必可如仪完成，他们以为这位大使在极度疲劳之余，以与在被迫仓皇觐见的激动下，是一定会听从一切的。【德庇时，“中国见闻录第一卷，第121页】阿美士德勋爵就这样没有完成任务而返回了。本来他去是想要求对于当局所惯用的方法加以改善的；不料当局竟乘机大加攻击，并且取得了完全的胜利。到后来我们明白地看出，甚至当时就已经有了这样一种见解，即认为英国只有三条路可走：一条是以武力强迫中国根据合理的条件管理贸易，一条是绝对服从中国所可能制定的一切规章，另一条就是根本放弃贸易。【卫三畏，“中国总论第二卷，第459页】为了英国的贸易利益，而实是为了争取其他各国必然会一体均沾的利益起见，直接诉诸武力的行为，本来是可以有辞辩白的；可是，就后来所发生的几次受人指责的纷争的实际事件看来，以二十世纪的标准来评断，从学理上来看，英国都是属于错误方面的；同时，就中国人对于处理问题所采取的一贯作风来看，也确实不是任何国家所能容忍的，尤其因为在事实上这些国家并不是帝国的藩属，而它们也不情愿象荷兰人一样，希望用藩属的态度换取贸易上的特权。十九、法国同中国的贸易关系法国人自1660年以后，才派船只前来，每次间隔的时间也很长。法国的商馆在1728年设立，但在整个十八世纪中，它的贸易仅限于很小的规模。法国领事的旗帜，于1802年亚眠和约缔结后才第一次悬起；但在1803年对英战争再起后，又下旗了。此后于1829年虽然有领事一人被承认料想是作为管理法国商人的大班，【马尔丁，“中国的政治、商业和社会，第一卷，第396页】但直至1832年为止，领事的旗帜从来没有再悬挂。二十、美国同中国的贸易关系美国人于1784年-凡尔赛Versailles条约缔结的后一年-派船一艘直接来到进展贸易；在这之前，美商是通过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斡旋假波士顿港Boston haibour同中国发生茶叶贸易的关系。因为这次贸易的成绩良好，从此美国船只就络绎前来。由于美国商人与海员所固有的冒险性，由于美国商人不受特权垄断组织的限制，以与由于在大约25年之间美国人在西方国家中所处的唯一中立地位，因此美国贸易飞跃的进展，很快的就在商业界中占到了第二位，这点将在讨论商馆的章节中另加表示。与早期的美国贸易有关的唯一政治事件，乃是1821年对美国水手德兰诺瓦Terranova的处决，但这也将在下文另加表示。二十一、其他各国同中国的贸易关系其他在进展贸易的海洋国家，先后有瑞典人、丹麦人、普鲁士人、汉堡人、布勒门人、奥地利人指比利时人、意大利人、秘鲁人、墨西哥人和智利人；但他们的贸易一直不重要，并且在初期也从来没有发生过值得表示的事件。二十二、俄国的使节：1567年的彼德罗夫和亚力息夫；1619年的彼德林；1653年的贝考夫；1689年的洛文与沃拉绍夫；1689年的条约俄国在政治上和商业上同中国发生接触，都是由于两国边壤连接的关系。第一次有记载的俄国使节是在1567年到达，但因使臣彼德罗夫Petroff和亚力息夫Yallysheff没有携带礼品贡物，所以没有获得觐见。1619年彼德林Evashko Pettlin到达，但也以同样理由被拒绝觐见。【卫三畏“中国总论，第二卷，第441页】1653年贝考夫Baikoff奉派为第三次使节，他抵达的时候，刚巧荷兰的使节哥页与开泽也在。【纽霍夫，“出使记奥基尔贝译本，第18页】关于贡品和仪节，对于两国使节的要一样的；但当荷兰人立即全部承受的时候，俄国使臣却对于但凡有损国威或有损“沙皇White Tsar对“天可汗Bogdokhan，指中国皇帝的平等地位的仪节，都断然拒不遵行，因此又未蒙赐见。嗣后俄国商队在1658、1672和1677年先后来到，但沙皇却是在1689年才派遣另一次使节，并且以洛文Theodor Golonin，即费要多罗与沃拉绍夫John Wlasoph为大使。扩中的俄国正在锐意拓边，因而它同中国人在两国尚未确定的边界上曾经有过接触；俄国军队在该世纪的中叶曾进抵，【Amur，以前习知为萨尔怜江Sahalin或库页江Saghalien，中围人在当时和现在却都称它为Black Dragon River，并以此名满洲三省之一】并且建筑城堡和开拓殖民地，其中以阿尔巴辛Albazin，即雅克萨和卡马尔斯开-阿斯托罗格Kamarskai-astrog两城堡最著名。在1680年边界战争开始了。中国人作为包括满洲人在的概括名词围攻卡马尔斯开-阿斯托罗格，被击退了；但后来却攻下阿尔巴辛并带走很多俘虏。俄国人又重修阿尔巴辛城堡，中国又用7,000多人进攻，但这一次并没有成功。于是两国在尼布楚州Nipchu，或尼尔臣斯克Nerchinsk召开会议，中国全权公使率同步兵10,000人、骆驼队3,000和骑兵15,000人前来。【马尔丁，“中国的政治、商业和社会，第一卷，第386页】在这种武力影响之下，双方进展谈判，并且在1689年八月二十七日旧历签订一项条约，这是“中国人自从他们的帝国建立以来所参与的第一个条约。【奥贝尔，“中国政府、法律与政策大纲，第92页引证雷纳尔Raynal的话】这条约划定了这两大帝国的边界，规定了阿尔巴辛城的拆毁，规定了越境贸易，并且还采用了领事裁判权原如此的初步因素：如两国中之任何一国人有越界犯法情事，应送往其本国界并解交其本国官员，“即按罪状处犯人以死刑“尼布楚条约规定“如有一二宵小，私行越界，打牲偷窃，拿送该管官分别治罪；此外，十人或十五人合伙，执杖杀人、劫物，务必奏闻，即行正法。可是条约的形式是值得玩味的。条约的拉丁文本和俄文本都标明出两国君主与其使臣们的全衔，并且确定“两帝国间的边界；中文本却没有尊称的序言，对于边界却说“河以南诸地尽属中国，河以北诸地尽属俄国。【“中外条约汇编，第3页。商定边界是：一石勒喀河Shilka作为左翼支流的石勒喀河和作为右翼支流的额尔古纳河Argun集合而成为以北，根据俄文本，“本齐尔纳亚河Tchernaya附近从左翼流入石勒喀河之哥尔必察河Gorbitza根据拉丁文本，“在绰尔纳河Chorna，也就是鞑靼语的乌伦穆河Urum附近，流入的喀尔必齐河Gorbichi；又根据中文本，“入之绰尔纳即乌伦穆河附近之格尔必齐河；循格尔必察河的水源，沿分水线直至于海大平洋，因此，凡流入的河川的一带地方应属于中国，而流向北的河川如此属于俄国。二在南为额尔古纳河拉丁文作额尔工河Ergon，所以凡额尔古纳河以南即以东应属于中国，以北即以西属于俄国。额尔古纳河现仍为以南的边界】二十三、俄国的使节：1693年的义迭思；1720年的伊思迈罗夫；1727年的务拉的思拉维赤；1727年的条约。1733年中国派往俄国的使节1693年，雅布兰义迭思Everard Ysbrandt Ides以大使资格到达。他是受到款待和礼遇的；【奥贝尔，“中国政府、法律与政策大纲，第93页；马尔丁，“中国的政治、商业和社会，第一卷，第389页】关于他召见的仪式虽然不大清楚，但是可以相信他在叩头方面是遵行了中国的要求。【卫三畏，“中国总论第二卷，第442页】1701年又派来了以伊斯迈罗夫Leoff Ismayloff为大使的另一次使节。他同意遵从中国的仪式，但以“当中国皇帝派指公使到俄国的时候，应奉旨遵行俄国朝廷所行的一切礼节为条件；这个建议立即被承受。当朝见的时候这位大使跪呈他的国书；但当他退出礼殿之后，又被召回，迫令他与他的随员行了例行的三跪九叩首礼。【贝尔“自圣彼得堡首途历游亚洲各地记，第二卷，第7页】1727年，务拉的思拉维赤伯爵Count Sava Vladislavich，即萨瓦，奉派为大使，但并没有他到达的记载。他于八月二十日旧历，签订了一项关于恰克图Kiakhata附近中、俄边境划界的协定，又于十月十二日旧历与二十七日旧历签订了两项分别规定该地东西两面界标的议定书；【“中外条约汇编，第7、11、18页】再于十月二十一日旧历在尼布楚或尼尔臣斯克签订了“划界条约，又叫做“恰克图条约，并于1728年六月十四日旧历在恰克图交换批准书。这项条约规定了恰克图附近两国边界的划分、边境贸易的进展、公文往来与使节的派遣、依照领事裁判权的精神来处理罪犯的引渡如1689年条约所规定，并且在第五款中规定，俄国在设一常驻使馆，其中可以常驻俄国正教会教士四人与青年四人和成年人二人“学习语文“恰克图界约第五款规定“现在住京喇嘛一人，复议补遣三人。并无青年、成年“学习语文的具体规定。据拉丁文本的语句，本条约中也有“俄人照伊规矩礼佛念经不得阻止【同上书，第8、21、33页】的约定。清廷曾在1724年命令罗马天主教教士离境，当时对与罗马教会的迫害正开展到高潮；因此，这种举措，很可能是这位中国的正教皇帝【指雍正皇帝，他的“圣上广训，近两百年来，在全国各城的文庙中，每月须当众恭读两次】希望借此对“耶稣会的“阴谋诡计找到一种均衡力量，同时也希望能有另外一些为他解说的人，以应付他的国际需要。【卫三畏，“中国总论第二卷，第443页】1733年，曾经派遣一个使节前往圣彼得堡St. Peterburg，其中包括三位专使和很多随员；他们也赠送了和承受了礼物。【马尔丁，“中国的政治、商业和社会，第一卷，第392页】这是在同治18611874年以前清朝派往外国朝廷的唯一使节。俄国商队已经不再到，他们在恰克图建立了贸易市场，地点在俄国境，同中国的买卖城相对，但它是在什么时候开始的，很难确定；总不外乎1730年与1768年之间。【卫三畏，“中国总论第二卷，第443页称“约在1703年，而他所举年月一般都很准确；马尔丁“中国的政治、商业和社会，第一卷，第393页称互市市场为喀德林女皇喀德林一世，17251727年，喀德林二世，17621796年所建，但他所举的年月往往错误；郭士立“中国古代与近代史略，第二卷，第435页谈到1737年以后的事称：喀德林即喀德林二世决定将的贸易转移到恰克图；而1768年条约如此于序言中提到根据原有的清朝“条约汇编法文译本第18页“恰克图与图尔克伊图Tsonouikhaitou两个互市市场是“依旧照常互市】1768年，克洛朴托夫Kropotoff奉派为大使。他并没有到达，【马尔丁，“中国的政治、商业和社会，第一卷，第393页】但于十月十八日旧历在恰克图签订一项对1727年条约的补充协定，缜密规定了引渡与处罚罪犯所应遵行的程序。【“中外条约汇编，第18、44页】1792年，伊尔库次克Irkutsk的总督与中国边疆当局又签订一项协定，规定恰克图当地与越境贸易的事宜。【同上书，第47页】二十四、俄国的海上贸易1806年有俄船两艘前来贸易。它们获准出售货物并装走船货；但是立刻奉到的命令说，俄国既享有陆地边境上的贸易特权，就不能再利用海路，所有该国船只不得参加商馆的贸易，然而命令到达的太迟，再要扣留俄国商船，已经来不与了。【奥贝尔，“中国政府、法律与政策大纲，第111页；马尔丁，“中国的政治、商业和社会，第一卷，第395页；密尔本，“贸易，第二卷，第490页】第四章 的商馆和公行一、贸易中心的；1702年的“皇商十七世纪末叶，由于、等其他口岸所加苛重而漫无限制的勒索，中国的对外贸易已大半被吸引到去了。就是在方面，人们对于勒索也是怨声载道，但是勒索还没有制度化，在想要多收一些的官吏和想要少给一些的商人之间总有一个经常讨价还价的过程。官吏具有种种权力的锁钥-具有对于准许享受口岸特权的人要求报酬，和对于特权的展期要求再给报酬的权力；同时商人如被过分勒索，也会拒绝贸易，并且还惯于把他们的船只停泊在虎门口外，直等到大班Supercargo通过在的磋商，把他们的船只应缴费用总额商妥为止。当1702年，“皇商Emperors Merchant被指定为唯一经纪人，所有外国人都必须通过它购置他们的茶、丝，也必须通过它出售当时存在有需要的少数外国产品，这只是在贸易方面所采取的第一步管理方法，与费用却是无关的，这样建立起来的垄断是外商们反对的，他们除了反对一般垄断方法之外，还反对这家垄断商，因为他并不是的大商家之一，非经过很多耽搁不能供给他们一宗货物；同时这也是那些被排斥于这一有利可图的贸易之外的其他商人所反对的；并且就是官吏们，财政官和地方官也一致反对，因为这种垄断虽没有损害到他们对于船舶的管辖，却干犯他们对于产品贸易征税的完整权力。两年之后，“皇商发现他自己不得不允许其他商人分润他的垄断，但是他却要求对每艘船征收一笔5,000两银子的款额作为这种让步的代价，这笔款项自然是贸易上的一种负担，并且是直接取偿于外商的。【奥贝尔，“中国政府、法律与政策大纲，第150页；德庇时，“中国人，第一卷，第48页；马尔丁，“中国的政府、商业和社会，第二卷，第9页】二、1715年粤海关部与东印度公司间的约定1715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决定正式参加对华贸易；可是一方面虽然有一批官吏和商人们很想鼓励他们参加，另一方面却又知道过去曾有种种妨害贸易的困难和勒索，于是大班就和粤海关部在下述的条件上成立了一种约定：【奥贝尔，“中国政府、法律与政策大纲，第153页；马尔丁，“中国的政府、商业和社会，第二卷，第10页】一有同任何人作不受限制的贸易的自由。二有任意雇佣或解雇中国仆役的自由，以与对于他们自己的英国仆人的管辖权。三有为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