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的后果读后感.doc

如果要例数战后英国最重要的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必不可少。他的构成理论和“第三条道路”为全球学界所瞩目，他的思想更是始终处在社会学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前沿。是什么成就了吉登斯深刻的思想和他捕捉时事的敏锐，又是什么使吉登斯的理论如此另人信服，以至能为英国政府大胆实践，又是什么让吉登斯的学术思想始终为学术界所关注、探讨？在现代性的后果之中，我隐约找到了自己的答案。一、 以激进亢奋的姿态去怀疑、颠覆和重估全部的价值预设。1、方法和结构创新安东尼吉登斯选取的题目是现代性的后果，这似乎在题目上就决定了这部作品是一部规模宏大的叙事和论证，但事实上，在不足160页的全文论述中，吉登斯并没有象许多论述现代化的作品那样将大部分精力用在论述什么是现代性和现代性的产生、发展、表现、结果这样固定的框架之内，而是用言简意赅的语言，在批判中提出论点，在论述中又着力于他所描述的现代性图画中的结构框架。吉登斯对于现代性的历史一句带过，却在描述现代性的制度性维度时不惜笔墨。他认为，监督、资本主义、工业主义、军事力量构成了现代性的制度性维度，而这四种维度之间又存在着由此及彼的相互关系，在现代性的全球化进程中，全球化的制度性维度又与现代化的维度交相作用，共同呈现出目前的现代社会形态。在接下来的论述中，吉登斯又显得与众不同，他没有简单停留在现代性的框架中，而是回归到人与人和人与现代社会的关系来考察现代社会体系，用精神分析法和现代心理学来解释现代社会的信任体系和存在的风险，将研究和具体的日常生活结合，冲破以往社会学研究中框架大但却不切实际的做法。2、怀疑吉登斯首先展开他对现代性概念的澄清，但是在一开始，他就开始试图另辟蹊径。他认为“现代性指社会生活或组织模式，大约十七世纪出现在欧洲，并在后来的岁月里，不同程度地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着影响。”“直到目前为止，它的那些主要特性却还在黑箱之中藏而不露。”这看似简单的论述，已经在前提上对现在十分流行的现代社会已经进入“后现代”社会的论调截然相反。他进一步解释道“我们实际上并没有迈进一个所谓的后现代时期，而是正在进入这样的一个阶段，在其中现代性的后果比从前任何一个时期都更加剧烈化更加普遍。”对于这样的质疑，吉登斯并不是在哗众取宠，而是在他的思想中早已经看到： “后现代视角看到了对知识的异质要求之多样性，这样一来，科学不再享有特权地位了”。正是一种挑战科学特权地位的勇气，使吉登斯在后来的论述中敢于向传统的社会学理论进行深刻的批判和揭露，并且鼓励着他驾驭猛兽的决心和勇气。吉登斯还认为：“社会学的经典缔造者们都极为重视现代性的机会方面。马克思和涂尔干都把现代看作是一个问题层出不穷的时代，但是他们又相信，由现代所开辟的使人获益的可能性，超越了他的负面效应。马克思韦伯最为悲观，又把现代世界看成是一个自相矛盾的世界。”“他们三者都看到了现代工厂工作对人的不良后果，它迫使许多人受到寡然无味的纪律和重复的劳动。但是他们都没有预见到，生产力拓展所具有的大规模毁灭物质环境的能力。”并且，“没有任何经典的社会学创始人对战争工业化显现给予过系统的描述”。于是，吉登斯将战争工业化或者说军事力量工业化作为考察现代性制度性维度的重要方面给予了详尽的论述，他认为军事力量和工业主义是现代性制度的两个彼此不同的组织类型或者维度，而连接这两个维度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就是战争工业化。“战争工业化急剧地改变了战争的性质，使其进入了全面战争，以及核战争的时代”。吉登斯认为，全面战争弱化了战争作为政治工具的企图，而实际上强化了战争的经济意义和工业性质。可以说，吉登斯对于战争工业化问题的提出和认识，已经开始提醒学术界，科学研究需要发现被以往权威忽视的领域。3、反思和重估在现代性的后果中，吉登斯提出了一个极为重要的概念：反思性。他认为，反思性“是对人类所有活动的特征的界定”，因为人类的行动是一个连续不断的、从不松懈的对行为及其情景不断监测的过程，因此在考察现代社会时，我们必须经常对人类的实践活动进行反思。吉登斯对反思性概念的提出和对反思的强调，为他破旧立新划清了界限、奠定了思想基础，因为在社会学这个宏大的领域中，对于现代性的研究已经不是什么新鲜的命题，要想独树一帜，必须在理论上和观念上具备打破权威的勇气。他大胆地提出“所谓以被证明为合理的传统，实际上已经是一种具有虚假外表的传统，它只有从对现代性的反思中才能得到认同。”“甚至那些最坚定捍卫科学必然性学说的哲学家，也都承认这一点。如卡尔波普儿就说过：所有的科学都是建立在流沙之上。按照科学的观点，没有什么是确定的，也没有什么是能够被证明，尽管科学一直尽力地在提供我们所渴求的关于这个世界的最可靠的信息。在不容怀疑的科学的心脏地带，现代性自由地漂移着”。可见，无论是吉登斯对于现代性和现代性维度的理解，都不是对权威观点和方法的简单总结，他所关注的焦点，是前有权威没有发现或者论述较弱的薄弱环节，他所采用的方法也在理论描述的方式上标新立异。二、 驾驭猛兽的勇气和实践吉登斯的过人之处不仅在于他挑战权威的怀疑、批判精神，更在于他心系人类整体命运的宏观视角，他做为学者的责任和他描绘前景的勇气。现代性作为一种历史进程，它既为人类目的性活动所创造，所应用，也为人类带来无法避免的灾难性后果，集权的增长、经济增长机制的崩溃、生态环境的破坏，核冲突和大规模的战争使现代性的后果变得严峻而可怕。作为一名远见的社会学家，吉登斯深刻地认识到了现代性的两面性，并为此忧虑、困惑。他在现代性的后果中这样写道“我们，作为整体的人类，究竟在什么程度上能够驾驭那头野兽？或者至少能够引导它，从而降低现代性的危险并增大它所能给予我们的机会？现在我们怎么会生活在一个如此失去了控制的世界上，它几乎与启蒙思想家们的期望南辕北辙？为什么甜蜜理性的普及并没有创造出一个我们能够预期和控制的理性世界？”实际上，对于现代性后果产生忧虑的社会学家远不止吉登斯一人，利奥塔同样对现代化的破坏性后果忧虑重重，但是他悲观地认为我们再也没有任何可行的办法来维护知识的有效性。但吉登斯有更可贵的勇气，他首先思考了造成现代性的不确定因素的原因： “原因就在于社会知识的循环性，它首先影响到的是社会领域而非自然领域。在现代化条件下，新知识不断被嵌入到社会中去，就其性质和作用而言，社会领域从来就不是一个稳定的环境，新知识、新概念不仅更清楚地描绘了社会世界，而且也改变了它的性质，使其转向新的方向。这种现象的影响，对那犹如猛兽的现代性来说是极其重要的。”鉴于上述原因，吉登斯同样认为“我们不能掌握历史，并且使其屈从于我们的集体目标。即使我们在自己的活动中创造和再创造了社会生活，我们也仍然不能完全控制它”。即便是这样，吉登斯也仍然没有放弃对现代性的反思和尽可能的乐观的、积极的应对，“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或者，我们能够）放弃驾驭那头猛兽的努力。将具有严重后果的风险降低到最低点，超越了所有的价值和所有相互排斥的权利分化。历史没有站在我们这一边，它没有目的，也没有给我们提供任何保证。” 吉登斯提醒人们注意“我们必须重视可供选择的未来”，永远不放弃人类追求理想社会的努力。吉登斯对现代性所持的乐观、积极的态度使他的思想和观点永远保持着继续前进的活力，这使他对现代性的研究没有停止在消极遁世的态度中，而是提出了自己对于未来后现代性的理想蓝图，他将希望寄托于社会运动，与乌托邦的现实主义观点结合，描绘出后现代性的清晰轮廓。“社会运动为我们显露了可能的未来的曙光，而且在某些方面，它们成了通向未来的车轮”。在吉登斯的后现代秩序的轮廓中。超越匮乏体系、多层次的民主参与、技术人道化、非军事化成为四个最为重要的维度，世界将出现一个需要协调的全球性的政治结构。不论现代性的不确定性是多么难于控制，吉登斯毕竟为后现代社会描绘着希望的蓝图。时间总在不停止地奔跑，不管吉登斯的构想是不是与未来社会相吻合，我们都不能否认他作为一个社会学家的责任和气魄。驾驭猛兽！尽管现代性的风险依然存在，尽管社会科学的预言总是小心翼翼，但是吉登斯的呼吁却象一阵排山倒海的呼啸，掀起了悲观脆弱者心中残留的勇气。摘 要： 围绕着内涵、特征、动力机制等主要问题，本文对吉登斯见解独到、论述深刻的现代性思想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文本解读。内容涉及到现代性的制度维度、全球化和社会运动等宏观视角和包括信任与风险、安全与焦虑和自我认同的困境等在内的微观分析。吉登斯对现代性极富压缩式的分析和扩张性的演绎充分体证了他在社会学理论进路中令人兴奋的知识进展。关键词：吉登斯；现代性；制度性维度；风险；自我认同英国学者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1938）是当代西方与哈贝马斯、布迪厄齐名的具有世界性影响的著名社会学理论家之一。他的社会学思想内容丰富，“一直处于（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社会学理论与实践发展的前沿”，1本文就其最具代表性的现代性思想试作梳理、解读和分析，以体证他对于现代社会富于想像力的分析中令人兴奋的知识进展。一、 现代性及其动力机制（一）现代性的内涵只要阅读吉登斯的著作就可以发现，虽说他对“现代性”的分析相当透彻，然而并没有给“现代性”一个明确的定义，只是在比较宽泛的意义上使用“现代性”这一概念的。他在现代性的后果一书中认为“现代性指社会生活或组织模式，大约十七世纪出现在欧洲，并且在后来的岁月里，程度不同地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着影响。”2在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一书中，他指出，现代性“首先意指在后封建的欧洲所建立而在20世纪日益成为具有世界历史性影响的行为制度与模式。现代性大略地等同于工业化的世界”。3另外，在与克里斯多弗皮尔森的谈话中，吉登斯又说：“在其最简单的形式中，现代性是现代社会或工业文明的缩略语。比较详细地描述，它涉及：（1）对世界的一系列态度、关于实现世界向人类干预所造成的转变开放的想法；（2）复杂的经济制度，特别是工业生产和市场经济；（3）一系列政治制度，包括民族国家和民主。基本上，由于这些特性，现代性同任何从前的社会秩序类型相比，其活力都大得多。这个社会详细地讲是复杂的一系列制度与任何从前的文化都不相同，它生活在未来而不是过去的历史之中。”4可以认为，现代性是吉登斯思想发展中始终不渝地连贯主题，5这就决定了“现代性”是理解吉登斯社会理论的一个很好的切入点，但他本人对“现代性”的宽泛使用也为我们清晰地理解它留下了很大的空间。在他看来，社会理论虽能涉入哲学论题的研究，但决然不能因此而丧失自己的方向。6如果社会理论及其概念要有助于“把握社会研究的实践意涵”，7则“现代性”在他那里也不应该是一个抽象性的概念。从多种方式进入他有关现代性的观点，8可以认为，吉登斯所言的现代性主要包括以下一些内涵：从时空视角入手，“现代性”有着特定的时间与空间范围。现代性产生的时间是“17世纪”、“后封建”时期，地理位置是在“欧洲”，现代性最开始是从欧洲产生发展的，后来波及到全世界，成为一种世界范围内的现象；其次，就其具体表现来说，现代性指的是社会生活、组织模（形）式以及行为和制度等，是有史以来第一个具有全球意涵的社会组织形式。应该说，这是吉登斯在其现代性分析中融入纷繁复杂的内容的基本前提；再次，就其实质来说，现代性是现代社会或工业文明的缩略语，它大略等同于“工业化的世界”，这就说明现代性大致等同于工业文明的世界，与前面所说的现代性起源于欧洲相联系，带有很强的“欧洲中心主义色彩”6；最后，现代性的后果是全球化。“现代性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把我们抛离了所有类型的社会秩序的轨道，从而形成了其生活形态。现代性卷入的变革比过往时代的绝大多数变迁特性都更加意义深远。”9“现代性正在内在地经历着全球化的过程。”10（二）现代性的特征和动力机制吉登斯指出，作为一门概括性的学科，社会学首先要涉及现代社会的特征和动力学问题。11我们要想充分理解现代性的性质，就必须摆脱先前的社会学的种种视角，而必须对现代制度的动力学机制和全球化范围作出说明。12吉登斯认为现代性动力机制派生于时间和空间的分离和它们在形式上的重新组合，在这种形势下所产生的社会生活有着精确的时间空间，而时空的分离导致了社会体系的抽离（disembedding），通过旧有知识和新知识的不断输入，产生持续影响的个人和群体行动对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反思性调整。（动力机制也是特征）第一，时空分离（separation of time and space）。吉登斯指出，所有社会的个体都有关于未来、现在和过去的时间感，每一个社会、每种文化都有其特殊的空间感知。总体说来，在前现代社会，时间和空间总是联系在一起的，而且通常是根据空间来推演时间的，某个时间总是与某个空间中的某个事物相联系。随着十八世纪后半期机械钟的出现，时间可以与空间分离开来从而造成“时间的虚化”进而导致“空间的虚化”，“随着时间的逝去和空间的隐遁，在场和不在场交织在一起”13。在吉登斯那里“空间”与“地点”是有区别的，“地点”，按吉登斯的理解也可称之为场所，场所是指人类活动物质环境在地理上的分布。在传统社会，人们的活动空间总是受“在场（presence）”支配，即空间和地点总是相一致的。但在现代社会，地点日益变得捉摸不定，人们的交往活动往往在“缺场（absence）”中完成，时空的虚空为社会活动中的时空重组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一张火车运行时刻表，初看起来似乎仅仅是一张临时图表。但实际上它是一个对时空秩序的规划，它表明火车在什么时间到达什么地点。正因为如此，它才许可火车、乘客和货物之间的复合调整穿越广袤的时空轨道。”14第二，抽离化机制（disembedding merchanism）。在吉登斯看来，抽离化即为将抽去社会关系的现实情景在不确定的时空距离上重新加以组合的过程，这是造成现代性时空分离的关键性因素。“社会关系从地方性的场景中挖出来（lifting out）并使社会关系在无限的时空地带中再联结。”15确切地说，这种“挖出来”就是他所说的“抽离化”。吉登斯用抽离代替进化，主张抽离化机制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是“象征标志”（symbolic tokens），指相互交流的媒介将信息传递开来，用不着考虑任何特定情境下处理这些信息的个人和团体的特殊品质，象征标志可以划分为不同种类，如语言、权力、货币等；二是“专家系统”（expert systems），即由技术成就和专业队伍组成的体系，这种专家系统无孔不入，并不局限于专门的技术知识领域，它会延伸到社会关系和各种自我的亲密关系上，构成了我们今天所身处的自然和社会环境的主体。这两者都是借助于抽象而达到一般性或普遍性的，因此，他又将其统称为抽象系统（abstract systems）。在现代社会，可以借助于抽离化机制来为人们提供预期的“保障”，由于这种保障是建立在外行人员对于系统本身的信赖而非系统中“专家”的“道德品质”的信赖基础之上，这种信任关系自然“就存在着不稳定性和多变性”16并有可能引发出一系列的心理问题。第三，对知识的反思性调整。“反思性，是对所有人类活动特征的界定”，17因此，对于行动的持续性的反思性监控是人们活动过程中始终存在着的基本特征，18同时也构成了行动的一种内在要素，行动的反思性用来描述人们的行动总是建立在对周围环境以及以往经验的认识的基础之上的。在现代性的反思性调整下，没有什么东西是确定无疑的，也没有什么知识是可以被永久证明的。19由于社会实践总要不断地受到有关实践本身所产生出来的新认识的考验和改变，所以，对于现代性实践的反思性调整源于现代性实践的知识。如此，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人们对有关社会生活的知识（即便这种知识已尽可能地得到了经验的证实）了解得越多，就越可以更好地控制自己的命运，是一个假命题。”20对于知识的反思性运用核心所强调的是社会世界变化的范围和速度，因为它把过去、现在和将来联系在一起，让社会生活从传统的既定性束缚中游离了出来，从而让我们瞥见了有别于遥远世界的缕缕微光。二、现代性的宏观分析当现代性社会因其上述特征和动力机制运行时，它就不单单是一个工业社会，而是一个具有特殊监督和控制手段的社会，因为，“凡是国家都会牵涉到对归其统辖的社会体系的再生产的各方面实施反思性的监控。”21很明显，这就涉及到他对于现代性的宏观分析。（一）关于现代性的制度维度分析吉登斯的现代性理论中最具有代表性的论述就是对现代社会作出的“多元制度”的阐释。他认为，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是现代社会学理论主要框架的建构者，但又必须对他们的理论重新加以思考。22他指出，马克思是从资本主义角度对现代性做出的解释和展望的；涂尔干认为现代社会生活的急剧变迁缘于复杂的劳动分工及其刺激；而韦伯则更多地侧重于官僚制和“理性化”的范式。在反思三大思想家的现代性过程中，吉登斯发现，古典现代性理论普遍存在着把复杂的现代性诊断为某种单一维度的倾向。如果社会学家对社会理论赖以形成的背景时刻保持清醒的话，就会认定现代性在制度性的层面上是多维的，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他融合了经典思想家的现代性思想，同时结合晚期现代性的社会现实提出了有关现代性的几个基本制度维度。第一，资本主义。布罗代尔曾经指出，直至1867年，马克思还从未使用过资本主义一词，23但吉登斯依然愿意承认卡尔马克思比其他经典作家有更大的重要性而依然敬仰他，24这是因为他也认为和以前的社会形式相比较，资本主义虽非是塑造现代性的唯一力量，但它是架构现代性的至关重要的力量。25按他的理解，“资本主义指的是一个商品生产的体系，它是以对资本的私人占有和无产者的被雇佣之间的关系为中心，这种关系构成了阶级体系的主轴线。”26吉登斯指出，资本主义社会有以下几个特征：资本主义企业强烈的竞争与扩张本性；经济与其他社会领域的彼此“隔离”或者经济关系对其他关系的极大的支配性；私有制和国家对于资本积累的依赖等等。由此可见，吉登斯是有选择性的继承了马克思的观点。第二，工业主义。工业主义不仅指机械化的技术和工厂生产，机械化的运输和交往方式的发展尤其是其主要特征。27工业主义预先设定了生产的规范化组织，目的在于使人的行为、机器与原材料的投入和产品的产出协调。在“工业革命”的原初时期，工业主义首先出现了燃煤与蒸汽动力，后来又出现了巨大而沉重的机器在工厂里忙乱的情景；而现代工业在高科技领域的驰骋，在这里电是动力源泉。此外，工业主义不仅影响着工作场所，而且也影响着交通、生态、通讯和家庭生活等等。第三，监控系统。监控指的是“在政治领域中，对被管辖人口的行为的指导，尽管作为行政权力的基础，监控的重要性决不只限于政治领域。监控可以是直接的，但更重要的特征是，监控是间接的，并且是建立在对信息控制的基础之上的。”28可以看出，监控虽然指涉于政治领域，但也可以遍布于社会经济生活各领域；它既可以是直接的，也可以是间接的，“是一个独立的制度丛结”29。随着现代民族国家监控的不断密集化，一方面，会提高统治精英牢固把握权力的可能性，另一方面，现代社会以及整个世界体系也会昭示出迈向民主的趋势。这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他比韦伯对未来更抱有些许的期望。第四，军事力量。吉登斯指出许多有影响的社会理论流派包括三大经典社会学家都未对军事力量这一对现代性有着重要影响的因素引起足够的重视。在他看来，涂尔干“明确反对必须以阶级革命来重组当代社会的做法”，30所以他是拒绝革命的社会主义的；31马克思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关注过战争，但由于他秉持“工人阶级没有祖国”，所以自然就认为相比于阶级斗争，民族之间战争的重要性会日益降低；而韦伯尽管亲身体验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血腥屠杀，也没有预见到如今骇人听闻的军事暴力。吉登斯指出，20世纪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革命性世纪”，32在民族国家与暴力一书中，他非常明确地质疑“在现代社会中，军事力量的重要性已相对衰落的假定”。他认为，在20世纪，“战争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它们导致了敌对时期或稍后的重大变迁，它们还蕴酿了具有深远效果的转型，不管是对经济发达国家的制度，还是世界体系中其他社会类型的制度，都是如此。”33吉登斯认为以上四个维度之间是互相联系、促进的。早于工业主义相当长一段时间的资本主义34的竞争为工业主义的兴起和发展注入了动力，而工业主义反过来又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技术支持，因此，这二者“相互之间具有密切的联系”。35同时，资本主义的扩张与西方军事力量尤其是海军力量的加强有着密切的关系。工业生产的扩张为以军事力量为核心的民族国家的形成提供了空前的基础。36如果说，“军事社会被基于工业主义或更一般的经济交换关系的社会所取代”37在19世纪还是切中肯綮的论题的话，那么，在今天的“军事社会”中，如果认定军事力量、监控和现代民族国家的暴力主要受制于资本主义企业运行动力的推动，那就过于幼稚愚钝了。因为，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军事权力及由它所产生的世界体系从根本上受到了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进程的影响。38（二）现代性的全球化及其社会运动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在全球的扩张，全球化日益成为当今世界的时代内容。吉登斯认为，全球化是一个世界范围内的社会关系不断强化的过程，这一过程通过地域性的跨越和时空关联的延展而实现。当现代性的四种制度维度发展为全球性制度体系时，产生了全球化的四个维度。39第一，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经济与政治的相对“独立”会使资本主义国家的商业公司有了广阔范围的全球性活动，拥有巨大经济权力的跨国公司从能在世界其他地方获得区域性的发展。所以，即便边陲国家在世界经济中居于不利的地位，但它们的发展只能根据作为整体现象的世界经济发展动态地来解释。第二，现代全球性的民族国家体系。随着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建立，20世纪的民族国家体系已经变成了全球性的民族国家体系，除了地球两极的部分地区以外，他们对所有的空间都行使着主权并嵌入世界经济体系之中，他们的持久存在也以后者为基础。通过对主权的维护，他们不仅获得了权力，而且经济运行机制培育了自身的民族文化。可见，他们是全球政治秩序重要的“行动者”。第三，世界军事秩序。由于军事力量不仅内含于资本主义的发展之中，同时也塑造着其未来发展的空间和轨迹，所以，当国家不再被化约为单纯的经济关系时，探讨国家之间军事关系问题就应该成为社会理论中的主要的思考方向，这样，理论的视阈就必须跨越非常有限的时空范围。军事力量的全球化不仅仅表现在武器的技术化，战争的工业化，不同武装力量之间的联盟，而且还表现在战争本身之中。地区性突冲时间可能是全球性战争的开端，而“两个超级大国军事力量之间脆弱的军备平衡是国际秩序的政治无政府主义的惟一制衡器。”40第四，全球性劳动分工。劳动分工中的全球性相互依赖的扩展，既有助于生产分布在世界范围的均衡，也减缓了发达国家的经济霸权。同时，劳动分工向日常领域的渗透会改变人类和环境之间的原有的和睦关系，工业主义的传播营造着危害人们赖以生存的世界生态变化，也改变着人们的生存感受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可见，在吉登斯看来，随着现代性的四种制度实现全球化，人类已经抽离的社会关系会实现再嵌入（re-embedding），这会让社会深陷于一个高风险的困局，承受着经济增长崩溃、极权主义、核冲突和生态破坏等灾难，并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运动。首先是劳工运动。劳工运动是源于资本主义企业扩张或根植于资本主义经济秩序之中的社会运动，它最初是争取言论自由和民族权力的斗争工具，但随后会“扩演”成诸多利益集的“庇护伞”，它的内涵不能简单地还原为单一的“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这样的权利就有了普遍的意义。其次是生态运动。劳工运动的普遍性意义能够与现代性的多维特征相关联，在对传统知识的反思性的调整中，逐渐地“清晰化”了前现代社会对自然界的态度，力图反对现代工业对传统生活模式和社会图景的冲击。对自然的热爱、对地球的关注和崇拜使得生态运动对现代社会的主流制度和技术产生了质疑，从而使其蒙上了“反文化”的色彩，包含了以非西方价值观反对源于西方文化霸权的价值观。再次是言论自由和民主运动。吉登斯承认，在资本主义社会，处于主导地位的自由和平等观念并没有直接反映社会的现实情况，41所以，针对日益增强的监督和可能的极权主义，民主运动往往和劳工运动“耦合”在一起来争取普遍参与、言论自由和政治权利。42最后是和平运动。放弃暴力、追求和平的理念接近于宗教的核心价值观，在一个充溢着暴力和监控丛结的社会里，和平运动更具有“朝气”，它的重要性因风险世界的到来而弥足珍贵。三、现代性的微观分析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吉登斯有关现代性的微观分析是其宏观分析的的继续和细化，当然二者之间很难能够完全地断裂开来。（一）信任与风险吉登斯反对将信任与信心截然去分开来。他认为，信任是信心的特殊类型，是事先意识到风险存在的信心，信任指的是“对一个人或一个系统之可信赖性所持有的信心，在一系列给定的后果或事件中，这种信心表达了对诚实或他人的爱的信念，或者，对抽象原则（技术性知识）之正确性的信念”。43在吉登斯看来，现代性条件下的信任主要发生在以下两种情况：第一，它并不是发生于原有的或自然作用力影响之下的，而是发生于人为创造的条件下；第二，在社会制度维度的推动下，人类活动范围会变得越来越广，信任才得以存在。因为只有在这些条件下，个体才能面对象征符号和专家系统，也才能因此而敢于涉足自己无所知晓的领域并遵守其运行规则。他于是引出了当面承诺和非当面承诺，指出前者是在共同在场的情形中，由早已建立起来的社会关系所维系的信任，后者是包括象征标志和专家系统在内的抽象系统而发展起来的信任。44在现代社会里，人们更多地从专家系统中获得生存保障，这一方面为时空的延伸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又让“怀疑”成了当代世界的一种一般性的生存策略和应对维度，权威之间的相互竞争也成了常态，自我也被反思性地产生出来，现代性也就成为一种风险文化。倒推而去，则风险和信任之间也有了关联。吉登斯对风险与危险也作了区分。他指出，危险与风险密切相关但又不尽相同，风险一词可能是源于西班牙的航海术语，意思是遇到危险或暗礁，很明显，“风险”一词让人们将预期的后果与神意和宇宙决定论相分离，后来这个词就用来指代各种各样的不确定的情况。风险所涉及的是所能预料到的未来危害，它能够被控制，风险意味着危险，在这里，“危险”被看成是对预期结果的一种威胁，而危险则是一种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无法预测与估计。他将风险置于现代社会的考察之中，并以此来反思和重构现代性。比方，他指出，随着抽象系统对日常生活的生头和对于知识的反思性调整，风险意识已经渗入到几乎每一个人的生活当。专家系统的介入和扩展，让特定的专家领域越来越小，任何人在一定程度上都作为专家领域以外的个体而存在着，“现代性的风险氛围使每个人变得纷乱不堪，无一人能够幸免于它的冲击”。45更为可怕的是，制度化了的“风险环境”又让个体表现出对风险本身的主动追求。于是，一个个贫弱的幽灵伴随着苍白的幽灵，抖动着尚存的最后几绺灰暗的长发，相依着安静地倾听彼此的微弱的呻吟。（二）个体安全、焦虑和对抽象体系的信任正如前文所言，在前现代社会，时空高度融合，共同在场在日常交往处于支配地位，人们的信任关系，更多的是建立在人与人之间的，而在现代社会，由于时空高度分离，抽离化机制的产生成为可能对抽象体系（象征标志与专家系统）的信任占主导地位，这反过来又促进时空的延伸。事实上，前文言及的当面承诺和非当面承诺与个体对人的信任和对系统的信任相对应，前者是建立在对人的诚实程度的衡量之上的，后者是建立在对体系背后的知识认可之上的。因此，我们对抽象体系的信任是对这一系统所正常运转的原则的信任，也就是说是对专业知识的信任，而不是对代表着某一体系的某一具体的个人的信任。作为对人和物的可靠性的感受，个体安全在心理上与信任之间存有密切的关系。在前现代社会，各种各样的亲属关系直接便是个体生活经验的首要的外部落脚点，而现代社会人们生活场所得不断移动使生活经验成为变幻莫测的东西，定位于哪个时空进行生活更多地和自我的反思性相联结也和个人的选择相联系。在现代性社会强大地抽象系统面前，内在地可信任的缺场正好映射出外部世界的不可靠性。这样，个体便失缺了安全，萌生了焦虑。吉登斯指出，“焦虑必须在与个体所发展的整体安全体系的关系中得到理解”。46那么，在现代社会里，人们为什么会更多的去信任代表时空缺场的抽离化机制和抽象系统而非在场的具体的人呢？吉登斯通过两个方面对以上问题作出了回答：首先，抽象体系的可信赖知识的形象让人们与之被动地建立起了一种表面上的信任关系。比如，儿童的社会化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就是培养对技术知识（也即抽象体系）尊重和信赖的过程，由此看来，对专业知识的信任是一种后天习得的行为。在现代社会，抽象体系无孔不入，人们很难摆脱其对日常生活的影响而去寻找另外一种期待性的选择。换言之，抽象体系已经左右了我们的日常生活，尽管我们根据日常经验，不信任某一抽象体系，但我们又会在不自觉中选择了另一个抽象体系，终究没有摆脱抽象体系。其次，对抽象体系的信任也是人们为了获得本体性安全一种心理需要。在吉登斯看来，本体性安全指的是“大多数人对其自我认同之连续性以及对他们行为的社会与物质环境之恒常性所具有的信心。本体性安全是一种对人对物的可靠性的感受，这种感受对信任来说至关重要，它不仅构成了本体性安全感的基础，而且在心理上使信任与本体性安全彼此密切相关。47因此，信任成了获致本体性安全的唯一途径。（三）现代性与自我认同的困境现代性完全改变了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它也必然影响到具体的个人本身。现代社会中的个人生活在全球性的笼罩之下，始终面对着各种风险，这些风险让人们缺乏安全感，产生了焦虑。与此同时，抽离化机制将个人经验的许多部分发展为专业技术，个人再无法依据传统或习俗的力量对事物作出决定，但是，专家的意见在不同情境下也颇有歧义，让人们感到无所适从。48正因如此，个体才成为人们日益关注的焦点。在吉登斯看来，“自我认同”必须通过自我的反思性或反思性的自我得到理解，是个体依据个人的经历所反思性地理解到的自我。在前现代社会，自我认同是建立在人与人之间信任的基础之上的，而在现代社会，抽象体系包罗万象，人们对不同抽象体系的选择形成了不同的生活轨迹与命运结果。因此，自我认同在现代社会是被反思式的建构起来的，剥夺无法抗拒，躁动和失落的情绪永远绞织。可以认为，吉登斯对自我认同的关注不仅仅是个人对几乎无法控制的带威胁的外部世界的防备，而且也是对现代性的全球化影响到日常生活的一种积极的调适。吉登斯指出：“该做什么？如何行动？成为谁？对于生活在晚期现代性的场景中的每一个人，都是核心的问题，在任何水平上，无论是话语性的还是通过日场的社会行动，它们都是我们所要回答的问题”，49但遗憾的是个体在面对这种回答和调适时常常处于两难境地。具体表现为：1、联合相对于分裂（nuification versus fragmentation）。联合关注的是对自我认同一致性的建构性叙述，但在现代社会，个体不得不被卷入不同的境地与多样性的环境场景中，每个场景都可能要求不同的“得体的”行为方式，这又让个体分裂为与各种不同场景一样多的“虚假的自我”。2、无力感相对于占有（powerlessness versus appropriation）。与分裂相联的就是剥夺，每一个人被剥夺了个性，这种剥夺不仅进入到日常生活领域，还吞噬着自我的核心，随后产生无力感；同时，抽象体系的扩展，也是人们对专业知识的在占有成为可能。3、权威相对于不确定（authority versus uncertainty）。现代社会没有终极的权威，一切专家系统都在不断的被修改中，而疑惑和怀疑本身又激发着权威的产生；自我认同的反思性投射，必须在自我的兴奋与不确定之间把握方向。4、个人化相对于商品化的经验（personalised versus commodified）。外表被实质的轻率取代、形式和内容的任意撕裂以及价值和意义的轻飘失重让个体的自我界定的人生追求都演变成一种恶意的放纵，最终导致自我认同的挫败和亏空。四、简短的结语考虑到对吉登斯有关现代性思想的方方面面难能作出穷尽的分析，本文尝试性地从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来对吉登斯的现代性思想进行文本解读。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即便这种视角不是没有可取之处的，也绝不能认为其宏观视角与微观分析之间是互不影响、彼此孤立的。可以认为，吉登斯有关现代性的分析杂多而又朦胧、连贯而又富有极度的裂痕。一方面，他为我们勾画了一幅高度清晰的现代性轮廓，另一方面，借助于自身的学识和感受力，他又把我们无情地置于一个无法解脱而又充满反思性的社会情境当中。据此，笔者以为，和其他的分析一样，吉登斯有关现代性的分析多少带有飘幻的色彩，这就决定了对他的著作的品读，不得不承受着心灵上的共鸣和对“自我磨难”的拷问，也能体悟到他作为一个当代举足轻重的社会学家而具有的开阔的学术胸境和作为“毁誉参半”的、批判的社会学所具有的丰富的想像力。透过他极富压缩式的分析和扩张性的演绎，我们似乎看到了未来社会的诱人曙光，甚至隐隐听到了通向美好未来美好生活之途的车轮声。但正如他所言，现代性及其社会运动并不能必然性地把我们指向更为安全和人道的世界。所有昭然若揭的乌托邦痕迹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现代性社会中的个人所承接的风险、适应性反应及调整。人们不禁要问：信任与风险、进步与灾难、安全与焦虑交错在一起的现代性进程最终果真只会留下“昆虫与青草的王国”了吗？面对“一组破败不堪和外部受到严重伤害的人类社区”50，拯救我们的神灵到底还能否在冥冥之中如初升的朝阳一般终将浮现在理性的地平线？从现代性到“第三条道路”：现代性札记之一*副标题：作者：黄平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数： 176 更新时间：2005-5-29吉登斯对现代性和第三条道路的论述，是建立在他对于自启蒙以来学术主流话语中“主体与客体”、“个体与整体”、“社会与自然”、“个人与社会”等二元叙事的批评基础之上的；也是基于他对启蒙话语中关于社会的进化（或“进步”，即社会内部所发生的分阶段的自然演化和递进）理论的批评性论述之上的。和当代许多社会理论家的努力一样，吉登斯看到了二元论的困境，揭示了进化论造成的遮蔽，他力图要超越这种在二元间的简单对立，也试图要展现被二元论、进化论所忽略的“巨变”（great transformation）的重要作用。 但是，吉登斯对现代性的理解，仍然是一元的，欧洲中心论的。在他的叙述中，只有一个“现代性”(the Modernity，而不是modernities)，其“大约在十七世纪出现在欧洲，并且在后来的岁月里，程度不同地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着影响。”（现代性的后果，以下简称后果。）他对现代性的这种一元论、欧洲中心论的理解，使他很难看到欧洲以外的发展和变迁，甚至包括欧洲以外如何受到欧洲的现代性影响、并如何对欧洲的现代性进行富有意义的反应（接受，融合，怀疑，反抗，等等）。所以尽管近三十年来，吉登斯一直致力于摆脱自启蒙以来的二元主义、进化主义、科学主义的阴影，却又不断地在他的理论中看到它们的影子。现代性的反思性与如今某些人热衷于用令人目眩的概念的多样性（如“信息社会”，“消费社会”，“后工业社会”，“后资本主义”等）明显不同，吉登斯主张，与其宽泛地谈论和使用这种种新概念，还不如努力去说明：我们为什么会对对自身如此迷惘，从而怀疑关于社会组织的系统性知识的可能性？为什么大多数人都被我们还无法完全理解、甚至基本上都还在我们的控制之外的无数事件和因素所纠缠？“为了分析这种状况是怎样形成的，仅仅发明一些诸如后现代性和其他新概念是不够的；相反，我们必须重新审视现代性本身的特性。”（后果） 这里，吉登斯的路径，还是某种变了形的“现代化”思路：一方面，他极力反对阶段论、进化论，认为现代性是对于原有秩序的“断裂”(Discontinuity)，即现代的社会制度在一些基本方面是独一无二的, 其在形式上迥异于所有类型的传统秩序，其所产生的生活形态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把我们抛离了所有的社会秩序的原来的轨道；但是另一方面，他又把现代性看作是唯一的、由低向高演变着的对各种传统秩序的“超越”。另一个问题是所谓“阶段论”。吉登斯特别强调现代性与过去所有形式的社会生活类型之间的“断裂”（或非连续性，discontinuity），他也明确地将自己对现代性的理解区别于那种认为社会的变迁在于其内部所发生的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自然演化。因此，问题就不在于现代性是不是有低级与高级之分，而在于评价它们的标准是什么：经济的还是也可能还有别的？欧洲的还是也可以是非欧洲的？历史变革，如果不是按部就班地分阶段走，也是可以区分出类型的（例如吉登斯就区分过农业帝国与民族- 国家），问题是现代性是不是也可以（或可能）有类型？如果可能，它们只是欧洲现代性的变形，还是有源自非欧洲的变迁因子？ 十七世纪到今天的三- 四百年，只是历史长河中的一瞬间，虽然在传统和现代之间还存在着某种形式的延续，“但是，这几百年来出现的巨大转变如此具有戏剧性, 其影响又是如此广泛而深远，以至于当我们试图从这些转变以前的知识中获取理解它们的钥匙时, 我们只能得到十分有限的帮助。”（后果） 吉登斯的这个论断，和我们传统的知识论明显地有所不同：今天的知识难道不是在过去几千年基础上一点一点积累起来的吗？人类社会的变迁（如果我们不再使用“进步”这个概念的话）不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吗？是什么东西把我们推到了这样一个境地，在这里过去的知识对于我们理解今天充其量只能给我们十分有限的帮助？ 吉登斯的问题正好相反：为什么现代性的断裂特性这么长时间以来居然并未受到社会科学应有的重视？或者说，为什么我们一直还以为过去的知识仍然十分有助于我们理解今天？ 这里，究竟是吉登斯太看轻了人类几千年（如果不是几万年，几百万年）的知识积累，还是我们太看重了传统的魔力？连极力主张与传统观念实现彻底决裂的马克思，不是也说，“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象恶梦一样纠缠着活人们的头脑”吗？如果过往的知识只能给我们十分有限的帮助，那么历史学（甚至，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只有一门学科，那就是历史学”），对于我们理解今天和今后，究竟还有多大意义呢？ 马克思的理论本身也强调断裂或变革之重要性。但是长久以来，整个社会理论就一直存在着的进化论的影响，包括马克思，也把人类历史看作是有一个总的发展方向、并受着某种具有普遍性的动力原则所支配的过程。社会科学中的进化论的确表述了这种“宏大叙事”。根据这种进化论的观点，历史的演变背后有一条“故事主线”，其把人类活动的变迁框定在一幅井然有序、前后相连的不间断的画面之中： 历史的“开端”是弱小而孤立的狩猎和采集文化，然后进入种植与畜牧社区的发展（从这里产生出了农业国家，包括强大的农业帝国），最后以现代社会在西方的出现为其“顶点”，剩下来的问题无非是“最高形态”的社会向世界其他地区的伸延，无论是以殖民- 战争的形式扩张，还是以其他更“温和- 文明”的形式扩展。 解构社会进化论，意味着不能把历史看成是一个统一体，或者，不能认为它体现了某种组织与变革的统一性或普遍性原则。但是，这是不是说，世界万事万物都处于混乱或混沌之中，我们不但根本就无法认识它们，甚至产生认识它们的企图也是不切实际的“理性的狂妄”？或者，人们是否能够任意书写、建构完全特异的所谓“历史”？现在，我们对标识为“后现代”的理论的种种质疑，大都要么是坚持进化论的基本立场，坚信人类确有“某种组织与变革的统一性原则”（只不过不再是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原则罢了，而是诸如理性原则，市场原则，法制原则，等等），并且，这种原则的确是按照进化的程序，一步一步演变而来，既不可能在朝夕之间便得以实现，又最终不可抗拒；或者，同时也固守连续性的立场，认为对过去的认识一定能够使我们弄清今天并使我们通向确定性的未来。后现代理论的种种说辞，不过是在玩弄时髦辞藻的背后掩盖自己的虚无或空虚而已！ 吉登斯当然比这两者都“狡猾”：他认为确实存在着历史变革的一些确定性事件和制度，人们能够辨认其特性并对其加以概括。一本小书现代性的后果，就是他试图对现代性进行制度分析的体现。 生活在二十世纪末的人都能看见，现代性是实际上一只双刃剑。“同前现代的任何一种体系相比较，现代社会制度的发展以及它们在全球范围的扩张，为人们创造了数不胜数的享受安全和生活的机会。”（后果）吉登斯在他几乎所有的著作和演讲、谈话中，虽然都明确承认但却很少具体展示，能够享受这数不胜数的享受安全和生活的机会的人，在经济- 政治乃至地缘- 种族的意义上，是极不均衡的。换句话说，他虽然承认，却比较不那么看重现代性造成的全球范围的区域、集团、性别和个人的不平等，而更倾向与乐观地假定，随着现代性的扩张，全球化的到来，初级现代性所包含的不平等会在高度现代性过程中得到解决。 为吉登斯所重视的现代性的阴暗面是另一种意义上的：不论你生活在哪里，都不能逃避现代性所带来的风险，其中特别是战争，这在本世纪变得尤为明显。 下面这三个段落几乎完全援引自现代性的后果，即使在冷战结束后的今天，吉登斯对现代性的“阴暗面”的论述仍然是十分醒目的：从总体上说，古典社会学的缔造者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都极为重视现代性所提供的“机会”，都相信由现代所开辟的、使人获益的可能性，超过了它的负面效应。举例来说，他们三位都看到了现代工业的工作对人的不良后果，它迫使许多人服从那索然无味的纪律和重复性的甚至是愚蠢的劳动。但是他们都没有预见到，“生产力”的拓展所具有的毁灭物质环境的潜力究竟有多大。在社会学的理论传统中，环境- 生态问题完全就没有被融入自己的视野之中。另一个例子是强力行使政治权力。对社会学的创始人来说，权力的专断似乎只是过去的岁月里才有的事情，“专制主义”似乎只是前现代国家才有的特征。但透过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极权主义，斯大林主义以及二十世纪的其他事件, 人们才恍然大悟，极权专断的可能性就包含在现代性的制度之中。极权统治以更为集中的形式把政治、军事和意识形态权力连为一体，权力如此紧密和高度的结合形式在民族- 国家产生之前几乎简直就是无法想象的。 另一个更清楚的例子是暴力的扩张。非常遗憾，没有任何社会学的创始人对“战争的工业化”(Industrialization of War) 现象给予过系统性的关注。当然，生活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的社会思想家，不可能预见到原子弹的发明，而工业创新与工业组织和军事力量的结合也有一个过程。社会学基本上没有对这一过程加以分析, 而是强烈地表明了这样的观点：同以前的时代相比，新的现代性秩序将主要是和平！但是，实际情况却是，人们所面临的不仅是原子弹威胁，而且还有实际的军事冲突, 这两者构成了现代性在本世纪的主要的“阴暗面”。实际上可以说，二十世纪是战争的世纪。本世纪到目前为止，已经有一亿以上的人在战争中遭到了屠杀，世界上被战争残害人口的比例比十九世纪要高得多，即使我们把人口增长的总数都算进去, 也是如此。假设发生一场有限的核战争的话，生命的丧失将会更令人惊恐，一次超级大国的全面核冲突完全可能毁灭掉整个人类。我们今天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是一个可怕而危险的世界。这足以使我们去作更多的事情，而不是麻木不仁, 更不是一定要去证明这样一种假设：现代性将会导向一种更幸福更安全的社会秩序。关于战争，过去的社会学家谈得太少，主要的原因之一，是在旧的学术分科的体系内，战争似乎应该是历史学、军事学以及政治学研究的领域。在战后成长起来的社会学家中间，吉登斯是首批将战争（与暴力）纳入社会学的基本分析框架的人之一。他不仅提出了战争与工业化和民族- 国家之间的密切关联，而且把战争看作是现代性风险与不确定性的主要根源和基本形式。指出战争与现代性的这种关联，恰好意味着现代性绝不只是理性化的过程，或者说，在理性化的名义下也充满了流血的战争史，只不过有了理性化（或文明、进步）的旗帜，战争就可以（被进步论者）正当化和合法化。 不过，吉登斯所谈论的战争仍然太抽象：我们是不是还应该区分现代性过程中的对外殖民的战争与民族解放运动？区分帝国主义的战争和反帝运动？正如我们谈到民族主义的时候，是否还要区分宗主国的民族主义和殖民地的民族主义、国家的民族主义和民众的民族主义一样？ 现在，冷战已经结束了。吉登斯自己也开始变得乐观起来，他甚至提出假设：人类第一次有可能进入了“没有敌人”的时代！（第三条道路，以下简称道路）然而，就在第三条道路出版不到一年时间内，北约对南斯拉夫实施了轰炸“手术”，在几乎所有的报刊杂志电台电视上，不论其立场是什么，“战争”（WAR）都是一个经常用来描述北约轰炸的词。吉登斯可以说是社会学理论工作者中，最注重战争与现代性的关系的人之一，他的民族- 国家与暴力，是当代社会学研究者的必读书，然而即使是他，竟也对冷战后的世界格局有过如此乐观的估计！ 我们应该如何认识现代的民族- 国家？吉登斯对社会学理论中通常使用的“社会”概念有很大保留。他认为那些把社会学当成“研究社会”的学者试图把各个社会都与现代性联系起来，尽管他们不一定在每时每地都明白无误地如是说。在概念化这些“社会”的过程中，他们头脑中想到的是被相当清晰地界定了的体系，而且，这些体系具有自身内部的统一性。现在，当我们作了如此理解之后，我们可以说, 他们所说的各个“社会”其实就是民族- 国家。然而, 民族- 国家的特性却很少被理论化。为了解释现代社会的性质，我们必须抓住民族- 国家的具体特性, 这是一种以特别突出的方式与前现代性国家形成鲜明对照的社会类型。 说到认识，不仅又使我们回到了前面关于对过去的知识在多大意义上是有所帮助的问题，而且还涉及到如何认识的问题。社会学一直被看作是关于现代社会生活的普遍性知识，但是这里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点认为社会学所提供的关于社会生活的信息，使我们能够对社会制度具有某种控制能力，就像物理科学在自然领域所作的那样。包括马克思在内的其他学者则提出了另一个问题：怎样“用历史来创造历史”？吉登斯认为，后一问题比前一观点更为深刻，但是它仍然是不充分的。“用历史来创造历史”，实质上只是一种现代性现象，而不是一个可以适用于一切时代的普遍原则，它体现的，是现代性的反思特性（Reflexivity）。社会学与其所对应的主题(现代性条件下的人类行为) 之间的关系，必须用“双重诠释”（double hermeneutics）才能加以理解：一方面, 社会学知识的发展有赖于作为所谓“外行人”（Laymen）的主体行动者们（Agents）自己的概念; 另一方面，那些在社会科学的抽象化语言中被创造出来的概念，又不断地重新返回到、嵌入到它们最初由之提取出来、并对其进行描述和解释的活动范围中去。社会学的知识或明或暗地、或强或弱地作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范围, 在这个“反馈”过程中，它既重构着社会学知识自身，也重构着作为该过程整体的一个部分的社会生活领域本身。（后果）1 这是一种反思性的模式，而绝不是像传统的社会学认识论所主张的那样，一方面是我们关于“社会”的知识的日积月累，另一方面，与此平行的，是铁一般坚硬并普世化地控制着社会发展的规律。社会学（以及其它同现存人类打交道的社会科学）并没有按照人们所说的自然科学那种方式来积累知识。从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