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研究学派

第一节 “文化研究”的概念、特点、历史与动因 一、什么是“文化研究”所谓“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在西方学术界有特定的含义，不能顾名思义地简单理解为对于文化的研究（the study of culture）；它与一般所说的（更宽泛意义上的）文化的研究（cultural research），以及文化理论、文化批评也不同，更不等同于传统的文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的“文化分析”。更重要的是，它的研究对象不仅仅限于文化。这里所介绍的“文化研究”，是特指从20世纪60年代起由英国伯明翰大学（University of Birmingham）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enter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简称CCCS）生发出来，20世纪80年代开始风靡英语世界，然后逐步影响到全世界的一种学术思潮或一个知识流派，所以又称文化研究学派。在西方，有些文章为了区别这个特定意义上的“文化研究”与一般意义上的文化研究，常常把前者的第一个字母大写，即写作Cultural Studies。“文化研究”是由1964年成立的英国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学术研究方向和学术成果发展而来的，其理论基础由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几位奠基人的研究及其成果，如理查霍加特（Richard Hoggart）的识字的用途、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的文化与社会和漫长的革命、爱德华汤普森（E.P.Thompson）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以及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的电视话语中的编码/解码等著作所奠定。“文化研究”涉足的领域非常广，几乎横跨全部人文学科和社会学科，但与“文化研究”联系特别紧密的，一般认为有四大学科，它们是文学、人类学、社会学和大众传播学。因为“文化研究”为研究工业资本主义社会的大众传媒及其它大众文化现象提供了新的理论思路，也为世界范围的大众传播研究、大众文化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模式，因此，它被公认为传播学批判学派的一大重要流派。二、“文化研究”的特点美国学者本阿格尔（Ben Agger）在他的著作作为批判理论的文化研究里，从文化取向出发，认为“文化研究”具有以下四个主要特点：1、跨学科。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早期的代表人物来自文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多种研究领域，他们打破传统学科分类的界限，将大众文化作为意义的生产、流通和消费来研究，形成一个多学科的研究领域。并且自此，跨学科成为“文化研究”所信奉的一贯信条。2、主张文化是“人类生活的全部方式”。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灵魂人物威廉斯给文化下了一个重要定义，即文化是物质、知识与精神所构成的整个生活方式。这个定义为“文化研究”抛弃英国主流文学界的文化精英主义，将传统文化研究不屑一顾的一些文化现象，如电视、大众文化等，纳入研究领域奠定了基础。而且“文化研究”在研究这些文化现象时，充分肯定其文化价值，将这些文化实践予以合法化。3、拒绝将文化分为高雅和低俗两类。将所有的文化都看成是“连续统一”（continuum）的文化表现，试图建立一个包括所有文化的共同领域。4、主张文化既是实践的又是经验的。 “文化研究”不仅研究文化产品，如电影、小说、音乐，同时也研究文化产品的生产、流通和消费的过程，研究人们如何创造和体验文化，强调工人阶级对霸权文化的反抗。巴基斯坦学者扎奥丁萨德尔（Ziauddin Sardar）则从政治视角，在与人合著的文化研究入门一书中总结了“文化研究”的五大特点：1、“文化研究”的研究对象是文化实践跟权力的关系。目的是揭露权力关系，以及这些关系如何影响文化实践。2、“文化研究”不限于研究文化。它是从文化的复杂形式来理解文化，分析文化实践本身的社会和文化背景。3、“文化研究”中的文化，既是研究的对象，又是政治批评的场所；“文化研究”既是理性的学科，又是实用的学科。4、“文化研究”既暴露又调和知识的不同领域。寻求知者和被知者、观察者和被观察对象的共同兴趣和认同。5、“文化研究”持激进的批判立场。对当代社会进行道德批判，对社会结构进行政治批判，其目的是理解和改变一切支配性的社会结构，尤其是在工业资本主义社会。比较“文化研究”与英国传统的文化研究、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研究，文化研究学派具有以下鲜明特征：1、注重研究当代文化。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命名即反映了其研究旨趣之所在 。“文化研究” 以当代文化现象为研究对象，拒绝将文化神圣化，主张将文化的意义和实践“去中心化”和“去经典化”。2、注重研究大众文化。尤其是注重以影视为媒介的大众文化。3、重视被主流文化排斥的边缘文化和亚文化4、关注现实问题，注意与社会保持密切的联系。社会各个阶层、各个领域、各种问题都有可能被纳入“文化研究”的研究范围，但“文化研究”尤其关注文化中蕴含的权力关系及其运作机制，如文化政策的制定和实施等。5、提倡一种跨学科、超学科甚至是反学科的态度与研究方法。“文化研究”最突出的特点是，它把整个世界都看作是一个文本，并透过符号，在文本背后发现意识形态和权力争霸。三、“文化研究”发展史1871年，被称为“人类学之父”的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在其著作原始文化中阐述道：“所谓文化或文明乃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惯以及其他人类作为社会成员而获得的种种能力、习性在内的一种复合整体。” 但这不是当前学术界作为热门话题谈论的“文化研究”。“文化研究”的起源是与英国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成立联系起来的。1964年，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在伯明翰大学宣告创立。第一任主任是霍加特，灵魂人物是威廉斯。霍加特、威廉斯和汤普森都是工人阶级出身，对社会中下层阶级的熟悉程度，非一般知识分子所能比。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秉承英国式的马克思主义传统，致力于沟通英国知识分子与工人阶级，把研究工人阶级的生活作为其首要的使命和义不容辞的责任。威廉斯提出文化是日常生活的全部方式，生产与消费由此成为研究中心理解文化的两个主要方面。其结果是文化生产最终被看作生产方式之一，这样就把文化从上层建筑拉回到经济基础中来，与社会经济生产和结构相联系。而注重消费研究，则将英国的中产阶级和下层阶级一并作为研究对象。自此在霍加特的领导之下，威廉斯和汤普森、霍尔等左翼批评家开展了一场迥异于传统的文化批判运动，并使“文化研究”在西方学术体制内部逐步站稳了脚跟。1969年，霍尔继霍加特任中心主任。在他的主持下，研究中心以开放性的政治和文化视野吸收了新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女权主义、人种论、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理论，创造了蔚为壮观的学术成果，在20世纪70年代，成为举世瞩目的新理论中心。70年代中期以后，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影响逐渐在英国国内扩散开来，许多学校开始设立“文化研究”的课程，授予“文化研究”学位。从80年代初期开始，影响从英国扩展到北美、澳洲以及世界其他国家。世界各地的学者纷纷打破学科界限，集合在“文化研究”的大旗下，研究当代文化现象，从而使之成为具有全球影响的知识思潮，也使“文化研究”成为世界性的“合法的”学术研究领域。这种知识思潮或这一研究领域的研究取向和成果，人们称为“文化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化研究”传播到其他英语国家，至今已扩散到全世界，但大多数国家的“文化研究”不似英国那样具有浓厚的政治气氛。 美国的“文化研究”： 在20世纪40、50年代，美国社会学界曾掀起过一阵文化研究的热潮，出现过一批有影响的学者，但在60、70年代进入了低潮。80年代后，在英国“文化研究”的影响下，美国学界对文化研究的兴趣开始复苏。其中，最早向美国介绍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是伊利诺伊大学传媒学教授劳伦斯格罗斯伯格。他本人曾在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学习过，是霍尔的弟子。他的文化研究的构成：一个美国人在伯明翰一文，对“文化研究”的理论取向进行了精辟的概括。但美国缺乏英国式的左派知识分子，故“文化研究”大多与政治和文化运动无关。阶级、政治和权力等在英国学派看来是最重要的基本问题，在美国则失去了它们的意义。美国“文化研究”更关心文化的美学分析和文本分析，关心社会认同和文化形式的表现，关心传媒文本和大众文化的效果以及强调民族志的观众研究，研究术语也大多来自符号和文学理论。美国对“文化研究”的兴趣大多集聚在传媒系和英文系。澳大利亚的“文化研究”： 具有与英国相似的左派传统。由于两国间学术交往密切，澳大利亚大学的传媒系和英文系的许多文化研究学者本身来自英国，比较著名的有约翰费斯克、约翰哈特里等，澳大利亚的“文化研究”带有很强的英国特点，被认为是最得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真谛”。澳大利亚的“文化研究”偏重于传媒以及传媒政策，强调研究澳大利亚电影的民族特点，关注当地的文本、体制和特点，以及有澳大利亚特色的大众文化现象。澳大利亚大学的“文化研究”开始较早。20世纪80年代已有大学开设文化研究专业，90年代达到高潮，成立了全国性的澳大利亚文化研究协会，并定期出版专业刊物连续统一：澳大利亚传媒与文化（Continuum: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Media and Culture）。加拿大的“文化研究”： 加拿大的“文化研究”的发展也主要是在大学里的传媒系，关心的问题主要有：什么是加拿大的民族性？什么代表加拿大的文化特点？如何定义加拿大？面对来自美国的电影、电视、音乐和其他大众文化消费品，加拿大如何保持自己的特点？等等。这此实际上是全球化浪潮冲击下所有民族国家都面临的文化问题。法国的文化研究： 法国的“文化研究”可分为两方面：法国对其他国家的影响以及法国本土的“文化研究”。法国有一大批理论家，如阿尔都塞、布尔迪厄、福柯、德里达等，对世界文化以及世界各地的“文化研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法国本土的“文化研究”主要围绕文化身份认同问题展开。其中二战后，美国大众文化和经济对法国的影响，一直是法国“文化研究”的主要课题。亚的“文化研究”： 印度的“文化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初期，并不比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晚。尽管也拥有英文的优势，但由于印度不是西方国家，因此没有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这本身就是一个值得研究的文化课题。南亚“文化研究”的派别很多，有研究文化和社会发展的，也有研究文化和科学关系的。其中最著名的是德里大学的“次要研究派”。“次要”（subaltern）一词源出于葛兰西的文章论历史边缘：次要社会群体历史，“次要群体”意指各种缺乏阶级意识的被支配和被剥削群体。“次要研究派”借用这个词来研究反抗英国殖民帝国主义的印度人民。“次要研究派”最有影响的是女性主义者、生长在印度后到美国匹茨堡大学英文系任教授的盖娅特里斯皮沃克。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却于20世纪80年代与社会学系合并，并被改称为文化研究与社会学系。这在关心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人看来，当时就是一个鼎盛期过后走向衰落的不祥之兆。更令世界各地的文化研究学者感到无比震惊和痛惜的是，2002年6月27日，伯明翰大学文化研究与社会学系被撤销。曾经辉煌一时的“文化研究”的发源地，经历合并重组，就这样“无可奈何花落去”，凋谢了。这也从一个侧面折射了批判学派的命运。虽然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作为一个学术研究机构已经消逝在时间的流逝中，成为历史往事。但其所取得的辉煌成果并没有随时间而淡去，其所开创的“文化研究”，无论是作为学术研究，还是作为高校课程，在世界各地正方兴未艾。四、“文化研究”的动因“文化研究”，从其产生来看，实际上是英国知识界和思想界，对战后英国发生的一系列错综复杂变化的一种回应，是他们试图理解和解释这些变化而发展出来的一种方法和理论。早期的“文化研究”源于文学研究，比如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基本上是从文学入手，讨论文化问题。20世纪50年代末，由于经济和政治上的原因以及大众文化的冲击，英国工人阶级正在逐渐中产阶级化，传统意义上的工人阶级正在消失。于是，霍加特、威廉斯和汤普森等人开始关注工人阶级的社区生活，使“文化研究”从学院走向社区、走进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并把研究的重心转向大众文化，试图保护工人阶级文化以使之不受文化工业所生产的大众文化的冲击。他们以社会主义的工人阶级政治为导向，视自己的“文化研究”为社会进步变革的工具。后来，政治与传媒现象连成一个整体，“文化研究”的传媒特征也逐渐明显起来，离早期的文学研究越来越远。在政治领域，首先，“文化研究”的出现与“新左派”的崛起关系密切。匈牙利事件（1956年，前苏联入侵匈牙利）后，英国左派阵营中“新左派”脱颖而出。他们对斯大林主义产生普遍怀疑，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无法通过大规模的政治行动和苏联模式来替代；同时，在理论上和政治上，他们挑战传统马克思主义，认为马克思主义无法圆满解释资本主义后期的一些社会现象，如与权力相关的文化和意识形态问题、消费资本主义对工人阶级及其文化的影响问题等等。于是，“新左派”不再注重从政治和经济的变革入手进行社会改造，转而从文化角度介入政治，抵制资本主义社会的主导思想。1961年，以汤普森为代表的新理性主义与以霍尔为代表的大学与左派评论合并为新左派评论。“新左派”关注社会结构及历史问题、晚期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及意识形态。他们以“文化研究”为理论武器，否定庸俗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和阶级决定论，认为文化是独立、开放的领域，在建构社会现实与人性结构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奠基人大多数是“新左派”成员。“新左派”中还有很多人来自前英国殖民地，即第三世界知识分子。可以这么说，没有前英国殖民地知识分子，就没有“新左派”，也许就没有英国的“文化研究”。由此可见，“文化研究”一开始就具有边缘性和国际性。而“新左派”对于文化政治的特殊重视成为“文化研究”发展的一个关键。其次，“文化研究”的出现与当时的英国的政治氛围也有很大关系。“文化研究”登入学术的大雅之堂，正是战后英国的政治格局、势力消长的结果。1964年，在英国，工党重新执政，民主激进思想抬头，反越战、反核武器等社会运动风起云涌。这种浓厚的民主氛围无疑鼓励了文化研究学派的社会批判研究方式。在文化领域，英国战后出现的种种现象也为“文化研究”的出现提供了生长的土壤。一方面，战后消费文化的发展为“文化研究”提供了研究对象。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消费社会来临，西方国家的物质生活相对丰裕。传播速度与消费方式的变革使当代文化越来越呈现出平面化、当下性和直观性。因此，文化研究的学者转而将大量的注意力放在当下的消费文化，发掘其中蕴含的深层社会情境与文化哲理。另一方面，美国文化的全面入侵带来的文化问题也引起文化研究学派学者们的关注。战后，随着美国成为超级大国，美国商业文化以席卷之势向不同的民族与文化传统入侵。这使得一些知识分子忧心忡忡，担心会使英国社会美国化，从而影响英国公众的文化生活和大众意识，对英国传统文化构成威胁。正因为如此，我们说，“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不能顾名思义地简单理解为对于文化的研究（the study of culture），与一般所说的（更宽泛意义上的）文化的研究（cultural research）也不完全相同。因为这里所说的“文化研究”实际是与从权力错综复杂的关系角度考察文化实践密切相关。它关心的不是文化“多么好”或者“为什么好”的问题，而是文化中“为了谁的利益”、“站在谁的立场上”等问题。也正因为这一点，“文化研究”与批判理论具有内在一致性。与一般的文化的研究以价值中立立场与态度去考察对象不同，“文化研究”认为所谓的价值中立往往被挪用为掩盖真实政治动机和意识形态的借口，因此公开提倡对社会文化现象的批判态度，以及对社会文化现实的规范性的而不只是单纯的描述性的研究。哈贝马斯曾在认识与兴趣一书中把人类的兴趣划分为三种不同的兴趣，即技术的兴趣、实践的兴趣和解放的兴趣。“文化研究”打破了不同知识话语的界限，批判性地介入社会生活，特别是政治实践，应该说它的研究所代表的是一种“解放的兴趣”。第二节 文化研究学派的主要理论家及理论贡献文化研究学派的奠基人主要有四位：霍加特、威廉斯、汤普森和霍尔。他们在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不同时期的研究为“文化研究”奠定了基础。从对传播研究的影响来看，威廉斯和霍尔的研究及理论成果影响更大。1、 威廉斯的文化定义与对电视模式的分析雷蒙威廉斯（1921-1988）出生于威尔士边境一个普通铁路工人家庭，14岁参加工党的活动，18岁进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学习，成为剑桥大学为数极少的工人阶级出身的学生之一。1939年加入英国共产党，1945年主编政治与文学杂志，开始关心文化问题，并以现代人的视野来重新阐述“文化”一语所述之传统，一度成为与卢卡契、萨特并驾齐驱的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家。威廉斯是英国文学教授，是文化研究学派的灵魂人物，对“文化研究”产生过举足轻重的影响。威廉斯著作等身，在文化理论、文化史、电视、出版、电台、广告等领域，都做出过巨大贡献。他的文化与社会：1780-1950、漫长的革命、电视、科技与文化形式、文化社会学等著作都是“文化研究”里程碑式的作品。他的一些观点，如“世上根本不存在大众，只存在将人们看作是大众的各种观念和手段”影响深远，被广为引用。而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他对文化的重新定义。此外，他对电视的研究也产生广泛影响。（一）文化的定义长期以来，在英国最具代表性的文化定义是英国诗人、文学与社会评论家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提出的“文化是世界上最好的思想与言论”，以及其后的以利维斯主义为标志的精英主义文化观。在这种观念中，文化显然是指那些为上层阶级所拥有的高等文化，而下层民众往往被视为没有文化的群体；在这种观念看来，大众文化、通俗文化不是文化，甚至是对文化及道德的一种威胁。对此，威廉斯提出了颠覆性的观点。他首先在文化与社会一书中考察了“文化”这个概念的变迁，追溯了“文化”一词的内涵从工业革命前直至当代所发生的变化。他指出，“文化（culture）”一词在工业化之前，基本上是指作物的栽培，由此引申为心灵的培育。这一引申意的用法，在18世纪到19世纪初叶独立出来，自成一统，即为今日意义上的“文化”。对此，威廉斯指出“文化”有五个层面的意义：一是心灵的普遍状态或者说习惯，密切相关于人类追求完美的理念；二是整个社会中知识发展的普遍状态；三是各种艺术的普遍状态；四是物质、知识与精神所构成的整个生活方式；五是指它渐成一个经常引发敌意或是令人困惑的字眼。威廉斯认同第四层意义，即文化是物质、知识与精神所构成的的生活方式。他认为这是“文化”一词的当代意义。威廉斯对文化的上述分析，特别是将文化定义为“总的生活方式”，定义为普通男男女女的日常经验，意味着文化是普通人的文化而不是少数人的专利，文化研究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实践。威廉斯对文化这个概念的新的界定，颠覆了长期占据文化研究阵地的文化精英主义的观念，与形形色色的文化精英主义，如以文学为上的利维斯主义分道扬镳。最重要的是，这个定义大大拓展了文化的范围，为文化研究学派奠定了理论基石。因为，当文化被定义为“整个生活方式”时，除了以往的精英文化外，大量以前被排斥在文化之外的通俗文化与大众文化都被纳入了文化的领域。它们作为生活方式的一部分，理应得到充分的关注与研究。于是，对文化研究学派来说，文化就意味着几乎所有的事物，从电影、电视、报纸、杂志及网络等多种多样的媒介，到衣服、食物、家俱这样的日常生活用品，还有多种多样的制度、风俗、习惯，它们都是文化，正是它们构成了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威廉斯明确指出，对文化这个概念，困难之处在于我们不得不持续地扩展它的意义，直到它几乎等同于我们的整个日常生活。正因为如此，英国学者克里斯任克斯认为，文化研究是一种平民“帝国主义”。几乎所有的社会生活都被“文化化”。研究对象包括几乎所有生活方面：歌剧、时装、黑社会暴力、酒巴聊天、超市购物、恐怖电影，它们不再被局限于一个中心的意义系统。这个定义还开启了大众文化研究、大众传播研究的大门。既然文化意味着整个生活方式，那么大众文化，特别是随着工业社会的到来而日益繁荣的大众媒介文化，作为人类生活的一部分，其存在的合理性不言而喻，它和精英文化一样具有自身的价值。可以说，正是对这一关键词定义的革命性界定，为“文化研究”把大众文化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确立了合理性。以至后来，随着大众文化的发展，“文化研究”越来越把研究焦点聚焦于大众文化，文化研究日益等同于大众文化研究。对于威廉斯来说，从早期的文化与社会、漫长的革命、关键词到传播再到后来的电视：技术与文化形式，可以看出，他的研究兴趣也是一步步转向了大众传媒。总之，威廉斯对文化的定义，奠定了“文化研究”平民化和非精英化的基础，是整个“文化研究”得以发展的理论基石，被文化研究学派奉为圭臬。威廉斯也被公认为文化研究学派的灵魂人物，其漫长的革命一书的诞生也被霍尔在文化研究与伯明翰中心一文中称为是战后英国思想生活中一个具有开创性意义的事件。（2） 两种电视模式电视被喻为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当今时代更被称为“电视爆炸时代”。电视是大众文化的一个最重要的载体，其影响遍及人们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的各个方面。甚至可以这么说，电视已成为当今世界的文化中心。在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出于对电视的偏见，人们把电视视为健康的灾难，认为辐射病、斜眼、蛀牙都统统和它有关。人们认为电视要为宗教衰落、政治信任度降低、犯罪和社会暴力行为的增加、流行文化的堕落和极端自由主义的增加负责。到了20世纪60年代，电视也没能逃脱被指责的命运。电视，插头毒药这本书甚至义正辞严地指出电视应为大部分青少年犯罪负责。一些严肃的批判学派的学者也对商业电视大加挞伐。例如法兰克福学派的著名学者阿多诺，在1954年发表了电视与大众文化模式，他批判电视是只求盈利的商业投资，是文化衰败的象征，是文化工业中首当其冲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统治的帮凶。威廉斯写成电视：技术与文化形式一书，于1974年出版。他承认，他常常对美国的电视节目感到迷惑，因为美国电视节目动不动就转到了广告或者其他节目的预告上去了。作为一个习惯了英国电视节目的英国人，他感到跟不上美国电视的节奏，从头到尾不知道看了一些什么。他因此把美国与英国的电视节目进行了比较，并将电视节目划分为性质不同的两类：一类是商业性质的，即主要播放肥皂剧、系列剧、电影以及其它娱乐节目，这就是美国的商业电视节目模式；另一种是公共服务性质的，侧重新闻、公共生活报道、特写、纪录片、教育、艺术、音乐以及儿童节目，这一类以英国电视节目，尤其是BBC的节目为代表。但是威廉斯并没有像一些从欧洲来到美国的学者那样，把美国的商业文化贬为垃圾，把欧洲文化标举为高雅文化。相反，他并不认为英国公共服务模式的电视节目就好过美国的商业电视模式。威廉斯分析认为，英国电视倡导的公共服务模式，往往是说教式的，与国家的调控有关，而且往往失之抽象，观众也是被动的。他认为，这个特点显而易见是观众的阶级特征造成的。英国公共电视节目的观众大都是中产阶级，他们是统治阶级的顺民，电视灌输什么，他们就接受什么。与之相反，美国的商业电视模式，则将其内容拟人化，允许观众参与其中，比如系列肥皂剧。在电视：技术与文化形式中威廉斯还认为电视这种文化表达形式与传统的文化表达形式迥然不同。他指出，传统的传播系统，不论是一本书，还是一出戏，研究和分析的对象总是聚集在单一的、不连续的文本上面。由此人们作出反应和描述的词汇，都已习惯于被紧紧锁定在这特定的、孤立的对象形式上面。但是电视却不同，节目一个接一个，接连不断，夜以继日；各种信息源源不断，川流不息，而且彼此重叠，彼此冲撞。这让习惯了传统阅读方式的观众目不暇接，眼花缭乱，一时招架不过来。他还为电视这种文化表达方式提出了一很有名的概念：“流”（flow），意即电视的节目是一个持续不断、纷至沓来、没有止息的流动过程，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电视是一个串播过程，一个连贯的文本。此外，在电视：技术与文化形式中，威廉斯还认为，科技与电视的发展不是决定的关系，电视的形式不能决定内容。大众媒介就是大众世界本身，观众身居家中却参与了社会活动。威廉斯对电视的解读是建立在文化主义基础之上的，既不同于美国经验学派，也不同于持批判立场的法兰克福学派。他对电视，特别是两种电视模式的真知灼见，反映了他对大众文化，特别是大众媒介文化所持的一贯肯定的立场，对我们从事电视研究很有启发。值得一提的是，威廉斯于1962年还出版了一本专门论述传播的书传播（Communication），主要讨论了现代传播技术的功能，并就传播研究提出了一些建议。2、 霍尔的意识形态接合与编码/解码理论斯图亚特霍尔（1932），可以被看作是在当代文化研究发展中的一个关键人物。有人甚至认为文化研究的全部精华就集中在霍尔的几篇重要文章之中。霍尔也是文化研究学派中对传播研究贡献最大的学者。霍尔是出生于英国的前殖民地牙买加的学者和政治活动家。1951年，他获奖学金进入牛津大学学习。20世纪50年代，他与汤普森等合编新理性人和新左派评论两本激进杂志时，作为社会学家崭露头角。1964年，他与人合著并出版了大众艺术一书，得到霍加特的赏识，应邀加盟了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1968年，他接替霍加特，出任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第二任主任，一直到1979年离任赴开放大学社会学系执教。霍尔领导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达十二年之久。正是在他的领导下，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发生了研究转向：摆脱传统的文学、文化研究影响和社会科学经验主义的影响，转向大众传媒的意识形态功能分析。在这种分析中，大众传媒被定义为“主要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力量”，即在受众意识形态的产生和转变中，大众传媒居于主导地位。因此研究必须重视大众传媒的意识形态效果，重视权力结构和大众传媒的政治研究。也正是在霍尔领导时期，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培养了许多人才，发表了大量文章，出版了许多书籍，声名远播，影响广泛，达到了事业发展的巅峰。霍尔也深深影响了一代研究者，受他影响的人有的后来成为文化研究领域的杰出学者。霍尔著述繁多。他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意识形态和身份之间、文化和政治之间的相互作用。他的研究对文化研究的影响无论怎么评价都不过份。他一直居于理论发展的最前沿，并不断为那种经过精心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在理解当代社会形成及社会变化的动力方面的作用而辩护。他在主持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期间，最关注的，其研究影响也最大的是在大众文化领域与大众传媒领域。如在题为文化、传媒与“意识形态”的效果的著名文章中，他充分肯定了大众传媒的重要性。他指出，大众传媒的现代形式最初是出现在18世纪；到了20世纪，大众传媒对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殖民是如此成功，一举奠立了霸权地位。大众传媒成为向社会集团或社会阶级提供有关他们自己的生活和其他社会集团或社会阶级的生活的形象、信息和知识的最主要载体、最重要渠道。霍尔对传播研究影响最大的理论是意识形态接合理论和“编码/解码”理论，他对大众文化的分析和对经验学派的批评也影响广泛。（1） 对大众文化的分析英国那些持精英主义文化观的学者，如阿诺德、利维斯等是不承认大众文化的。他们认为，所谓的大众文化，不是文化，或者说根本称不上文化，只是威胁文化和人们的道德信仰的低俗之物，根本不值得研究。法兰克福学派虽然把大众文化作为了研究和批判的对象，但是把它贬得很低，甚至以“文化工业”取而代之。阿多诺在文化工业再思考一文中谈到：“1947年，我与霍克海默在阿姆斯特丹写启蒙时期辩证法时，我们的原稿中用的是大众文化，后来我们决定用文化工业取代它，因为大众文化和它字面上鼓吹的含义是有所区别的。大众文化一词总让人误解为文化是从大众中产生的，而事实上它只是在大众中自发产生的类似文化的东西，是流行艺术的短期表现形式。在这个意义上，必须用文化工业一词来与大众文化划清界限。”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大众文化（文化工业）除了具有工业化时代商品的特性外，还具有隐蔽的欺骗性，是统治阶级用来麻醉人们的鸦片。霍尔发表了解构“大众”笔记一文，他认为“大众文化”一语有三个不同的含义：第一个是“市场”定义或“商业”定义，也是最常用的定义。这个定义的“大众文化”，就是指成群的人买它们、听它们、看它们、读它们、消费它们，而且是似乎也尽情地享受它们的事物。这个大众文化概念大致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流行文化。第二个大众文化的概念是“人类学”的概念。这个概念的大众文化，是指“大众”在做或者曾经做过的一切事物：“大众”的文化、社会习惯、风俗和民风，总而言之，所有那些标志他们“特殊生活方式”的东西。第三个是意识形态的大众文化概念，或者说，是从与统治文化之间的关系角度来界定的大众文化概念：用关系、影响、抗衡等等延绵不断的张力来界定“大众文化”，集中探讨大众文化与统治文化之间的关系。霍尔认同第三个定义。霍尔改写了威廉斯的文化是整个“生活方式”的定义，主张把文化表述为“斗争方式”，把“大众文化”定义为被压迫者文化和被排斥之阶级反对权力支配的竞技场。他认为“大众”这一术语与“阶级”这个术语有着非常复杂的联系。霍尔反对法兰克福学派单纯把文化工业看作精神鸦片的观点，主张文化霸权控制和反控制的双向运作。同时，他认为，文化的斗争是个持续的斗争过程：有对抗，有接受，有拒绝，有妥协，有抗争，是一种迂回曲折的前进。（二）对传播学经验学派的批评1985年，主要由传播学经验学派学者组成的国际传播协会在夏威夷召开年会，专门邀请当时最受世人瞩目的批判学派学者之一、文化研究大师霍尔作专题演讲。在挤满数千人的大厅中，霍尔对以量化研究为主的经验学派传播研究发起猛烈攻击。霍尔对经验学派的批评主要在两方面：一是方法论上。霍尔批评经验学派的研究者往往犯有“科学主义偏见”的毛病，因为经验学派的学者认为只要用实证和客观的“科学”研究方法，一切从“事实”出发，研究者就可排除理论偏见。霍尔不同意“方法”可以独立于研究者的基本假设之外而自成一个客观的运作体系。霍尔对经验学派方法论上的批评，并不针对其使用量化或实证的方法，而是针对隐藏在使用这套方法后面的对社会运作、个人行为的理论假设；针对经验学派学者强调方法的客观性，视理论为偏见，以表象量化的结果作为事实；针对经验学派主张“方法”可以客观而独立地存在，甚至否认研究必须有一套基本假设作为观念支架；针对经验学派的研究者标榜其研究与价值判断无涉，是一种纯客观的因而是“科学”的研究。第二是社会理论层面。多元论是经验学派的理论支架。霍尔从马克思的理论出发对多元论发起挑战。霍尔认为，对社会，不应从个人角度来看，而应以“结构”的观点来分析。社会共识可能不是经过自由沟通而形成的，而是意识形态作用的结果。社会权力的发挥，并不在于某人影响某人的单一层面，意识形态所造成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才是更深一层维持现有秩序的策略。因此，霍尔不同意多元论所假设的“自由媒介”论。当然，霍尔也不同意“媒介工具论”的观点，即一些僵化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媒介不过是经济势力的工具和统治阶级的传声筒。他认为媒介是“半自主的”。（3） 意识形态接合理论霍尔在接受劳伦斯格罗斯伯格的一次访谈中对“接合”作了详尽的阐释: 我一直使用“articulation”这个词，但我并不知道我赋予它的意义是否完全为人所了解。在英国，这个概念有双重意义，因为“articulate”意指表述、说出、具体阵述，它承载着语言（languagillg）、表达等意义。但我们也用它来称呼一种“联结”式货车：一种车头（驾驶座）和后半部（拖车）可以-但毋需必然-相互连结起来的卡车。两部分彼此互相联结，但乃是通过一个特别的环扣，这环扣可以拆开。因此，一个联结（接合）乃是“可以”在一定条件下将两个不同原素形成一个统一体的一种接合形式。这环扣并非永远都是必然的、被决定的、绝对的以及本质的。你必须问，在何种环境下联结可以被融铸出来了，因此所谓一个论述的“统一”（unity）实际上是不同的、相异的原素之接合，这些原素可以用不同的方式重新接合，因为它们并无必然的“归属”（helollgingness）。“统一”之所以重要，在于它是该接合的论述与社会势力间的一个环节，藉此，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它们可以，但并非必须结合起来。因此，一种接合理论既是理解意识形态的原素如何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在某一论述之内统整起来的方式，同时也是一种诘问它们如何在特别的时机上，成为或不成为和一定政治主体接合的方式大众传媒是庞大的经济、技术体系，以生产信息产品为目标。媒介的信息产品主要是以语言符号及其意义所构成。因此，“媒体所报道的事件，事实上并非事件本身，而是媒体将一些语言符号连结在一起，以传达某种意义。” 但语言常常具有多种指涉的潜能，同一个词用在不同场合便具有不同的意义；同一件事情，也可以用不同的词语来表达，当然，其传达的意义也可能并不完全相同。因此语言的选择常常表达出意识形态的倾向，表现出意识形态的斗争。“政权” （regime）/“政府” （government & administration)，“突击队”/“敢死队媒体生产信息产品的过程，就是编码的过程，也就是媒体专业工作者选择言辞、诠释事件，将事件放入某一特定的意义框架中，以彰显其立场与意义的过程，也就是与意识形态接合的过程。“事故/“犯罪”； “可怕的”、“灾难的/“谋杀”； “旅客”、“乘客/“爱的使者”、“无辜的受害人”。霍尔认为，必须坚持和重视政治、经济与意识形态间的结构关系，虽然这种关系极其复杂微妙，并从实际状况中去探索意识形态接合是如何形成的。霍尔与其同事曾研究过犯罪新闻报道，并分析和解释了大众媒介是如何“主动地”受制于结构因素，被统治权力所利用，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服务的。他们认为，在有关犯罪新闻的报道中，犯罪新闻是由警方提供第一手消息的，这其中自然已包括警方对该事件的解释和定性。当媒体客观地引用这一新闻来源时，早就已在这个采访的结构关系中，注定属于一个从属地位，嵌进一个已经由警方设定的议题框框里了。虽然媒体并非被动地复制其得来的消息，新闻的处理还包括选材、撰稿、做标题、排版等主动创作过程，但上述的采访结构显然是媒体视为当然的运作逻辑，媒体的自主能力，也就只是相对而非绝对的了。除此之外，霍尔还分析过媒体的专业理念与新闻工作者既有的社会认知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媒体的专业理念与新闻工作者既有的社会认知是媒体“自主”的重要基础，也是媒体的必然限制。霍尔认为，媒体的专业理念与新闻工作者既有的社会认知，可能早已隐含了有利于现有权力的意识形态。比如，按新闻专业理念对新闻价值的判断，重要性和显著性是两个重要因素，这就决定了媒体将更多的镜头对准政府高官，而不是普通老百姓，更不是弱势群体；按新闻专业理念，媒体特别强调新闻来源的权威性，而政府和专家总是被认为是社会中最有权威的，来自这二者的消息也总是被认为比其他新闻来源更具权威性。因此，对新闻事件的看法，媒体更多地引用政府高官和专家的看法，而不是平民老百姓的看法，更不用说社会边缘群体的看法了。新闻媒体的这些做法可能无意之中就偏向了现有权力，或者说不可避免地偏向了现有权力。 意识形态接合理论认为，大众传媒在西方社会所扮演的意识形态接合角色包括：1、建构社会知识。媒体的角色绝非中立或被动地传达信息，媒体总是主动选择信息、赋予意义、塑造社会形象。正是透过媒体编织的意象世界，大多数人得以了解社会。媒体是人们社会知识的主要来源，是人们认知社会的主要渠道。2、形成规范，反映价值。媒体所建构的社会知识，也就是媒体对社会的反映，并不是像反光镜似的反映，而是主动和有选择的反映。它包括对社会事件进行选择、分类、排列、区别正常和反常，同时对社会事件褒善贬恶，从而建立规范和价值标准。3、塑造共识与合法性。媒体所建构、分类与价值化的知识，逐渐为社会所认可，形成所谓的“共识”，取得“合法性”。霍尔认为，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秩序不再是靠高压手段或武力取得和维持，而是靠从持续的意识形态斗争中赢得“共识”和“合法性”，从而赢得社会大众的“认同”与“合作”。而在这个过程中，文化领域，特别是大众传媒则扮演着关键的角色，发挥着重要作用。（4） 编码/解码理论霍尔的电视话语中的编码/解码（简称编码/解码）是文化与传播研究中至关重要的文献之一，被人援引转载不计其数，其所阐述的编码/解码理论在传播学研究领域影响深远。编码/解码理论打破了美国传统传媒研究对传播过程的经典解释模式，为电视的文本研究和电视受众的民族志研究提供了一个符号学的范式，成为文化和传媒研究从消极走向积极的转折点。英国文化研究学者约翰斯多雷甚至认为霍尔的编码/解码是一个里程碑，标志着西方文化研究的新起点：“如果我们要寻找一个文化研究从利维斯左派、悲观的马克思主义、美国传媒模式及文化主义与结构主义脱颖而出的奠基时刻，那恐怕就是霍尔电视话语的编码/解码的发表。”编码/解码理论是霍尔对传播过程的重新阐述。他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生产、流通、使用（包括分配或消费）以及再生产四个阶段理论为理论基础，提出电视话语“意义”的生产与传播也存在同样的阶段，以之取代传统大众传播研究的发送者信息接受者的线性模式。编码/解码理论认为，传播过程的几个阶段是一个结构性的整体，可划分为三个阶段或三个环节，霍尔以符号学为工具对其进行了具体分析：第一个阶段：编码阶段。编码，是指传播工作者选择言辞、诠释事件，将事件放入一个特定的相关架构中，以彰显其立场与意义。因此，编码阶段，也就是电视话语的“意义”的生产阶段。霍尔提出，文化研究的任务之一就在于如何打破符码，将意义释放出来 第二阶段：“成品”阶段，也就是原材料经过电视专业工作人员的加工编码后所变成的电视节目形态阶段。电视作品一旦完成，“意义”被注入电视话语后，占主导地位的便是赋予电视作品意义的语言和话语规则。第三阶段也是最重要的阶段，是观众的“解码”阶段，这也是霍尔编码/解码理论的独到之处。这里占主导地位的是观众对世界的观念，如观众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等。首先，观众必须能够解码。其次是观众怎样解码。编码者编码时所运用的符码与解码者解码时所运用的符码并不一定相同；而这又是因为编码者与解码者对世界的看法，也就是世界观、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可能不一样，他们所拥有的知识框架、生产关系和技术设备也可能存在差别所致。此外，还可能与编码者与解码者所处的环境、特别是信息环境以及对新闻事件、新闻人物的情感不一样也有关系。编码/解码理论是对美国传统学派对传播过程经验与行为的经典解释的颠覆，它表明传播并不是一个从传播者到接受者的直线行为。信息的发出不能保证它的到达。在传播过程中，从信息的制作，即编码，到被解读和理解，即解码，每一个过程都有其自身的决定因素与存在条件。信息生产的权力关系与消费的权力关系并不完全吻合。这样，编码/解码理论把受众的实践整合进一个结构性的传播过程，不再把受众当作顺从主流生产体系的消极客体，而是具有能动性的可以进行选择的积极主体。（5） 霍尔模式霍尔吸收意大利马克思主义思想家葛兰西的“意识形态争霸理论”，在编码/解码理论中对受众的解码方式进行了分析和阐述。在他看来，大众传媒文化是有权者或社会强势集团与无权者或社会弱势集团斗争的场域，只不过这种斗争并非是有权者通过武力或强迫手段进行的。根据霍尔的推测，代表社会强势集团意识形态的文本和观众所处的社会情景之间可能会产生某种张力，观众的社会情境使他们与社会强势集团的意识形态之间不可避免地发生冲突。也就是说，观众收看电视的行为正是他们的思想与文本意义之间相互对话的过程，其实也是一个冲突和协商的过程。在霍尔看来，不管大众传媒传播的讯息显得如何透明自然，也不管它经过多么精心的编码以期形成某种特定的解读方式，但解读讯息与讯息的建构一样都是一个复杂的实践过程。受社会学家法兰克帕金的阶级不平等与政治秩序一书的启发，霍尔提出，受众在解读电视文本时建构起三种假设的解码立场：主导/霸权立场(dominant- hegemonic position )，即解码者认同编码者的权威，采取与编码者完全一致的立场。协商立场(negotiated position)，即观众既承认支配意识形态的权威，又强调自身的利益，采取的是既不完全同意，也不完全否定的立场。反对立场(oppositional position)，即解码者采取与支配意识形态相对抗的立场。根据这三种假想的受众解码立场，霍尔推导出了相对应的三种解读方式：第一种是偏好式解读(preferred reading)。偏好式解读是那些接受主导意识形态的观众，他们从主导意识形态“偏好”的角度(使用主导意识形态的符码)进行解读。第二种解读方式是协商式解读(negotiated reading)。协商式解读，是指原则上接受主导意识形态的解释，但同时也觉得这一解释不能完全符合自身的社会经验，于是协商，最后得出一种既部分接受主导意识形态的解释，又部分满足自己需要的解释。第三种则是对抗式解读(oppositional reading)。对抗式解读则因其社会情境与主导意识形态相悖，故采取了完全另类的解读。解码者并不以编码者的规则来解读，而是一种全然相反的方式去解码信息。这三种解读方式，即著名的“霍尔模式”。“霍尔模式”看似简单，但却是文化研究和大众传播研究的一个革命性创新，即意义不是传送者“传递”的，而是接受者“生产”的，传播者制造的文本不过是接受者“生产”意义的原料而已。因此，意识形态的被传送并不等于被接受。因为接受者对文本的解释并不等同于传播者的解释。受众解读文本的过程是一种复杂的社会活动，是一种受众与文本或者说受众与传播者进行谈判的过程。受众可以完全同意；也可以部分同意，部分不同意；也可以完全否定。这一理论模式，充分承认了受众在传播活动中的能动性和积极作用，总的来说，为文化和传播研究带来了乐观的一面，改变了美国传播理论中受众处于被动消极地位的传统模式。正因为如此，编码/解码理论被誉为文化研究和大众传播研究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还开拓了文化研究学派的一个研究传统，即对大众文化消费者主体受众的研究。总之，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以及“霍尔模式”为受众研究开辟了道路，后续学者的研究，如英国学者D莫利（David Morley）以家庭为情境分析单位，对受众解读电视文本的研究，不断补充和丰富了编码/解码理论。小结文化研究学派是当今传播学批判研究领域最有影响的学派之一。它是20世纪60年代由英国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生发出来，20世纪80年代开始风靡英语世界，然后逐步扩大到全世界的一个学术流派。它的理论基础、研究方法和理论关切点是由以威廉斯、霍加特、汤普森和霍尔等为代表的英国文化研究学者所开创和奠基的。文化研究学派吸取了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法国结构主义和文化霸权（Culture hegemony）理论，以及英国的激进思想，反对简单的“经济决定论”，主张文化和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主张将社会批判和政治介入当作核心任务和通过对文化现象的记录和阐释来进行社会批判，因此，他们致力于揭示文化在塑造社会意义上的作用，努力发掘社会统治阶级和被支配阶级的文化权力关系，张扬底层阶级和社会边缘群体争夺文化支配权的斗争，在文化研究和大众传播研究方面都作出了重要贡献。在文化研究方面，文化研究学派颠覆了传统文化定义，把文化视为一种普遍的、日常生活的产物而被广泛生产、分配与消费，文化不仅是特权精英的创造，而且是全体社会成员的体验与实践，从而超越了传统精英主义的文化观，将通俗文化、大众文化纳入了研究的视野，并给予了应有的肯定。文化研究学派的研究旨趣是文化政治，它把文化视为意识形态斗争的战场，致力于剖析文化与权力的关系。在大众传播研究方面，文化研究学派认为，现代大众传播是资本主义社会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发挥着重要的意识形态功能。它们从生产与消费两个角度来研究大众传播在资本主义社会推行霸权世界观和主导文化的问题，即研究大众传媒将社会事物“符号化”、“赋予意义”的过程和人们对媒介的使用以及对媒介内容的解读过程。在这方面，霍尔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在研究方法上，文化研究学派的学者主要采用文本分析、受众调查、符号学分析等方法。文化研究学派是当今传播学批判研究领域最有影响的学派之一。它是20世纪60年代由英国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生发出来，20世纪80年代开始风靡英语世界，然后逐步扩大到全世界的一个学术流派。它的理论基础、研究方法和理论关切点是由以威廉斯、霍加特、汤普森和霍尔等为代表的英国文化研究学者所开创和奠基的。文化研究学派吸取了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法国结构主义和文化霸权（Culture hegemony）理论，以及英国的激进思想，反对简单的“经济决定论”，主张文化和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主张将社会批判和政治介入当作核心任务和通过对文化现象的记录和阐释来进行社会批判，因此，他们致力于揭示文化在塑造社会意义上的作用，努力发掘社会统治阶级和被支配阶级的文化权力关系，张扬底层阶级和社会边缘群体争夺文化支配权的斗争，在文化研究和大众传播研究方面都作出了重要贡献。在文化研究方面，文化研究学派颠覆了传统文化定义，把文化视为一种普遍的、日常生活的产物而被广泛生产、分配与消费，文化不仅是特权精英的创造，而且是全体社会成员的体验与实践，从而超越了传统精英主义的文化观，将通俗文化、大众文化纳入了研究的视野，并给予了应有的肯定。文化研究学派的研究旨趣是文化政治，它把文化视为意识形态斗争的战场，致力于剖析文化与权力的关系。在大众传播研究方面，文化研究学派认为，现代大众传播是资本主义社会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发挥着重要的意识形态功能。它们从生产与消费两个角度来研究大众传播在资本主义社会推行霸权世界观和主导文化的问题，即研究大众传媒将社会事物“符号化”、“赋予意义”的过程和人们对媒介的使用以及对媒介内容的解读过程。在这方面，霍尔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在研究方法上，文化研究学派的学者主要采用文本分析、受众调查、符号学分析等方法。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