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动活跃的小学生.doc

多动活跃的小学生和平2015/6/21962年，我8岁，上了小学-凤城县师范附小。附小因为是干部子弟学校，所以占着县第二中学的三分之一教室，整个学校建筑为“工字形”，上面那个横就是我们学校的。这么多年来，它多次出现在我的梦中。现在，这所学校的老建筑已不复存在，被新的教学楼所取代了。附小的一年级到六年级，平行班两个班，一班尤为重中之重，我也被裹进了一班，学号是老师按每人出生时间由小到大排，我是20号。当时，作业本的封面必须标明学号，老师发作业本和每天早点名都不点名字，只点学号。学校的环境我很好奇，譬如，教室很大，同学很多，黑板也很大，是毛玻璃的，这些，我在托儿所从来没见过。做间操站排、走路，不许说话，在座位上要两只手背在后面，我很不习惯。这时，我们班主任殷凤娟老师便让从县实验幼儿园入学的几个同学做给我们看，还经常表扬他们，郝妮妮、刘小光、毕亚娜等，她们既漂亮又乖巧，因为他们的妈妈也是干部，所以，这几个同学无论穿着打扮还是举手投足都很高雅可人。我像没见过世面的小野孩子，经常偷眼看这几个同学的一举一动，好羡慕她们啊！但无论如何，这种高雅、清澈是与生俱来，我这个“丑小丫”仍旧是“丑小丫”，只不过是走进学校，长了见识罢了。才入学的孩子，每次站排都要嘁嘁喳喳好一阵，不是站错了位置，就是踩掉了鞋，有时，还有被别人推倒的，甚至还有当场哭的。我还算安稳，因为个子小，在女同学排里排在第三，不容易记错，也不能被挤倒，只是爱说话，经常被旁边同学曲玉斌捅胳膊，每次挨捅后，我赶紧闭嘴，下意识地抬头看站在排前面的殷老师看没看到我说话。有几次，正好与老师眼神相遇，吓得我脸腾的红到耳朵，心砰砰跳，赶紧低下头，只觉得脸和耳朵同时发热，生怕老师点我的名字批评我，幸运的是，老师一次也没点名批评过我，可能被我狼狈相给化心软了吧。经过一段时间训练，我慢慢习惯了被管束的环境，只要找到自己的位置，就赶紧站直看老师，老师每次都不说话，只是用食指竖着贴在嘴唇上，用严厉的眼神前后扫视着全班的同学，如果发生谁有问题，也不做声，只等着回到教室里，就把他叫到前面批评他。我感觉没有比站在前面挨批评再羞耻的事了，小小的自尊心驱使我学会了看老师的脸色行事。入学两个月，我记得是穿毛衣的季节，妈妈给我织了一件红色凤尾花毛衣大外套，5颗大白扣子非常醒目，尽管没有郝妮妮那样漂亮的裤子和鞋，但仅凭这件毛衣就给我添了不少自信。穿新毛衣上学那天，好多女生都向我投来羡慕的目光，下课后，郝妮妮还主动找我玩，并用手摸了好几下我的毛衣，我当时觉得心里甜滋滋的。因为有了漂亮的毛衣外套，我很快就能进入我们班漂亮女孩的圈子。从进入学校大门，我们就学习汉语拼音的声母和韵母，说是省教育厅在我们班搞的实验。一天下午，老师不所有声、韵母都写在黑板上，让我们一个人一个人到黑板前去念，全念对了，就说毕业了，可以出去玩，如果有一个念错的，就得很多座位上重新轮下一次。我是前几个一次性念对了就出去玩的，当老师说我毕业了的时候，我马上觉得自己长大了，忽然感觉我长到姐姐、哥哥那么大，长到师范学校预备老师那么大了，好像自己一下子就长大了许多，心中油然升起盼着毕业的渴望，并觉得“毕业”这两个字特别神圣。放学后，我心里一直揣着“毕业”这两个字走回家，在门口看到弟弟就告诉他们“我毕业了！”他们当然听不懂什么是毕业，看我兴奋的样子，他们还以为我得到了什么好吃的呢，两个人抢过我的花书包就往里面翻，看除了书本没有别的东西就又把书包扔在地下不管了。我捡起书包，进门就对妈妈嚷开了：“我毕业了，我毕业了！”当妈妈问明这么回事时，她连连说了两声：“好！好！”又在我脸蛋上轻轻掐了一下，这是妈妈对我最大的奖赏，我顿时觉得心里甜滋滋的，比吃了一块糖还满足。上学以后，我最羡慕的还有二年级以上同学带着的红领巾。有一天，老师对我们说：“同学们，你们想加入中国少年先锋队，戴上红领巾吗？”我们齐声回答说：“想！”“好！同学们，我们班今天选两个同学入队，我把他俩的名字写在黑板上，谁同意就举手，不同意就不举手。”然后，老师就在黑板上写上两个名字，一个是史明军，一个是曹静。他们俩不但学习好，还守纪律、讲卫生，我们全班同学都举手同意了。因为我也非常渴望入队，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够标准，急得我心里有种酸酸的感觉。当老师宣布史明军、曹静的名字时，举起双手带头鼓掌，在全班同学热烈的掌声中，我激动得眼泪都流出来了。好在，两周后又发展了第二批10个同学，这次有我的名字在里面，当全班同学鼓掌祝贺时，我又激动得流下了眼泪，这次是幸福的眼泪而不是着急的眼泪。戴上红领巾后，晚上睡觉都不愿摘下来，甚至星期天出去玩都要戴着。心里的那种满足，比穿那件红外套都强烈，感到满脸都是光彩。我还羡慕高年级饱满浑厚的歌声。在我们上课时，经常有高年级音乐课传进我们教室的歌声，他们每周都学一首新歌，这些歌，我们的音乐课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学到，而我们现在唱的都是简单的歌，歌声稚嫩还尖细，每到音乐课唱歌时，我都竭尽全力地喊唱，想着这样也能像高年级学生唱得那样浑厚有力。还羡慕高年级同学在课间跳的集体圆舞曲，这些都是师范学校的见习老师教的。那些个见习老师不到二十岁年龄，个个都很帅气、漂亮，这种圆舞曲在当时社会青年中最流行的。在小学里跳这种集体舞，只有我们附小才有。因为我们一年级小学生根本跳不上这种舞，只能上体育课的时候，老师组织我们站成一排看高年级同学跳舞，看了一会儿，就我我们自己的游戏，我们玩得最多的就是“丢手绢”，大家围一圈唱歌，有两个同学拿着手绢边跑边唱，偷偷把手绢扔在某人身后，若跑一圈回来，你还没发现身后的手绢，就会被这个丢手绢的同学推到圈里，为大家唱歌。还有一种“找朋友”的游戏，也是大家围成一圈，唱“找朋友”歌，圈里面有几个人踩着歌曲边跳边转，一遍曲终，圈里的人立即面向站圈的某个同学，做“找朋友”歌的动作，一曲完了，两个人互换位置，重新进行下一圈。当然，谁都希望自己能被当朋友找进圈里，不然总在外面当人架子，太没面子了。由于我入场的机会比较多，因此没有失落感，有时，我在场内时，还特意找那些丑孩子、脏孩子当朋友，让他们有机会进到场内跳上一圈，尽管平时我不愿理他们。到了一年级下学期，我们学校突然转来好多学生，原来两个平行班变成了三个，三个还装不下，又分到我们班十多个，他们看起来傻头傻脑，还有些脏兮兮的，这些同学，我一次也没和他们玩过。这学期，我们班有班干部了，有班长、学习委员、纪律委员、生活委员、文娱委员、卫生委员、旗手，总共有7个班干部。老师教着这几个班干部做自己该管的事情，我是最小的干部：旗手，就是只要在校内外活动中，有需要举各班队旗时，我便是那举旗的旗手，平时在班里没有出风头的机会，尽管如此，也还算是中队干部，臂上别上了两道杠的红臂章。虽然戴上了两道杠，我只愿让人看，不愿让人问，如果有人问我是什么委员，我什么委员都不是，只是个旗手，多丢人啊。一年级结束了，期末，每班要评选出5名校级三好学生，没想到我被评上了，奖状非常漂亮，是光面照相纸的质地，我除了看到这种质量的照片，从来没看见这么大一张照相纸。拿到奖状时，我除了喜欢这张特殊的相片奖状，心里更有了新的憧憬能把现在的班干部从第七变到第五就好了，到了第五，我就成了“委员”了，就是觉得旗手不体面。但不光有不体面，还真有体面的时候，那就是二年级的清明节，我们去祭扫烈士墓，当我们踩着校鼓号队的鼓点，路过县政府门前大街时，不少行人和到县政府办事的人都驻足观看我们以班为单位的一支支小队伍，当然在这一支支小队伍里，各班举着队旗的旗手最风光了。那天，碰巧被我们院邻居看见了，她指着我对旁边人喊：“这个是我们邻居老赫家的二姑娘！”她就像在鸡群里发现个猴子那样，大呼小叫。打这以后，她每次看见我都喊：“小干部，小干部！”打这以后，我再也不嫌弃这个“旗手”了。上到二年级时，我们家又搬家了，爸爸调到县京剧院担任党支部书记，我们家就搬进了剧院家属宿舍，这时一个礼堂改建的，差不多按十几、二十平方米间壁的房间，中间是走廊，两边是房间。我们家有一间南面的大房间和斜对门北面的小房间。这个走廊里总共住着9户人家，我家和王团长家住着两套，其余都住一套。家家都有孩子上学，每天早晨，各家的主妇都蹲在自家炉灶前边做饭，边唠家常，有时，我们边吃饭边听她们说那些我们有些听不懂的话，也有人制止能说笑话的人，说：“别瞎说了，这么些小孩子呢。”就有人回她一句：“怕什么，他们又听不懂！”爸爸最讨厌这些无知女人。因为他经常熬夜写材料，脑神经又不好，所以，我们上学的这几个孩子从来早饭不在爸妈房间里吃。我们住的走廊，像我们这么长的，在外院还有一栋，只是中间多出一栋横的房子，从中间把这两段隔开来，这个建筑格局是竖着的“T”字型，就在这“T”腿的中间，我们里院的人家出入就走“T”腿的肚子，水井的旁边，水井是手动式压水井（俗称“洋井”），一到冬天就把井芯拔出来，不然就冻死压不动了，如果谁家压完水忘了拔井芯，第二天一早，谁家缸没水了，就要用开水烫或用火烧井管子，缓井的人边干边骂大街，骂那个忘拔井芯的人家。但近三十户人家用这一个井，谁知道谁家是最后一个用的呢？我们里面院子的十几户人家共有一个厕所，不分男女，谁占谁算，厕所只用几块板横挡着，出口开在侧面，是前院人家的一堵墙，男大人如厕，经常露出一截脑袋，所以不会被人撞见，女人进去后，听见外面有脚步声，就赶紧干咳一声，把走到半路的人给截住。那时，我九岁多了，以为男性大人不用拉屎，只要站着撒尿就行，因为我看到站在厕所里露着脑袋的都是男人。如果这个厕所忙不过来，在外院靠近马路旁边还有一个公厕，这个公厕有时也很忙。因为我们剧团家属宿舍外面是武装部家属宿舍，是一排单行的房子，也有十多户人家，挨着我们“T”字头上的是武装部食堂，如果他们开饭的时间，我们路过食堂门口，总有解放军叔叔逗我们玩，尤其是管理员那个叔叔，又矮又胖，和爸爸年纪差不多，每次遇到我们，非得给他唱首歌才肯放过去。我们有时候觉得挺麻烦，有时也觉得挺好玩，真的几天看不到那叔叔，还要从食堂门缝往里张望，那时我们还够不到窗台上的玻璃窗，不能通过窗子找他。剧团家属宿舍可比河南住的地方热闹多了，每天清晨都有学员在宿舍或院子里“吊嗓子”、压腿、练功夫，晚上吃完饭，每人拿着自己的东西就赶着去剧团化妆。团里有一个唱青衣的才出徒不久的演员，叫李莉，她是妈妈的朋友，我们的干娘的侄女，妈妈把她当作亲戚一样，走得很近。其实，哪个演员不想和妈妈走近呢？我们叫她李莉姐，长得端庄漂亮，很像红灯记中的李铁梅，文革时期，她果真被省剧团调去演李铁梅了。我很喜欢她，爱看她说话和笑的样子，每天吃了晚饭，就去粘着她，无奈，她便带着我一起去团里化妆，去的次数多了以后，我变成了化妆室里的小打杂，经常帮着演员递这递那。然后前台开始演戏，我就跟着他们到舞台旁边的边幕里和准备上场的演员玩。这时，我已经不止跟李莉姐，而是和所有人都混熟了。有一次，我站在边幕后无聊的往台下看，无意间看到第三排坐着一个没有鼻子的人，觉得很奇怪，就拉过待场的淑华姐看，她一看就吃吃大笑，一会儿轮到她上场时，她可能还意犹未尽，刚对上几句台词，就笑个没完，还是对方演员有经验，用了巧妙台词打发她下了场，自己连说带唱算把这场戏掩饰过去。淑华姐下场后师傅问她怎么回事，她笑得说不出话，用手指着台下，师傅气得一脚把她踹倒在地，淑华姐倒在地下还是笑个不停，师傅把她从地下抓起来，啪-啪-打了她两个耳光，指着她脚底下喊：“跪下！”这时淑华姐止住笑，眼泪却涌了出来，她不敢让眼泪淌脸上，怕冲了妆，仅用衣角沾了一下，就憋住了哭，我知道自己惹祸了，便偷偷躲到角落里哭，然后悄悄从剧团后院溜回了家。还好，这件事没让爸爸知道，不然我肯定会挨打。从这事以后，我再也不敢去剧团里混了。64年，我10岁了，一些现代戏开始在爸爸的组织下，在剧团里上演。我记忆中第一部是雷锋，由李莉姐扮演雷锋，她剪了男式头发，仍然靓丽清爽，这个戏我才会看懂，原来只听得古装戏咿咿呀呀，以为古代人都是唱着说话呢，根本不知道这叫京剧剧种。第二部戏叫红心向党，是凤城自编的，反映凤城浴池搓澡师傅的感人事迹。还有当时戏曲界流行的夺印、丰收之后，这些戏，我开始能看懂后，经常在和小伙伴玩的时候，溜达出几句戏中的台词来，引得大家都想多说几句戏中台词，就连我班同学都让我引得为了学习几句台词，特意让家长领去看戏。当时的剧团是事业单位，但在经济上要自负盈亏。团里经常到营口、鞍山、辽阳等城市演出，有时，走一次要一个多月时间，这期间偶有回凤城探亲的演员，总要到我家来送些糖果点心之类。对于这类事情，爸爸有严格指令，不许妈妈和我们动一下，记住谁送的东西，等剧团回凤后一并送还人家。一次，我和两个弟弟在家看着一盒包装漂亮的糖果，实在馋的扛不住了，就用我削铅笔的小刀，在盒子下面划开个口子，抠出3块糖，我们仨偷着吃了，第二天我们又偷一次，直到盒子空了，它还保持着完整包装，这事爸爸回来才被发现，我们仨个一起挨了批评，我还差点挨了打。这期间，我还记得，团里人常讲，他们每次出去演出都是满载而归，有一次竟然装了一麻袋钱回来，就为这事，“文革”时爸爸挨批斗时，还成为一条罪状，说是“金钱主义”。从我家到学校的路上，有个小评书馆，是两口子开的，年龄大约四五十岁，男的叫“刘大麻子”，女的叫“大紫茄子”，是听评书的人给起的，听起来名字很俗，其实，两个人都很端庄，说的评书绘声绘色，又有一副好脑筋，书里的情节、诗句都背诵流畅。我们一路放学的两三个同学，经常扒门缝听书，因为进屋要拿钱才行，心里总是琢磨不透，这么两个会说评书的人，怎么叫这么难听的名字呢？后来才听大伙说，这两个名字原来是他们讲的评书里的人物名。那时，和我最要好的同学叫刘小光，她爸爸是工业局长，她小妹妹和慧一样大，都在县实验幼儿园。每天下午放学，我俩要一块去接孩子，她从来不说“接”字，谁问她上哪，她就说“拿小燕！”她说这话时，我想，慧要是有个小动物的名字就好了，我也能不用说接，直接“拿什么什么”。因为幼儿园比家远，而且要过县城的主要马路，我俩走路远了，就有些无聊，经常调皮的学着路上走路特殊的人走路的样子。有一个漂亮的阿姨，推一个小孩推车，穿高跟鞋、裙子，走起路来，身板挺拔，脖子上像安了弹簧，脑袋微颤，目不斜视，整个路上就属她最抢眼，每当我俩去幼儿园的路上，碰见她时，就提前摆好架势，学着她的样子，跟在她的身后走一段，逗得路人偷着笑。当她警觉到一回头，我俩就若无其事地好好走路。时间一长，这个咬强的阿姨便改变了路线，她往后一个胡同上正街，躲开我俩走，后来，被我俩发现后，我俩也改变路线寻找她，玩了一段时间觉得没意思了，便放弃了她。姐姐、哥哥已经上中学了，他们每天上晚自习，只有星期日我们才能在一起。姐姐在家里休息，就像小妈妈一样，一边干活一边管着我们。14岁的时候就跟妈妈学会了织毛衣，然后，我们姊妹几个的没有、袜子就由姐姐一手织成。9岁时，姐姐开始教我学织袜子，织袜子的白线是妈妈拿回来的劳动保护线手套，乳白色的由多股细线组成的粗线，在我这生手织出来的袜子又紧又硬。经过几个月的时间，我终于完成了我第一个织品-白线袜子。通过织袜子，我学会了针织的基本手法以及正针、反针、加针、并针这些基本针法。当我第一次穿上自己织的袜子和同学显摆时，没有一个不羡慕的。我们几个要好的同学每天放学都带着自己的针线到我家里来织袜子，星期天时，姐姐还帮着她们“分脚跟”、锁边等。她们都喜欢姐姐，因为姐姐除了会织东西外，长得也漂亮，尤其是姐姐有一双黑色编袋高跟鞋，是一个演员送给姐姐的，因为姐姐是学生，根本不能穿，所以，那双高跟鞋就成了我们伙伴最爱玩的一个高级玩具了，只要姐姐和家人不在，谁来到我家都想试穿那双高跟鞋，有时，我还偷着打开妈妈的箱子，翻出一条白色印浅绿花的绸围脖，搭在脖子上，踩着高跟鞋，扭来晃去，学着电影里看来的小姐、太太的样子，逗着大家笑，然后，每人再穿戴、表现一遍。我们觉得这可比“跳房子格”、“跳皮筋”好玩多了。只是，我和姐姐在一起学活的时间太短了。64年，我刚上三年级，姐姐初中毕业考入了师范学校，为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农村是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参加学校组织的第一批应届优秀毕业生、团干部，由校团总支书记（胡恩科老师）带队下乡的团队，她放弃了学业，为城市青年做出了榜样。记得当时省报对女生下乡锻炼有过一篇专门的报道，县城照相馆橱窗里陈列着姐姐在农村果园摘苹果时的大幅照片，她为我们家添了光彩。他们公社的党委书记（朱国立）每次来县里开会，都和爸爸见一面，表扬姐姐如何如何表现好，还夸姐姐给其他干部子弟起了好的带头作用。其实，姐姐下乡这件事是给爸爸心头压了一块石头，爸爸怎么能舍得正值花季的姐姐荒废学业呢？只是，学校做工作的时候，爸爸正带剧团在外演出，没来得及与姐姐交流此事。到后来，社会有工农兵学员新事物时，爸爸为姐姐几经周折重又让姐姐读了师范，圆了爸爸的梦想，也算是还了对姐姐的愧疚，但这已经是十年后的事情了。63年3月5日伟大领袖毛主席向全国人民发出了“向雷锋同志学习”的伟大号召，那时，我快上二年级了，对学习雷锋的理解就是做好人好事。为了能得到老师表扬，每天都想找好事做，可是，帮老人拿东西，根本拿不动，又没有钱帮助别人。因为有一天老师表扬了一名同学放学帮值日生扫地，我们就抢着扫地。老师表扬同学拾金不昧，我就把给妈妈买酱油剩的二分钱交给老师说是捡来的，总之就想得到老师表扬。从62年开始，蒋介石就叫嚣要反攻大陆。姐姐是中学生，她从同学那听来不少关于潜伏特务的事，她说，潜伏下来的特务多数都是修鞋的、磨剪子、锯缸锯盆的小手艺人。我听这些又好奇又害怕，每次在街上看到这些都绕着走。我班同学丁文丕家住的地方是我们几个同学上学顺路，每天中午上学时，走到她家门口就喊一声：“老丁头-”（校外喊她的外号），她就出来和大家一起走。有一天中午，我们照例喊：“老丁头-”，大家一起喊，没想到从屋里出来个老头，腰间扎着皮围裙（时下修鞋的都这副打扮），他驼着背，边答应边往外走，原来他是丁文丕的爷爷，这是真正的老丁头，大家吓得转身便跑。以后，我们再也不去喊丁文丕上学了，也不愿和她一起玩了，因为也许她的爷爷就是潜伏下来的特务。雷锋有一张照片，是他在擦拭一辆解放牌汽车前盖时照下的，这张照片还印在我们买的田字格本、算草本的封面上。两三年时间里，我们满眼都是这些画片印刷品。忽然有一天，听人说，凡是这个画面的本都不能用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印刷品印的解放汽车头里暗藏着蒋介石的头像，然后，就有人会指出印刷品中哪块是蒋介石的头，哪块是嘴，哪块是鼻子，说得神乎其神。这个假想的蒋介石可把我们吓坏了，没用完的本子封面头痛撕掉，姐姐帮我把这些封面全换上电影海报。因为叔叔是电影放映员，家里电影海报很多，有的同学也想得到几张电影海报，还故意讨好我，我就经常拿出几张给大伙分。由于印刷品引起的蒋介石风波，不少人又在其他画里也能找到蒋介石画像的影子，蒋介石这个名字吓得我只要天黑就窝在炕上，连地都不敢下，晚上睡觉把头朝脚底下那头，不然，就觉得蒋介石站在炕沿边瞅着我。二年级放暑假了，开学我就是三年级学生了，往常学校图书馆借给我们低年级同学的书是以画报、连环画、小人书为主，这次，我向老师借了本“大书”（其实是本中篇少儿读物小说），书名是小马官和大皮靴叔叔，这是我看的第一本大书，里边有好多生字不认识，那时，我已经学会了查字典，开始看的时候，不认识的就查出来，然后标上拼音，后来看进去了，被书中的情节迷住了，索性把字典扔在一边，把不认识的字顺杆溜，顺着意思绺就得了，最后终于从头到尾看完了一本书，这时，我觉得自己已经是一个大学生了，为自己你看完一本厚书而自豪。在家庭学习小组写作业时，我经常给大家讲书里看到的事情，大家也听得津津有味，有时正讲得起劲，引得大家兴趣大发，我却戛然而止，为什么？并不是评书馆里故意留下的噱头-“且听下回分解”，而是我仅看到这，往下没看，就没得讲了。后来，等我看完这本书后，又传了好几个同学，才把书还回了图书室。上了三年级我陆续读了欧阳海之歌、林海雪原、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等。当时，我们班最能看书和讲书的就属我和刘小光了。每天中午到校后，我们在操场上找个地方坐下，就会围拢来十多个人，听我们宣讲。三年级一开学，学校就从三年级学生中培养了学校鼓乐队的补充队员了，因为高年级的队员要陆续毕业离校。每个班选出三男三女，男的吹小号，女的打大鼓或小鼓，我们班三个女的有我、刘小光、许晓莉，我的个子最矮。每周六下午不用上课，训练一下午，一年后才正式出场，记得第一次有活动，我们上街“亮相”时，正巧被哥哥看见了，他回家讥笑我说：“你们的小鼓队打出的鼓点像下饺子一样，噼里啪啦的。看你那小个，在后面走路都要跟不上趟了，还能打鼓？！”我心里也在犯核计，如果我再不快点长个，早晚有一天会被学校鼓乐队“刷”下来。这是1966年了，因为有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学校鼓乐队不知沾了“封资修”哪一条，无声无息就不再活动了，我也就不用担心长不长个的事了。其实，就算不在小鼓乐队了，我也在乎自己长个。长个的事除了遗传因素，很重要一点就是锻炼。我可能运动细胞不发达，校内外的各项运动都表现极差，从小学到中学，在运动会所有项目上都没沾过边，就是没当过运动员。记得，十岁左右女孩子玩的游戏只有几种：跳皮筋、跳绳、跳房格、踢毽子、打口袋，所有这些游戏都是两帮对垒，先有两个高手“钉钢锤”，一个个把参加的人选入自己帮内，我不管玩什么游戏，都不用参入选帮，因为哪帮都不愿要我，她们又轰不走我，只好让我当“烧火”的，就是轮到哪帮上来玩，都得有我，我玩得不好，自己掉下来，就在旁边等着，等这帮全掉下来，那帮上场时，我再跟那帮闹腾，反正不用摇绳，也不用扯皮筋，简直就是个小无赖，也是小伙伴给足了我面子。说到运动会，插一句中学时的事：记得上中学一次运动会，我真的当上了运动员，因为每人只能报三个项目的比赛，我们班有几个强项都安排满了，剩下个“三项全能”没人能安排，也不想在这项目上拿分，班长便安排我上这个项目，仅这一次，竟在全班乃至全校留下话把了。等我把这“三项全能”比完回班里后，老师问我比第几，我信誓旦旦地说：“第三！”全班同学竟然为我鼓掌，老师还是有点怀疑，又问一遍：“你到底拿第几？”“第三啊！”我仍若无其事地回答，边回答老师，边回到自己的位置坐下来，多疑的老师又看着我座位问：“几个人比赛啊？”“三个。”我回答得很认真。“哗-”，全班同学哗然大笑，一向严峻的老师也忍俊不禁大笑。我倒不觉得可笑，本来就是第三，本来就是三个人嘛。过后，我去同学家玩，就连同学家长都用这件事打趣我，还有别的班的老师挖苦学生时，经常用我这个典故：“就三个人比赛，比了第三还挺光彩，其实就是倒第一！就像某些同学，差点倒第一，还不知愁！”不过，我还真没为自己体育全无能而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