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史学的公共面向和大众参与.ppt

当代史学的公共面向和大众参与曹操墓认定风波的初步分析邵鸿,近十余年来，社会大众对历史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兴趣，出现了所谓“大众历史热”。这不仅表现在有关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书籍、杂志、影视作品、讲座、网站的“跑火”，也表现在许多非专业人士不甘于只是作为被动的阅读者，积极地投身历史探索和撰述中，一批象“当年明月”、“赫连勃勃大王”那样的通俗历史著作的业余写手大受欢迎，确立了自己的社会影响和地位。,更值得注意的是，一些人进而开始对专业历史学家及其工作成果提出质疑和挑战，有的甚至引起了社会的高度关注，成为社会公共事件。这方面最突出也是最近的一个例子，就是目前仍未结束的曹操墓认定风波。,曹操墓认定注定将成为当代中国文化史上一个标志性事件，其所具有的丰富历史和文化内涵很值得探讨。我将通过对这一事件的分析，着重对当代史学的公共面向和大众参与问题谈一点思考。,一、曹操墓认定风波的基本经过和特征,年12月27日，河南省文物局在北京公布一项重大考古发现：曹操高陵在河南安阳县西高穴村得到考古确认。,据其介绍，高陵的考古发掘工作，前后历时一年。此前国家文物局两次邀请国内有关专家对考古成果进行座谈、论证，专家根据文献记载、墓地位置、墓葬形制、出土器物、人骨鉴定等多方面资料，得出上述结论。经报请国家文物局，向社会予以公布。,但次日，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袁济喜教授就对记者表示现在下结论“为时尚早”；文物收藏家马未都也接连发表博文和答记者问，质疑证据的真实性。,随之，一些学者相继表示了怀疑的意见，而各种媒体特别是网络上巨大的质疑声更是倾泻而出。截止年月日，仅“曹操墓吧”有帖文篇，认为曹操墓为假。,月日，河南省文物局召开“曹操高陵考古发现说明会”，邀请7位专家学者就有关情况回应社会质疑并回答媒体提问。,此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前所长刘庆柱以及唐际根、蒋赞初、高蒙河、齐东方、郝本性、王宇信、赵超、梁满仓、王子今等一批著名考古、古文字和历史专家也出面表态肯定，回应质疑。,年4月，中国秦汉史研究会、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首度联手，在安阳召开两会会长联席会议，对高陵予以肯定。,月，由考古队负责人潘伟斌执笔的河南安阳市西高穴曹操高陵一文在考古学权威杂志考古正式发表。,9月中旬，出席“汉代城市和聚落考古与汉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的专家学者就近实地考察了西高穴大墓，据报道，他们在座谈中肯定了发掘工作的规范性和科学性，认为西高穴2号墓就是曹操高陵。,而早在月，曹操高陵已被评为“2009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诸多权威人士和国家文物局的认定，不但没有平息纷争，反而在网络和各种媒体上出现了一浪高过一浪的质疑和指责。反对人士还召开会议，将质疑推向高潮。,月日，来自全国各地20余名“反曹派”人士齐聚苏州，在由河北邯郸古邺文化研究会、安徽亳州三曹文化研究中心等单位共同主办的三国文化全国高层论坛上，共同声讨曹操墓认定系“河南版周老虎”，并要求中国国家文物局取消曹墓“2009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资格。会议提出作为认定主要证据的出土石牌铭文“魏武王”的称谓不合理，鲁潜墓志文字有问题，是曹操墓系伪造的有力证据;论坛组织者倪方六并称，河北人士闫沛东手里握有曹操墓造假的“铁证”，将择机公布。,平心而论，曹操高陵的认定，有文献和文物共同构成的较多证据，因此虽然该墓多次被盗，也仍存在着一些有待研究的问题，但我个人认为该墓为高陵的可能性很大。,西高穴二号大墓与文献较为契合，虽已多次被盗，仍有多件文物出土，若干肯定性的证据形成了共同指向，特别是多块快刻有“魏武王常所用”的石牌、石枕等物，尤为重要。而且随着考古工作的进展有利的证据还在增加，比如陵园建筑遗迹、泥质瓦鼎的发现等。,明确提及魏武帝陵和高决桥的后赵鲁潜墓志，年出土于西高穴村附近。,但鉴于考古工作尚未完成，有关报告亦未发表，仍有一些疑问未能得到满意解答（比如史籍中记载曹操卞后死后从葬高陵，但墓中两位女性尸骨都较年轻，与卞后年约七十不符;又如墓中出土铜印印文究竟应为何字，对于确定墓主关系重大，等等），故我将该墓称为“很有可能是曹操墓”。但百分之百地肯定该墓的认定，恐怕也是不够严谨的。,关于是否存在有意识的造假行为，除了出土文物的可靠性得到越来越多的研究认定外，还可基于以下两个根据予以否定：第一，该墓整个考古工作有详细的的考古记录，这些记录业已得到众多专业考古学家的检验认可，这种记录和地层证据否定了所出文物是现代埋藏的可能;,第二，作为一个涉及众多人等的大事件，如果确实存在造假，这将是一个极其巨大的工程，要想做得天衣无缝而不暴露是不可能的。但迄今除了阎沛东漏洞百出、已被证明纯属伪造的一份“铁证”外，我们没有看到和听到任何一点揭密，反倒是质疑者的依据绝大部分难以立足而被不断驳倒。,对阎氏所谓“铁证”的最有力的否定见曹定云驳高陵二号墓“魏武王铭刻造假说”（中国社会科学报年月日，第四版）。阎出据的证明说块石牌是有人到南阳订制而后一次性埋入墓中的，但实际情况是石牌考古发掘出土者为件，另有刻铭石枕件，另外还有件石牌则系从犯罪分子手中缴获;而且发掘所获石牌出土于墓内不同地点和地层，有的还破碎散处，根本不可能是现代一次性埋入。另外石牌文字内容既出人意表而又经得起推敲，如“挌虎”、“行清”、“圃床”、“慰项石”、“胡粉”、“竹簪”等，绝非现代文物制假者所能为。,可以肯定地说，以造假为中心的质疑是站不住脚的，真正可商榷和质疑的地方并不在此。,本次事件的特点一是质疑者人数众多，声势盛大，态度激烈。迄今网上有关高陵认定言论中赞成的仍是少数，处于明显劣势。“反曹派”不仅质疑考古工作者提出的几乎所有证据，而且质疑地方政府和国家文物局的表态和举措。在质疑被证明多不能成立时，质疑者仍然不肯放弃己见并坚持不懈地寻找各种信息中的破绽。他们的目的是要证明整个事件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骗局，是文物考古界的“周老虎”事件。事情已经远超越于学术争论，以至有人要以性命相赌,更多人则建议司法介入。以往，还没有任何一个考古和历史文化论题有过如此众多而激烈的反对派。,二是网络成为主要质疑平台。虽然各种媒体大量刊发有关文章，但网络文字数量最多，语言也最为尖锐激烈，成为最大的事件推手。,三是非专业学者和普通民间人士是质疑的主力。这里首先必须指出，质疑者中其实是有一些真正的行内专家的，著名考古学家徐苹芳，武汉大学考古学教授杨宝成，河南师大教师、魏晋史博士张国安，四川大学历史学教授方北辰等人可为代表。,徐、杨二人强调考古定性必须慎重和依照规范，反对在有关发掘和研究工作尚不充分的情况下仓促认定，但不质疑资料证据造假。据了解，在历史学和考古界持有徐、杨两位类似立场的学者并非个别。他们的意见体现了学者的严谨和对学术规范的高度尊重，是值得尊敬和重视的。,张国安著有颠覆曹操墓一书，详细考察了该墓的各种考古信息，是迄今“反曹派”文字中最严肃也最具专业水准的著作。该书根据该墓规格与洛阳发现的曹休墓相似等现象，提出墓主人不应是曹操而当是魏末帝曹奂。,他还曾著文指出以唐代以前没有“黄豆”一词，因而墓中所出“黄豆二升”石牌有假。,两墓结构、规模、内涵、身份等级上有明显差别，而汉代已见“黄豆”一词。严辉：曹操墓和曹休墓的比较研究，中国文物报年月日;邬俊：从东汉王侯墓葬相关制度看西高穴大墓墓主身份，曹操墓事件全记录。王子今：曹操高陵石牌文字“黄豆二升”辩疑，光明日报年月日。,方教授据文献记载和墓中出有疑似“奂”字铜印亦主张曹奂墓说。方、张二人的观点，虽然有些论据已被证明是错误的，但亦具有学术分寸和意义，对有关研究是有助益的。他们主张的“曹奂说”，是唯一可以对曹操高陵说产生挑战的学术观点。,这些专家和认为整个事件是一个弥天大谎的“反曹派”不同（杨宝成还特别强调他不是反曹派以示区别），他们重视的是在现有资料条件下，如何科学认识和评判已有资料。这是真正的学术争论，因为这种争论在以往学术研究中是常态现象，因而他们并非此次事件的真正主角。,“反曹派”的主体，无疑还是社会上的普通人，但从动员和影响力看，其中坚力量或者说头面人物，则还是一些可称之为非专业学者的人士。称学者，是因为他们大都对文史某些领域有所研究，拥有一定的学术职衔乃至是教授、博导而不同于普通民众;说非专业，则是他们都不是考古学和汉魏史的专门研究者。虽然在个人专门研究的范围内还是有一定建树或成绩，但事实也表明，对于并不真正熟悉的考古学和汉魏历史，他们中的一些人确实说了一些外行话，表现了过头的胆量和自信。,比如文化学者倪方六说，曹操在世时下人都称他为武帝，“魏武王”的称呼很可疑，连“武帝”是曹丕篡汉以后给其父的谥号都没搞明白。,书画鉴定专家李路平说，曹墓石牌上的“武”字和鲁潜墓志上的“岁”字，两字所从“止”均作“山”，为当时所无，且出于一人之手，必伪无疑，也明显与事实不符。,李说之误，首先在与石牌上“武”字所从其实就是“止”而非“山”;其次在汉魏之际，二字隶书从山的也并不少见;而牌、志文字差异是很大的，不可能出于一人之手。（参曹定云驳高陵二号墓“魏武王铭记刻造假说”，中国社会科学报月日，第版;再驳曹操墓争论中的四种“造假说”，同上，年月日;蔺岩汉魏之际碑刻中“武”字的写法，中国社会科学报年月日，第版。）最近李路平又撰有鲁潜墓志为新造确有依据一文（中国社会科学报年月日，第版），重申此说而未对批驳作出回应。,有人以存在“简化字”否定鲁潜墓志，还有一位巴蜀文化研究者语出惊人地提出墓主人是曹魏名臣常林，更让人啼笑皆非。,被称为“四川知名学者”的钱玉趾大胆推测“常所用”的“常”是指常林。,不难发现，“反曹派”人士多是责人甚苛而于己甚宽。至于阎沛东，则还不能和上述诸人相提并论，此人不过证明，质疑者中确有一些别有用心之人。同时也提示我们，骗子也可以以打假的面目出现。总之，我们大致可以把本次对曹操墓认定的质疑风波视为一次非专业人士向专业人士的挑战。,四是质疑对社会公众起到了较大影响，有关专家的威信和话语权被严重动摇。尽管有关专家和部门已经做了非常明确的表态，但质疑声音之大，令社会公众普遍心存疑问。新华社评论员亦撰文曹墓真伪：专家“了断”没用，唯有证据能断，要求“学术界在地方的公关和利诱面前保持冷静，不要被其逐利冲动所利用”。在公众舆论中，以往受到社会尊重的考古和历史专家，成为倍受质疑的“砖家”。,二、原因分析高陵认定由一起考古事件发展为至今波浪未息的社会公共事件，恐怕是所有人都始料未及的，其原因值得深思。,首先当然是曹操墓的特殊性。一是曹操在中国历史和文化中有其特殊地位，因而其陵墓的发现必然倍受关注;而曹操传统的奸诈形象和长期流传的七十二疑冢传说也使一般人很容易怀疑发现的真实性。二是曹操墓已严重被盗，缺乏完整的考古学证据，因而尽管现有证据表明墓主人很可能为曹操，但毕竟不能说是绝对肯定。这应是导致社会上诸多质疑的主因，如果该墓未经盗挖而为科学发掘，这场风波自然无由而起。,其次是当前社会大环境所至。时下造假欺诈普遍，各种“伪专家”层出不穷，政府和社会公信力下降，大学校长、教授抄袭剽窃亦屡屡发生，使得人们已经难以轻易相信政府、学术专家的诚信从而保持信任和尊重。深知文物造假手法之奇诡难料的马未都，说出不要轻信的话绝非信口开河;而当地方政府宣布将开发高陵旅游，又有人算出经济效益可观，则正好让怀疑的人们找到了造假动机，认定考古已为地方利益和商业利益的绑架。,三是社会成员表达诉求愿望的高涨和现代传媒环境变化的推动。在中国这个急剧变迁的社会里，初步脱离了物质贫困但社会权利仍然相对缺乏的大众从体力劳动者到学生、白领、知识精英等，具有巨大的宣泄情绪、展示自我、表达对社会和政府的不满和诉求的需求，而现代媒体特别是互联网，为他们提供了绝好平台。在这巨量主体共享的平台上，以往很小的事情如今常会掀起舆论浪潮，产生巨大社会影响。对于曹操墓这样一个极具吸引力而又确有疑窦的题材，引发汹涌声浪是很自然的。,何况近年来发生的以“周老虎事件”为代表的一系列成功打假事件，事实上已极大地鼓励了社会人士的打假热情。,四是曹操墓认定的有关工作本身存在不足。无论是考古工作者还是政府主管部门方面，值得检讨的地方很多。其一，在考古工作还不够充分，墓室尚未清理完毕，发掘资料未能全面、系统地整理、研究，正式的发掘简报也没有发表的时候，就急忙以新闻发布会的方式公布认定结果，而且表述绝对，不留余地，这个情况是反常和不妥的。,曹操墓发掘开始之前，有关人员就发表文章称“这里就是曹操墓”，其前后所引用材料又屡见失误，无论如何不能说是严谨科学的态度。,是因为曹操墓的重大学术价值使主其事者失去了平常心，抑或因其经济效益巨大有来自地方政府方面的推动？我们不得而知。但有关方面不够慎重、急于认定的态度，至少可说是有关认定受到公众广泛质疑的一个推手。,其二，政府主管部门对高陵认定论证的组织和信息公布亦有欠缺。目前社会上能看到的专家论证意见，多来自发布会和媒体报道，而且都是肯定的。我们看不到权威部门组织的论证中有哪些专家出席，他们的具体意见如何，有无反对和保留意见，对徐苹芳先生等专家的不同意见如何看待等等信息，这是非常令人遗憾的。,在高陵风波中谨言慎语的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魏晋室主任朱岩石研究员。,考古大家宿白先生缄口不言，并不赞成过早地将高陵评为年度十大考古发现。,其三，对不同意见和公众舆论的应接方式或有简单失当之处。虽然“反曹派”确有批评不当、不懂装懂甚至故意搅局的，但事实表明，过于强调考古和历史研究的高深，斥责批评者的资格和用心，以教训口吻和愤怒相刺代替平静理性的释疑解惑，并不是网络时代在一个受到广泛关注的社会事件中落水出石、明辨是非的有效方式。,也许我们还可以举出其他一些原因，如这一风波中显然也有河南、河北等省争夺名人的微妙因素助推。也有人指出，“三国文化全国高层论坛”背后有地产商的推手，借此来炒作地产和所购文物。,曹操墓认定风波，早已超出学术范围而成为一个社会公共事件，背后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和根源。这种广泛的公众质疑，一方面无疑在向政府和社会发出警示，必须进一步推动改革，增加和保障公民权利，建立社会诚信，促进社会的良性循环和发展;另一方面，它也向考古以及历史学人提出了一些必须深长思之的问题，如果仅仅将其看成是一些无知外行甚至别有用心之人的闹剧而嗤之以鼻，就可能会犯历史性的错误。,三、专业史学工作者应有的反思从广义来说，考古学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枝，因此对曹操墓这一考古事件的反思，当然可以也更应该从历史学的广度来进行。我想，至少以下三个方面是值得深思的。,第一，在变化了的时代和社会面前，历史学家应该如何看待广大民众和非专业人士对历史及相关研究的关注和积极参与？,以我之见，中国的历史学大致以战国为分界，经过了神学史学和政治史学两个阶段。前者追求了解神意，“知天心去就之机”并为贵族世袭政治服务，后者则强调了史学的镜鉴教化作用，史学著作成为服务于封建专制主义和官僚政治的教科书。,而当代伴随中国社会的巨大转型，城市化、民主化和互联网社会正逐渐形成，中国历史学由此开始了它的第三期发展大众史学时代已经到来。,大众史学最根本的特征其基本功能不再是仅仅为某些特定社会阶层或集团而是全社会公众服务关切人民的生活、利益与需要把大众的主动参与视为自己发展的基本原则和条件。,借用美国公共史学家的说法，就是不仅要让历史回归到公共领域和公众生活中，而且要让公众参与到历史的解释中来，赋予他们解释历史和发出声音的机会。（王希公共史学在美国，中国社会科学报年月日，第版。）,大众史学将摆脱传统的政治史学和精英史学的支配而走向真正的以人为本。台湾周良楷先生表述为：“HistoryofthePeople,forthepeople,bythepeople”。,当前社会公众对各种通俗史学作品和许多历史问题之关注和喜爱，以及越来越多的非专业人士试图进入史苑发出声音，展示自我，乃至于挑战专业人士的话语权，其实正是这一趋势的反映和体现。尽管这种表现有时竟然是以一种近乎蛮横和和不讲道理的形式出现。,尽管非专业人士的史学表现往往有着明显不足，如基础不牢、率性失谨、低俗化等等，这些先前已屡受垢病的现象在这次曹操墓认定风波中有更突出和典型的表现;但我们更须从中看到大众史学时代到来的消息与必然，看清历史科学及其话语权不应该，事实上也已不再是少数精英的专利。,不管专业历史学者喜欢还是不喜欢，都必须放弃贵族式的优越感和歧视心态，直面、欢迎并主动适应这一现实，尊重公众的历史发言权和撰述权。,第二，历史学家们应该如何与社会与民众互动？,既然史学研究不再是少数人的专利，因而在很多问题上，专业历史学者不仅要尊重公众的发言权和撰述权，而且也要有充分的精神准备，面对可能来自社会公众不同于传统学术批评的质疑和批评。这种质疑和批评，今后将越来越成为史学研究难以摆脱的外在环境。,为此，不仅研究工作应该更加严格遵守科学规范，成果公布也应更加慎重，而且当这种质疑和批判发生时，亦应有足够的理性态度加以因应，冷静、理性地摆事实、讲道理，回应批评，指出其中错误或无知处。,“西高穴大墓是不是曹操高陵之争，从根本上说是一个学术问题，而学术问题的解决应当采取学术讨论的方法，即摆事实，讲道理，平心静气，平等民主地讨论问题。参与讨论的各方，可以是专业工作者，可以是业余爱好者，也可以是普通民众。至于结论是否正确，不在于提出这一结论所用的时间长短，也不在于这一结论的提出者是谁，而在于是否拥有可靠、充分、科学的证据，在于是否拥有严谨而完整的证据链。”白云翔光明日报年月日。,这一方式，是学术争鸣求得真理唯一正确的路径和规则，更是专业学者必须坚持并示范于社会公众的。来自社会的质疑挑刺，有利于考古和史学工作者把问题想得更周全，减少错误疏漏，完善论证。即使是片面甚至荒谬的批评，也可促使专家必须以更有力的证据和更清晰的方式来证明自己工作的科学性，这同样可以促进史学研究的进步和发展，并有利于专家权威的树立。因此，大众的参与和话语权提升，是历史学进步的动力和标志。,下围棋的人，要学会对付欺着。对一些不讲道理的批评和问题“江湖话”），专家应该知道如何正确应对。,我并非主张专业学者在社会公众面前要学会世故、知错不纠，相反，对各种似是而非的观点和认识学者们有责任加以批评指正，对涉嫌欺骗社会公众者也应该据理揭露和“打假”（如考古学家曹定云用充分的事实和逻辑揭露阎沛东），这同样是对社会和公众负责所必须。,这很自然地提出了专家有责任和义务来普及知识，引导和教育社会公众的要求。当一些专家抱怨公众无知无畏的时候，应该想到，这种“鸡同鸭讲”的尴尬和隔阂，其实和多年来专家学者们忽视和放弃了自己的社会责任是有关系的。,当许多学者为影视文学艺术中“戏说”历史泛滥而痛心疾首时，人们会问：为什么我们的专家、教授们不以“正说”去加以规正和替代，消除其消极影响并满足社会的需求？,历史学家如果不能树立新的意识，从象牙塔中走出，努力以适当形式和内容的历史叙述服务社会，与大众分享自己的研究成果，尊重并帮助公众的历史参与，为提高大众素质有所作为，则专家经常受到公众冷落和误解，乃至被假专家羞辱和添堵的现象，恐怕就难有改观。,即以考古学而论，在西方国家已经得到较大发展的，以面向公众、普及知识为宗旨的公共考古学，给我们提供了范例。在我国，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北京大学均成立了公共考古中心，它们和一些文博单位已开展多种公众考古活动，虽然刚刚起步，但意义重大。,我个人非常赞赏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在今年月举行的“聚焦曹魏高陵”公共考古论坛，这个论坛不仅对质疑中表现出来的“外行话”表示了理解，而且认为这和以往考古工作者只注意了对考古成果的介绍，而对考古工作是如何进行的，经过那些程序和过程从而得出结论和认识，则从未向公众介绍过。,论坛主持人说：“这是我们考古工作者没有尽到责任，在这方面社会知识是缺失的。”可惜这种活动和话语在整个高陵认定风波中还是太少了。,而从历史学的角度来说，在美国以及台湾地区蓬勃发展的公共史学，同样值得借鉴。在这方面，我们应该很好地学习台湾地区的同行。在台湾，公共史学或大众史学已经蔚为风气，高校的课程设置、各类培训班和专门研讨，以及以民众参与为特色的“社区总体营造”、“大家来写村史”等计划的推广和所谓“地方文史运动”，使台湾草根历史文化研究得到蓬勃发展，史学与民众的距离被有效地拉近。这些做法，在大陆还很少听说，更乏实践。,所以，当前发展公共史学教育，普及科学的历史知识和方法，是更好地发挥历史的功能，提升历史学的层次实现范式革命的重要路径，是当前历史学家一项极为重要的工作和责任，也是历史学真正走向繁荣的必要条件。,第三，历史学家们应该如何做好自己的本分，为社会的良性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决定着将来的命运”。鲁迅,在当前这个急剧变迁的时代，中国社会面临着诸多巨大的挑战。能否应对好这些挑战，决定着中华民族未来的前途和命运。历史学家肩负着特殊的社会责任。历史学家理应坚持自己严谨求实、秉笔直书、重视史德、贯通知变等优良传统，做好本职之事，以良史奉献于社会。,而当下，历史学家不但不能充当“伪专家”和利益集团的代言人，而且尤其应坚守学术的良心和底线，抵制权力和市场的侵蚀，应严谨扎实，不懈努力，在向世人传输历史智慧和文明营养的同时，向社会展示实事求是的品格与学术求真的基本法则，重新确立和维护学者的公信力，从而为社会的良性循环和发展作出自己的特殊贡献。这可能是今日历史学家服务国家与社会最重要的职责和存在价值。,以往我们似乎更多地注重了史学智慧增益和文化传播的功能，而忽视了其科学方法和史家道德的社会教化作用，今天对此则应有更多的自觉和坚持，这是曹操墓风波给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如此说来，在新的社会条件下，历史要求于史家的，首先仍然是专业传统的坚持和发扬，这也是历史学家实现上述两方面的转变或进步的根本前提。,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