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前端芯片企业公司法与公司制改革

泓域/射频前端芯片企业公司法与公司制改革射频前端芯片企业公司法与公司制改革目录一、 公司基本情况3二、 产业环境分析4三、 行业下游应用市场情况5四、 必要性分析8五、 传统理论对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相兼容的否定8六、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提出13七、 国有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发展阶段19八、 传统国有经济管理体制的形成与弊端23九、 公司法的起源与发展25十、 中国公司法的历史与现状27十一、 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资本组织形式29十二、 现代公司制度的特征与历史作用31十三、 “协作群生产”假说与企业等级制36十四、 企业被看做是市场交易的“内在化”40十五、 企业的基本特征41十六、 企业制度的历史演进43十七、 项目基本情况48十八、 法人治理结构50十九、 项目风险分析63项目风险对策66（一）政策风险对策66目前，国内有良好的宏观经济政策，但还需要把握机会，抓住国家目前鼓励符合产业政策项目建设的机会，让项目尽快进入实施阶段。66一、 公司基本情况（一）公司简介未来，在保持健康、稳定、快速、持续发展的同时，公司以“和谐发展”为目标，践行社会责任，秉承“责任、公平、开放、求实”的企业责任，服务全国。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既是实现经济、环境、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实现企业自身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既是顺应经济社会发展趋势的外在要求，也是提升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内在需求；既是企业转变发展方式、实现科学发展的重要途径，也是企业国际化发展的战略需要。遵循“奉献能源、创造和谐”的企业宗旨，公司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依法经营、诚实守信，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以人为本、构建和谐企业，回馈社会、实现价值共享，致力于实现经济、环境和社会三大责任的有机统一。公司把建立健全社会责任管理机制作为社会责任管理推进工作的基础，从制度建设、组织架构和能力建设等方面着手，建立了一套较为完善的社会责任管理机制。（二）核心人员介绍1、马xx，中国国籍，1977年出生，本科学历。2018年9月至今历任公司办公室主任，2017年8月至今任公司监事。2、钟xx，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1961年出生，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2002年11月至今任xxx总经理。2017年8月至今任公司独立董事。3、夏xx，中国国籍，1976年出生，本科学历。2003年5月至2011年9月任xxx有限责任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2003年11月至2011年3月任xxx有限责任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2004年4月至2011年9月任xxx有限责任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2018年3月起至今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4、莫xx，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1959年出生，大专学历，高级工程师职称。2003年2月至2004年7月在xxx股份有限公司兼任技术顾问；2004年8月至2011年3月任xxx有限责任公司总工程师。2018年3月至今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总工程师。5、万xx，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1970年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2012年4月至今任xxx有限公司监事。2018年8月至今任公司独立董事。二、 产业环境分析建设高质高效、持续发展的经济发展强市。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增长，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实体经济不断壮大，质量效益明显提高。创新驱动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科技创新能力明显增强。区域协同发展取得明显成效，开放型经济达到新水平。产业强市成效显著，项目建设鳞次栉比，传统产业优化升级，新兴产业蓬勃兴起，现代农业和服务业迅猛发展、蒸蒸日上，市域综合经济实力和影响力迈上新台阶。建设生态良好、环境优美的秀美生态城市。城镇化进程进一步加快，中心城区综合服务功能大幅提升，中小城市和特色小城镇格局基本形成，城镇化率达到60%以上。生态文明建设加快推进，具备条件的农村基本建成美丽乡村。节约型社会、循环经济深入发展，主要污染物减排如期实现省下达目标任务，森林覆盖率大幅提升，环境质量明显改善，经济、人口与资源环境相协调的发展格局初步形成。三、 行业下游应用市场情况1、智能手机行业根据Gantner数据，2020年全球智能手机总出货量为13.79亿部，其中5G手机的出货量为2.13亿部，5G手机的渗透率约为15%。根据IDC预测，2020年至2025年全球智能手机行业出货量的年复合增长率约为3.6%，2021年全球5G智能手机出货渗透率将超过40%，预计到2025年将达到69%，可带动5G智能手机产业链规模的快速扩容，射频前端将大幅受益于智能手机市场的结构化变动。2、物联网行业2020年5月7日，工信部下发关于深入推进移动物联网全面发展的通知，要求建立NB-IoT（窄带物联网）、4G（含LTECat.1，即速率类别1的4G网络）和5G协同发展的移动物联网综合生态体系，在深化4G网络覆盖、加快5G网络建设的基础上，以NB-IoT满足大部分低速率场景需求、以LTE-Cat.1满足中等速率物联需求和语音需求，并以5G技术满足更高速率、低时延联网需求。5G通信的特点包括高速率、低时延和海量连接，除了5G智能手机市场外，5G将在更多依赖蜂窝无线通信的场景发挥巨大优势。4GLTE通信的最低时延大约为10ms，5G通信将时延大幅降低至低于1ms，可实现高速实时控制，保障通信的可靠性和可用性。5G定义了大规模机器通信的5G网络切片技术，提供了大规模接入的无线通信能力。从长期来看，万物互联的需求持续爆发，5G将广泛应用于物联网市场，在行业应用方面形成了包括工厂、矿山、港口、医疗、电网、交通、安防、教育、文旅及智慧城市等10个领域的应用场景，各行业的应用逐渐聚焦于直播与监控、智能识别、远程控制、精准定位、沉浸式体验和泛物联网等6个通用能力，5G终端模组已成为5G赋能行业化转型的关键领域。一方面，5G与行业应用深度融合催生多形态的泛智能终端，以AR/VR、机器人、无人机、摄像头、无人配送车等为代表的5G新型终端将重构以智能手机为主的传统移动终端市场；另一方面，5G行业模组市场将随5G行业终端市场的增加呈现井喷式增长，低成本芯片/模组的研发具有向行业物联领域渗透及规模应用的趋势。在4GCat.1主要面向中等速率、语音、移动等刚需场景，NB-IoT主要面向低速率场景。根据EricssonMobilityReport发布报告，2021年至2027年蜂窝物联IoT连接需求预计将从2021年的19.39亿台增长到2027年的54.93亿台，年复合增长率为18.95%；其中4G/5G宽带通信物联网IoT连接数量从2021年的8.66亿台增长到2027年的22.08亿台，年复合增长率为16.88%。根据中国工业与信息化部发布的2021年通信业统计公报数据，截至2021年底，三家基础电信企业发展蜂窝物联网用户13.99亿户。关于深入推进移动物联网全面发展的通知明确要求在物联网领域2G/3G退网，低速率、中低速率的物联网连接需求向NB-IoT、4GCat.1迁移。IoTAnalytics的调研数据显示，2020年全球蜂窝物联网模组市场规模为31亿美元，受新冠疫情的影响同比下降了8%，但中国地区逆势上涨，蜂窝物联网模组出货量同比逆势增长14%，其中海外市场中Cat.1模组的出货量份额为23%，而中国市场在疫情影响下仅用1年时间将Cat.1的份额从0突破至12%，增速极快。随着物联网时代的到来，蜂窝物联网需求将大幅攀升，将有力推动对射频前端的需求增长。四、 必要性分析1、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项目的投资，引入资金的到位将改善公司的资产负债结构，补充流动资金将提高公司应对短期流动性压力的能力，降低公司财务费用水平，提升公司盈利能力，促进公司的进一步发展。同时资金补充流动资金将为公司未来成为国际领先的产业服务商发展战略提供坚实支持，提高公司核心竞争力。五、 传统理论对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相兼容的否定（一）西方经济理论对公有制的排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中国经济改革的目标模式；国有经济与市场经济如何兼容，是决定国有经济改革方向的前提。然而，传统的经济理论对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兼容问题，明确予以否定。其理论依据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一些西方经济学家从公共产权不能实现配置效率的角度，否定了国有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兼容，认为私人产权制度是市场经济的基础；二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否定社会主义存在商品经济的角度，排除了在社会主义制度中引入市场机制的可能性。我们先来看看西方学者的观点。从亚当斯密开始，就坚守这样一个信条，认为私人是财产的最好监护人，私人产权比其他产权安排更有效。此后，不仅私有制是市场经济基础的观点为所有西方学者普遍接受，而且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教义被录入所有西方国家的宪法。现代产权经济学在论述“社团产权”（与我们所说的公有产权有同样的内容）时指出：“由于社团产权在社团内部不具有排他性，因此，这种产权常常给资源的利用带来外部影响。空气是公有的，结果个人并不对排放有害的气体负责，造成污染。另外，也会造成过多的人使用资源的拥挤现象。”0为了说明私人产权比公共产权更有效，他们常常列举“公地的悲剧”的命题。假定有块公共所有的草地，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地在公地上放牧。由于对每个社会成员来说，在该地上放牧的成本为零，根据需求曲线所表示的价格与需求量成反比的关系，对牧场的需求将尽可能地扩大，草场上拥挤的牲畜将导致过度放牧和土地资源的破坏。“这个结论像一个希腊悲剧一样，按照一个无情的逻辑得到一个悲惨的结局。”“公地的悲剧”在现实中的实例是很多的，如原始森林的过度采伐，海洋里鲸鱼被滥捕等。而相反，如果在公地上可以设置私人产权，则可以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对美国沿大西洋和墨西哥海岸的牡蛎养殖场的研究，被西方学者认为是证明私人产权比公有产权效率高的一个有趣例证。美国的一些州规定，在水下的牡蛎属于公产，任何人不得排斥他人捕捞；另一些州则规定，私人可以向州租用水下区域，获得排他性的养殖权和部分转让权。这样，就可以在基本相同的条件下比较公有产权与私人产权的效率。结果发现，确定了私人产权的州，牡蛎养殖者的平均收入比原先要高出50%。也有些西方学者认为，对公有产权的谴责也不能以偏概全，因为导致“公地的悲剧”的原因是自由使用，所以，只要国家和政府对公地的市场约束加以限制，就能防止悲剧的发生。例如，国家公园是公共所有的，但需要付费才能进入，并对游客做了种种制约，“公地的悲剧”也就没有在国家公园内发生。多数西方学者认为，国有经济只应进入那些私人企业无法进入或不愿进入的行业，如公用事业、社会福利事业、国防工业、航天工业等，以弥补“市场缺陷”。总之，多数西方经济学家是从效率的角度否定公有产权，否定国有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兼容。但是，这些观点与市场经济的现实情况存在较大的差距，因为在一些西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毕竟存在着或多或少的国有经济。（二）社会主义理论中的反市场传统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是否还存在商品经济呢？马克思和恩格斯做出了否定的回答。按照他们的分析，商品经济是私有制和社会分工的产物，商品交换的实质是私人生产者之间的劳动交换关系。因此，当社会主义实现了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私有制被公有制代替以后，商品市场就自然消亡了。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在一个集体的、以生产资料公有为基础的社会中，生产者不交换自己的产品；用在产品上的劳动，在这里也不表现为这些产品的价值，不表现为这些产品所具有的某种物的属性，因为这时，同资本主义社会相反，个人的劳动不再经过迂回曲折的道路，而是直接作为总劳动的组成部分存在着。”马克思和恩格斯除了论证社会主义消灭商品经济的必然性之外，还对实行计划经济的历史意义做了高度的评价。他们把计划对市场的替代，同消除人的异化、实现彻底的自由和解放，以及人类从动物界向真正人类历史的飞跃联系起来。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个体生存斗争停止了。于是，人在一定意义上才最终地脱离了动物界，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人的生存条件。”“一直统治着历史的客观的异己的力量，现在处于人们自己的控制之下了。只是从这时起，人们才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由此可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商品经济消亡的理论，是有充分的理论依据的。他们比其他任何学派的学者都更深刻、更敏锐，也更早地认识到了市场经济的缺陷，认识到了在全社会进行计划调节的必然性。他们对于资本主义市场文明的批判至今发人深省。但遗憾的是，他们由于受历史的局限，没有能够得出一个更加科学、更加现实的构想来。他们对刚刚产生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面对市场经济出现的许多严重弊病，如严重的经济危机、工人阶级的贫困化、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等，过早地得出了商品经济就要消亡的结论，同时也过高地估计了人的自觉性和计划调节的能力。此后，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绝对不能相容，就成为一条马克思主义的定律被沿袭下来，消灭商品经济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项重要任务，而社会主义的生产便被描述为一家集中管理的、自给自足的社会大工厂。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对工厂式的社会生产做了非常有名的说明：“全体公民都成了一个全民的、国家的辛迪加的职员和工人。全部问题在于要他们在正确遵守劳动标准的条件下同等地劳动，同等地领取报酬。对这些事情的计算和监督已被资本主义简化到了极点，而成为非常简单、任何一个识字的人都能胜任的手续进行监察和登记，算算加减乘除和发发有关的字据。”实际上，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由斯大林完成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也是这一时期确立的。其基本特征是：（1）决策权高度集中于中央政府；（2）金字塔式的阶层组织机构和射线式的垂直管理体制；（3）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式的指令性计划；（4）以实物管理为主的计划编制和经济核算；（5）在国有经济内部，货币的作用处于被动状态。值得指出的是，尽管商品货币关系在斯大林模式中的作用，很小，但它毕竟被保留下来了。六、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提出当东欧国家先后展开经济改革之时，中国却进行了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中国对于社会主义市场问题的认识，是从1979年经济改革后才开始的。中国的改革不仅起步晚，而且起点低，改革是在没有系统理论的基础上展开的。然而，在短短的十几年里，中国的市场理论和市场化改革一起，跨越了其他国家二三十年所经过的历程，完成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同时，中国正在探索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初步找到了国有经济与市场兼容的具体形式。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一）“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阶段中国改革之初，首先把希望的目光投向了东欧，决心仿照他们的市场化改革。但由于传统体制的影响根深蒂固，所以人们十分谨慎地对待市场问题。1979.年3月，陈云同志提出“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模式。这一思想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几乎被引入这一时期的所有重要文献。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报告中更加明确地指出：“我国在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有计划的生产和流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主体。同时，允许对于部分产品的生产和流通不作计划，由市场来调节，也就是说，根据不同时期的具体情况，由国家统一计划出一定的范围，由价值规律自发地起调节作用。这一部分是有计划生产和流通的补充，是从属的、次要的，但又是必需的、有益的。”并提出，要“正确划分指令性计划、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各自的范围和界限”。（二）“有计划商品经济”阶段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第一次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理论，标志着我国对于社会主义市场问题认识的一个重大突破。决定指出：“改革计划体制，首先要突破把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明确认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利用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我国计划体制的基本点可概括为：“第一，就总体说，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即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而不是那种完全由市场调节的市场经济；第二，完全由市场调节的生产和交换，主要是部分农副产品、日用小商品和服务修理行业的劳务活动，它们在国民经济中起辅助的但不可缺少的作用；第三，实行计划经济不等于指令性计划为主，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都是计划经济的具体形式；第四，指导性计划主要依靠运用经济杠杆的作用来实现，指令性计划则是必须执行的，但也必须运用价值规律。”同时，决定还明确指出：“增强企业活力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要依照所有权同经营权适当分离的原则，扩大国有企业的自主权。“要使企业真正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具有自我改造和自我发展的能力，成为具有一定权利和义务的法人。”这些规定，确定了我国国有经济改革的基本思路，即国有企业的改革，绝不搞私有化或各种形式的“企业所有制”，而是采取所有权与经营权“两权分离”的模式，承认国有企业的法人地位，以适应发展有计划商品经济的要求。当然，这一思路当时还很不成熟，还需要以后的改革实践来不断充实。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一决断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是惟一正确的选择。（三）“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阶段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报告在有计划商品经济理论的基础上，对社会主义市场机制问题进行了新的概括和说明。报告指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在这个问题上应该明确几个基本观念：（1）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本质区别，在于所有制不同。（2）必须把计划工作建立在商品交换和价值规律的基础上。国家对企业的管理应逐步转向以间接管理为主。（3）计划和市场的作用范围都是覆盖全社会的。新的经济运行机制，总体上来说，应当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报告还指出：“社会主义的市场体系，不仅包括消费品和生产资料等商品市场，而且应当包括资金、劳务、技术、信息和房地产等生产要素市场；单一的商品市场不可能很好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社会主义的市场体系还必须是竞争的和开放的，必须积极而稳妥地推进价格改革，理顺商品价格和各种生产要素价格。要逐步建立少数重要商品和劳务价格由国家管理，其他大量商品和劳务价格由市场调节的制度。”在国有企业改革方面，报告强调：“按照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原则，搞活全民所有制企业。”报告指出，全民所有制企业不可能由全体人民经营，一般也不适宜由国家直接经营。实行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使企业真正做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是建立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十三大对于“两权分离”，原则的贡献是，提出“实行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具体形式，可以依产业性质、企业规模、技术特点而有所不同。”应当不断改进和完善现行的承包制和租赁制；继续试行股份制，一些小型国有企业可以有偿转让给集体和个人。如果结合十二大以来的改革实践，就不难看出，以两权分离为原则的国有企业改革取得了重要成果，传统体制已基本被打破，企业参与市场竞争的能力不断提高。特别是当时普遍实行的承包制，以契约的形式明确政府与企业的责任与权利，使企业的法人地位得到加强，企业的市场意识和法制观念大大提高。（四）全面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阶段1992年春天，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问题做了精辟的论述。他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这个精辟论断，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做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使我们在社会主义与市场的兼容问题上的认识有了重大的突破。同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大正式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们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使经济活动遵循价值规律的要求，适应供求关系的变化；通过价格杠杆和竞争机制的功能，把资源配置到效益较好的环节中去，并给企业以压力和动力，实现优胜劣汰；运用市场对各种经济信号反应比较灵敏的优点，促进生产和需求的及时协调。同时也要看到市场有其自身的弱点和消极方面，必须加强和改善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党的十四大的召开，标志着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进入了全面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阶段。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做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全面系统地阐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和大力推进市场化改革的具体部署。特别是决定对“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论述，更是引人注目。决定指出：“以公有制为主的现代企业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发展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是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其基本特征，一是产权关系明晰，企业中的国有资产所有权属于国家，企业拥有法人财产权，成为法人实体；二是企业以其全部法人财产权，依法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对出资者承担保值增值的责任；三是出资者按投人企业的资本额享有所有者的权益和承担有限责任；四是企业按市场需求组织生产经营，政府不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五是建立科学的企业领导体制和组织管理制度。决定还指出：“国有企业实行公司制，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有益探索。规范的公司，能够有效地实现出资者所有权与企业法人财产权的分离，有利于政企分开、转换经营机制，企业摆脱对行政机关的依赖，国家解除对企业承担的无限责任；也有利于筹集资金、分散风险。”这些论述表明，在中国确定建立市场经济的同时，也确定了与之相适应的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从而把两者紧密地结合起来。这样，中国的经济改革经过十几年的风风雨雨之后，在计划经济中引入市场机制的改革最终变成了对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否定，谱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篇章。七、 国有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发展阶段我国国有企业的改革采取了循序渐进的方略，大致经历了“放权让利”、推行承包制、试行股份制和以“三改一加强”为中心的总体改革这样四个发展阶段。1.第一阶段（19791984年），是以“放权让利”为基本内容的改革，由试行利润留成到推行经济责任制。国有企业改革是从1978年10月开始的，首先在四川重庆钢铁公司等6家企业开始，制定了14条扩权措施。1979年7月，国务院颁布了关于扩大国营工业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的若干规定、关于国营企业实行利润留成的规定等5个文件。到1980年，扩权试点单位已有6000多家，占全国国有企业总数的16%，产值的40%，利润的70%。1984年5月，国务院又做出了关于进一步扩大国营工业企业自主权的暂行规定。以“放权让利”为特征的改革，对传统体制并没有多少触动，它带来的经济效果，只是旧体制内潜能的释放。2.第二阶段（19851991年），依照“两权分离”的原则，逐步推行了以承包制为主的各种新的管理体制。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标志着我国的经济改革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决定提出，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是转变企业经营机制的改革方向。国有大中型企业可以采取各种形式的承包经营责任制，同时也可以试行股份制。承包经营责任制是在保持国家所有制的前提下，实行两权分离、改善企业经营管理、转变企业经营机制的一种企业管理制度。它的基本原则是：包死基数，确保上缴，超收多留，歉收自补。它的具体形式有五种：（1）两保一挂，即保上缴国家税利，完不成包干指标，要用企业自有资金补足；保技术改造项目的完成；工资总额与实现税利挂钩。（2）上缴利润递增包干，即上缴利润按一定比例逐年递增。（3）上缴利润基数包干，超收分成。（4）微利、亏损企业的利润包干或亏损包干。（5）行业投人产出包干，即把大企业与国家财政的分配关系用承包办法确定下来，促使行业多收多得，用于行业发展，国家不再投资。承包制自1987年5月在全国推广以后，曾对国民经济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承包制还以契约的形式界定了政府与企业的职责，冲击了政企不分的旧体制，扩大了企业自主权。但是，承包制还只能是一种过渡的改革形式，它自身也存在着许多难以克服的矛盾和局限性：（1）承包制不能根本解决政企职能不分的问题。在承包制中，政府与企业之间首先是上下级的隶属关系，其次才是契约关系。（2）承包制缺乏规范性、客观性。承包指标要由主管部门与企业“一对一”的谈判来确定，实行“一户一率”，无客观标准可言。（3）承包制把旧的管理体制以契约的形式固定下来，与市场化改革、以经济手段进行宏观调控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4）承包制强化了企业的短期行为。（5）承包制实际上只能包盈，不能包亏，当企业亏损时，企业实际上没有能力“自补”。此外，承包制重新实行了“税利不分”，这是对“利改税”改革的倒退。3.第三阶段（19921995年），以“理顺产权关系”为核心，加快股份制试点改革。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在1984年12月由北京天桥百货公司率先试点，然后在广州、上海、沈阳等地进行试点，到1992年初，全国股份制试点企业已有3220家，其中89家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了股票。1992年6月，国务院五个部门发布了股份制企业试点办法，就股份制企业试点原则、股份制企业组织形式、股权设置、试点范围等做出了规定。此后，有关部门还制定了股份有限公司试点办法、有限责任公司试点办法，以及股份制企业会计制度、股份制试点中的国有资产管理等一些暂行规定。特别是1994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公布，标志着我国股份制改革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4.第四阶段（1996年至今），实施以“三改一加强”为中心的国有经济总体改革方案，把国有企业的改革同改组、改造和加强管理结合起来。在1995年召开的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上，提出了“三改一加强”的国有企业改革总体方案，党的十五大和十五届四中全会使之进一步完善。其主要内容是：（1）力争到20世纪末大多数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初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到2010年建立比较完善的现代企业制度。（2）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要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和所有制的调整结合起来，坚持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3）着眼于搞好整个国有经济，通过存量资产的流动和重组，对国有经济实施战略性改组。（4）加强企业管理，建立科学的组织和管理制度，提高企业整体素质和活力。（5）加快国有企业的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6）实行鼓励兼并、规范破产、下岗分流、减员增效和再就业工程。加快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7）改善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结构和减轻企业社会负担。（8）建立权责明确的国有资产管理、监督和营运体系，建设高素质的经营管理者队伍。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对国有资产的监管体制做出了如下规定：“建立健全国有资产管理和监督体制。坚持政府公共管理职能和国有资产出资人职能分开。国有资产管理机构对授权监管的国有资本依法履行出资人职责，维护所有者权益，维护企业作为市场主体依法享有的各项权利，督促企业实现国有资本保值增值，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建立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和企业经营业绩考核体系。积极，探索国有资产监管和经营的有效形式，完善授权经营制度。”，国有经济新的整体改革方案的提出，包括新型宏观管理和监督体制的建设、中观国有经济布局的战略调整以及微观层次的“三改一加强”，表明我国国有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已从重点突破转入综合配套改革的新阶段。八、 传统国有经济管理体制的形成与弊端我国传统的国有经济管理体制形成于“一五”时期。由于当时工业建设的重要性，以及资金、技术力量和经验的不足，对重点项目实行集中管理。中央各部门负责工业项目建设，而地方政府除了积极支援国家在当地的重点项目外，主要是管理农业，抓农业合作化、稳定物价和人民生活。由于建设项目是以中央各部门“条条”管理为主，投产后也由中央管辖，这就为此后的“政企不分”的格局奠定了基础。这种体制虽经几次“放”与“收”的变动，但其基本框架一直没有改动，并在实践中逐步固定下来。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最根本的弊端是政企职能不分，政府既是公共权力主体，又是市场经营主体，使政府行为和企业行为都被扭曲。传统管理体制的特征如下：（1）中央政府根据社会生产的行业划分建立相应的行业性主管部委，这些部委集行业管理和国有资产管理于一身，分别管理各个行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和分布在本行业的国有企业；（2）各级地方政府仿效中央政府设置组织机构，并对地方所属国有企业同样享有控制权，从而使国有资产处于“条块分割”的状态；（3）由中央政府负责制定全国统一的国民经济生产计划（还包括产品价格和工资水平），并以指令性计划的形式层层分解到各个国有企业；（4）国有企业成为政府的附属物，成为单纯地执行计划的生产单位，缺乏必要的生产经营自主权，难以作为市场活动的主体；（5）政府对国有企业进行行政性管理，企业按规模大小，比照政府部门确定行政级别，企业领导由上级主管部门任命，并享有相应政府官员的政治待遇和经济待遇。这种计划经济体制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和“一五”期间，曾对我国的经济恢复和发展起过积极作用。但随着经济建设逐步走上正轨，经济建设的任务和环境日趋复杂，这种体制的弊端也日益明显。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政府管理企业的目标多元化，导致企业的利润目标不突出；（2）企业自主权不能落实，法人地位得不到保证；（3）.政府对企业承担无限责任及按企业规模定行政级别，诱使企业努力追求规模最大化而不是利润最大化；（4）政府作为垄断的政治权力直接进入市场，必然形成各种人为的、政策性的垄断，使市场机制受到压抑，影响了市场机制的作用和资源配置效率；（5）“条块分割”所造成的地方和部门的割据现象，阻碍了资产的流动和重组。九、 公司法的起源与发展（一）公司法的调整对象与作用公司法是规定公司的设立、组织、活动与终止的法律规范。公司法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的公司法指以单行的法律法规形式存在的有关法律；广义的公司法还包括上述法律之外的其他有关法律。公司作为一种社会集资设立的企业，它的活动对社会公众经济利益和社会经济秩序的影响较大，因而公司法的强行规范较多。公司法的调整对象，是公司在运作过程中所发生的有关当事人之间的各种经济关系，以及它们的具体权利与义务。包括：（1）国家对公司的经济管理关系，简称公司与政府的关系。如公司的设立审批登记、股票发行与上市的审批程序、确定公司会计准则与财务报告格式、公司的清算与终止程序等。（2）公司内部关系。这是指公司发起人之间、发起人同其他股东之间、公司管理人员同职工之间的关系，以及公司内部管理机构建制等一些重要原则问题。（3）公司对外经济关系。这是指公司与除政府之外的其他经济组织和个人之间的关系。公司对外经济关系的范围很广，其中，与一般企业相同的对外关系，国家已有相关的法规作出规范，如反不正当竞争法等。这里所指的是公司特殊的对外经济关系，如公司同债权人之间的关系、股东同债权人之间的关系、公司同认股人之间的关系、母子公司之间的关系等。公司法同其他任何法律一样，起着对社会活动进行规范和调节的作用。首先，公司法直接作用于人们的行为，通过命令、禁止、允许和提倡等方式，使人们在公司的设立、组织与经营活动中行为规范化。其次，公司法通过对人们行为的规范，调整与公司相关的各种社会经济关系，保障公司和其他有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促进经济发展。（二）资本主义国家公司法的沿革资本主义国家公司法的沿革，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1）特许阶段。19世纪以前，西方各国基本上没有统一的一般性的公司法，公司的设立都经由皇室或议会特许，发给一些组织特许证，然后便可组建公司。皇室的特许证上盖有国玺，规定了公司的性质和权利，以及股东的责任范围。国会也可以通过特许法案允许设立公司，这些公司大多与公用事业有关。（2）一般性公司法阶段。自19世纪开始，西方各国陆续制定一般性公司法。原来在国会颁布的各种特别公司法令中，本已包含了许多普遍适用于所有公司的一般性规则，这为制定一般性公司法创造了有利条件。英国于1844年制定联合股份公司法，允许不按特许方式组织，而通过注册方式成立有法人资格的公司，但股东要对债务负无限责任。1856年，确定了这类股份公司的有限责任原则，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里程碑。此后，英国的公司法又频繁修改。法国于1867年颁布了单行的公司法。德国于1892年颁发了世界上第一个有限责任公司法（实际上是关于两合公司的法规）。（3）公司法内容的更新与国际化。进入20世纪，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公司制度迅速普及并向国际化发展。各国公司法适应这种变化，在立法内容上不断更新，并加强了国际化的趋势。例如，公司法的内容更加与现代市场经济相适应，各国公司法的条款越来越朝着统一化、国际化方向发展。十、 中国公司法的历史与现状（一）旧中国的公司立法中国最早的公司法是清末光绪年（1903年）颁布的公司律。它共有131条，对合资公司（相当于无限公司）、合资有限公司（相当于两合公司）、股份公司（相当于股份有限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相当于股份两合公司）分别做了规定。辛亥革命后，1914年，北洋政府制定公司条例，也是规定了无限公司、两合公司、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两合公司等四种公司。1929年，中华民国政府制定了公司法，这是中国现代一部比较完整的公司法，是台湾地区现行公司法的基础。1940年又制定了第一个有关有限责任公司的立法。（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司立法新中国成立后，于1950年颁布了私营企业暂行条例，规定了前面所提到的五种公司形式。1954年又颁布了公私合营工业企业暂行条例。但在1957年社会主义改造之后，传统的私营公司和公私合营公司较长一段时间内在中国内地消失了。从1961年开始，按行业组建了一些专业性生产公司和销售公司。1964年，在工业、交通系统试办托拉斯联合公司，但这些公司基本上是公有的“行政性公司”。80年代初，随着改革开放，这种公司更是大量涌现。到80年代中期，中央不得不三令五申地进行清理整顿公司的工作。与此同时，我国开始了部分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试点工作。自1992年5月15日起，国家体改委、财政部等单位陆续须发了股份制企业试点办法、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有限责任公司规范意见等15个文件，股份制改革随即在我国掀起热潮。1993年12.月29日，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正式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自1994年7月1日起施行。这是我国股份制改革进程中的一个划时代的里程碑。在总结我国公司制建设和改革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2005年10月，新的公司法由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8次会议修订通过，并自2006年1月1日起施行。（三）我国公司法的立法体系我国新的公司法分13章219条，全面规定了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这两种公司的设立、组织与活动的有关问题。我国公司法采取了“总一分一总”的结构方式。第一章为总则，规定立法宗旨、公司定义、公司法律地位、管理体制、活动原则等基本问题，以及关于公司的设立、名称、投资等各种公司通用的法律制度；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和第五章，分别对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责任公司的设立、组织机构、股权转让、股份的发行与转让做出规定；第六章至第十章共五章，分别对两种公司形式通用的公司高管人员的资格和义务、公司债券、财务和会计、合并与分立、公司解散和清算等问题做出规定；第十一章规定的是外国公司的分支机构，第十二章讲的是公司运作中涉及的法律责任，第十三章是附则。这种结构既突出了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的特出规定，又避免了条文上的重复。十一、 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资本组织形式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要努力寻找能够极大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形式。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有利于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有利于提高企业和资本的运作效率，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不能笼统地说股份制是公有还是私有，关键看控股权掌握在谁手中。国家和集体控股，具有明显的公有性，有利于扩大公有资本的支配范围，增强公有制的主体作用。这是对公有制理论和股份制的经济性质所做的精辟论断。如止所述，马克思虽然是针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股份资本进行研究的，但他已经说明股份制的本质是一种联合起来的“社会资本”。将这一论述运用到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生活，必然得出股份制也是公有制可以采取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的结论。实际上，股份制的性质应是一种混合所有制，其中的股份可以是公有的，也可以是私有的，还可以是二者兼有。股份制本身不存在着“是公是私”、“姓社姓资”的问题，关键要看谁掌握着控股权。中央明确规定，要对国有大中型企业进行规范的公司制改革，这为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指明了方向。有些人将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革同英国国有企业的“私有化”，相类比，认为无论如何操作，股份制改革最终是将一些国有企业的整体或部分产权改变为私人的股份。但是，只要这些国有资产是按照合理的市场价格出售的，就不会造成国有资产的流失，这里改变的只是国有资产的存在形式。而且，国家还可以将这部分出售国有资产得到的资金，再投入国有经济应该加强的领域。所以，从个别企业来说股份制改革存在着“私有化”，过程，而从国有资产的总体来说并没有实行私有化。需要说明的是，钱德勒所讲的“现代企业”与我国在国有企业改革中所提出的“现代企业制度”，两者的含义是不尽相同的。二者的共同之处是都强调了资本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但二者也有不同之处。我国所说的现代企业制度，主要是从企业的资本组织制度出发的，强调要由国有独资的形式改革为股本“多元化”的公司制；而钱德勒所讲的现代企业，主要是从企业的管理体制出发的，强调现代的大型企业应实行“多部门”.的企业管理模式。按照钱德勒的定义，一般的中小型的股份公司还称不上现代企业，只有少数大型公司特别是全球化经营的跨国公司，才是典型的现代企业。显然，这与我国提出的国有企业改革所要建立的“现代企业制度”的含义是不相同的。我国提出的现代企业制度的含义，主要是指公司制，包括股份有限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此外，还可以包括股份合作制等适应现代市场经济要求的企业制度。十二、 现代公司制度的特征与历史作用（一）现代公司制度的特征股份制作为典型的现代企业制度，同其他企业制度相比，具有如下特征：1.股份公司具有企业法人资格，使股权的分散化与经营权的集中化统一起来，从制度上保证企业运作效率的提高。公司可以以自己的法人名义从事各种经济活动，享受民事权益，承担民事义务，这与合伙制企业有根本的区别。2.股份制实行有限责任原则，锁住了投资者的风险，这是股份制得以广泛进行社会集资的先决条件。股份制企业以公司的资产对公司债务负清偿责任，股东仅以自己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这使得股东的投资具有了独立性，与个人的其他资产分离开来。这与个人独资企业、合伙制企业的无限责任明显不同，股份公司的信誉不是靠其无限责任来维护的，而主要是靠其雄厚的资产实力来维持的。3.公司实行出资者所有权与法人财产权相分离。这种两权分离实际上分为两个层次：一是股东会与董事会职权的分离；二是董事会与总经理之间的职权分离。公司的股东享有重大事项决策权、高层管理人员任免权和收益权；董事会是公司常设的权力机构，负责执行董事会的决议，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活动则由总经理负责执行。4.股份采取了股票形式，股票一般不可以退回，但可以交易。股票是一种虚拟资本，即资本的“纸的复本”，它可以使资本价值形态所有权与实物形态控制权发生分离，使股权的分散化与生产的集中化统一起来。同时，股票的自由流动可以进一步分解投资者的风险，也有利于产权重新组合和产业结构的调整。5.股份公司的运作要求规范化和法制化。股份公司的本质是一种社会资本，为了保护广大投资者利益，制止欺诈行为，就必须加强对股份制的立法管理。目前，从公司的股票发行、公司设立，到公司的财务管理、股票交易、公司的终止，都有严格的法律条规加以约束。6.股份制实行公平、公正和公开的“三公”原则，体现投资者之间和股东之间的平等原则。一方面，股票的发行与交易要实行“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使社会投资者拥有平等的认购股票的权利；另一方面，股份公司的运作过程也要体现“三公”原则，如股份公司的创立、股东大会的召集和组织、公司的信息披露等，都应最大限度地体现股权平等的原则。7.股份公司实行财务公开制度，有利于社会对公司管理人员的监督。各国的公司法都明确规定，通过社会募集股份而成立的股份公司，必须定期公布其财务和经营状况，包括公司的年报和中期报告，并要及时披露其重要的信息。所以，人们称公司法为“蓝天法”，称股份公司为“玻璃房子”。这有利于股东及全社会对公司经营人员的监督，但不利于保护公司的财务秘密。（二）股份制对经济发展的历史作用股份制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可以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两个方面进行考察。从生产力的角度考察，股份制经济极大地促进了资本集中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1.股份制是社会集资的最有效形式，促进了生产规模的扩大和科技水平的提高。现代市场经济的竞争，最重要的就是筹资功能的竞争。因为没有资金，技术创新、扩大市场占有率都是不可能的。企业筹集资金的方式主要有向银行贷款、发行债券和股票等。银行贷款不仅要归还，而且贷款数量和期限都有限；发行债券手续繁杂、成本较高，筹集的资金最终都是要归还的。只有股票的发行，企业在终止前不必将筹集的资金归还投资者，所以它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集资。有些统计资料表明，在发达国家的资本市场中，股份融资只占15%左右，有些人由此认为股份筹资不是主要的集资方式。这是一种误解。因为股份集资不必归还，而其他融资方式还要还本付息，因此，从长期的动态的角度来看，股份融资的比重就很高了。例如，现实的大公司的资产负债率一般都在50%上下，这就说明了股份融资的重要性。由于这一问题比较复杂，并超出了本书的研究内容，这里就不展开论述了。2.股份制能加速资本集中，促进产业结构调整。股份制作为企业扩张、兼并和改组的有力工具，能够通过股票市场，使社会资本迅速地集中起来，成为大资本打败小资本的有力武器。同时，股份制还可以使资金迅速地向有前途的产业部门和效益高的企业汇集，使产业结构愈加合理、不断升级。3.股份制促使资本所有权与法人财产权分离，创立了一种新型的企业管理体制，包括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等，突破了私人企业和家族式企业的种种局限。随着股份公司规模的不断扩大，企业的管理越来越复杂，促进了以专业化管理为职责的企业家阶层的形成。这使得社会分工不断深化，适应了社会化生产的要求，提高了资本的运作效率。4.股份制同金融业互相促进、共同发展，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两个车轮。金融是现代市场的龙头，也是股份制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同时，股份制也促进了金融市场包括信贷、债券和股票市场的发展和完善，促进了资本市场的不断创新。而且，银行业也是最先实行股份制的行业。在充分肯定股份制的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应看到它的一些弊端和局限，包括欺诈行为、幕后交易、过度投机等，这些都应通过完善法规加以解决。从生产关系和经济体制的角度分析，股份制又是一种企业制度的创新。它是与个人资本相对立的“社会资本”，使生产的社会化得到巨大的发展。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主义的股份企业，也和合作工厂一样，应当被看作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化为联合的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只不过在前者那里，对立是消极地扬弃的，而在后者那里，对立是积极地扬弃的。”。因此，股份制成为资本主义私有制转向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过渡点”。显然，把股份制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简单地等同起来，笼统地加以批判和排斥是不对的。股份制要求资本的社会化，要求资本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这是同社会化大生产相适应的，它是现代企业制度的典型形式。我国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的实践说明，这一改革的方向是正确的。（1）我国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革，实际上是把多种经济成分的社会并存浓缩为企业内部并存，这不等于私有化，相反，这有利于加强国有经济的控制力；（2）股份制改革有利于国有企业政企职能分离，提高国有资产的运营效率。十三、 “协作群生产”假说与企业等级制（一）“协作群生产”假说企业作为市场机制的替代，可以通过专业分工与合作来节省交易费用。但是，分工和合作需要建立一整套协调群体行为的规则。因为各种投人要素的所有者赖以合作的经济组织要能够发挥其比较优势，必须能克服或解决两大难题：是计量投人的各种资源，二是计算其报酬，并使报酬符合投人资源的贡献。这两个问题归根到底，是要能够设计出一种计量机制，以便进行有效的激励和处罚，这正是企业效率的源泉。但是，西方产权经济学家阿尔奇安和德姆塞茨在1972年提出了“协作群生产”或“团队生产”的假说，即协作群体在生产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偷懒和搭便车的动机和行为。因此，除非能够有效地监督和计量每个人的行为和努力程度，否则必然出现“道德风险”问题。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从产权制度安排上形成一种可监督的结构，尤其是使某些人的职能专业化，即专门从事监督其他要素所有者的工作绩效，包括精力、热情、工作态度、产值贡献等等。还要指出，如果以监督为职业的管理人员只是协作群的成员，那么监督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因为他一样会有偷懒的动机。出于这一考虑，制度安排必须克服监工与被监视成员在利益和动机上的协同，设法使监工的偷懒动机变得无利可图。因此，除了监督劳动的专业化、职业化外，还要赋予管理人员以剩余索取权，这是有效监督的源泉。从企业制度的演化过程看；早期资本主义古典企业的产权就是这样安排的：（1）获得剩余收入的人是协作群成员的监管人员；（2）有关企业生产的决策，包括各种投入要素的选择和鉴别、生产什么、怎样生产等，都由持有剩余索取权的人做出；（3）拥有剩余索取权的人是企业主或雇主。当然，这种古典企业的产权结构表现为单一所有，企业主既是出资者，也是管理者，财产的所有权与经营权是合一的。但它所揭示的监督劳动与剩余索取权相联系的原理，是适用于以后的各种企业制度的。（二）企业内部的等级制度与激励机制现代的大型企业内部，实行的是一种金字塔式的等级制度。研究等级制度，大致有两种假设：一是以等级制中所有成员具有共同目标为前提，一般称为“协作理论”；二是假定等级制中成员的目标函数不一致，同时，由于分工造成每个人拥有别人不知道的信息，研究的目的就是怎样使得所有成员都为企业的整体目标而尽力，这就是“激励理论”。新古典经济学通常假定劳动给人带来负效用，所以，企业管理人员的重要职责是监督下级的工作。威廉姆森认为，企业越大，等级越多，上级对下级的监督就越困难，所以企业不能无限制地扩大。同时，监督又是同奖励结合在一起的。没有有效的奖惩结构，监督的作用就会减弱。譬如，企业是一个多层次的管理体制，处于最高层的只有一个人，他是企业的所有者，会努力工作而不需要监督。在最高层以下的所有人；都会把工作看成是负效应，都会有偷懒动机。如果惩罚可以是无限的，比如一旦发现怠工就枪毙，那就不会有人偷懒。但在现实生活中，这种威胁是不可信的。因此，应该假定惩罚是有限的，例如怠工最多是开除。在这种条件下，在各个均衡点上，尽管每个人的努力程度是一样的，但职位越高的人应获得越高的收入，因为较高等级的人员怠工会带来更大的损失。评比、竞赛是企业内部经常采用的激励方法。这种激励方式同计件奖金制不同。在这里，奖金的发放不是按“基数”度量的，而是按“序数”决定的。除了评比之外，提职晋升也是一种奖励方式，因为晋升的名额是有限的，提升的根据仍是“序数”，而不是“基数”。这种按次序评奖的方法，在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