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3章制度设计与人性假设

第三章制度设计与人性假设人性就是人的本性，人性假设是对人性的设定。著名的管理学家麦格雷戈认为：每一种管理决策或管理措施都以关于人性及人的行为的假设为后盾。 制度设计是一种基本的管理方式，必须以一定的人性假设为基础， 没有人性假设就无法进行制度设计， 以错误的人性假设为基础来进行制度设计， 可能会与制度设计的本来目的背道而驰。 本章首先分析几种人性假设，在此基础上，分析制度设计与人性假设的关系。具体内容安排如下：性善论和性恶论；经济人假设；理论和理论；超理论和理论；决策人和复杂人假设；人性假设与制度设计的关系。第一节性善论和性恶论一、性恶论柏拉图由道德 “理想国” 转向崇尚法律。 崇尚法律是柏拉图晚年思想的特征。在这之前 ,他先是把理想国的监国者哲学王置于整个城邦社会政治结构的核心,垄断城邦的所有政治权力 ,实行绝对的人治。在他看来 ,一个具有真知的统治者是用不着法律的,统治者应该是善的化身 ,治国的手段应该是道德教化,国家的任务是实现德行,国家的目的在于善。但“三十寡头” 暴政和苏格拉底的死,使他修正道德治国,从人性的角度说明法律的必要性,自己戏称为“一个老人清醒的消遣”。他说：“人类必须有法律并且遵守法律,否则他们的生活将会像最野蛮的野兽那样坏。 ”“人性总是把人类拉向贪婪和自私,逃避痛苦而毫无理性地去追求快乐。”“不能过分相信统治者的智慧和良心,即使是一名年轻英明的统治者,权力也能把他变成暴君。”“国王的权力只有有所限制他才能长久地保持这权力,从而限制其他人。 ”英国哲学家、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大卫休谟()提出了一条著名的原则“无赖原则” 。休谟说：政治作家们已经确立了这样一条准则,即在设计任何政府制度和确定几种宪法的制约和控制时,应把每个人都视为无赖在他的全部行动中,除了谋求一己的私利外 ,别无其他目的。制度设计必须达到以下效果：不仅要对“无赖”行径实施有效的钳制 ,而且要能防止和遏止人们萌发各种损公利己的“无赖”冲动。这一预设表达了这样一种自由主义的核心思想：既然所有的政治家和政治行动者在政治生活中,都可能成为“无赖” ,那么必须有强大的制约机制在先,让人们服从制度规则。孟德斯鸠大声疾呼： “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到界限的地方才休止。说也奇怪,就是品德本身也是需要界限的! ”“从事情的性质来说,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麦迪逊也说过： “如果人都是天使,就不需要任何政府了;如果是天使统治人,就不需要对政府有外来的或内在的控制了。在组织一个人统治人的政府时,最大的困难在于必须首先使政府能够管理被统治者,然后再使政府管理自身。毫无疑问,依靠人民是对政府的主要控制;但是经验教导人们,必须有辅助性的预防措施。”杰弗逊说得更直截了当： “自由的政府,不是以信赖 ,而是以猜疑为基础建立的。我们用制约性的宪法约束受托于权力的人们,这不是出自信赖,而是来自猜疑。 因此 ,在权力问题上,不是倾听对人的信赖,而是需要用宪法之锁加以约束,以防止其行为不端。 ”这样的共识,一方面是由于我们无论怎样善良和聪明,毕竟是“脆弱的人” ,政治统治者并非十足的“善”或“智”,我们对其善德和智慧可以毫无保留地加以信赖的政府在现实中也很难找到,政治思想家不得不从一开始就应正视出现坏政府的可能。另一方面是因为人具有二重性,是自然和社会的统一,但“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了人永远不能摆脱兽性,所以问题永远只能在摆脱得多些或者少些 ,在于兽性和人性程度上的差异。 ”所以 ,坏人是如此 ,好人也不例外。人类社会正常秩序靠得住的是制度 ,而不是人性。詹姆斯布坎南是这样说的：当人们的政治行为被认为一如他们其他方面行为一样是追求私利之时,宪政上的挑战就成为这样一种挑战：构造和设计出能够最大限度地限制以剥削方式追求个人利益,并引导个人利益去促进整个社会利益制度和规章。普遍“无赖”的假定,构成了国家方法论上必需的思想前提：基于“最坏情形”亦即每个政治家都可能是无赖这一最坏情形为基本出发点,而不是寄托于人性的自我完善。制度设计必须对所有人一视同仁地采取消极预防措施,“最佳情形”和“道德圣贤”的假设是不能作为制度设计基础的。 人们没有更好的办法保证 “正义” 成为政治家们长期的无条件的行动准则。我国古代法家的法治思想的理论前提也是人性为恶，这一点从法家的治理思想中可以看出来。在治理国家和建立有效的国家制度方面，法家反对儒家的“德治”，力主“法治” ，圣人也不能回避惩罚，故有“赏善不遗匹夫，刑过不避大夫”的治理国家方略，可以视之为中国较早的民主溯求，向更为公允人性立场迈进的一种表征。由此可见 ,性恶论基础上的制度设计、制度优于人性构成西方政治哲学“不变的风景线” 。二、性纯可塑论亚里士多德在他的尼各马可伦理学第2 卷中谈到人的德性（Virtue）有两种，一种是所谓“理智的德性” ；另一种是“道德的德性” ，前者是需要花费时间并依靠经验训练产生的， 而后者是习惯的结果。也就是说德性是可以通过习惯塑造就的。与孔子一样，亚里士多德对人性是善还是恶没有直截了当的表达，孔子以“仁政” 作为塑造人性的理想模式，主张以“礼”服人，以“仁”驭人，故有“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和“推己及人”的道德选择，看重人性的可塑性，避免“刑”与“罚”并用下的“民免而无耻”，以期达到“德”与“礼”并重下的“有耻且格”。三、性善可塑论作为儒家人性理论关注的最大问题就是人性善恶。由孔子的性纯可塑论发展到孟子变成实实在在的性善论了，孟子主张：“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在孟子看来，人性向善就像水向下流一样确定无疑。进而他提出了“四端说”，即是：“恻隐之心， 人皆有之； 羞恶之心， 人皆有之， 恭敬之心， 人皆有之； 是非之心， 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故有之也，弗思耳矣。”基于这样的前提，孔孟的德治思想就有了理论的依托，于是就有了人性与国家制度之间的互动关系的形成。此思想后来发展成了中国儒家思想与其他流派思想的最大区别， 这在中国政治思想、 哲学思想与伦理思想中都有充分的表现， 尤其是“王霸之争” ，孔孟思想与法家、道家治理国家思想的对抗。四、性恶非仁论这种思想在中西方表现都非常明显，中国以荀子的“性恶论”为典型代表，西方以基督教的“原罪说”为典型。荀子全力论证人性是“恶”的思想，而且以人性为“恶”建构了自己的全部学说。 尽管荀子的出发点与孔孟不同， 但目的还是殊途同归的， 都是要寻求 “善”的境界，为了达到这样的目标，荀子提出了“尽伦尽制”和“隆礼重法”的圣人治理国家的24模式，对圣人提出了“圣人化性而起伪，伪起而生礼仪，礼仪生而制度。”同时指出：“故古者圣人以人之性恶，以为依偏险而不正，悖乱而不治，故为之立君上之势以临之，明礼仪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罚以禁之，使天下皆出于治，合于善也”。教化与刑罚并用以期“尽伦尽制” 。在“原罪说”看来，人在世界上没有体现至善的可能性，因为人有着根深蒂固的堕落性， 只是靠着自己的努力和上帝的思宠，人才可以得救， 但人不可能变得完善无缺。五、无善无恶说和亦善亦恶论在孔子之后思想家告子提倡“性无善无恶说”，他说：“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人性之无分于善与不善也，犹水之无分之东西。 ”这一点也是后来荀子攻击的要害。 而中国的道家则主张 “亦善亦恶” ，这一点与西文著名哲学家黑格尔的论点一致，黑格尔说“唯与人是善的，只因为他可能也是恶的，善与恶是不可分割的” 。“人们以为，当他们说人本性是善的这句话时， 他们就说出了一种伟大的思想， 但是他们忘记了， 当人们说人性是恶的这句话时，是说出了一种更伟大得多的思想”。第二节经济人假设一、经济人假设的概念所谓经济人是指会计算、有创造性、 能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人。以市场为分析对象的现代微观经济学明确提出经济人假设是市场机制运行的基本前提，认为人是“自私、自利”的，在一定的约束条件下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如：亚当斯密（ 1776）在国富论中已经对此有所论述；西尼尔（1836）则将经济利益最大化原则作为他的“纯经济理论”四大演绎推理前提的第一公理而提出；约翰斯图亚特穆勒（ 1848）最早提出经济人的概念。在经济假设中还包含着人是理性的假设，所谓理性是指每个人都能通过成本收益或趋利避害的原则来对其所面临的一切机会和目标及实现目标的手段进行优化选择。正如赫伯特西蒙所说： 理性指的是：经济人具有关于他所处环境的完备知识，有稳定的和条理清楚的偏好， 有很强的计算能力，从而使其选中的方案自然达到其偏好尺度的最高点。而路斯和莱法却从博奕论的角度给理性下了一个定义，他们认为： 在两种或供选择的方法中，博奕者将选择能产生较合乎自己偏好的结果的方法，或者用效用函数的术语来说，他将试图使自己的预期效用最大化。二、经济人假设的发展由于寻求最优的经济人假设与现实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因而，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批判，经济人假设也因此得到修正与发展。赫伯特西蒙对全面理性假设的批判与修正。在古典经济理论中，经济人被设想为全面理性的， 换句话说， 经济人掌握完善的信息并具备完备的知识，能够作出使自己利益最大化的最优选择。然而，实践证明这种假设是不现实的。因此，赫伯特西蒙提出了“有限理性说” 和因此而引申出的“寻求满意的人”的假设。这里所说的有限理性是指受到较多限制的理性，正如西蒙所说：人的理性受到三种限制，即：每一备选方案所导致的后果的不确定性；不完全了解备选方案；必要计算无法进行的复杂性。他以下棋为例，证明一个人在上述限制条件下， 不可能搜索到全部可行方案并从中选择最佳方案，而是选择能立即致敌于死地的满意方案，而不是寻求一切将死对方的方案，并从中选择最好的方案。因此，最优化决策变为满意化决策。与此对应，“追求最优的人”变为“寻求满意的人”。制度学派对经济人的批判与修正。在经济人假设中， 最优化选择是以个人偏好为基础而作出的， 而个人偏好是不受其他人的决策或行为影响的纯个人行为。对此， 制度学派提出25所谓“个人选择的社会性”，又称“社会文化人” 。他们认为：人是一种社会存在，他们所作出的选择， 并不仅仅以其内在的效用函数为基础的纯粹的自主性和独立性的选择， 而是要受他人的影响，如生产者的诱导、 社会文化结构及传统影响等。 因此，其目标也不是单纯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而是包括虚荣心、摆阔、赶时髦、显示地位等需要的满足。所以，人们通常是依据习惯而非深思熟虑地按理性最大化原则行事， 而不是按照利益最大化的原则进行决策。为此，制度学派用“社会文化人”取代经济人，以受他人及文化传统影响的多重目标来替代单纯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单独目标，进而揭示人的多面性和复杂性。三、对经济人假设的评述经济人假设把人完全看成是自私自利的，不论人们作出何种选择时均存在自觉不自觉地成本收益核算， 进而作出使自己预期效用最大化的决策。因此，这种假设完全是从实用主义角度进行分析的， 其立论基础是一般人在大多数场合下是怎样做的，而不是应该怎样做。所以，该假设仅仅是对普遍存在于人类行为进行的一种原则抽象，不存在价值取向的判断问题。因此， 它具有比较强的客观性， 被许多人所推崇。 正是因为经济人假设是一种客观存在，因此，在实践中，必须承认人的“自私、自利”行为，在强调国家和集体利益的同时，不应忽视个人的利益。 否则，会影响个人积极性，进而会影响单位的利益和经济的发展。这已被中外许多实践所证明。然而，经济人假设离开具体的历史条件，离开特定的社会关系，仅从统计学和实证的意义上来说明人性， 其抽象虽然有一定的客观性和普遍性，但只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人类大多数人的行为动机。如果要用其来解释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相比，就显得苍白无力了。正如马克思所说： “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马克思正是从人类的社会关系出发研究人的问题的，因此，找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阶级和阶级斗争等关系的规律。因此，我们应该正确地认识经济人假设的客观存在性及其缺陷。在现代企业管理中，应在承认经济人假设的前提下， 通过建立一种恰当的机制，使得经济人在追求自身利益的行为基础上， 客观地有利于社会整体目标的实现。正如哈耶克所说： 真正的问题不在于人类是否由自私的动机所左右， 而在于要找到一套制度，从而使人们能够根据自己的选择和决定其普通行为的动机，尽可能地为满足所有他人的需要贡献力量。第三节理论和理论理论和理论是由麦格雷戈于1957 年在其企业中人的因素一文中首先提出的，他把传统的管理理论及其人性假设称之这理论， 并针对理论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新理论，称之这理论。一、 X理论理论对人性的假设如下：一般说来，人天生是厌恶工作的，所以，如果可能的话，他就会逃避工作。由于人天生厌恶工作，因此，必须对大多数人实行强制的监督指挥和用惩罚作为威胁，迫使他们为实现组织目标作出适当的努力。由于一般人想逃避责任，所以，宁愿受到指挥，要求安全高于一切。因此，多数人不能自我管理，需要另外的少数人从外部施加压力。 传统的组织结构、管理政策、措施和计划都反映了上述假设。通常的激励措施是金钱刺激加严厉惩罚。26针对上述假设， 麦格雷戈认为传统的指挥和控制的管理哲学已不再适用于激励人，因此，需要一种对人进行管理的不同的理论，从而提出自己的新理论理论。二、 Y理论理论对人性的假设如下：一般说来， 人天生并非就厌恶工作， 因为在工作中消耗体力和智力就象游戏或休息一样自然。人们在自己对目标负有责任的工作中能够实现自我指挥和自我控制， 而外部控制和惩罚只是迫使人们努力实现组织目标的各种手段之一。对目标负有责任往往是报酬的函数，而报酬又是与成绩密不可分的。在一定条件下， 人不仅能够学会接受责任， 而且能够学会主动承担责任， 而逃避责任、缺乏进取心、强调安全感一般只是经验的结果。在现代工业社会，许多人对组织具有相当高的想像力，人的智力潜力仅仅利用了一部分。麦格雷戈基于上述假设认为，人的成长和发展是完全可能的，通过组织一体化原则，创造一种条件，使组织成员通过努力争取企业成功，以最好地实现个人目标。由于理论把人们的行为过分一般化、简单化了，因此，麦格雷戈提出的理论，其贡献在于提出了能提高个人目标和组织目标一体化的哲学思想，并体现了人性的发展。同时，他把尊重员工个人人格当作企业管理目的本身，这是当时的管理人员和经济学者所认识不到的。而在理论指导下的企业根本无法实现雇员和企业之间利益的统一。因此，麦格雷戈提出的理论为后来的人性化管理提供了理论指导。第四节超理论和理论一、 超 Y理论最早是由莫尔斯和洛希于1970 年发表的超理论一文中提出的。他们在复杂人性假设基础上提出了如下假设：人们工作的动机和需要虽然千差万别，但其主要需要是取得胜任感。实现胜任感的方式取决于一个人的其他需要，如：权力、独立、结构、成就和交往等。胜任感的实现和任务与组织的适合密切相关。即使胜任感实现了，它仍然起着激励作用，它往往激励一个人树立更高的目标。这种理论与复杂人性理论的不同之处是：超理论认为对人性的认识要因人而异，人和人不同； 而复杂人性假设则强调一个人的需要在不同的年龄阶段、不同时间和地点会有不同的表现。因此，我们可以说，超理论具有对人性认识的权变观。二、理论Z 理论（ Theory Z ）是由美国日裔学者威廉大内（ William Ouchi ）在 1981 年出版的 Z理论一书中提出来的，其研究的内容为人与企业、人与工作的关系。在 Z 理论的研究过程中，大内选择了日、美两国的一些典型企业进行研究。这些企业都在本国及对方国家中设有子公司或工厂，采取不同类型的管理方式。 大内的研究表明， 日本的经营管理方式一般较美国的效率更高，这与2O 世纪 7O 年代后期起日本经济咄咄逼人的气势是吻合的。作者因此提出， 美国的企业应该结合本国的特点，向日本企业管理方式学习，形成自己的管理方式。他把这种管理方式归结为Z 型管理方式，并对这种方式进行了理论上的概括，称为“Z理论 ”。该书在出版后立即得到了广泛重视，成为80 年代初研究管27理问题的名著之一（ Z 理论一书与成功之路 、日本和管理艺术 、公司文化一起被称为美国管理 “四重奏 ”，其中 日本的管理艺术 作者之一帕期卡尔曾与大内一起研究日本的管理）。Z 理论认为，一切企业的成功都离不开信任、敏感与亲密，因此主张以坦白、开放、沟通作为基本原则来实行 “民主管理 ”。大内把由领导者个人决策、 员工处于被动服从地位的企业称为 A 型组织，他认为当时研究的大部分美国机构都是A 型组织。 A 型组织的特点为：短期雇用；迅速的评价和升级，即绩效考核期短，员工得到回报快；专业化的经历道路，造成员工过分局限于自己的专业，但对整个企业并不了解很多；明确的控制；个人决策过程，不利于诱发员工的聪明才智和创造精神；个人负责，任何事情都有明确的负责人；局部关系。相反，他认为日本企业具有不同的特点，他把这种组织称为J 型组织：实行长期或终身雇佣制度，使员工与企业同甘苦、共命运；对员工实行长期考核和逐步提升制度非专业化的经历道路，培养适应各种工作环境的多专多能人才；管理过程既要运用统计报表和数字信息等清晰鲜明的控制手段，又注重对人的经验和潜能进行细致而积极的启发诱导；采取集体研究的决策过程；对件工作集体负责；人们树立牢固的整体观念， 员工之间平等相待， 每个人对事物均可作出判断， 并能独立工作，以自我指挥代替等级指挥。大内不仅指出了A 型和 J 型组织的各种特点，而且还分析了美国和日本各自不同的文化传统以致其典型组织分别为A 型和 J 型，这样，就明确了日本的管理经验不能简单地照搬到美国去。为此，他提出了“Z型组织 ”的观念，认为美国公司借鉴日本经验就要向Z 型组织转化， Z 型组织符合美国文化，又可学习日本管理方式的长处，比如“在 Z 型公司里，决策可能是集体做出的，但是最终要由一个人对这个决定负责”。而这与典型的日本公司（即J 型组织）做法是不同的，“在日本没有一个单独的个人对某种特殊事情担负责任，而是一组雇员对一组任务负有共同责任”。他认为 “与市场和官僚机构相比，Z 型组织与氏族更为相似”，并详细剖析了Z 型组织的特点。考虑到由 A 型组织到 Z 型组织转化的困难，大内给出了明确的13 个步骤， 认为这个变革过程一般应如此进行：参与变革的人员学习领会Z 理论的基本原理，挖掘每个人正直的品质，发挥每个人良好的作用；分析企业原有的管理指导思想和经营方针，关注企业宗旨；企业领导者和各级管理人员共同研讨制定新的管理战略，明确大家所期望的管理宗旨能过创立高效合作、协调的组织结构和激励措施，来贯彻宗旨；培养管理人员掌握弹性的人际关系技巧；检查每个人对将要执行的 Z 型管理思想是否完全理解；把工会包含在计划之内，取得工会的参与和支持；确立稳定的雇用制度；制订一种合理的长期考核和提升的制度；经常轮换工作，以培养人的多种才能，扩大雇员的职业发展道路；28认真做好基层一线雇员的发动工作，使变革在基层顺利进行；找出可以让基层雇员参与的领域，实行参与管理；建立员工个人和组织的全面整体关系。第五节决策人假设和复杂人假设一、决策人假设最早提出决策人假设理论的是西蒙，他和马奇在组织一书中， 将管理理论分为三种模式：经济人模式、 “动机人”模式和“决策人”模式。他认为，组织成员（包括管理者和职工）都是为了实现一定目的而合理地选择手段的决策者，即决策人。而关于决策人假设的内容主要有：决策人的理性总是有限的。由于环境的约束和人自身能力的限制，决策人不可能知道关于未来的全部备选方案和有关外生事件的不确定性以及所有备选方案实施的后果。因此，决策人正确决策能力是有限的，其执行任务的能力更有限。决策人总在寻找满意解决方案。由于个人的欲望会随着体验的变化而变化，一般在良性环境下，人的欲望会提高；反之，在恶劣的环境下，人的欲望会降低。所以，决策人对于备选方案的决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符合其欲望水平， 如果符合则结束搜索， 选定该方案。组织的作用仅仅只是起平衡作用。组织成员的协作意愿取决于由协作而得到的回报（组织提供的奖励等）和为协作而作的贡献（个人投入的时间、精力和服务）之间的比较结果。只有当回报大于或等于贡献时，组织成员才愿意协作，组织才能得以存在和发展。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出，西蒙关于决策人的假设只是对经济人假设的修正和补充，如：针对经济人完全理性假设， 他认为理性是有限的； 针对经济人追求利益最大化假设， 他认为决策人只是寻求满意解决方案。他所说的组织，是将个人置于组织之中，给予其激励和约束，发挥组织成员的作用。二、复杂人性假设复杂人性假设是由爱德加薛恩于 1965 年出版的组织心理学一书中首先提出的，他在书中归纳了前人关于人性的基本假设，认为大致可分为三类：经济人假设、 社会人性假设和自我实现人性假设。经济人假设在第一节中已经详细叙述，此处不再重复。社会人性假设是由梅奥等人在霍桑实验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其基本思想是： 社交需要是人类行为的基本激励因素，从工业革命中延续过来的机械化导致工作失去了其内在的意义，因此需要从工作中的社交关系中找回来；职工对管理部门的反应是由主管对下级的归属需要、被人接受的需要以及身份感的需要能满足的程度决定的。以社会人性假设指导的实践，确实提高了工人们的情绪和士气，但能否提高劳动生产率却很难确定。自我实现人性假设属于马斯洛的需要五层次中的最高层次需要。从实践来看， 这种假设只是在一些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的行为中得到体现，对于许多在组织低层的员工来说，他们并没有将工作置于生活中主要乐趣的首位。所以，这种假设只适用于一部分人。复杂人性假设的基本思想是：由于人有着复杂的行为动机，不能简单地归纳为同一类人。人性之所以复杂， 不仅是人们的需要与潜在欲望是多种多样的，而且这些需要的模式也是随着年龄与发展阶段的变迁，随着所扮演的角色的变化，随着所处境遇及人际关系的演变而不断变化的。 因此，人的需要可以分成许多类，并且随着人的发展阶段和整个生活处境而变化；由于需要与动机彼此作用并组合成复杂的动机模式、价值观与目标， 所以人们必须决定自己29要在什么样的层次上去理解人的激励；一个人在某一特定的事业生涯中或生活阶段上的总的动机模式和目标， 是他的原始需要与他的组织经历之间一连串复杂交往作用的结果；人们可以在许多不同类型的动机的基础上，成为组织中生产率很高的一员，并且全身心地参加到组织中去； 在一切时间内对所有人均起作用的唯一正确的管理策略是不存在的。复杂人性假设深入分析了个人需要在组织中的变化特点，体现了人性的动态观和辩证观点，比前面的几种人性假设向前迈进了一大步。第六节人性假设与制度设计的关系著名社会学家雷蒙阿隆认为：人类的历史就是人性的发展和成长过程。此话的潜在意思就是： 人性是随着历史发展而不断丰富、充盈和变化的， 也正因为它在其自身限度内是发展变化和显现着对抗与冲突，才使得几千年的人性认识没有定论。但不管人性怎么变化，任何制度的选择和设计都毫无疑义地要体现人性的要求，因为制度的选择和设计归根到底是人自身的意义、价值和人性的要求。当然，由此反观制度的设计，都必须以某种人的预设为前提，不管是以人性善的预设还是以人性恶的预设，在其操作层面上都是以某种对于人性的洞见为其前提。制度设计关键在于假定，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奥地利经济学家哈耶克提出来的。他认为， 从“好人”的假定出发，必定设计出坏制度，导出坏质量。从“坏人” 的假定出发，则能设计出好制度，得到好结果。西方经济学里是把人作为经济人，认为人都是自私的。而西方政治学里则把政治家都假定为骗子和无赖。制度设计假定是理性化的。因为大量事实说明官无监督、权无制约必然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如果不受任何监督和约束，人就会胡作非为，肆无忌惮。制度设计假定从价值判断上当然不是反对行善、利他，在事实判断上也不是怀疑人有善心或利他性； 只不过是基于一个谁都明白的常识：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唯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 有鉴于此， 人们在制定安排时的出发点就应当从人有可能为恶的低调假设着眼，而不应该从圣人永善的高调预设、所谓先小人后君子就是这个道理。制度设计假定不是经验判断而是逻辑判断，不是说人只能如此这般，而是说人有如此这般的可能。邓小平说过 “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 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 。“制度设计假定”是为了防止坏人用权力做坏事，以便消除伪君子，但绝不会妨碍好人用权力做好事， 以便成就更多的正人君子。 人的局限性是腐败的根源， 缺乏监督则为权力走向腐败提供了现实条件。改变人性很给，改变制度可以做到。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