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农民工就业歧视产生的根源及消除策略

试论农民工就业歧视产生的根源及消除策略目录写作提纲（1）内容摘要（3） 关键词（3） 正文（3） 绪论（3） 本论（4） 一、对农民工产生偏见歧视的原因（4）（一）城乡社会群体间的利害冲突（4）（二）社会文化历史因素（4）（三）群际比较的结果（5）二、偏见歧视产生的后果（5）（一）农民工产生“过客心态” （6）（二）农民工的社会交往出现“自愿性隔离” （6）三、倡导公平，消除歧视（7）（一）消除刻板印象（7）（二）增加平等接触（7）（三）制定有助于消除偏见的社会规范（8）结论（8）参考文献（9）试论农民工就业歧视产生的根源及消除策略写作提纲一、绪论在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到过程中，农民工进城务工经商，加快了城镇经济的发展，方便了城市居民生活，为当地创造了财富和税收，促进了社会繁荣。但由于特殊身份，农民工的合法权益未能得到充分保护。农民工问题越来越成为社会广泛关注的热点问题，尤其是农民工在城市就业时所遭遇的歧视更是引发了众多的讨论。能否妥善地、全面地解决好农民工问题，将是对构建和谐社会的严重考验。因此，对农民工就业歧视问题进行分析，提出消除歧视的措施，创设和谐的社会，融洽的人际环境。二、本论（一）对农民工产生偏见歧视的原因1、城乡社会群体间的利害冲突2、社会文化历史因素3、群际比较的结果（二）偏见歧视产生的后果1、农民工产生“过客心态”2、农民工的社会交往出现“自愿性隔离”（三）倡导公平，消除歧视1、消除刻板印象2、增加平等接触3、制定有助于消除偏见的社会规范三、结论任何轻视农民工问题或不能妥善解决好农民工问题的做法都将导致极为严重的社会、经济与政治后果。因此，应当将农民工问题作为中国未来十年发展中的头等大事来看待，统筹考虑、综合协调、积极促使农民工问题得到较快、较好的解决，这是我国向健康和谐的、可持续的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道路迈进的必要条件。试论农民工就业歧视产生的根源及消除策略【内容摘要】农民工进城务工经商，加快了城镇经济的发展，方便了城市居民生活，为当地创造了财富和税收，促进了社会繁荣。但由于特殊身份及边缘性地位，农民工的合法权益未能得到充分保护。农民工问题越来越成为社会广泛关注的热点问题，几乎可以从各个方面找到证据，包括身份歧视、社会排斥、就业不公、劳动环境恶劣等等，几乎涉及经济、社会、政治与精神文化诸方面。本文分析了农民工在城市就业中遭遇歧视的原因，并指出了这种歧视产生的后果，最后提出了消除歧视的相应对策。【关键词】农民工 就业 歧视 偏见 消除在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到过程中，农民工进城务工经商，加快了城镇经济的发展，方便了城市居民生活，为当地创造了财富和税收，促进了社会繁荣。但由于特殊身份及边缘性地位，农民工的合法权益未能得到充分保护。农民工问题越来越成为社会广泛关注的热点问题，尤其是农民工在城市就业时所遭遇的歧视更是引发了众多的讨论，纷纷从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等不同角度对其进行深入细致的探讨，对农民工就业歧视问题进行分析，提出消除歧视的措施，创设和谐的社会，融洽的人际环境。歧视是因为对某个体或其所属团体存有偏见而引起的不公平、不合理的行为方式。歧视源于偏见，偏见是一种消极否定的态度，它包括认知、情感和意向三种主要成份。总体来说，偏见具有以下几个特征：（1）偏见以有限的或者不正确的信息来源为基础；（2）偏见的认知成分就是刻板印象；（3）偏见有过度类似的倾向；（4）偏见含有先入为主的判断。偏见使人对认知对象做出不正确的评价，偏见进一步发展会导致歧视和攻击的偏见行为。因此本文从偏见产生的原因、偏见造成的后果、偏见的消除措施等入手，从而为消除农民工在城市中就业所遭遇到的歧视。一、对农民工产生偏见歧视的原因（一）城乡社会群体间的利害冲突在现实社会生活中，社会的各个团体、阶层之间存在着利益冲突、地位的不平等，这是产生偏见的重要因素。冲突导致敌视，并进一步深化对对方的否定性情感和心理，从而形成对敌视群体的偏见。1995年国有企业改革，城市社会出现大量下岗失业人员，在这种背景下，农村流动人口大量涌人城市，被视为与城市居民抢夺“饭碗”。歧视的替罪羊理论认为，日常生活的挫折导致人们对弱势外围群、体成员的替代性攻击，以发泄被压抑的情绪。在城市劳动力对农民工形成的就业威胁表达不满后，地方政府便通过一系列政策手段，限制农村劳动力在城市的就业。城市人作为城市发展的既得利益者与农民工作为城市发展的重要贡献者之间的利益分歧是客观存在的，前者有着努力维护自身既得利益不让农民工分享的自利性要求，而后者事实上已经成为一个有着自己独特利益诉求的规模巨大的特殊社会群体，融入主流社会和希望得到公平社会保护及民主政治权力正在成为越来越多农 民工的共同追求，由此必然导致两者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贾德和帕克的研究发现，当群体之间处于竞争时，外围群体同质效应被强化了，结果就造成了负性的刻板印象和大范围的敌意和歧视。（二）社会文化历史因素团体间的竞争和冲突并非偏见产生的必要条件，即使消除了所有的群体冲突，偏见也不会从社会上彻底消失，因为偏见的产生有其文化历史因素。根据美国学者奥尔波特对历史上各种偏见发生和持续过程的研究，许多偏见最初之所以产生，主要是由于那些有权有势的社会集团为了使自己对无权无势社会集团的剥削统治合理化而制造出来的。而这种偏见一旦形成并传播开来之后，便融入了文化传统，并在社会上形成一种偏见的氛围。我国长期的城乡二元经济社会分割使得作为政策制定者、执行者的城市人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城乡分治观念，因此城市管理者乃至一般市民在执法过程与社会生活中对农民工往往自觉不自觉地带上了歧视与偏见色彩。此外，我国的职业流动机会不平等，农村流动人口与城市居民还没有在同一个市场上实现均等就业。农村流动人口基本上是在劳务市场上实现就业的，绝大多数从事的是“脏、累、差、险、重”的职业。而城市居民不喜欢到劳务市场上找工作，觉得劳务市场档次太低，有损于自己的社会地位。其实，最重要的是城市雇员一旦下岗或失业，就可以领取生活补助或失业保险金。当他们不愿意与农民工“为伍”时，尽管要付出一定的代价，但这代价的一部分是由城市政府买单的，即政府成了城市雇员歧视农民工的第三方付费者。同时，农村流动人口大多也不进入人才市场和技能市场，一方面因为这些市场设置了很高的门槛；另一方面大多数农村流动人口没有一技之长，文化水平也不够高，不能在这些市场找到工作。农村流动人口和城市居民的这种对立导致两个群体间的社会距离越来越大，致使城市居民产生了日益强烈的对自己有利而对农民工不利的看法。长期以来，对农民工的歧视就发展成一种习惯，形成了一种集体无意识。（三）群际比较的结果偏见和某些独特的心理作用与心理感受有关。弗洛伊德认为，偏见是一种人类倾向于投射的功能。投射有两种，第一种是相似性投射，即具有将他人视为有敌意和侵犯品质的明显倾向的人往往暴露了他自己的敌视和侵犯品质。第二种是互补性投射，如资本家剥削工人可能认为，他们这样做不是因为他们贪婪，而是因为被他们剥削的人能力低。相对于城市居民来说，农民工的素质确实还未能得到全面有效的提升，主要表现三个方面：一是农民工的文化素质仍然偏低。绝大多数农民工的受教育年限低于高中，而农村办学条件差和教育水平低使其实际文化程度较之学历程度更低。二是劳动技能素质仍然偏低。80%以上的农民工未经过职业技能培训，大多数农民工只能从事低技术含量的工作，长期沉淀在低层次劳动者群体中。三是对城市文明的接受程度有限。基于城市社会的排斥和农民工的自我拒绝，加之过高的流动性，大多数农民工虽然在不同城市务工多年，但仍然未能真正接受城市文明并融人城市生活，这对于农民工素质的提升非常不利。当然农民工中有一部分人的文化水平、道德素质、法律意识相对落后，他们在城市中的越轨行为，给城市秩序与居民生活带来消极影响，并产生“晕轮效应” 。社会同一性理论认为，社会分类、群际比较及人们对积极社会同一性的追求，是群际冲突和群际歧视产生的根源。人们总是或多或少地依据 自己所属的群体来界定和评价自己，如果通过群际比较，发现自己的群体优于另一群体，个体就体验到积极的社会同一性，为了满足追求积极自我评价的需要，人们在做群际比较时，常常偏向于内群体，表现出“内群体偏爱”。二、偏见歧视产生的后果（一）农民工产生“过客心态”对农民工的偏见歧视会产生一种“预言的自我实现”。预言的自我实现是指来自社会或他人的预言通过个体的自我意识实现其对个体社会化过程的影响，这是社会化过程中自我实现的重要途径。罗森塔尔效应可以证明，积极的看法会导致积极的效果，那么消极的看法也可能导致消极的效果。这种现象表明，人们对他人形成的印象会暗示别人的行为方式。刻板印象作为印象一个重要来源，同样会引发这种自我实现预言的现象。例如，如果一个人认为农民工的道德意识较差，那么他可能以一种防御、逃避的态度对待农民工。这种防御、逃避的行为可能会侮辱或激怒农民工，这可能会使他们比其已有的行为表现得更差，从而证实那个人对农民工的刻板印象，甚至这个交往过程的中立观察者(开始没有刻板印象知觉者)可能会得出农民工道德意识差的结论，从而潜在地开始另一个恶性循环。进城农民工日常生活和社会交往中经常受到城市居民语言上的歧视、有意回避、人格侮辱等，直接伤害了进城农民工的人格和尊严，因而他们感受很强烈。尽管农民工在心理上竭力反抗 “二等公民”的地位，但在长期的二元结构现实面前，低下的经济、社会地位使他们不得不在与城市居民的互动中总是处于被动的地位，因而产生自卑心理，对城市形成“过客心态”而没有归属感和主人翁意识，对城市的建设缺乏主动性和积极性，不利于城市和谐发展。（二）农民工的社会交往出现“自愿性隔离”人们的认知选择决定于以往对报偿和惩罚原则的体验，如果某种刺激物能给主体带来愉悦即报偿时，就会引发积极的认知倾向。相反，对于那些令人不快和压抑的人和事，个人将极力逃避或置之不理。农民工选择进人城市工作和生活，当面对城市给他们带来的多方面压力时，他们就会主动寻找并且构建能够满足他们精神和心灵依托的场所，而民工的社会网络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民工的这种需求，他们将交往圈子限定在同在城市的老乡之间。这种文化同质性无疑会给农民工的交往带来安全感，使他们在与城市人的社会关系中形成所谓的“自愿性隔离”。这种“自愿性隔离”无疑在实质上拉大了两个群体之间的社会距离，使农民工难以真正融入城市生活。虽然市民与农民工这两大群体生存在同一空间中，表面上发生着经济上、工作上和生活上的交往，但在心理意识上，城市居民完全将农民工排斥在自己群体之外，与农民工有着高度疏离感。农民工这种主动或被动地选择与城市居民的隔离使得他们与城市居民缺乏平等的、个人的接触，加之农民工的工作时间过长和工资过低，使得他们没有多余的精力和金钱进行诸如逛街、游玩、购物等消费性闲暇活动，因而与城市居民的接触大大减少。三、倡导公平，消除歧视（一）消除刻板印象偏见的认知成分往往是一种社会刻板印象。刻板印象是人们用陈规旧习去套用群像和社会像，先人为主地对某群体、某社会的难以改变的印象。心理动力学认为，刻板印象源于知觉者的动机，通过启用心理防御机制，人们会将自我或内群体某成员的消极的属性知觉为外群体的特征，并且通过以不友好的术语标定外群体，使内群体成员比其他群体“更好”。刻板印象具有广泛性，是固定化的，很难随着现实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因而往往阻碍人们看到新的现实，接受新的观点，从而导致人们对某类群体的偏见。研究显示，在人们认识特定对象的过程中，如果被提示特别注意对象的个人特性，可以成功降低印象形成过程中刻板印象的效应，此时知觉者会做出更精确的基于事实信息的判断。流人城市的大部分农民工对于流出地的农民来说，都是整体素质较高的人，属于农村中“精英群体”。但城市农民工并没有因为自身个人素质的差异而导致农民工群体的职业分化，而是因为一些歧视性的政策被集体排斥在正规劳动力体制之外。这不单纯是农民工的素质问题，而是机会不同所致，即由于过去的歧视情感导致对于劳动者的人力资本投资水平(教育、教训等)、职业构成、就业选择等的影响，而造成就业机会和工资水平上的差别。当然农民工素质也确实需要提升，这就需要政府投入相应的财力、物力与人力。（二）增加平等接触产生偏见的原因之一在于，人们对某一类人形成刻板印象之后，由于缺少平等的接触和了解的机会，刻板印象中的错误信息一直得不到更正。社会心理学中关于减少偏见最具研究性的技术就是群体内接触。接触理论提出不同群体成员之间的接触可导致更积极的社会群体间的态度。而且，这种接触的前提是群体之问必须有同样的地位，也就是两个群体的成员必须同样处于社会中的某种特殊情境下；其次，群体之间必须有合作行为。由于语言、生活习惯、人际交往方式、文化程度等方面的差异，农民工基本上被排斥在城市主流社会关系网络之外，从总体上看，他们在职业、经济收入等方面还大多处于较为明显的低下水平，这妨碍了他们在社会层面与城市人的交往和接触，进而妨碍他们在文化层面与城市文明的融合。如果将那些具有歧视情感的城市雇员和农民工置于一元化的社会保障体系中、平等的竞争环境中，歧视自然就会消除，同工同酬也会自然实现。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农民工在政治权利上、人格上与城市居民是完全平等的，农民工对城市也享有权利。大众传媒应当率先起到舆论导向作用，改造社会氛围，引导消除影响农民工与当地居民关系的潜在隔阂，创建平等共享的社会氛围，逐渐消除农民工与当地居民的精神文化隔阂，最终实现农民工与当地居民融为一体。（三）制定有助于消除偏见的社会规范人们都有服从并认同社会规范的行为倾向。如果社会规范对其他群体是可以接受的，则人们就比较有可能改变对其他群体的偏见。偏见是后天习得的，要减少偏见，就需要从减少学习偏见的机会人手。利用家庭、学校、大众传媒等社会代理人对个体态度形成和转变过程施加积极的影响，可以帮助达到减少社会偏见的目的。此外，立法反对基于种族、性别、宗教、年龄和其他因素的歧视，也显然有助于减少偏见和歧视。因此雇主必须遵守国家的劳动法规及相关法律政策，树立与现代文明适应的财富观，平等地对待农民工，并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社会 (主要是城市社会)急需树立公平、正义、共享的核心价值观，用平等的理念与包容的心态实现对农民工的真正开放，并对农民工融入城市采取真正欢迎与积极鼓励的取向；农民工 自身则需要不断提升 自己的素质，有理性地、长远地发展规划。在解决农民工问题时，政府的责任是最大的，因为变革现行的户籍制度需要政府的决策和执行，法制的实施离不开政府，农民工与其他群体利益分歧需要政府公正裁判，农民工素质提升需要政府投人相应的财力、物力和人力，农民工融入城市尤其需要政府完善现有的政策体系。 综上所述，任何轻视农民工问题或不能妥善解决好农民工问题的做法都将导致极为严重的社会、经济与政治后果。能否妥善地、全面地解决好农民工问题，将是对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和政府行政管理能力的巨大考验，亦是对构建和谐社会的严重考验。因此，应当将农民工问题作为中国未来十年发展中的头等大事来看待，统筹考虑、综合协调、近中长期目标相结合，积极促使农民工问题得到较快、较好的解决，这是我国向健康和谐的、可持续的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道路迈进的必要条件。【参考文献】 1、赵莉：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探析，西南政法大学，2005年。2、冉宏伟：农民工就业歧视分析，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3、曹信邦：就业歧视对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构建的消极影响，人口与经济，2008年01期。4、甘满堂：城市农民工与转型期中国社会的三元结构，福州大学学报，2001年。5、肖云、张爱萍：农民工基础社保制度研究，商业时代，2005年。6、邬莉：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共享和谐社会成果，中国职工教育，2008年10期。7、张智勇：农民工就业歧视形成之根源，农村经济，200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