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产品的价值判定与形式表达

文化产品的价值判定与形式表达文化产品的价值判定与形式表达.陈庆德(云南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云南昆明,650091)摘要:社会建构了文化产品的使用价值,并且通过文化产业生产运营的具体形式,在特定的社会安排中产生出文化产品的交换价值或市场价值.这就使文化产品处于商品,社会和文化三重结构的制约与限制中,文化产品从这些结构属性中获得了存在的性质.文化产品以其创意性获得了社会,艺术或娱乐等多种使用价值的重叠,并依凭于这些价值的重叠而获得转化为市场交换价值的潜能;那么,文化产业作为联系这些具体生产行为和获得产出的组织载体或纽带,其关键核心就是以商业化的运作,来实现文化产品的价值转换.关键词:文化产品;社会性关联;价值构成;动态性结构中图分类号:G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778X(2007)050021014经济的社会性关联与价值悖论的展现价值是一切经济过程的核心要素或指向.而当人们面对钻石的无用之昂贵与水的不可或缺性之廉价这一基本事实时,也就使经济过程以及人们对经济过程的看法,陷人了价值悖论永无休止的困扰之中.价值悖论的形成,直接源出于人类的两个经验性基础:一是在人们经济交往或物品交换中某种比例关系或比例结构的形成与存在;一是贫富两极的社会存在.后者不仅以其对经济的多重性关联的隐喻引出了社会管理与控制的问题,即一个既存的经济运行体系以至它所依托的整个社会要获得什么样的要素或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才能维系其运行或支撑其现实的存在;而且鲜明地揭示出价值绝非是一个单一性的经济存在,进而,经济也总是表现为一个具有多重社会关联性的存在,并一直在生发着社会关联性的意义.由此使昂贵而丰富与廉价而丰富成为人们审视经济过程甚或经济学理论的一个基本论题.如果说,经济的实质功能在于给人们丰富的物质供给,那么,匮乏与昂贵就意味着苦难;但是,基于经济内在的社会关联性,丰富而廉价不是富裕,只有丰富而昂贵才意味着富裕.如早在重农学派时期,魁奈就作过如此的表达1(P431).这也进一步凸显了一个隐藏更深的理论事实:对经济的分析从来就是在多样性的基点上和不同的进路中展开的.一方面,这些不同的基点也就把各自的分析意义限定在一定的范围和界限中.另一方面,即便是获得了纯粹经济理论形式的表达,无论是对特定经济行为的分析,还是对特定经济过程的阐述,最终都要落脚于对与之关联的社会意义的说明上;所有的经济收稿日期:20070528作者简介:陈庆德(1953一),男,云南昆明人,云南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经济人类学研究.2l理论都无可避免地内含着意识的,道德的,政治的等等的要素.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尽管在今天的肤浅印象中,经济学是一门教人发财致富的学科,但事实的真相是,经济学是在经济的社会关联性中才得以展开和形成的.中文经济一词的最初含义是经邦济世,透出了把物质生产的行为,过程与结果视为社会管理和控制的一种更具手段性的意向.经济学一词在古希腊得到最初表达时,Oeconomicus也仅指管理家庭的实际智慧;而亚里士多德以Chrematistics把它引到所有物或财富这种更为具象化的对象上1(P87).在威廉?配第以政治算术之名为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奠定了最初理论基石后,其最有才能的追随者达文南特对这一概念及其学术努力的实质作了最好的陈述:所谓政治算术,意指运用数字,对于政府有关的事务进行推理的技巧这种技巧本身无疑是很古老的(但是配第)首先给它起了这个名字,并且理出了一些规则和方法1(P318).而个人利益是为公共利益服务的成为法国重农学派的口号1(353).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所阐述的经济理论,依赖于关联到神学,伦理学,法学和政治学的道德情操论的更深的思想源流.西斯蒙第宣讲这样一种福音:经济学的真正客体是人而不是财富.从而再一次鼓吹国家干预经济事务1(P178).在19世纪的知识领域发挥了主要和普遍影响的约翰?斯图亚特?穆勒,他对经济学作出的最大贡献及其所获得的巨大成功,就是1848年问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在社会哲学上的运用,而他再三强调该论着与其他经济学论着的不同在于具有道德的情调或气氛1(P236).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体现出强烈的阶级意识,在19世纪所有的主要分析家中,就只有马克思在原则上自觉地保留着经济类型的范畴的阶级含义1(P269).着力凸显了经济理论的社会内容.而许多经济理论被人们定格于庸俗,尽管这是一个充满感情色彩的词汇,却也透露出这些理论为特定阶级利益辩护的关联性.可见,人们对经济的认识,是以财富的生产与分配所引致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果为起点的.而两个直接的经验性基础把价值分析引入两条不22同的进路:确定交换比例的努力,驱使人们为价值的存在寻找一个实体承载物;而经济寻求维系社会存在条件的努力,则推动人们去建构自然的或公正的基础.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提到,货币是为了便利交换而设计的一种符号1(P91).亚里士多德把欲望及其满足作为分析的基础,在区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基础上,把交换价值归于使用价值的衍生物,同时引入了公正价值的概念,它代表社会对每种商品的估价,从而意味着价值是超越个人能力的社会构建,而表现为社会价值的存在1(P9799).这样,他不是去假设一种形而上学的或固定的客观价值的存在,价值就以正常的竞争价格的形式表达出来,以商品数量乘以正常竞争价格而表达出来的价值,不是一种抽象的,绝对的存在,而是实在的和可变的存在.这一分析进路延续到中世纪,由圣?托马斯?阿奎那提出公平价格的概念,彰显出这一时期经济分析的主流倾向,是把内生于经济的社会关联性中的公共利益作为其理论努力的聚焦核心.价值悖论在此又获得一种新的形式表达:原则意味着一个人的予取必须相等.但是,参与交换的内在驱动力是有利可图,即交换的参与者要放弃交换前的状况而愿意接受交换后的状况,这样,无论在物物交换还是在钱物交易中,参与者的主观价值或效用价值不可能相等.而当弥散于经济生活中的价值获得了货币形式的普遍表达,货币便成为财富的一般代表,使财富具有普遍性,它表现着一切交换价值的平等关系,一切交换价值在货币上都是同名的,这样就在物质上和在空间上创造了交换价值的真正的一般性2(P175);也同时使物的价值同物的实体的分离成为显性的存在.这种显性的分离催生了经济的实物分析与货币分析,也时价值悖论得到了更多的形式表达.如从实物分析的基点出发,经济生活的所有主要现象都可以用商品和劳务,用有关它们的决定,用它们之间的关系来描述.货币只不过是配角,是用来便利交易的一种技术装置1(P416417).这在现代经济学理论中升华为中立货币的概念,而其隐含的理论前提是:经济的实质在于使用价值的供给,价值可以仅仅只作为一种符号的存在.而货币分析所赖以展开的理论前提则在于货币本身就是一个价值实体的存在.因此,在本质上作为一切价值代表的货币,可以把各种在具体劳动层面上展开的,实际的并具有巨大差异的经济活动,抽象化为纯粹的数量关系,并把各种变量归并为若干社会总量,来进行经济的总量分析或宏观分析.这就使价值悖论具体化为货币理论中金属论与名目论的对立:坚持货币作为价值实体的存在,就要求货币在逻辑上必须由某种商品构成或由某种商品予以担保,而由其导引的货币政策实践,声称货币单位应该牢牢地与一定数量的某种商品相联系并能与之自由兑换,这二者被分别表达为理论金属论与实用金属论;而在逻辑上对货币与商品的这种关联予以否认,并相应导致的不把货币与任何特定商品的价值相关联的政策实践,也分别得到了理论名目论与实用名目论的表达.这种对立,进一步延伸到货币理论的数量分析中:如果货币是一个价值实体,那么,这一实体(不论是金,银,还是粮食,布帛等等)如同其他商品一样,其数量的增减会带来自身价值的降低或提高的变化,使它在与具体的商品关联时,会使这些具体的个别商品表现出涨价或贬值的现象;但同时展现的现象是,货币的价值变动,丝毫不会妨碍其执行价格标准的职能,也不会妨碍其执行价值尺度的职能.货币的地位使其数量多少,供求变化,及其所带来的相对价值的变化,一方面,既不改变这个货币本身的单位比例的规定,另一方面,由于这种变动会同时影响一切商品,因此,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它们相互间的相对价值不会改变3(P116).所发生的情况只会是,流通中的商品通过比过去更多或更少的货币量而得到表现.这一结果恰恰不是出于货币的实体性存在,而是出于货币的符号性存在.由此展示了货币的符号功能或符号性的存在;展示了货币作为一般价值的代表,其完成形态上,是作为交换价值的被人承认的符号,作为商品的商品的象征而存在的f2(P99).如同马克思所指出的:一旦商品在价值表现中取得等价物的地位,它的价值量就不是作为价值量来表现了.在价值等式中,等价物始终只具有某物即某种使用价值的单纯的量的形式,对这一事实的肤浅了解,使贝利同他的许多先驱者和后继者都误认为价值表现只是一种量23的关系.其实,商品的等价形式不包含价值的量的规定2(P7071).存在于经济生活中的价值悖论,把价值分析引向了为价值寻找一个实物载体的方向,并且从未断续过.自意大利人达万萨蒂1588年的货币讲稿开始,众多的人都把效用因素引入了定价过程,作为英国古典经济学之父的威廉?配第,也以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的话语-2(P57),为后来的价值分析确立了两个原始要素.而加利亚尼1751年发表的货币论,把这一分析推向了l8世纪的顶峰.加利亚尼先是毫不犹豫地把价值定义为一定数量的一种商品与一定数量的另一种商品之间的主观等值关系,而效用与稀缺性成为价值的依托或价值过程的要素.同时,他借助于商品数量的这种价值描述,又出人意料地突然从稀缺性转向劳动,并立即把劳动尊崇为惟一的生产要素和赋予物品以价值的惟一因素1(P451453).无论是被人们后来归纳为的客观价值论,还是主观价值论,它们为价值所寻找的实物载体的基本要素,在此都得到了展示.这种理论努力具体化为价值构成的要素分析.无论这种要素是主观的构建,还是获得了一种实在的形式表达,都是为了使价值的存在得到一个实体的依托.当重农学派把农业视为惟一的生产性劳动时,便把价值的构成要素归结到配第所提出的两个原始要素之一的土地上.在重商主义那里,其实践基点使贸易差额成为主要聚焦点,进而也就把货币视为价值惟一的和真正的存在.价值构成要素的分析,在古典经济学时代得到了更为多样性的表达: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在对前人分析的整理中提出3种不同的价值理论:(1)以海狸和野鹿交换的例子所表明的劳动数量价值说;(2)以辛苦和麻烦所导出的劳动负效用作为价值现象的基础,这一被熊彼特称之为那些无所不指又一无所指的貌似有道理的陈词滥调之一的劳动负效用价值理论1(P463),虽未获得分析的展开,却也蕴含着把价值与效用相关联的理论倾向;(3)在表述工资,利润和地租,是一切收入和一切可交换价值的三个根本源泉的基础上4(P47),以成本分析为基点而引出的生产费用价值说.把价值分析推进到认为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价值首先是用来解决是否应该生产,即效用能否抵偿生产费用的问题的方向上5(P3).此后,萨伊认为决定实际价值的是效用5(P3),并铸成了生产,分配和消费以及土地,劳力和资本三位一体的分析图式.李嘉图凭借以价值概念为中心的方法,用劳动量的价值理论改铸了国富论的理论内容,他认为:具有效用的商品,从两个泉源得到交换价值,一是它们的稀缺性,一是获取它们时所需的劳动量.6(P1)这样便把效用视为产生交换价值的必要条件,然而,由于意识到任何一种商品本身都会和其价值须加确定的物品一样地发生变化使我们可以想到的任何商品都不能成为完全准确的价值尺度6(P35).不可能有这样一种商品(不管它获得何种形式的表达),它的一个单位所具有的交换价值能够充当一种不变的标准,用来衡量其他商品的交换价值的变化,那么,一个单位的劳动的交换价值必然不能令人满意,而一个单位的劳动本身就成为真正需要的东西.从而,惟一需要的就是想象一种总是含有同量劳动的商品,以便确立一种衡量交换价值的尺度.正是凭借这种逻辑上的非凡技艺,商品便获得了绝对价值,这种绝对价值能够比较,能够相加,能够同时增减,这是仅把价值视为交换比率的基点所不能企及的.马尔萨斯,穆勒等人,则从供给与需求分析的另一条进路,展开了价值理论的重构.价值悖论在价值的供求决定和劳动量决定的理论冲突中再次得到具体化的展现.应该说,古典政治经济学把分析的重t2,从流通向生产的转折,使为价值寻求构成要素的各种各样的理论努力,都或多或少地涉及劳动要素的存在.然而,只有马克思,凭借于对劳动二重性的区分,提供了一个最为彻底的劳动价值理论.在直观的层面上,马克思和李嘉图为价值分析提供了同样的劳动数量理论,但二者却存在着一个根本性的区别.有如熊彼特所说:李嘉图这个最不形而上学的理论家采用劳动数量价值理论,仅仅是作为一种假设用来说明相对价格的实际长期正常状态.但对马克思这个最形而上学的理论家来说,劳动数量理论不仅仅是关于相对价格的假设.包含在产品中的劳动数量不仅调节产品的价值,而且就是产品的价值(的本质和实质).产品就是凝结的劳动.1(P336)经济的社会关联性赋予经济学研究的内在基点,使这一学科的理论努力具有一个内在的冲动服务于自己的时代或国家.由此而导致一个内在的倾向把既存的制度视为当然并据此而进行推理.与此相对应,在诸多的经济理论中,马克思的经济分析之所以成为最强有力的理论存在,就在于对这种内在倾向的超越,其理论分析的聚焦点是证明:由于自身内在逻辑而不断变动的经济过程,是如何不断地改变着社会结构事实上是整个社会.而经济学的这一内在倾向,终于从1870年以后,日益得到了显性的和最为普遍性的表达,这一学科也由此获得了纯粹经济分析的形式存在.因为在承认既定规范的前提下,为供给量固定的生产要素规定价格和分配资源成为惟一的经济问题7(P11).在经济学再度转向的总背景下,奥地利的卡尔?门格尔,法国的马利一埃斯普里?里昂?瓦尔拉和英国的威廉?斯坦利?杰文斯,各自独立地提出边际分析理论.在把经济化约为一个变量与其他变量的纯粹分析基础上,效用和稀缺性作为便利的分析工具而被表达为价值构成的要素,而强烈依赖于对效用的主观评价的边际理论,也使其价值分析获得了主观价值论的称号,并成为延续至今的经济学主流.在此,有两个基本问题是值得强调和重视的.一方面,这种把价值托付于主观认定的分析,却是建立在对经济的一个更为深刻的客观的认识基点上,即作为理论抽象的生产一般,对任何民族或社会都是一个不可扬弃的基础,这种生产或经济的活动一旦停止,也就立即中止了任何社会的存在.这样,在建立了一定社会设置的前提下,经济的活动及其运行完全可以表现为纯粹的量的比率或关系.正是在此基点上,边际效用成为一种适用于所有经济问题的分析工具1(P242);经济学也由此获得了纯粹经济性分析的表达.另一方面,这种纯粹经济性分析从未扬弃经济学的社会关联性的内在基点,只不过是对这一内在基点作了影响的更深隐藏.在它所推进的各种数量分析中,无论是描述既定框架中的变量关系,还是假设这些变量关系最优化所必需的条件,都明白无误地揭示出这些理论努力的根本性目标,在于为维系或改善现实的经济运行以至整个社会的存在寻求支撑的力量或前提性条件.这些经济变量的分析,最终都落脚到对与之关联的社会关系,预期结果或意义的说明上.上述种种事例表明,人们为价值的存在寻找承载实体或构成要素的理论努力,尽管在形式上表现为对价值本质的说明,却在实质上全都转向了对价值的社会关联性功能的说明.这一转向使人们至今仍未充分认识到,劳动价值理论这个术语包含几种不同的含义1(P463).为价值的设定所寻求的不同构成要素,最终都落脚到为财富的分配提供依据的基点上,以至到今天衍生出人力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以及知识就是知本等等的不同论说,预示着在某一特定的价值没定下,社会存在中不同类型的资源或力量,具有获得经济转换的潜能.而且,为价值设定提供出的不同构成要素,都可以为其实证性体系找到肯定性或否定性的事实依据,使这些不同的理论论说无一幸免地表现出对某一特定的社会,或对社会中某一特定力量或辩护,或批判的社会关联性目的.于此我们或许会明白,历史上围绕着不同经济理论所展开的争论(不管是赞成抑或是反对),为什么其争论的核心或聚焦往往不在理论本身,而在于这个理论所引导的实践及其社会后果?对经济的社会关联性的关注,使这些争论无论在过去还是现在,都主要转换为政治,道德或社会意向的表达.或许也可以说,这种研究的努力或进路,使价值分析在对价值的社会关联性功能的说明方面,已经获得_长足的进展;却同时似乎离价值的本质说明愈来愈远.如果以同样的方式在同一进路上展开价值的分析,我们所能得到的不会比我们的前人更多.因此,价值分析的重心,应该转到对价值本质的说明上.尽管这一说明仍然不能使我们在价值范畴的运用中排除社会关联性的存在,但至少它能够使理论运用中的多重性社会意图或功能目的,不再以隐性的,含混的形式了表达,而得到显性的或明晰的展现,进而使我们有可能对理论运用中的各种可能性趋向有更为清醒的认识或更为稳健的把握.价值本质的探析其实,已有不少人对价值本质的问题作过说明,只不过由于对价值社会关联性功能的主要聚焦,使这一说明或未能展开,或为人们所忽略.25例如,尽管在形式上,马克思也同其他人一样为价值的存在寻找某种基质或构成要素,但是,他在创立劳动价值论的过程中,已经敏锐地抓住了价值是一种对象性的存在:价值对象性纯粹是社会的,在这种价值对象性的存在中,不包含任何一个自然物质原子3(P61).从来没有一个化学家在珍珠或钻石的物质结构中发现交换价值,物的价值只能在交换中实现只能在一种社会的过程中实现3(PIO0).这便展现出价值的本质在于社会性建构的理论含义.因此,尽管马克思的整个经济理论都立足于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但是,仅从某种特定的物质形式来理解价值的存在,实在是对马克思的一种误解.并往往使人们过多地忽略了马克思对价值存在非物质性的表述:既然交换价值是表示消耗在物上的劳动的一定社会方式,它就像汇率一样并不包含自然物质.3(P99)商品形式和它借以得到表现的劳动产品的价值关系,是同劳动产品的物理性质以及由此产生的物的关系完全无关的3(P89).在交换过程使产品成为商品,商品成为交换价值,产品开始在头脑中取得了二重性存在:这种观念上的二重化造成(并且必然造成)的结果是,商品在实际交换中二重地出现:一一方面作为自然的产品,另一方面作为交换价值.也就是说,商品的交换价值取得了一个在物质上和商品分离的存在.2(P89)这便使得一切物品除了它的自然存在以外,它还取得了一个纯经济存在;在纯经济存在中,商品是生产关系的单纯符号,字母,是它自身价值的单纯符号.作为价值,商品是一般的,作为实际的商品,商品是一种特殊性2(P85).在价值的完成形式的货币身上3(P92),或许会使这种社会性建构的本质得到更为充分的展现.人类学的诸多资料都表明:被无文化民族用作货币的物体中很少是具有使用价值的,大多是给展示它们的人带来声望.8(I:214)在数不胜数的各种货币的原初形式中,就有许多既非粮食,也非贵金属,而超出了劳动价值衡量的商品范围.如密克罗尼西亚的开孑L平石,新几内亚的木制胸甲,新不列颠岛的犬牙,以海贝为基质的罗塞尔岛的达普币和达荷美的安产贝,以及斐济岛的鲸牙等等.用拉德克里夫一布朗的话说,它们是具有最高社会价值的物,带有构筑更大社会关系和社会整体的能力.在太平洋中的雅普(Yap)岛,巨大的石盘就是一种货币,但它们几乎无法搬动,因而也就无从谈起便利性,更重要的是,这种用于礼仪性交换的货币石盘是其他价值不能与之折合的;存在于特罗布里恩德岛库拉交易圈中的货币用贝壳做成的红色项链索拉瓦和用贝壳做成的白色手镯母瓦利也具有类似的价值不可转换性;并且在其本身并无直接经济有用性的同时,却拥有一种社会身份的认定和稳定的非经济的社会含义.与此并存的其他财富标志,也是用稀罕并难于获得的材料并花费大量时问和劳动来制作的,而几乎没有任何实际用途的仪式使用的大斧斧身9(P263).劳姆(Laura)则证明了,荷马史诗中着名的牲畜货币,不是从牲畜作为实用产品的任何用途中产生,而是从牲畜在献祭和仪式性的圣餐中所具有的神圣意义里产生.他从赎罪仪式的收费中引出了等值(相同价值)概念,从象征性替代的仪式中引出了价值象征物的概念,从仪式中散发圣餐引出了价格的概念.尽管人们把一些古代货币看作装饰品,并从其装饰目的中产生其价值,但劳姆也明确地论证了,装饰不能被视为终极的心理范畴来接受.而且,装饰品事实一L基本是巫术护符和象征9(P264).同样,鲸牙在斐济岛遵从礼俗认真地呈献,作为酋长问的交易,鲸牙安排战事,刺杀,贵族联姻,鲸牙缔结或解除政治联盟,鲸牙拯救濒临灭亡的村庄和王国,鲸牙祈诉神的恩典.从它能创造社会,予生予死的角度看,鲸牙与神旗鼓相当于是就有霍卡特(Hocart)得出的鲸牙的交换价值:几两重的神性等于成磅的粗货.因而也就有斐济人所持的观点:在19世纪国家形成的过程中,鲸牙的作用远胜毛瑟枪.流通的鲸牙愈多,斐济群岛上存在的国家愈强大10(P39).这些实例似乎表明,正是价值作为社会性建构的本质存在,可以使各种各样的物质形式乃至石头成为并不需要它的所有者的间接财富这个对象的价值对他而言就是一种交换价值11(P263264).西皮翁?德?格拉蒙在17世纪就指出:货币并不从自己的组成材料中获得其价值,而是从作为君主的形象或标记的形式中获得其价值.人们可以恰当地使用另一个商品,而不管它有多劣等和下等11(P232233).如铜在许多地方是便宜的,而当它在某些地方转换成货币时,就获得了昂贵的存在.并非金属内在固有的价值26赋予物品价格,物品是通过相互之间的关系才获得价值的.米歇尔?福柯也认为,在这种任意的关系中,即使没有价格的物体也能用作货币;但它必须具有特有的表象性质和分析能力,它们使得它能在财富之间建立起平等和差异的关系11(P233).货币从其纯粹的符号功能中接受了自己的价值,也就揭示了价值的约定性特征.也就是说,价值只是一个由公共同意所接受的筹码,因而,也就是一个纯粹的虚构11(P240241).这使福柯进而认为:并不存在公正的价格:在无论什么样的商品中,都没有什么通过某个内在固有的特性来表明必须用来支付商品的报酬的货币数量.11(P245)对价值的本质或形成来说,问题不再是要知道财富根据何种机制能在相互之间进行表象(以及根据贵金属这一普遍可表象的财富来表象它们自身),而是要知道欲望和需求的对象为何要被表象11(t_52).对此,马克思曾指出,在人以他自己直接需要的量为他生产的尺度,这种需要的内容直接是他所生产的物品本身的状态下,人所生产的东西不多于他直接的需要.而在进行生产只是为了占有,生产的目的就是占有的状态下5(P33),就有了超过需要的直接界限的剩余产品;也就有了实现占有的社会要求.从而,价值的本质实在不过是以占有为基点,服务于占有这一核心而进行社会性建构的一个产物.这种建构,使得作为价值完成形式的货币获得了无个性财产的象征意义,使它成为储备,成为未来的一般生活资料的保障:货币是无需要的人用来占有财富的形式,也就是人们用来占有多余的部分,即占有财富中无须直接作为使用价值的部分的形式等等.货币既是对未来需要的保障,又是超出需要的财富形式.2(P440)不理解价值作为社会性建构产物的本质,对价值构成要素的追寻,不过是形成了相反意义上的两个询问:或是询问在什么条件下一个财产能成为交换体系中的价值;或是寻思在什么条件下一个评价判断能转变成这同一个交换体系中的价格11(1260).而只要认识到价值的社会性建构本质,就可以清晰地看到,价值通过货币这种象征形式,表达着不同的社会含义,被概念地当作一种超现实的物.然而,这种超现实性,并不惟一地限定在某一物质上.货币对象物的具体形式,究竟体现为金,银,铜,还是海贝,豚牙,甚或现代的纸币等等的物质形式上,首先在历史上表现为一种偶然.而这种偶然性,又强烈地透出不同文化实存或社会建构的决定关系.作为价值表达的货币,之所以具有社会性的力量,乃是社会的各种关系和各种要素的联结之力,象征之力,而不仅仅来源于它的所谓商品性规定;它从共同体生存的深层系统规定的象征或社会建构中,获得了一个相对恒久性稳定的根据.这样,货币作为社会性建构产物的价值存在,在其存在的前提是社会关系或联系的物化,它蜕掉了它自然形成的使用价值的一切痕迹,蜕掉了创造它的那种特殊有用劳动的一切痕迹,蛹化为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同样的社会化身3(P128).正是价值的社会性建构本质,使我们从货币身上看不出它是由什么东西变成的,那么,一切东西,不论是不是商品,都可以变成货币3(P151152).也使我们清醒地认识到,最初的等价是由传承与权威所决定的.在一般抽象的意义上,只要某种商品在价值表现中取得了等价物的地位,就意味着,这种特殊商品的自然形式发生了一种社会的结合.它的这种独占性,意味着一种经济支配的权力体系.在人类早期历史中,劳动含量极其细微的海贝作为一般等价的货币,在非洲,亚洲,欧洲和印度洋地区都获得了普遍性的存在,而这恰恰不是基于海贝作为一种实在商品的存在,而是在特定区域和特定社会群体在文化模式传承中,对权力支配的现实关系的一种符号象征形式的表达.如果不是因为贝壳货币这种纯粹的理想性,它的广泛传播是不可能的12(P84).海希尔海姆(tteichelheim)也曾指出,在古代近东地区附加于金银之上的价值,本质上具有巫术一宗教的性质.约翰?洛克对这一现象的表述是人类同意给金银赋予一种想象的价值9(P265).进行纯粹经济学分析的凯恩斯也充分承认,现代经济附加在金银之上的想象的价值,是从宗教领域中衍生出来的,他在思金若渴中写道:古老埃及祭司的巧计使这种黄色的金属充满了其有魔力的特性,这至今也没有全部消失.9(P265)在此,如果归结到稀缺性的解释上,那27么,正如齐美尔所说:是稀缺与不稀缺之间的某个比例,而非稀缺自身,才是价值的条件.因此,价值总量等于获得客体的在自然的,生产的与社会机遇等方面的难度这个公式是不对的12(P15).而若归于效用的解释,马克思也曾明确指出:金银根本不是必要的使用对象,所以它们也被排斥在直接生产过程之外;金银的使用价值的性质就在于它应是某种多余的东西2(P458).在商品流通的初期,只是使用价值的多余部分转化为货币.这样,金和银自然就成为这种多余部分或财富的社会表现3(P150)一方面,金的生产只需要人的最粗笨的劳动,既不需要科学,也不需要发达的生产工具2(P455);另一方面,它既不作为消费对象来满足直接的需要,又不作为要素加入生产过程.就此而言,金银成为货币恰恰源于其无用性或无价值性.因此,仅在劳动或商品的意义上,来认识金银成为货币或其象征材料的存在,是不充分的.当某种物品获得了货币象征材料的存在时,必然具有更为深厚的社会和文化的意涵.可以看到,是文化过程,更确切地说,是价值的社会性建构,把冲动,愉悦,需求等等的主体条件转换为客体的价值.而经验基础所提供的无限多的客体都完全作为这种表象的产物,一次又一次地引发了关于价值主观性与客观性的误导性问题.如果考虑到意志客体与表象客体的区分,那么,即使二者在空间,时间与性质序列里占有相同的位置,被欲求的客体也以一个不同的方式与我们相对且与被表征的客体有及其不同的意义12(P19).昂贵而丰富与廉价而丰富的论题所展现的经济和社会的含义,对此作了最集中和最充分的表达.如果一个客体在它的完备形式下首先产生于我们的意识,那么,价值就完全居于主体之中;如果说价值是一种客观下存在,那么,这种客观性仅仅在于由社会性建构所确立的对主体的普遍有效性.由此,经济价值被表达为在一种相对主义的世界图景中的排列12(P40).在世界经济历史中,价值的社会性建构,曾经以海贝一类几乎不含有劳动量要素的符号象征体系来进行自我表达.自这一表达形式落脚于贵金属的实物形体上,尤其是自西方的市场经济模式确立了世界性的支配地位后,它的存在形式从其符号象征的意义来说,并不是比先前那些原始形式更为纯粹,相反,而是紧紧地附着和依赖于金银这种特殊商品的实物形式上,而使其符号象征的意义表现出不完全的性质.而进入20世纪后,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会议,是在货币要取得纯粹象征意义的存在形式和体系发展的趋势下,人们对这种符号象征体系与特殊商品实体的关系,进而是对货币的象征存在体系与真实经济体系关联性的最后一次认定.而凯恩斯经济理论及其所引导的以大规模信贷扩张刺激经济增长政策实践,实际的内容便是凭借于货币形式的符号象征体系的存在,把对未来的透支用于现实的经济过程.开启了价值的社会性建构以纸币形式逐渐摆脱经济的实体存在,而谋求其象征意义的存在形式和体系的独立发展的道路.最终,尼克松在1971年8月15日决定停止以黄金支持美元的地位,给布雷顿森林会议的货币体系画上了句号,使货币形式在完全的符号象征意义上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全球性的规模扩展.在这一现象背后,我们看到了货币与实体经济相连的实物性存在;同时也看到了,货币作为一种权力的规范和运作的符号象征形式的存在.它使货币的存在摆脱某种具体的实物形式,而谋求其符号象征存在形式的发展.在更深的层次上,这可视为人类的主体性发展逼使自然限制退却的一个具体反映.然而,尽管人类各方面的一切发展,都已获得了逼使自然限制极大地退却的成功,但这种限制永远也不会完全消失.正是这种本质性的联系,使货币的符号象征形式,得以摆脱某种具体实物的羁绊,而展现出人类的自主性发展努力;这也使得人们在摆脱特定实物制约的基础上,充分运用货币存在的筏号象征体系,而创造经济巨大增长奇迹的同时,隐埋下了危机的可能性,展现了使人耳熟能详的泡沫经济概念.一切投入流通这个巨大的炼金钵的东西,再出来时都成为货币的结晶;流通不断地把货币像汗一样从每一个毛孔中渗出来.这样,由货币(或特定的金银形式)所体现的这种社会存在,就具有一种邻近又超越社会财富真正因素的物质或商品的侧面.对这一存在本质的把握,使我们清楚地看到,当人们把货币的贮藏手段功能定位在金银上时,贮藏的实质并非金银的实物性或其自身的物质有用性,而是社会赋予它的一种权力关系的价值.一旦这种社会的赋予发生位移,用于货币贮藏手段的实物也就不可避免地随之变更.贮金与古代社会中的贮贝,甚至与现代社会中更为常见的,对纸币这种被克纳普和韦伯称之为官许凭证13(PIO1).的保有,实在是没有什么本质性的区别,惟一的不同仅仅反映了权力赋予的社会情境的变化.纸币这种纯粹符号的货币形式具有价值不稳定的特征,那么,今天摆放在精致橱窗中的,价值不菲的金银珠宝饰品,在6o年代的中国内地,当特定的社会情境赋予它们某种阶级性的秽物含义时,其所表现的价值同样也是一落千丈.在当时昆明菜市的地摊上,一个质地精美的翠玉手镯,普遍不及100公斤大米的等值.在社会情境的变化中,当人们从保值的角度,或者把金银珠宝这类货币的实体转换成官许凭证的纸币或其他物品时,或者在面临通货膨胀的可能和现实,而把纸币转换成金银珠宝和各种各样的,耐用的和日用的商品时(这种转换不是为了现实的或即时的使用,而是为了获得未来的更多的使用或转手,1989年中国内地居民在物价上涨压力下的消费选择,曾对此作了一个生动的描述),都共同展现了贮藏的实质就在于,为了获取支配未来的权力;反映出货币贮藏是对超越人的真正和直接需要的剩余积累的追求.这种积累的动力来源于把人的享乐延迟到永远延迟的未来,这种没有真正目标的从而也没有止境的追求,实际上表现着把金钱视为人本身,从而把现实的生命转移到不朽的,然而却没有生命的物体上来克服死亡的一种社会性幻想.同样,当世界货币的功能定位在金银上时,仅仅只从实物的或商品的形态上来作出理解也是不够的,在更深层的含义上,货币存在的这种特定的物质形式,实际标志着一种强势文化体系在世界范围内的支配地位的确立.价值的社会性构建,使货币成为人类的一种外化了的能力存在,它能够把观念变成现实而把现实变成纯观念的普遍手段和能力一方面把人和自然界的现实的本质力量变成纯抽象的观念,并因而变成不完善的东西和使人痛苦的妄想;另一方面,同样地也把现实的不完善的东西和妄想,把个人的实际上无力的,只存在于个人想象中的本质力量,变成现实的本质力量和能力2(P108).即便以某种实物形式作为价值的表达或存在基础,也并不源于其所具有的使用价值或直接有用性.最初表象价值的不同实物形式,往往是由它们所拥有的非经济因素,它们在各种仪式中的实质性位置一起进入特定民族共同体社会生活的不同方式,使它们与这个民族中其他类型的财产相区别而获得了货币地位.基于价值的社会性建构与剩余使用价值的关联性,揭示出把真正人性的需要与无用的(非理性的)需求区分开来的必要性.把握了这一点,人们似乎正是可以从经济价值理论的角度这样说,金钱的本质是其绝对毫无价值.因为以合理用途和真正的人类需要来衡量,现代经济中的金银租占代经济中的贝壳,狗牙或羽毛束毫无区别,雅普岛的那些即使在海下也继续象征着价值的巨大石盘,与诺克斯堡地下的黄金也并无不同.在某种充盈着社会文化和制度含义性的实物形式向货币形式的转化中,在无价值的东西向昂贵的东西的转化中,表达出所有价值表象物所具有的文化和制度性含义.价值的社会性建构在经济上的重要结果,就是把经济交换从物物交换的情境制约中解脱出来.它使交换在原则上不再同任一特定的场所联结在起;使人们能跨越时一空地组织和调整产品和存货.这样,货币成为贮存和转化资源的手段,扩张的手段,时一空伸延的手段,因而也就是权力工具14(P156).基于价值社会性建构所形成的货币的无个性的财产的存在或表达,我可以用货币的形式把一般社会权力和一般社会关系,社会实体,随身揣在我的口袋里.货币把社会权力当作一件物品交到私人手里,而私人就以私人的身份来运用这种权力.社会联系,社会的物质变换本身通过货币表现为某种外在的东西2(P431).这便充分展现r,价值的社会性建构在财富的名义下,真正渴获得的实质上是对人的权力.因此,价值的社会性建构这一本质的核心指向是权力的建构,或者说,价值是社会权力建构的经济形式或经济表达.基于此,赋予价值的各种表征物具有一种决定和调动整个社会生活的无形的,幻想般的力量;直接担负着与社会物质生活密切相关的表层的整合使命.而其所以能发挥把社会整合为一个统一体的功能,又是与社会的传承因素紧密相关的.货币作为价值一般存在形式的物质化,是从它所依据的物体的彼此相互关系中获得意义的,从而也使货币在最纯粹的形式上代表着纯粹的交互作用成为人与世界关系的充分表达12(P65).价值的本质就是一种关系的存在.基于此,齐美尔把货币完全视为一种社会学现象,是人类互动的一种形式,从而,社会互动的稳定性和可靠性即经济领域中的连续性为物质意义的货币的消解做好了准备,文化互动的普遍稳定性和可靠性影响了货币的所有外在方面12(P104105).只有在质料要素后退的意义上,货币才真正成其为货币12(P126),这样,价值的社会性建构不过是通过货币体现和升华了人对于他的意志,他的力量施加的对象以及他无能为力的对象的实际关系f12(P141).所以,一切价值表征物的可流通性,在根本上要由社会,法律和个人的担保和关系来保证.从而,公共权威,公共制度和一般公共交往及各种各样的担保形式,都越来越构成货币的含义12(P116).价值的社会性构建的本质,展现了马克思在商品拜物教理论中的一个深刻分析:即人们自己的一定的社会关系,在人们面前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3(P89).在这种本质的制约下,价值的任何载体和表征物,它的价值可能就会是零,价值越高,危险性就越大12(P114).经济存在的社会关联性,由此得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