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版乌托邦的寻找或背离汇编

新版乌托邦的寻找或背离汇编 摘要桃花源记是中国文人内儒外道精*延展，是隐逸精神原型在历史上的一次集结，唱出了华夏千古文人对乌托邦的渴望。它繁衍出了中西古今众多不同版本，其中以法国作家谢阁兰的散文集出征、台湾作家张晓风的诗体剧武陵人、赖声川的话剧暗恋桃花源最为有名。三者以桃花源记为轴心构成了一幅色彩斑斓的互文织锦，共同演绎着古今中西的乌托邦追寻或背离乌托邦幻想的主题。 关键词乌托邦；重新书写；寻找或背离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76305008904 乌托邦原指一个虚构的地点，字义上它是指一种无处，或说一种没有真实基地的地点。没有真实基地的观点应是相对的，一方面它表达一种杜撰的不存在的空间状态，但另一方面它却又是与社会中的真实空间有一种直接或倒转“模拟”之普遍关系的基地。事实上，由于这种虚构的“模拟”往往起源于对社会本身的不满，因此乌托邦的描述通常会以一种完美的形式来呈现社会或将社会倒转，或是藉由旅者所到达的另一个地理上隔绝且遥远的地方，来呈现某种没有缺陷的世界状态，在这里，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问题与冲突都被解决了。诺斯洛普弗莱指出：“一般的乌托邦观念，即使不全是乌托邦作者的观念，至少也是大众想象中的乌托邦，都认为乌托邦是一个理想的或完美无瑕的社会，它具有某种逻辑一致的结构，不仅为乌托邦的子民，也为整个人类的生活，应许了充分的自由与幸福。作为一种终极的、确定的社会理想，乌托邦是一种稳定状态的社会，大多数乌托邦都具有防止社会结构剧烈变动的保险机制”。柏拉图的理想国是西方乌托邦文学的鼻祖，此后经莫尔、康帕内拉等发展，西方乌托邦文学到了20世纪仍长盛不衰。中国自礼记*理想到庄子的鲲鹏世界，乌托邦思想亦此起彼伏。以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为肇始，中国的乌托邦文学正式确立。与西方乌托邦文学不同的是，桃花源记作为蓝本至今已繁衍出众多不同版本，其中有法国作家谢阁兰的散文集出征、台湾作家张晓风的诗体剧武陵人、赖声川的话剧暗恋桃花源。三者以桃花源记为轴心构成了一幅色彩斑斓的互文织锦，共同演绎着古今中西的乌托邦追寻或背离乌托邦幻想的主题。 一 、寻找或背离。中外古今的 “桃花源”想象 主题学探索的是相同主题在不同时代以及不同作家手中的处理，据以了解时代的特征和作家的“用意”。永不满足和追求理想是人类共有的心态。乌托邦追寻是文学发展以来一个*的主题。从柏拉图到莫尔。从康帕内拉到，培根，笛福到斯威夫特，甚至乔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赫胥黎的美妙新世界反乌托邦，无一不是在追寻一种理想*，虽然思想倾向或追寻方式不一样，甚至从反面追寻，从而走出乌托邦想象的困境。桃花源记、出征、武陵人和暗恋桃花源文体不一、主题各异，作者时空远隔。但都有一个“追寻桃花源”的共同理想，虽然对“桃花源”的景色各有不同憧憬。或是安宁，或是爱情，或是精神，或是一种诗意栖居地，甚至是为了证实桃花源作为乌有之乡的存在，最后离弃“桃花源”而回到现实之中。 陶渊明用幻想的彩虹包裹着一块遥远的土地桃花源伊甸园般的精神寓所。“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这充满人间生活气息的乐土，正是陶渊明重建的世界，而且，这一世界不容外在世界的窥视探寻。“太守即遣人随其往，寻向所志，遂迷，不复得路。”“南阳刘子骥，高尚士也，闻之，欣然规往，未果，寻病终，后遂无人问津。”陶渊明毫无顾忌的隐喻了他对外在世界的反叛，建立了他的自我精神世界。他追寻到了他的神性家园，在桃花源里吟咏弥漫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无我之境的诗意。 桃花源记一个充满漩涡的文本，无数文人墨客被其深邃的神性所吸引。法国诗人谢阁兰的散文集出征就是一次桃花源记的重新书写，在这篇字里行间隐匿着对陶渊明的乌托邦想象桃花源的一种追寻。出征是谢阁兰以自己在中国的考古旅行为背景写下的一本“游记”，但它记录的不是旅游观感，也不是考古发现，而是他的精神历险。出征第20章讲述的是旅行者“我”如何在旅途中遇到一个早已消亡的但仍活着*古代城市“黑盐城”。这是以桃花源记为蓝本的一次西方意义上的重新书写，通过对比故事叙述结构即可发现二者的相似性。谢阁兰作为一个异域他者改写着一个传世久远*乌托邦神话，他寻求的到底是什么?在这个烙着现代西方思想的现代桃花源中，他追求着什么?在文章中，陶渊明的遁世和人世主题已难觅踪影。但是，由于主人公“我”对古代的热爱，对想象物的迷恋和偏执，走向一条“通往过去的路”，“我”震惊于黑盐城里宁静的庄稼、温柔的山峦和袅袅炊烟。但作者在文章最后跳出了“黑盐城”的叙述，点明这只不过是“我”疲惫旅途中的一场梦。谢阁兰戳穿了故事至始至终叙述的真实性和一致性，完成了一次自我颠覆。作者找到了“桃花源”，一个与世隔绝的“黑盐城”，但却在最后一刻瞬间倾覆，只留下梦醒时分的怅惘。作者在南柯一梦后叛离了自己原来的乌托邦追寻。 重新书写是对伟大艺术作品中透露的美好往昔的追忆和神往，而且，重新书写的正当理由就是发现新的、可能更为充足的意义。张晓风以其丰富想象力再次带领我们*桃花源。武陵人的主人公黄道真是现代人中追求精神田园和人类最高福祉的象征性人物。其名字显示出一种高度的象征，黄炎黄子孙也，道中国哲学的最高内核，真生命真意，宇宙菁华。黄道真象征着不染任何世俗尘埃、追求生命最高*人。按照当年陶渊明的指引，黄道真进入了“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世外桃源，发现了世外桃源人们的幸福秘密，它只须一个女孩，一棵桑树；一位爷爷，一位孙子，一根麦芽糖；一壶茶，一块饼，一个儿子。这些都是最平凡最容易获得的世俗的幸福。黄道真愈是真正走进桃花源，愈是发现桃花源世界的精神生活并不是他所需要的，桃花源只是世俗理想的温床。最后，黄道真走出了桃花源，并告诉他的同胞，“归去来兮，桃源无路”，从而残酷地戳穿了中国文人千古旧梦。 暗恋桃花源由国际知名导演赖声川执导，于1986年在台湾首演，引发观演狂潮。二十年来在世界舞台上持续走热。暗恋桃花源讲述两个剧组预定了同一时间的同一舞台分别排演暗恋与桃花源，在争执不下的情况下共用舞台，各自排演。暗恋是一出现代悲剧。青年男女江滨柳和云之凡在上海因战乱相遇，也因战乱离散。其后两人不约而同逃到台湾，却彼此不知情，苦恋40年后才得以相见，时已男婚女嫁多年，江滨柳已濒临病终。他们互诉别后衷情，追忆似水年华。桃花源则是一出根 据桃花源记改变挪腾出来的古装喜剧，一曲充满后现代反讽意味的绝妙拼凑的反田园牧歌。渔夫老陶是武陵人氏，其妻春花与房东袁老板私通，老陶离家出走桃花源。等他回武陵后，发现春花已与袁老板成家生子并重复着日常的琐碎平庸和家庭争吵。 暗恋与桃花源相互*又相互穿插交织：神圣与低俗、忠贞与背叛、混乱与秩序、现实与荒诞、欢乐与悲伤、严肃与颓废在同一个舞台同时展现。但二者仍有一个共同的主题一追寻，只是他们追寻的东西迥异，即使是幸福，他们追求的幸福亦是不一样的。暗恋的主题是寻找，寻找一个人，寻找一段旧梦，寻找旧日家国青春梦想的背影。桃花源的主题也是寻找，寻找一个地方，一份世俗的安宁，可是在赖声川看来这份世俗的宁静在现代社会亦是难觅踪迹了。世外桃源的乌托邦想象在剧中被全面颠覆。 二、寻找或背离。没有选择的选择 桃花源记、出征、武陵人和暗恋桃花源无论是追寻乌托邦或是放弃乌托邦的追寻，都有着当时作者思想和时代环境的因素潜伏其中。虽是虚构文本，但从中找出时代因子和被作者悬置起来的现实亦不是不可能的事情。德国美学家沃尔夫冈伊瑟尔在虚构与想象文学人类学疆界说到：“虚构文本隐含着大量的受外界和既有文本的依稀可殡辨的现实痕迹。而这些依稀可辨的现实，在文本中却被伪装起来。可以说，这个具体的现实世界被悬置了起来，并以此表明它并非既有之物，而是被理解为一种既有之物而已。在虚构自解过程中，虚构文本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使整个现存世界变得似是而非。”但伊瑟尔指出，通过文本细读仍不难发现那些隐藏着的现实。在这四个文本中，我们发现作者寻找或离弃乌托邦，都是处于时代漩涡里的作者没有选择的选择。 世外桃源*与乌托邦的角力 杨乃乔先生在悖立与整合东方儒道诗学与西方诗学的本体论、语言论比较中充分阐述了隐逸精神原型，“隐逸精神原型是指沉淀于魏晋时期隐逸诗人心理结构中的一种基本范例，这一基本范例是推动隐逸文学思想崛起的原始动力，呈现在隐逸文学的形式表象上，这一原始动力以隐逸精神为内在意蕴，于文学的表象形式上反复演奏着一个恒定的母题高蹈遁世，使隐逸文学以思潮的方式崛起中呈现出一系列共同的生存价值取向和审美价值取向，从华夏文化的整体构成看，隐逸精神原型在理论上的表达成熟于老庄及老庄的华夏隐逸精*继承。”从建安文学到东晋文学，阮籍、嵇康等诸多诗人均沉迷于隐逸，而把隐逸生存转换为绝美至极的壮举则是由陶渊明演绎的。为此钟嵘尊称陶潜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也”，鲁迅先生亦称陶潜为“我们中国赫赫有名的大隐”。而桃花源记则是中国文人内儒外道精*延展，把华夏隐逸精神唱到了极至，是隐逸精神原型在历史上的一次集结，唱出了华夏千古文人对隐逸乌托邦的渴望。桃花源就是千古文人梦寐的圣殿。正如卡尔曼海姆所言，“只有当个人的乌托邦观念抓住了已存在于社会的潮流并且表达了他们的愿望，只有当它以这种形式又转而成为整个群体的观念”，乌托邦才有想象的空间，寻找或背离历史地成为文人的选择。 乌托邦如果不是虚构的，就没有现实意义；虚构如果不显得像真实一样，又无法实现其超越现实的价值。在此真实历史成为虚构作品的背景。陶渊明生活在礼崩乐坏、战乱纷争的魏晋时代，他需要用文学想象构建自己的精神世界，从而捣毁他生存的真实世界，重建自己和当时大部分文人的隐逸精神乌托邦桃花源神性花园。乌托邦本质上是质疑现实的，而主流*恰恰要维护和保护现实。陶渊明在*与乌托邦的张力之间一不小心露出了他的真实意图对礼崩乐坏、战乱纷争的魏晋时代勇敢无畏的叛离和对自己的世外桃源无限憧憬。 “差异美学”命中注定的乌托邦叛离 出征的主人公“我”在南柯一梦后叛离了自己原来的乌托邦追寻。这显然是作者谢阁兰的故意为之。谢阁兰在其论异国情调中阐释了他的“差异美学”，在他的阐述中我们可以发现其中缘由。在谢阁兰看来，异国情调乃是对非我的承认，对差异和杂多的认知，是一种构想他者的能力，是一个强大的个性面对它深感其距离的客体冲撞所激起的激烈而好奇的反应，也是对一种*的不理解的尖锐而直接的认识。谢阁兰曾到中国行医和考古，但他从不满足与表面的猎奇而力图真正深入到华夏文明的内部，对一种陌生的文明以一种冷静的目光进行顽强的探索，竭力发现并突出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他涉足异国领域，并非是为了逃避或征服，而是为了获得新的感受和认知，同时把对异国文明当作更深刻认识自己的一条途径。他对华夏文明表现出景仰的真诚和探索的热忱，然而他并不以认同为目的。他走进了陶渊明的世外桃源，但他并没有在其中流连忘返，而是“退着离开这里，远离他们过分长久的生活”，“不会骄傲地背叛这个*般存活下来的过去”，“不会在精确的地图上，在各种地名中间标出这个地方的空间存在”。面对中国古老的世外桃源，谢阁兰在其差异美学的无形指引中，他毫无疑问会走向反面，在他的时代里再去叙述同一个古老的乌托邦传说显然与其审美旨趣相距甚远。对谢阁兰而言，一切认识主体所熟知的、同质的东西都不会产生美感，只有陌生的、遥远的、异质的东西才是美的源泉，并且这种差异不是静止地存在与某个陌生事物本身，而是能动地存在与主体和客体的距离之中，存在于异和同的反差中。因此，不仅在文章最后，在文章主体部分出征亦有别于陶渊明笔下无限美好的人间仙境，几处提到黑盐村的闭塞与隔绝。至此，谢阁兰从其“差异美学”完成了这命中注定的乌托邦反叛和背离。 千古文人桃源梦梦醒时分终有时 桃花源是中国千古文人梦寐以求的精神神圣之地和伊甸园。他们在这一千六百多年*温床上做着同样的梦。梦想一个“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的人间仙境。而且拒绝任何外人的入侵，他们沿袭着陶渊明的千年不变的想象，垒筑了“不复得路”和寻找终“未果”的思想防线，可是仍有许多怀有梦想的人不畏艰难地再次抵达。张晓风笔下的黄道真*时空从武陵出发又一次抵达了桃花源。但他身体的抵达却是为了精*逃逸。张晓风没有继续缝补着历史这件褴褛的华美衣裳，而是在其中放置了能咬破历史梦幻的虱子，噬咬着名叫“世外桃源”这件皇帝的新装。梦醒时分终须有，是该戳穿中国千古文人桃源梦的时候了。张晓风一语道破了历史的玄机。 张晓风同样是炎黄子孙，身上流淌这桃源的血液，所不同的是，作为一个受西方文化浸润的基督教徒，她比中国同胞多了一份身体力行穷根究底的探索精神。她并不顺着历史思维再次论证世外桃源的合法性，而是尊重自己真实的感受，以一位女性的直觉和勇猛捅破了这层纸糊起来的无形高墙。张晓风对桃花源虚妄的判定，是因为具有不同终极关怀的基督教文化有着一种积极的苦中寻乐的人世精神。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和考门夫人的荒漠甘泉都现实了这种经过路德改革后的宗教，有着多么强烈的世俗价值取向。幸福寓于苦难，只有饱经苦难，战胜苦难，才能抵达幸福的彼岸。在这个意义上黄道真不是承接陶渊明精髓而是浮士德勇于探索的真谛。正如浮土德必须经历各种人生*才能吸吮生命的琼脂浆液一样，武陵人黄道真离开了苦难和企盼就感受不到幸福的存在。 20世纪80年代，社会转型过程中的道德失范和生存困境等各种问题困扰人们心头，怀旧与重写历史无疑是两把温柔且锐利的批判武器。张晓风揭开了千古文人桃源梦的面纱，而赖声川深知怀旧是对无法再次拥有的过去的想望；重写历史是对过去作勇敢的背弃和重新着装。作为一个在国外受过良好精英教育滋养的知识分子，他一眼洞穿了台湾的道德窘境，化腐朽为神奇，不着痕迹地把暗恋与桃花源天衣无缝的融合起来，唱出了一首后现代社会的田园牧歌。他的还魂术使暗恋桃花源在国际上大放异彩。 诚如西方马克恩主义文艺理论健将FR詹姆逊指出，后现代最突出的特征就是深度模式的消解和历史感的消逝。从某种意义上看暗恋桃花源是一曲东方的等待戈多，两个剧目如出一辙，都弥漫着一种历史虚无感，在暗恋和寻求的同时完成了对乌托邦想象的背离和颠覆。 三 结语 寻梦，撑一支长篙，向桃源更深处漫溯? 出征、武陵人和暗恋桃花源三部作品以桃花源记为轴心构成了一幅色彩斑斓的互文织锦，共同演绎着古今中西的乌托邦追寻或背离乌托邦幻想的主题。其中有着深刻*背景和时代特征。寻找或背离，这是历史的选择也是选择*，更是没有选择的选择。历史的无意识和作家的有意识造就了今天五色斑斓的“桃源梦”，不管它是继续追寻还是再一次走出这个乌托邦的漩涡，这个梦，还能做多久?是否也如徐志摩唱一曲再别康桥一样的牧歌寻梦，撑一支长篙，向桃源更深处漫溯。只是不知桃源更深处是哪般春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