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版古代河南四次政治性外迁xxx及其影响汇编

新版古代河南四次政治性外迁xxx及其影响汇编 摘 要:从西周到南宋,古代河南共有楚人南迁,西晋末永嘉南迁,唐代陈元光“开漳”和王审知父子“王闽”,北宋末靖康南迁等四个阶段的政治性外迁*。其作用主要是影响到了迁入地的政治生态和社会组织,促成了南方地区政治和文化的中原化,最终更有利于中国版图的巩固和文化的多样统一。 关键词:古代河南;政治性*;中原文化 中图分类号:K20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05020005 中国古代*的类型,从原因和性质方面考察,可以分为政治*和经济*两类;从迁出和迁入的方向考察,可以区分为外向型和内向型两类。各种类型的*都可能具有调整人口布局和资源分配、提高生产力、加强族群融合的作用,本文侧重讨论政治性外向型*对迁入地政治生态和文化发展的影响。 一 从西周到南宋,从河南向外*而且明显属于政治原因者,主要有以下四次或者说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楚人从河南开始辗转迁徙,终于到江汉地区建国。楚人的始祖季连,是黄帝族颛顼系的后裔,属于上古的华夏集团,而非三苗系统的南蛮集团和后来以殷商为代表的东夷集团。殷代卜辞出现过“楚京”二字。左传僖公二年有“诸侯城楚丘而封卫”的记述。诗鄘风定之方中云:“定之方中,作于楚宫,揆之以日,作于楚室升彼虚矣,以望楚矣。望楚与堂,景山与京。”记载的也是获封于“卫”的卫文公在楚墟筑城与宫室之事。这个后来称为卫国的地方就是楚人的故地楚丘,从朱熹到顾栋高再到今人李学勤,都一致认定在今河南滑县东。山东曹县东南也有一个楚丘,今人何光岳认为这是楚人第二次迁徙的所居之地,从而把最先聚居之地的地名移来。大约在夏末,楚人迁回河南新郑、许昌以北一带。此后又曾迁徙到郾城县东三十五里处的熊山,楚人先祖穴熊即因在此穴居而得名。因为东面商人的压力,楚人此后又迁徙到今河南禹县西北25公里处的荆山。其后商人势力更大,楚人又迁徙到今灵宝县西南17.5公里处的荆山。不久因商王武丁的征讨,楚人为依附同属于华夏集团的西周,迁徙到陕西朝邑境内的华原山,仍遵旧习称此处为荆山,把洴水改称楚水。商末,西周开始强盛,楚人又越过终南山,迁到上洛。所以今商县一带还有楚山、楚水、大荆川、西荆川等地名。周灭商之后,力量膨胀。周成王封鬻熊曾孙熊绎“以子男之田”,“居丹阳”。楚人因此从上洛迁至今河南淅川县南的丹阳,即淅水汇入丹水附近之地。不久熊绎被动地卷入了管叔、霍叔等人的叛乱,虽然楚人很快归顺而得到成王谅解,但熊绎仍然心存惴惴,终于南渡汉水,迁徙到今湖北保康县一带的睢山,并用荆山之名代之。楚人从河南迁入湖北之后,周昭王、周穆王多次亲征荆楚,证明周、楚之间原有矛盾,楚人是出于政治原因而南迁的。此后直到公元前278年秦军攻陷楚都郢,楚人又迁都到陈之前,楚国约800年的都城一直在湖北境内,但楚人是从黄河中游的河南迁到今湖北“江汉沮漳”一带的*,是毫无疑义的。 第二个阶段是在西晋末年永嘉之乱以后长达百余年的时间里,河南一些大族与民众追随东晋及南朝政权的大迁徙。永嘉之乱后“转江都,因南渡”。在此前后,“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此次人口大迁徙呈现为集团式行动。由于名门大族的首领,地方官员,豪强和士人具有社会地位、军政实权或组织指挥能力,移出者遂大多以地域宗族为单位,依附于上述领袖而集体迁徙。一个*群体往往有数百、上千甚至数万人之多。 据葛剑雄主编的中国*史第二卷的列表,可知在这次长时段的人口大迁徙中,从河南迁出的著名宗族不下数十。诸如陈郡殷氏,陈郡长平殷氏,陈郡阳夏谢氏,陈郡阳夏的袁氏,陈留尉氏的阮氏,陈留圉的江氏,阳翟的褚氏,河内温的司马氏,济阳考城的江氏,南阳涅阳的刘氏,涅阳的宗氏,汝南安城的周氏,新野的庾氏,荥阳和开封的郑氏,荥阳阳武的毛氏,颍川长社的钟氏,临颍的荀氏,鄢陵的庾氏,许昌的荀氏等。其中阳夏的谢氏与山东临沂的王氏,即后来人们耳熟能详的“王谢”两族。而且河南迁出的大姓远远多于山东、河北、山西、陕西等地。 第三阶段有唐前期高宗至睿宗时代陈政、陈元光父子的“平乱”与“开漳”,唐末五代王潮、王审知兄弟父子的“王闽”。前者是唐高宗时,闽南“蛮獠”起兵叛乱,光州固始陈政奉命率将士113员、府兵3600人前往平叛,陈政之子陈元光随行。由于初战不利,陈政之母魏敬、兄弟陈敏、陈敷率固始58姓府兵数千人驰援,终于平定泉州、潮州间的“獠乱”。688年因陈元光之请,朝廷下令设置漳州,陈元光任漳州刺史,陈氏父子治理漳州40余年。陈氏子弟及属下府兵中多数人此后就定居闽南。 后者是在唐末农民大起义中,固始人王潮、王审知兄弟起兵后率部南进,经江西进入福建,先攻下汀州、漳州、泉州,继而夺取福州,控制福建全境。王潮、王审知得到唐王朝的承认和册封,王审知之子王延翰更称王建国,此即五代史上的闽国,王氏兄弟父子治闽40多年。随同他们入闽的固始人,据清末固始进士何品黎考证,有18姓5000多人。而中国*史第三卷中的列表则显示,此次有黄、潘、孙、郑、周、朱、李、王、陈、郭、魏、林、刘、姜、裴、蔡、夏侯、叶、曾、和、傅、韩、杨、许、方、丁、徐、孔、詹、翁、熊、江、吕、崔、柳、邓、吴、邹、苏、连等40个姓氏,“数量在二三万人左右”。固始陈氏、王氏两次带往福建的*,成为后来有族谱可据的河南人迁居福建的基本群体。 第四阶段是北宋末靖康之变后近200年的人口迁徙。由于淮河以北的中原地区先后处于战乱和金人、蒙古人的统治之下,而从开封迁移到临安的南宋政权维持了150余年,不愿服从金人、蒙古人统治的中原王室、*、将士和普通民众持续南迁,人数多达数百万之众。执掌南宋政权的大多是靖康之变时随高宗南迁的上层*及其后裔,南宋的军人也主要来自北方。其中“临安*的76%来自河南,其中绝大多数又来自开封”。据中国*史第四卷中的靖康乱后南迁的北方*实例所记,从北方迁入江南者共1006人,其中河南601人,占60%;山东127人,占12.6%;江苏71人,占7.1%;河北37人,占3.7%;甘肃34人,占3.4%;安徽38人,占3.8%;山西30人,占3%;陕西26人,占2.6%;湖北17人,占1.7%;其他北方各地一共20人,占2%。可见当时河南是最主要的人口迁出地,而且“自河南迁出的*中上层人物特别多”。因为只有中上层人物才有可能在文献中留下记载。 二 政治*与经济*最大的不同,是前者首先会明显改变迁入地的政治生态和社会结构,而后者的作用则首先是扩大资源开发和增加物质生产。 古代的黄河流域,由于适于农耕而生产发达,人口繁衍。加上多种族群在此竞争角逐,因而在夏、殷、周的故地率先出现了今中国境内人类文明最重要的组织形式国家。而包括长江流域在内*南方,直到商末周初,还是人口稀少,生产落后,社会组织也处于原始状态。南迁的楚人建立了中国南方最大最先进的国家政权,加速了南方社会向古代国家社会的过渡。楚人“筚路蓝缕”,不仅是在南方建成第一个大国,也为秦汉以后统一*奠定了半壁江山的基业。 从秦、汉、*到西晋,长江流域及其以南的地区在统一国家中的作用仍然远逊于中原,这里人们的地域观念至少不弱于国家观念。“吴地”尤其如此。于助成东晋政权确立有大功的王导,西晋末曾“徙镇建康,吴人不附”。但东晋奠都建康之后,一面对中原南迁者“收其贤人君子,与之图事”,一面对当地土著“宾礼故老,存问风俗,虚已倾心,以招俊义”,尤重“此土之望引之以结人心”,“由是吴会风靡,百姓归心焉。自此之后,渐相崇奉,君臣之礼始定”。从中原南迁的高门大族不仅结成牢固的乡族集团,还使东晋政权在自己的疆域里大量设置侨州郡县。从而不仅推动了地区经济的开发,更继续吸引中原同郡之人南迁,得以汇聚人心与实力,与北方政权对抗。 漳州地处福建泉州和广东潮州之间,自汉代以后久成荒徼,蛮獠纷乱,民不知礼,号称难治。唐代陈元光平定乱事,增置漳州,变“七闽”为“八闽”,建县置吏,委派属官治理。开创漳州地区的屯田制度,让驻军垦荒自给;招致中原流民,着手兴办学校,使漳州成为“治教之邦”。福建云霄县志称颂陈元光说:“公开建漳邦,功在有唐,州民永赖。”所以,陈元光的“开漳”实可视为唐王朝治下有计划有组织的政治*和治理开发活动。 王潮、王审知兄弟父子的政治角色常有转换。其先他们是“反唐”的叛乱者,由于控制了福建全境,处于风雨飘摇中的唐王朝只得承认王氏对福建的治权,先任王潮为“节度福建管内观察使”,其弟王审知为副。王潮去世后,唐王朝以王审知继其兄职,并加封为琅琊郡王。后梁朱温篡唐以后,更册封王审知为闽王。王潮、王审知治闽期间,对中原王朝政权称臣,与周边各种割据势力交好;对内保境安民,抚流亡,定赋敛,劝农桑,促进了福建地区中原化。但到王审知之子王延翰自己建国称王以后又出现内乱。 如前所述,在南宋政权前期,将领和士兵多为中原*。对于文官,高宗也一再“诏令侍从官举西北流寓之士。被举者甚众”。但朝中文臣和地方官员中的南方人士仍然不断增加,最后终于占据绝对优势,从而产生南北地域观念和军、政之间的矛盾。故有日本学者认为,“以军队为后盾,从此方移居过来的皇族及与其相联系的新兴地方阶层,跟维持北宋以来的传统的南方原来的地主阶层之间的对立、妥协、斗争的展开”是贯穿南宋政治生态的一条主线。 在这种大势之下,南宋朝廷已不可能再像东晋那样设置侨州郡县。故其始只能让*以“流寓”的身份存在,科举考试也特置“流寓试”。而到南宋定都临安10年之后,就通过确定*的财产和“户等”这种方式,使*在定居地“入籍”。又过了14年后,更取消了“流寓试”。不仅如此,为维持宋代当地人不得在当地任官的制度,高宗“诏令西北流寓及东南人寄居满七年,或产业及第三等以上者”不得在新定居地“差遣”。种种措施,无非是尽力消泯*和土著的分别,使两者浑然一体,这样才支撑了南宋150余年的偏安局面。 从上述四个阶段的*情形来看,由于南迁的上层人物掌控了权力资源,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制订和执行吸引、安置、保护*的制度和政策,所以在上述各阶段相当长的时间里,南迁*持续不断。楚国、东晋、南宋的情形不用说,就连王潮、王审知、王延翰统治下的“闽”,也是如此。由于福建偏僻多山,战祸较少波及,王氏兄弟父子不仅招抚流亡,更建招贤院礼待外来上层人士,使得唐末中原公卿一时认为“安莫安于闽越,诚莫诚于我公”,遂通过荆襄吴越而远迁福建。在“中原乱,公卿多来依之”的浪潮中,有著名士大夫如杨承休、郑璘、韩偓、归传懿、杨赞图、郑戬等人。还有唐宰相王溥之子王淡,宰相杨涉从弟杨沂,知名进士徐寅,大司农王标,司勋员外郎王拯等。曾任河西节度使的翁郜,“携家来建阳居焉”。后唐庄宗之弟李崇礼举家迁入延平。 偏安的政权当然也有“收复失地”的野心和意图,普通*更难免眷念祖宗故里。但这种愿望一般难以实现。楚人逐鹿中原未成,东晋、南朝、南宋的“北伐”一一失败。陈元光父子因合法的长期守土之责,王审知、王延翰父子也因政治上的形格势禁,都只能落地生根。随陈氏父子赴漳州的丁儒,先后任军谘府祭酒和承事郎参理州事,晚年就在漳州归田。其作品中有“土音今听惯,民俗始知淳。烽火无传警,江山已净尘”,“辞国来诸属,于兹结六亲。追随情语好,问馈岁时频。相访朝与暮,浑忘越与秦”,“呼童多种植,长是此间人”等诗句,生动地再现了他们逐步融入当地社会的情景,但仍带着一股无可奈何而又只能随遇而安的心理。而*的“后生晚辈但见生长于是,慷慨仗义谁与共之”,对于他们生于斯长于斯的异乡,显然会逐步认同。 政治*不仅促成了中国南部的中原化,即政治制度的一体化进程,也从社会层面改变着南方的组织结构,这主要体现为宗族制度的普及。东晋时中原的名门大族迁居南方,奠定了南方宗族组织的基础。唐宋时士大夫和普通百姓的南迁,使南方的宗族组织更为繁盛。故从宋代起,南方各地普遍出现宗族*、义庄、族学等事物,以及纂修族谱、家乘的宗族活动。而江南地区尤其是江西、福建、广东等地,有大量的族谱记载表明,许多姓氏和宗族的祖先是在唐宋时期甚或更早的西晋末年从中原南迁的。 客家人群体和讲闽南话的群体,与唐宋中原*的关系最密切。中国*史第四卷中的客家氏族*实例列举了从中原南迁的陈氏、谢氏、黄氏、赖氏、萧氏等37个姓氏。而福建学者研究闽南语群体的情况时,曾以福建云霄县为例,称该县1946年的人口为113,802人,分为81姓。在族谱中写明先世是从河南入闽的有方、吴、张、陈、柳、王、汤、蔡、林等9姓,共约90000人,占全县人口总数的80%。这当中写明先祖是随陈元光父子入闽的则是方、吴、张、陈、柳、汤6姓,约60000余人,占全县人口的53%。福建的东山、诏安、漳浦、漳州等地的情形也*小异。而台湾居民大多由漳、泉二州迁入。1930年台湾有3751600人,漳、泉*后裔为3000900人,占总人口的80%。1953年的户籍统计表明,当时台湾总户数为828804户,超过500户的大姓为100个,其中有63姓的族谱载明其祖先是在晋代、唐初和唐末从河南迁居福建,后来又从福建迁居台湾的。 三 政治*中的中上层群体,作为文化尤其是制度文化和学术文化的主要载体,无疑会给迁入地带来文化繁荣。而从中原带来的固有文化与南方各地的原有土著文化结合,又会产生新的具有地域性和时代特色的文化。中国文化生生不息,既有一以贯之的根本性格和核心价值,内容和形式又常变常新,而且传播和影响的范围持续扩大,政治*在其中的作用,应当是原因之一。 在楚人进入江汉沮漳地区之前,长江中游主要生息着“三苗”、“百越”、巴人和濮人,草莽未辟,文化落后。通过楚人几*的开发经营,中原文化、三苗文化、百越文化、巴濮文化等融合而成瑰丽新奇、丰富多彩的楚文化。楚国不仅在制度上比南各方地先进,而且城市和宫室建筑雄伟华丽;冶炼、纺织、医药、髹漆都冠绝一时。政治家如楚庄王、孙叔敖,军事家如吴起,思想家如季梁等,各类“楚材”史不绝书。尤其是屈原等人的“楚辞”,可说是中国古代文学中的精美绝伦之作,一直吸引着后人的崇敬、仿效和研究,成为至今还在发挥着巨大影响的宝贵文化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