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讲中国文化的类型和特点

单击此处编辑母版标题样式,单击此处编辑母版文本样式,第二级,第三级,第四级,第五级,*,第四讲,中国文化的类型和特点,1,一 、 中国文化的伦理类型,任何一种文化类型的产生，都离不开特定的自然条件和社会历史条件。这就是在特定自然地理环境下的物质生产方式和社会组织结构。,从地理环境看,，中国处于一种半封闭状态的大陆性地域，与西方地中海沿岸的民族有很大的不同；,2,从物质生产方式看,，中国文化植根于农业社会的基础之上，封建的小农经济在中国有几千年的历史，这与中亚、西亚的游牧民族、工商业比较发达的海洋民族也有很大的不同；,从社会组织结构看,，宗法制度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成为维系社会秩序的重要纽带，专制制度在中国延续两千年，这在世界文化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3,伦理类型的中国传统文化,这种文化类型不仅在观念的意识形态方面发生着久远的影响，而且还深刻地影响着传统社会心理和人们的行为规范。,孝亲敬祖、尊师崇古、修己务实、不佞鬼神、乐天安命,，等等。,4,正因为如此，斯宾格勒才把道德灵魂当作中国文化的基本象征符号。,黑格尔说：“中国纯粹建筑在这一种道德的结合上，国家的特性便是客观的家庭孝敬。”,5,如果把西方的文化视为“智性文化”，那么中国文化则可以称之为“德性文化”。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但是，中国传统文化之重“德”，并不是说它轻“智”，它是一种德智统一、以德摄智的文化。,在对待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它十分注重二者之间的和谐与统一，几乎到了有一种伦理关系在其中的地步：,6,人，出自于自然，以天地为父母，以万物为朋友，其精神(古人称之为“气”)可以与天地相通，因此可以说，人的“德”出自于天地自然，人与天地自然可以“合其德”。因此中国古代有“天命有德”的观念。,7,北宋哲学家张载有一段精辟的话,他说： 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正蒙乾称篇),8,中国文化的伦理型特征，主要源于中国古代社会宗法制度的完善及其影响的长期存在。,9,与独特的宗法制度相联系的血亲意识，即所谓“六亲”（父子、兄弟、夫妇）、“九族”（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的观念构成社会意识的轴心，而且其形态愈益精密化。经过历代统治者及其士人的加工改造，宗法制度下的血亲意识有的转化为法律条文（如“不孝”成为犯法的“首恶”），更主要的是形成宗法式的伦理道德，长久地左右着人们的社会心理和行为规范。,10,在社会心理方面，中国人向来对血缘关系格外注重，其语言表现是亲属称谓系统的庞杂精细。,11,与此相联系，中国人往往怀有浓烈的“孝亲”情感，这种情感不仅表现为对死去先祖的隆重祭奠，更表现为对活着的长辈绝对孝顺，所谓,“百善孝为先”,。,“尊亲”成为中华民族古已有之的道德传统。在中国文化系统内，孝道被视为一切道德规范的核心和母体，忠君、敬长、尊上等等，都是孝道的延伸。,12,正是由于“孝亲”意识笼罩社会，才使得绝大多数炎黄子孙不致成为“六亲不认”、 “无君无父”的宗教狂徒。从这个意义上说，纲常伦理观念如同一具庞大严密的“思想滤清器”，阻挡、淡化了宗教精神对国民意识的渗透。,与基督教、伊斯兰教、印度佛教相比，中国宗教在禁欲、绝亲等关系世俗人伦的方面，总是留有充分的余地。,13,作为社会心理状况的理论升华，伦理道德学说当仁不让地成为中华学术的首要重心，影响之大，导致道德论与本体论、认识论、知识论互摄互涵，畛域不清。,14,在古希腊、罗马，人们关注的重心不是人际伦常关系，而是大自然和人类思维的奥秘，主体与客体二分、心灵与物质对立的观念深入人心，宇宙理论、形而上学得到较充分的发展。,以柏拉图为代表的古希腊哲学体系三分为思辨哲学、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此后直到近代，西方以“求真”为目标的学术范式一脉相承，宇宙论、认识论与道德论各自独立发展，虽有联系，但从未混淆不分。,15,中国则不同，人伦效法自然，“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第二十五章）。自然亦被人伦化，天人之间攀上了血亲关系，君王即“天子”，从而形成了天人合一、主客混融的局面。,16,中国古代的知识论从未与道德伦理学说明晰地区分开，为学的目标主要固在于,求“真”探索自然奥秘，而更在于求“善”追求道德觉悟。,17,外在的自然界既未被当作独立的认知对象与人伦相分离，以外物为研究对象的科学便遭到冷遇和压抑，自然科学、分析哲学因此难以获得充分的发展。,伦理学却滋生扩张，甚至成为众多学科门类的出发点和归结点；,政治学成为道德评判，政事被归结为善恶之别、正邪之争、君子小人之辨；,文学强调教化功能，成为“载道”的工具；,18,史学往往不以存史为基本任务，而以“寓褒贬，别善恶”为宗旨；,教育更以德育居首，所谓“首孝悌，次见闻”(三字经)，“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知识的传授倒退居其次；,至于哲学，在中国文化体系中则往往与伦理学相混融，主要是一种道德哲学。这一点在儒学中体现得尤为鲜明。,19,宗法社会特定的伦理型文化，自有其正面的积极效用。在中国文化系统里，强调在道德面前人人平等，如孟子说“人皆可以为尧舜”，王阳明说“满街都是圣人”，都是肯定凡夫俗子也可以通过道德修养达到最高境界。,20,伦理型文化对包括君主在内的统治者也可以形成道德制约和严格要求。自周朝开始，帝王死后有谥号，群臣根据其德行政绩加一概括语，褒者如成、康，贬者如幽、厉。这种人格评判式的道德制约，在缺乏分权制的古代中国，所发挥的社会调节功能不可低估。,伦理型文化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还能鼓舞人们自觉维护正义，忠于国家民族，抵御外来侵略，保持高风亮节。千百年来，无数“舍身取义”、“杀身成仁”的志士仁人，都从传统道德伦理思想中汲取营养，立德，立功，彪柄千秋。,21,伦理型文化也有其消极的一面,。它将伦理关系凝固化、绝对化，以至在某种程度上又成为人身压迫、精神虐杀的理论之源。,22,二 、中国文化的特点,（一）强大的生命力和凝聚力,中国文化的强大生命力，表现在它的同化力、融合力、延续力和凝聚力等诸方面。,所谓同化力，是指外域文化进入中国后，大都逐步中国化，融入中国文化而成为其一部分。,23,所谓融合力，,是指中国文化并非单纯的汉民族文化或黄河流域的文化，而是在汉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善于有机地吸收中国境内各民族及不同地域的文化如楚文化、吴文化、巴蜀文化、西域文化等，形成具有丰富内涵的中华文化。,24,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在20世纪70年代初，曾与日本学者、社会活动家池田大作有过一次著名的对话，在这次对话中，他指出，“就中国人来说，几千年来，比世界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几亿民众，从政治文化上团结起来。他们显示出这种在政治、文化上统一的本领，具有无与伦比的成功经验”。,25,中国文化的同化力和融合力，是其无与伦比的生命延续力的内在基础。,在人类历史上，多次出现过因为异族入侵而导致文化中绝的悲剧，如印度文化因雅利安人入侵而雅利安化，埃及文化因亚历山大大帝占领而希腊化、恺撒占领而罗马化、阿拉伯人移入而伊斯兰化，希腊、罗马文化因日耳曼蛮族入侵而中绝并沉睡千年。,26,这种强健的生命延续力的成因是多方面的。东亚大陆特殊地理环境提供了相对隔绝的状态，是其缘由之一。而中国文化长期以来以明显的先进性多次“同化”以武力入主中原的北方游牧民族，反复演出“征服者被征服”的戏剧，也是一个重要原因。,27,中国文化的强大生命力还表现在它具有历久弥坚的凝聚力。这种凝聚力具体表现为文化心理的自我认同感和超地域、超国界的文化群体归属感。,早在公元前1000年的西周时期，中华先民便有了,“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观念，表达了从文化心理特质上的自我确认。,28,到了近代，中国人更自觉地意识到：,中华之名词，不仅非一地域之国名，亦且非一血统之种名，乃为一文化之族名。正因为如此，直到今天，数以千万计浪迹天涯的华侨华裔，有的已在异国他邦生儿育女，传宗接代，但他们的文化脐带，仍然与中华母亲血肉相依，在他们的意识与潜意识中，一刻也未曾忘记自己是中华儿女，炎黄子孙。,29,已定居巴拿马几代，并且在政界取得显赫地位的华裔这样说道：“别看我们完全不懂中文，我们的思想、举止都是非常中国式的。”美籍华人、诺贝尔物理奖得主杨振宁教授也说：“我觉得中国传统的社会制度、礼教观念、人生观，都对我们有极大的束缚的力量。”肺腑之言，拳拳之心，都是中国文化强劲凝聚力的生动体现。,30,（二）重实际求稳定的农业文化心态,中国文化是一种农业文化。所谓农业文化，并非说构成这种文化的物态成分中没有其他产业的产品，而是说整个文化的物质基础的主导方面和支配力量是在自然经济轨道上运行的农业。,31,中国古代文化的农业型物态特征，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独具格的“实用经验理性”，如重农、尚农的社会共识，重实际而黜玄想的务实精神，安土乐天的生活情趣，包含循环与恒久意识的变易观念，等等。,32,中国人很早就认识到农耕是财富的来源。周易说：“不耕获，未富也。”(象天妄)中国“礼”文化的创导者周公也说：“呜呼，君子所其无逸，先知稼穑之艰难，乃逸。”（周书天逸)认为统治者要求得社会的安定，首先必须懂得农耕的重要和农人的艰辛。,33,战国中期的商鞅更把“尚农”作为富国强兵的基础。,他下令免三晋客民军役三世，使其安心农业生产；又让农人固定居住，不得迁徙，以防脱离生产；还采取种种措施，令各类非农业人口转入农事，以制止“不作而食”，由此形成的“重农抑商”政策，对后世影响深远。,34,吕氏春秋则从理论上发挥了重农思想，认为“霸王有不先耕而成霸王者，古今无有，此贤者不肖之所以殊也”(吕氏春秋上农)，把发展农业看成是成就霸业的基础。,35,帝王们也深知农业繁荣是国固邦宁的根底所在，如汉文帝刘恒颁布重农诏曰：“农，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而民或不务本而事末故生不遂。”(汉书文帝纪二年)历代思想家阐扬重农的言论更是不胜枚举，“农本商末”、重农抑商的观念在中国式的农业社会可谓根深蒂固。,36,务实精神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农耕生活导致的一种群体趋向。中国民众在农业劳作过程中领悟到一条朴实的真理：利无幸至，力不虚掷，说空话无补于事，实心做事必有所获。这种农人的务实作风也感染了士人，“大人不华，君子务实”是中国贤哲们一向倡导的精神。,37,章太炎说：“国民常性，所察在政事日用，所务在工商耕稼，志尽于有生，语绝于无验。”比较准确地刻画了以农民为主体的中国人“重实际而黜玄想”的民族性格。,正是这种民族性格使中国人发展了实用经验理性，而不太注重纯理论的玄思，亚里士多德式的不以实用为目的，而由探求自然奥秘的好奇心所驱使的文化人，较少在中国产生。,38,作为农耕民族的中国人从小农业的简单再生产过程中形成的思维定势和运思方法是注意切实领会，并不追求精密谨严的思辨体系，他们被西方人称赞为“最善于处理实际事务的”民族。,39,“安土乐天”的生活情趣，更是直接从农业文明中生发出来的国民精神。,安土重迁是他们的固有观念。周易称：“安土敦乎仁，故能爱。”(系辞上)礼记称：“不能安土，不能乐天；不能乐天，不能成其身。”(哀公问)先民所追求的是在自己的故土从事周而复始的自产自销的农业经济所必须的安宁和稳定。以“耕读传家”自豪，以穷兵黩武为戒。,40,所谓“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论语子路)，所谓“若使天下兼相爱，国与国不相攻，家与家不相乱，盗贼无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则天下治”(墨子兼爱上)，便是农业社会古圣先贤和庶民百姓的共同理想。,41,作为一个农业民族，中国人受到农业生产由播种、生长到收获这一循环状况以及四时、四季周而复始现象的启示，使之产生一种循环论的思维方式。,42,正如易传所概括的：“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政治生活中朝代的盛衰更迭，治乱分合的往更交替，所谓“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以及人世间的种种变幻离合，更强化了人们的循环观念，而金、木、水、火、土“五行相生、相克”的公式，便是循环论自然观与社会观的哲学表征。,43,循环论是盛行于农业社会的一种推原思维。这种思维的特点是出发点与归宿点“重合”。这恰恰是农业生产周期和植物从种子到种于周而复始衍化所暗示的。这类思维方式长期制约着中国人的思想方法。汉、晋后流行于中国的佛教，其因果报应、修行解脱说，也是一种循环论。而将儒、佛，道三教汇合的宋明理学，其史观也是循环论，邵雍的“元、会、运、世”周而复始的模式即是典型。,44,农业社会中的人们满足于维持简单再生产，缺乏扩大社会再生产的能力，因而社会运行缓慢迟滞。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中，很容易滋生永恒意识，认为世界是悠久的，静定的。,45,中国人往往表现出习故蹈常的惯性，好常恶变。反映在精英文化中，则是求“久”的观念应运而兴，易传所谓“可久可大”，中庸所谓“悠久成物”，老子所谓“天长地久”、“深根固蒂长生久视”，董仲舒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都是这种观念的典型表述。反映在民间心态中，便是对用具追求“经久耐用”，对统治方式希望稳定守常，对家族祈求延绵永远，都是求“久”意识的表现。,46,当然，农业生产也向人们反复昭示着事物的变化和生生不已，因此，与恒久观念相辅相成，变易观念在中国也源远流长，影响深远，如易传所谓“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刚柔相推而生变化”(系辞上)，老子所谓“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老子第二十五章)。,47,这种变易观带有很明显的循环论特征。变易、循环和恒久在中国文化中很自然地结合、统一起来，其主要表现形态就是寓变易于保守之中，如汉武帝的“复古更化”，“复古”是继承尧舜三代道统，“更化”是以儒家哲理改变秦代遗留的恶俗；又如王安石变法、张居正改革、康有为变法都是某种”程度上的“托古改制”，这种以复古求变今的思路，正是农业经济所养育的中国文化在变易观上的独特表现。,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