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环境法案例研习之大坝案

国际环境法案例研习匈牙利vs.捷克斯洛伐克盖巴斯科夫拉基玛洛大坝案国际法院，1993 案情1977年9月，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缔结一项条约，决定两国共同在多瑙河上修建并联合营运两座拦河坝，从作为界河的多瑙河中引水至捷克斯洛伐克领土，以蓄峰模式运行一个双重拦河坝系统。该条约所规划的水坝系统效劳于四个目的：发电、通航、防洪和区域开发。它包括一座水库。水库的很大一局部、发电渠和盖巴斯科夫发电站完全建在斯洛伐克领土上，第二座水坝那么位于下游113公里处的拉基玛洛，在那里，多瑙河完全位于匈牙利领土上，第二座较小的水电站以连续模式运行，而“老多瑙河仍是两国的边界，其中的河水由两国共享。1988年，匈牙利国会认定该河流的生态效益高于该工程的经济利益，并通过一项决议将该工程的继续进行置于严格的环境保护规那么之下，命令政府重新评价该工程。在1989年5月，匈牙利政府中止在拉基玛洛的工程并宣布它打算在工程的环境影响得到充分评价之前停止执行在盖巴斯科夫附近的工程中它的那一局部。然而，捷克斯洛伐克于1991年决定继续建设该工程并开始了一个“临时解决方法，单方面将近23的多瑙河河水截引至其领土上的一条分流渠。由于这一决定不仅对匈牙利的环境，而且对其经济将带来重大影响，1992年2月匈牙利对捷克斯洛伐克的这一决定提出正式抗议。1992年4月，欧共体出面调解无效。1992年5月，匈牙利政府发表声明，宣布终止有关该工程的1977年条约。1992年10月，匈牙利向国际法院提出申请，请求国际法院的裁决。1993年7月，匈牙利和斯洛伐克签订特别协定，将争端提交国际法院。该协定请求国际法院以1977年条约、“国际法的规那么和原那么以及法院认为可适用的其他条约为依据，裁判：(1)匈牙利是否有权中止并随后于1989年放弃拉基玛洛工程和盖巴斯科夫工程中它承担的那一局部；(2)捷克斯洛伐克是否有权于1991年11月实施“临时解决方法并于1992年10月以后将该系统投入运行；(3)匈牙利关于终止条约的通知有什么效果。双方还请求法院决定它的判决所引起的法律后果，包括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判决国际法院认为匈牙利无权于1989年中止并在后来放弃拉基玛洛工程和盖巴斯科夫工程中它的那一局部；捷克斯洛伐克有权于1991年11月实施“临时解决方法，但无权将该“临时解决方法投入营运；匈牙利1992年5月19日关于1977年条约和有关文件的通知不具有终止该条约和有关文件的法律效力，该条约至今仍然有效。重要的声明“法院注意到在环境保护领域里，由于环境损害常常具有不可逆转的特性以及对这种损害的补偿所固有的局限性，警惕和预防是必要的。本案的管辖权双方自愿提交国际法院管辖适用法律1977年条约、“国际法的规那么和原那么以及法院认为可适用的其他条约本案的法律焦点问题是什么？本案表达的理论问题 1 国际法院是如何运用可持续开展原那么的?2该案在国家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方面有什么意义?3什么是“对一切义务?本案关于“对一切义务有何重要意义?国际法院卫拉曼特雷法官的观点 本案为可持续开展原那么的适用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时机，因为它出自于一项以开展作为其目标而又因关于环境考虑的争论而被停止的条约。书面陈述过程中，匈牙利和斯洛伐克都为论证自己的观点而引用“可持续开展。匈牙利从该概念的环境方面论证它关于不应由拦河坝系统的观点而斯洛伐克那么从该概念的开展要件论证相反的结论，即如果1977年条约所规划的两座拦河坝得以建造，那么“可持续开展将得以实现。本案判决书的第140段“通观历史，人类由于经济的或在其他的原因一直不断地干扰自然。人类在过去从事这种干扰时从不考虑其对环境的影响。由于新的科学知识和日益认识到以欠考虑和未减缓的速度从事这种干扰对人类当代人及其后代所带来的危险，在过去20年里，一大批文件制定了新的标准和标准。不仅当考虑新的活动时，而且在继续进行已开始的活动时，各国都必须考虑新标准并对新标准给予足够重视。可持续开展概念充分表达了将经济开展与环境保护相协调的需要。对本案而言，双方都应重新审视盖巴斯科夫电厂运行对环境的影响。尤其是，它们必须为多瑙河故道和该河两岸支流所释放的水量找到一个满意的解决方法。国际法院援引“可持续开展一语之事实虽然说明该术语具有某种法律功能，但并未将其作为一项原那么或规那么，而只是一个“概念。卫拉曼特雷法官那么认为本案判决书所称可持续开展，并不仅仅是一个概念，而是一个具有标准价值的以决定本案至关重要的原那么。他指出：由于可持续开展原那么在本案中是一个对于决定相互竞争的因素具有根本意义的原那么，又由于它可能在未来的重大环境争端的解决中起重要作用，它需要得到较为详细的考虑，而这次是它得到本院裁判程序注意的第一次时机。该案要求在开展的需要和保护环境的必要之间选择一条中间路线，它就是可持续开展原那么。可持续开展原那么将在平衡关于开展和环境保护之间的竞争需求中发挥其重要作用。人们业已认识到对开展的追求不能对它所在地的环境造成实质损害，“不存在抽象意义的开展权，开展权总是同环境对它的容忍有关是对开展权的正确阐述。卫拉曼特雷法官在其个别意见书中还提出这样的问题：国际法院在履行其传统的在当事人之间作裁判的职责时，在涉及影响深远的不可逆转的环境损害的案件中是否对具有“对一切性质的权利和义务给予公正的对待。“对一切义务是各国公认的、为维护人类根本道德价值和国际社会共同利益所必需的，针对整体国际社会和明确事项的、依照国际法根本准那么作出一定作为或不作为的绝对的国际法律义务。虽然?联合国宪章?等并没有使用“对一切义务这一术语，但以?联合国宪章?为标志的现代国际法从一开始就把保障和平、人权等人类的根本道德价值和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作为自己的最高宗旨之一，从而为“对一切义务的开展提供了重要的前提与根底。卫拉曼特雷法官在有关本案的反对意见书中指出，我们已进入一个国际法的时代。在这个时代，国际法不仅促进单个国家的利益，而且超越它们和它们的地方性利益，着眼于更大的人类的和行星的福利。在对付这种超越诉讼国的个别权利和义务的问题时，国际法的视线需要超出为纯粹的当事人之间诉讼而制定的程序规那么。国际环境法的开展将必然超越在一个封闭的、与全球人类关切之事项无关的个别国家的自我利益的范围里对当事方的权利和义务进行权衡的传统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