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上海村委工作现状分析研究 行政管理专业

目 录内容摘要1关键词1文献综述2一、前言4（一）村委会定义4（二）新时代村委工作内容4二、新时代上海村委工作现状及问题5（一）上海村委工作职责5（二）新时代上海村委工作取得的成果5三、对新时代上海村委工作的建议7（一）实施村干部选拔教育机制，提高村干部素质7（二）实施村级事务规范化运作机制，促进村级工作规范有序运转8（三）实施村班子创先争优机制，推动村级组织整体水平不断提高8（四）实施村级班子预警防滑机制，及时解决村级班子存在的问题。9参考文献：10致谢11内容摘要村委会”处于最基层的组织形式，也是村民依法管理本村的权力性群众性自治组织，同时也是村民自治组织。每个“五年计划”农村政策中，都是最直接的宣传者、推广者、执行者和反馈者。经过研究调查，可以明显感觉到如今”村委会”和以往那种艰苦落后的形象有了巨大改变，尤其是创先争优”活动的关键时期，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经过充分讨论、认真审议,已经结束的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上。一致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为下一个五年的国家发展描绘了美好蓝图。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会明确提出未来5年符合我国国情、顺应时代要求、凝聚人民意志的发展目标、指导方针和总体部署,继续推进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行动纲领。本文介绍了上海村委工作取得的成绩以及对新时代工作的内容建议。关键词：新时代；上海村委；工作现状文献综述我国传统村落的存在形式，自农业文明产生以来就出现了。它是中华民族先民由采集与渔猎的游弋生产生活方式，进化到农耕文明定居生产生活方式的重要标志；是各民族在历史演变中，由“聚族而居”这一基本族群聚居模式发展起来的相对稳定的社会单元；是中国农村广阔地域上和历史渐变中一种实际存在的、历史最为悠久的时空坐落。对中国传统村落进行研究，始于19世纪末美国学者明恩溥的中国乡村生活一书。自此开始，中国传统村落文化开始进入西方人类学、社会学学者的研究视野。凯恩、狄特摩尔、白克令等西方学者，都以社会学的调查方法和欧美社会研究的范式，对中国村落展开了不同程度的研究。葛学溥还提出了对中国各地乡村社区分别进行调查研究的计划。西方学者的研究，直接催生了中国本土学者对于中国村落研究的热情，包括梁漱溟、吴文藻、林耀华、费孝通、杨懋春、杨庆堃、许烺光等。其中，影响深远的著作当属费孝通的江村经济。这本重要的著作通过对江苏一个叫开弦弓村的农村社区的社会结构及其运作的描述，勾画出了一个由各相关要素系统有机配合起来的村落整体，一直被视为小型社区窥视中国社会的实验性范例。这种对于中国农村进行个案考察的研究方法，被后来的许多学者奉为中国村落文化研究的圭臬。除了费孝通的江村以外，还有杨庆堃的鹭江村，林耀华的黄村，黄树民的林村，杨懋春的台头村，周大鸣的凤凰村，等等。直到今天，这种对村落进行个案研究的方法，仍然具有比较大的学术市场。近些年村落研究的一个显著变化是，学者已经开始从单个的村落研究转变为若干个或者某一区域村落群的研究。例如，黄宗智对华北地区和长江三角洲地区村落的考察，李怀印对于河北省获鹿县的村落研究，等等。不过，对于一个地区的村落群的研究，与对单个的村落进行研究一样，实际上仍然属于个案研究。在研究方法上，个案研究能够将一个小范围的村落考察得非常全面而深入，但是如何选择一个村落进行研究？从以往的经典研究来看，实际上都带有很大的偶然性。这种偶然性的个案研究的缺陷就在于，尽管其出发点都在于以小见大，力图通过对一个村落的描述来展示出整个中国农村的情况。实际上，就中国村落的复杂性多样性而言，往往很难达到预期的效果。虽然有的个案具有某一学术视角的典型性，但从文化多样性、多层次、多方面性而言，单方面研究的个案是无法满足或代表作为文化类型或整体的中国村落文化研究的。照搬西方人类学社会学的模式来研究一个具有数千年农耕文明历史的中国的传统村落文化，显然是并不适宜的。传统村落中最为浓厚的家族观念、宗族观念，使得村落文化具有极为牢固的内在结构与外在形态。早期的一些村落研究者显然都注意到了这一问题，包括胡先缙、陈翰笙、魏特夫、德格鲁特、奥尔加兰、刘兴唐和马克斯韦伯等人。林耀华在义序的宗族研究中，以乡村社区的宗族为基础，探讨了宗族社会的组织及其社会功能、宗族与家庭的结构以及亲属关系的系统与作用。英国学者弗里德曼在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一书中，以一种整体构想的形式，试图构建起一个东南村落中的宗族模式。杜赞奇则认为，20世纪国家政权的渗透极大地改变了宗族在文化网络中的作用，诸如市场、宗族、宗教等组织以及庇护人与被庇护者、亲戚、地邻之间的非正式相互关系网等，都起到了维系村落成员之间关系的作用。村落文化中维系人际关系的错综复杂性，导致任何一种观点、任何一种简要模式都不能完全涵盖中国村落中的所有关系网。总体来说，我们认为，当代的村落文化研究至少会出现两个大的趋势。 第一，从宏观的角度、有计划有目的、分区域和民族，对村落文化进行整体性的考量。这与上文提到的村落群的研究有一定的相似性，但也有很大区别。归根结底，村落群的研究仍然属于个案研究，只不过是规模更大而已。而我们所说的对村落展开区域性、民族性的研究，是从一个宏观的角度来进行的，旨在将中国村落文化视为国家历史文化和民族文化的文化标本，通过大量的数据分析，深入探究，将村落文化进行类型化。这样可以达到两个方面的要求，一是得出村落文化的同质性、规律性，二是得出村落文化的特质性、差异性。前者可以让我们明白，中国村落文化的特别之处在哪里，它传承数千年，其背后的支撑是什么；后者则可以使我们懂得，中国村落文化之所以呈现出异彩纷呈的面貌，是由什么样的原因产生的。新时代上海村委工作现状分析一、前言（一）村委会定义村民委员会，为中国大陆地区乡（镇）所辖的行政村的村民选举产生的群众性自治组织，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村民委员会由主任、副主任和委员三至七人组成。领导班子产生依赖民主选举，每三年选举一次，没有终身制，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指定、委派或者撤换村民委员会成员。1980年，广西宜州市合寨村村民为走出当时的乡村治理困境，率先成立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称为“村委会”。新成立的村委会使村里的社会治安迅速好转。群众性自治制度也是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条：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村民委员会办理本村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调解民间纠纷，协助维护社会治安，向人民政府反映村民的意见、要求和提出建议。（二）新时代村委工作内容1.宣传贯彻法律、法规和国家的政策，维护村民合法权益，教育和推动村民履行法律、法规规定的义务，发展文化教育，普及科技知识，促进村和村之间的团结互助，开展多种形式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活动。2.依照法律规定，管理本村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及其它财产，教育村民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3.支持和组织村民依法发展各种形式的合作经济和其它经济，承担本村的生产服务和协调工作。促进农村生产建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4.尊重集体经济组织依法独立进行经济活动的自主权，维护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充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保障集体经济组织和村民、承包经营户、联户或者合伙合法财产权和其它合法权益和利益。5.兴办和管理本村的公共事业和公益事业。6.组织实施本村建设规划、兴修水利、道路等基础设施，指导村民建住宅。7.依法调解民间纠纷，协助维护本村的社会治安，向人民政府反映村民的意见，要求和提出的建议。8.向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报告工作并接受评议、执行村民会议和村民代表会议的决策、决定。二、新时代上海村委工作现状及问题（一）上海村委工作职责中共上海市委农村工作办公室是中共上海市委协调推进农业、农村、农民(以下简称“三农”)工作的工作机构,与上海市农业委员会合署办公。其主要职责：1.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协助市委研究制定本市农村经济社会中长期发展规划。2.负责开展本市农村改革发展重点、难点、热点问题的调查研究，提出政策意见和工作措施，供市委决策。3.协调推进农村改革，促进改革创新，加强农村各项制度建设。4.研究提出本市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意见和建议；组织协调推进新农村建设，促一进农村社会全面进步。5.协助推进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工作，指导农村基层干部队伍、农村党员队伍和农村党风廉政建设；指导农村民主管理和集体经济发展。6.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协助市委组织部管理本系统市管领导干部;对涉农区县分管“三农”工作领导干部的选拔、任用提出建议。7.负责指导农业农村人才和农业职业技能开发工作；参与农业农村人才专业技术资格和从业资格管理工作。8.设和群众团体工作。9.负责督促检查中央“三农”政策和市委“三农”工作重大举措的贯彻落实情况，承办相关督查事项。10.承办市委交办的其他事项。根据上述主要职责，中共上海市委农村工作办公室设5个职能处(室)，即:（一）秘书处(与市农业委员会办公室合署办公)（二）组织人事处（三）研究室(与市农业委员会政策法规处合署办公)（四）新农村建设协调处(与市农业委员会农村城镇规划处合署办公)（五）基层工作处按有关规定设置纪检机构。中共上海市委农村工作办公室纪检组，为中共上海市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派驻机构。（二）新时代上海村委工作取得的成果1.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取得阶段性成果上海近年来按照中央对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的总体部署，重点对农村集体经营性资产进行股份合作制改革，明晰产权归属，将资产折股量化到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发展多种形式的股份合作。经济网记者1月30日从上海市农委获悉，2017年全市已实行产权制度改革的村已达1636个，占总村数的98%左右，完成改制的镇有62个，超过总镇数的50%。全市已完成改制的村都实行了村民委员会与集体经济组织事务分离、账户分设。已改制的集体经济组织年总分红15亿元，惠及社员148万人，人均分红1015元。为进一步巩固改革成果，11月23日上海市农村集体资产监督管理条例正式出台，标志着上海农村产权制度改革走上了法治化的轨道。农村集体资产涉及到千家万户的利益。开展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工作必须实行全过程公开公平公正，接受群众监督。法律法规明确的，必须依法依规；已有政策的，要按政策认真执行；没有政策依据的，通过召开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代表大会民主决定。坚持程序的合法性与公开性相结合，确保了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改革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改革至今，全市未发生过因改制而引发的群体性事件。2.构筑“1966”城乡规划体系据市农委城镇规划处副处长丰东升介绍，上海为形成符合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特点的城乡一体、协调发展的市域城镇布局，有序引导中心城人口和产业向郊区转移，建设相对独立、功能完善、各具特色的郊区城镇，加速产业和人口集聚，发挥规模效应，推动郊区的城市化进程，正着力构建“1966”城乡规划体系，使城市规划由城镇向农村地区延伸，实现城乡规划在市域范围内的全覆盖。按照“体系呈梯度、布局成组团、城镇成规模、发展有重点”的规划原则，“1966”城乡规划体系主要包括：1个中心城，即外环线以内约660平方公里的区域;9个新城，即松江、临港、嘉定-安亭、闵行、宝山、金山、青浦、南桥、城桥;60个左右新市镇;600个左右中心村。9个新城的人口规模一般在30万左右，其中松江、嘉定-安亭和临港等具有发展优势的新城，人口规模规划为80100万。60个左右新市镇的人口规模一般在5万左右，对于资源条件好、发展潜力大的新市镇，人口规模规划为1015万。600个左右中心村，规划2020年形成600个左右中心村，总人口120万左右，近郊地区，中心村居住规模一般不低于1000户，人口不少于3000人;远郊地区，中心村规模约500600户，人口不少于1500人。上海为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小城镇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等精神，按照市委、市政府统一部署，以郊区新城和中心镇为重点，开展了松江新城、嘉定安亭镇、南汇临港新城、青浦朱家角镇、宝山罗店镇、闵行浦江镇、浦东高桥镇、金山枫泾镇、奉贤奉城镇和崇明陈家镇等“一城九镇”的试点城镇建设工作，这为郊区城镇建设创新走出了一条新路，为构筑“1966”城乡体系规划起了一个好步，为新郊区新农村建设开了一个好头。3.统筹规划农村基础设施建设2006年上海农村基础设施情况调查显示，上海农村有桥梁3000多座，近50%是危桥;乡村道路30%是沙石路或泥石路;农村污水处理设施匮乏，污水处理率近乎为零。相关数据显示，上海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明显滞后，这引起了上海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近三年，上海明显加大了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投入力度，如开展万河整治工程，整治农村地区河道2万多条，改造农村危桥900多座，90%行政村通上了公交，新建、改建村级以上农村公路达到2300多公里，2008年起上海还每年对100个村进行综合整治。上海规划到2012年全面完成农村低等级道路和危桥的改造，农村污水处理能力达到10万户，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到95%以上，实现村村通公交，并每年对100个村实施滚动改造等。虽然上海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在全国范围内并不算落后，郊区的城市化率达75%，高于全国平均约30个百分点，上海农村在供水、供气、供电、通讯设施等方面也处于领先地位，尤其是通过近几年对农村道路设施的建设和整治，使之在原有基础上有了较大进展。但这与上海特大型城市的建设还不相匹配，二元结构依然明显，城乡差距也很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于城市化区域发展的格局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缺乏统筹城乡发展的总体规划、政策和机制。4.村委会拥有特殊法人身份2017年10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明确了居（村）民委员会具有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特别法人资格，为解决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问题提供了法律依据。拥有了特别法人“身份证”后，居委会、村委会可依法开展履行职能所需要的民事活动，能够更好、更顺畅地为群众办好公益事业、提供公共服务。过去，居委会要以自治组织的名义对外办一些事情，要到街道、区里去开证明。现在有了法人证书，有了自己的“身份证”，办理一些事项的自由度更高了，空间也更大了。比方说，小到可以用居委会的名义去申请微信公众号，加强与居民的联系沟通；大到也可以根据居民的实际需求，直接与社会组织对接，引入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更好地服务居民，满足居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居委会、村委会获得特别法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后，将进一步提高城乡社区治理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有利于实现信用信息资源共享，促进各管理部门间业务协同；有利于加强居（村）民委员会规范化建设，提高居（村）民委员会服务能力，激发基层活力，促进城乡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另据了解，黄浦区外滩街道宝兴居民委员会前身是黄浦区金陵东路街道宝兴里居民委员会，嘉定区徐行镇和桥村村民委员会前身是嘉定区曹王乡施庙村，前者是本市首个成立的居民委员会，后者是本市首个成立的村民委员会。此次，他们分别成为本市首个获得“特别法人身份证”的居委会和村委会。三、对新时代上海村委工作的建议（一）实施村干部选拔教育机制，提高村干部素质1.选好配强村班子。从实际情况看，村居两委班子交叉兼职，重点村居主要干部实行一肩挑，有利于协调村居两委关系。建议在今后村级换届选举时，继续采取两种模式进行选举：一是“两票制”选举村居党支部，二是“二选”联动机制。实行“两票制”，就是党支部选举实行村民代表与党员两票推荐，使广大村民有了监督村党支部书记和支部委员的权力。实行“二选”联动机制，就是鼓励农村党员和村支委竞选村委会成员，对复杂村，鼓励村党支部书记竞选村委会主任，对竞选成功的实行“一肩挑”，同时对竞选为村委会成员的普通党员，通过各种方式充实到党支部队伍。2.抓好培训强素质。重点抓好村居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培训，培训方法可采取分层、分类、多种形式，培训内容应将协调村居两委关系作为专题。如以村居为单位，组织学习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和村委会组织法，组织村干部到市、区级党校集中培训，邀请区内外“好搭档”进行现身说法。围绕“贯彻十八大精神，做合格村居干部”“如何搞好村居两委团结”等内容，开展座谈讨论，提高思想认识。通过培训，使村居干部真正明确村两委的地位、职责，不断提高领导艺术和工作水平，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3.注重培养增力量。根据新时期对村居干部素质的要求，制定新一轮村级后备干部工作规划，实行公开推选后备干部，择优确定人选。在推选中，把退伍军人、企业骨干和大学生中的优秀党员纳入视野。同时，加强对村级后备干部的培养，注重本质、注重潜力、注重能力，以发展的眼光、欣赏的眼光去看待，不能求全责备。并加强对后备干部的管理，实行优胜劣汰，努力建设一支年轻、素质好、水平高、数量足的村级后备干部队伍。（二）实施村级事务规范化运作机制，促进村级工作规范有序运转1.建立以“两联”为重点的村居两委决策制度。“两联”制度，即村居两委联席会议制度和村级重大事项联章联签制度。具体讲就是，凡涉及村民利益及村民普遍关心的重大事务等，必须经过村居两委联席会议讨论通过，再由两委成员联章联签。为确保两联制度的落实，还要制订定期检查、定期通报、追究责任等考核措施。这样做，一方面可以减少决策层次，尽快作出决策；另一方面也可防止出现村两委“两张皮”，各唱各的调。2.完善以村账街道代记为重点的村级事务管理制度。由街道实行“六统一”管理，即统一出台村级财务管理制度，统一对村居集体收支票据进行管理，统一审核各村居的票据凭证，统一代理核算代理村居财务，统一在村居公开栏上公开村级财务情况，统一建立村级财务档案。不断完善村级财务委托代理制，可规范村级财务运作，减少村居两委由于财务问题引发的矛盾。（三）实施村班子创先争优机制，推动村级组织整体水平不断提高1.积极寻找载体，开展争优活动。重点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和农村“好搭档”评比活动。在具体操作中，首先是明确“两学一做”和“农村好搭档”的标准，制订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其次是确定评选方法。优秀党员干部和“好搭档”由各村居推荐，报街道党工委审核，再进行公示，广泛征求广大党员群众的意见。再者是进行奖惩考核。对优秀干部和“好搭档”给予精神物质奖励；对村班子成员当年有违法违纪行为、村社会治安较差、环境综治整治工作不力这三种情况之一的，实行一票否决。2.大力开展宣传，发挥先进作用。通过“好搭档”报告团巡回演讲、拍摄“好搭档”电教片播放等各种形式，大张旗鼓地宣传他们的典型事迹，充分发挥其示范效应。同时，把创先争优这一载体与其它活动有机结合，全面推动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一是与村党支部结对活动相结合，由“好搭档”中的各个强村分别联系相对落后村居，定期开展互访、互帮、互助。二是与村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相结合，邀请“好搭档”作先进事迹报告，在全街道掀起学习先进、赶超先进的热潮，从而推动村居两委关系的协调发展。（四）实施村级班子预警防滑机制，及时解决村级班子存在的问题。1.采取切实措施，及时协调关系。街道党工委在村班子建设中起着重要作用。应定期了解村居两委状况，做好协调沟通工作。可建立街道领导联系复杂村制度、领导干部协调村班子挂牌销号制度、村干部谈心谈话制度等，对群众有反映的村干部以及工作中碰到困难、工作情绪不稳定的村干部，街道领导要及时进行谈话协调。同时，可组织部分班子团结方面搞得好、有一定协调能力的村干部和机关工作经验丰富的同志组成村级组织建设指导组，进驻两委班子关系较为紧张的村居，把脉会诊，群策群力，采取针对性措施协调关系。2.开展“后进村”整顿，改变落后面貌。对村班子问题比较突出、通过协调手段难以奏效的村级班子，集中一段时间进行重点整顿。整顿主要采取以下措施：一是经济问题摸清账。对因村级财务不清、集体资金外借挪用严重导致村班子不和的村居，派驻工作组予以清账清讨。二是素质问题调人员。对一些个人素质低下，甚至有违纪违法行为的村干部，或者长期在职不在位，严重影响村内工作正常运转的村干部，可对其进行调整。三是制度问题建制度。对由于制度不健全导致村级管理混乱、班子出现矛盾的村，重点对村内各种制度进行疏理完善，并狠抓制度的落实，确保村居两委关系协调和工作正常开展。参考文献：1王春兰,杨上广,顾高翔,何骏.上海市人口分布变化基于居村委数据的分析J.中国人口科学,2016(04):113-125+128.2允春喜,徐西庆.角色偏差、政治背离与农村社会的失序基于鲁中箫村村委行为逻辑的案例研究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16(02):25-35+152-153.3李晓玉.论村委会的关系网络与村级治理的优化J.法制博览,2015(14):13-15.4吴小立,胡新艳.制度多样性及协作的HLM模型:合法性视角以海南省DZ市QBL村的村委选举制度为例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06):83-90.5章素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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