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哀”与日本民族的美学植物观

转载（来源:南开大学东方审美文化研究中心）馆子里的人气极盛，让偶来为大家加一把柴火人类社会是人与自然相互拥抱、相互冲突的产儿，自然观原来是世界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日本民族性喜自然，其中关于自然风物的美学感悟，尤能体现出日本民族自然思索的独特性，今道友信称之为“植物美学观”。据他研究，奈良时代形成的美的范畴的总称为“物哀”（意为美丽、细密），其“本来的形象在于植物自我生命的充实的美，即树叶郁郁葱葱，繁茂致密的颤动着的跳跃感”。从万叶集、古今集的诗歌到后世的谣曲和俳句，都将这种基于植物的宇宙观的自然美作为表现的中心。日本民族的美学意识来源于大自然，也由大自然的风物所规定、所影响。在他们看来，大自然就是美的本源、美的蓝本、美的极致，一句话自然即美。从自然风物来感悟美，植物的生长状态当然就积淀为审美意识：“审美意识的基本语词中最重要的概念都是来自植物的”，“诸如静寂、余情、冷寂等，也尤为与植物由秋到冬的状态有关”。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日本文化才被称之为“象征文化”。“日本归根到底是一个符号王国，在这块充满象征的领土上，细节就代表着整体。所崇拜的自然风物如此重要，以致真正的人反而变得轻浮了。”也就是说，有时，连人也变成了审美意识的象征：是一种理想、一个幻想、一件触发美学遐想的导体。自然风物都成了其文化的象征，而作为日本人生命象征的樱花，则在日本民族的“植物美学观”的思索中，有着代表性的意义：樱花是美的，但易开易落，这样美也就与无常相通，与悲哀相联系了。“与其因为飘落而无常，不如说是突然盛开为无常，因无常而称作美，故而美的确是永远的。”但是，无常性是以常性为前提的，个体生命的短暂是以群体生命的无限为映照的，故而，哀和美是相辅相成的，是矛盾的又是统一的，因此，对宇宙精神和个体生命的理解与探索，在日本民族的自然观里，就成了植物的根干和枝叶的辩证思维：枝叶的繁茂，花团锦簇，是美的，但终究要叶谢花落，这则是哀的。不过，二者必定于“以寂静的根的不变的常住性为前提，在时间的流逝中拼搏，然后返归于根部”的思想之中统一。这就是日本民族特有的关于自然风物的审美思维，有人称这为“樱花情结”或“物哀情怀”，今道友信则说这是一种基于植物的世界观的美学。作为日本美学核心观念的“物哀”，就源于日本民族的自然感悟，它可以说是日本民族关于大自然审美思维的一个集中表征。在日本原始社会的母系家族制度时期，女性有较高的社会地位，这一时期的文化被公认为有女性痕迹。感伤自然、愍物宗情的物之哀审美意识，大概从这一时期到平安时代就已经形成并成为整个日本历史的一个审美传统。此种审美意识的形成，自然与日本的自然环境有一定关系：一方面日本土地平脊，常有台风，地震较多，在这个民族的深层的心理层面上形成了一种自觉或不自觉的自悲感，从而感慨于人和自然的斗争中表现出来的人的柔弱和无可奈何；另一方面日本虽山峦颇多，但怪山峻岑却少，小溪众多，长江大河却无，加之遍布日本各地的樱花也潜移默化地陶冶着日本人的性情。这些地理上的因素便在一定意义上影响着日本人的心理定势，使日本人特别地注重自我心理的平衡和更加纯粹的精神渴求。因此可以说，日本人的愍物宗情的审美意识在上述历史的、时代的和地理的文化背景下是十分和谐和理所当然的。汉文学对日本文学乃至文化的影响很大，但日本人对汉文学作品的选择却和我们有很大差别，例如，白居易的诗歌对日本古代文学大概影响最大，但是日本人并不以那些关切现实、揭示人生本质的诗歌为佳作，而认为白居易的闲适诗和感伤诗更有韵味、更有价值。他们特别喜欢象长恨歌等具有感伤情调的诗歌。实际上这正是物之哀的审美渴求中的选择。关于“物哀”，解释颇多。笔者以为：“物”就是自然风景，自然风物；“哀”则指由自然景物诱发，或因长期审美积淀而凝结在自然景物中的人的情思。这里并非是说客体自身有情而主体无情，而是指自然景物与人的情思之间的同形关系、感应关系。比如，普遍存在于日本人深层心理的“季节流动感”与“人生无常感”的同形对应，就很难说清是“心”投射于“物”，还是“物”反射于“心”，重要是“物”心“”之间双向互动时会产生一个无限自由的空间，日本人就喜欢在这个空间进行审美畅想。需要指出的是，一般层次的审美只满足于达到“情景交流”的阶段，其特征借助于“物”，但不能抛弃“物”；高层次的审美则能上升到“物我两忘”的境界，其特征正如今道友信所言：是通过物而实现了对物的突破。前者表现为日本人接触自然风物时普遍流露出的风雅品性（生活中的自然审美），后者则是审美的最高境界，为日本的文学艺术所追求（文艺中的自然审美）。“物哀”的观念，就其哲学本质而言，是一种主客体的同构；就其审美倾向来说，它更注重“天物”对“人情”的诱发和催生，深化和远致。而且，这种“情”是“多半倾向于感伤，孤寂、空漠而又有所希冀的一种朦胧的情感、意趣和心绪。”为何感伤孤寂而又朦胧希冀呢？日本民族从自然界的花开花落，联想到了生命的生死荣衰。自然风物的随季荣枯，不仅触发了其对于“好景不常”的浓重伤叹，而且也启动了他们生命体验中那种虽与自然风物同根同源却不能同体同归的无常感和孤寂感：就像树叶和树干，叶落树犹生；就像人和大自然，一个短暂即逝，一个天长地久这种孤寂，虽源生于自然感悟，但却通向孤独。但是，日本民族的自然感悟并不是一味消极地感时伤逝：“自然在时刻变化着，观察自然的我们每天也在不断变化着。如果樱花永不凋谢，圆圆的月亮每晚都悬挂在空中，我们也永远在这个地球上存在，那么，这三者的相遇就不会引起人们丝毫的感动。在赞美樱花美丽的心灵深处，其实一定在无意识中流露出珍视相互之间生命的情感和在地球上短暂存在的彼此相遇时的喜悦。”他们从生的短暂得出生的喜悦和对生的珍视，进而升华到关于生与死的哲学思辩：“一片叶子的凋落，意义是深远的，是与一棵树的整个生命休戚相关的，正因为一片叶子有生有灭，四季中的万物才能永远地生长变化”，“我们和大自然同根相连，永不休止地描绘着新生和消亡。”日本人这种看似对死亡的“超越”还是透露出那么一重掩饰不住的“无奈”和“被动”。因而，他们一方面庆贺生命，一方面又感伤生命；一方面有所希冀和追求，一方面又感到朦胧和无望。他们是在求得以出世的态度做入世的事情；抱着宿命的精神拼命地生活。不难看出，“物哀”浓缩了日本民族人文精神的方方面面：生与死、乐与悲、有限与无限、短暂与永恒；集中显示了日本民族的深层文化心理。结构特征，即以情感化“哀”、象征化“物”的方式把握世界和人类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