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宏观财政政策选择

目前国内宏观财政政策选择 ,国内经济处在由低谷走向复苏的拐点阶段,但在经济逐渐回升的同步也面临着加入WT后经济构造调节压力增大、国际经济回落使得外部经济条件恶化、出口困难加重的局面。因此,此后两年国内经济将面临严峻考验，同步也是国内“十五”经济和社会发展筹划能否得以顺利实现的核心时期。因此,、继续实行适度扩张的财政政策应是一种必然的选择。一、继续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的重要根据 .保持经济增长目的,需要财政政策适度扩张 一方面,扩大投资需求是启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而扩大投资需求的举措很大限度上依赖于财政政策的支持。扩大投资的重要方向是公共工程、基本设施、农田水利、环保及高新技术产业。这些产业目前普遍存在发展后劲局限性的问题,特别是基本设施建设，仍不能满足国民经济持续发展的需要。在基本设施拥有水平方面，国内的许多指标都低于世界平均值。因此，加大财政对重大基本设施的投资力度成为目前经济特别是财政工作关注的焦点。虽然财政扩张过程中存在一定风险,但重要通过财政扩张形成的社会基本设施也可觉得经济长期发展提供优良资产,从而减少扩张的风险限度。另一方面，积极启动消费需求，依赖于政府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和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目前城乡有效需求相对局限性，重要体现为:一是农民和乡镇公司承当的税费过重,农民收入持续数年增长幅度不不小于经济增长速度和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幅度；二是都市居民社会保障处在改革的核心阶段，养老、医疗等改革过程中必然会增长居民个人的承当数额，居民对远期消费的预期存在一定顾虑。因此，要在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过程中,合适增长居民可支配收入,并通过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到位增强居民远期消费的安全感。 再次,高居不下的失业、下岗及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消化,需要国内经济在较长时期内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失业、下岗及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不解决，内需扩大就将遇到障碍。只有相对较快的经济发展速度，才有也许满足劳动力市场的特殊需要。 .产业构造进一步调节的任务需要财政政策适度扩张 0年代中后期以来，国内经济构造不合理的矛盾仍然十分突出,产业构造失衡，农业基本仍然单薄。能源、交通和基本设施单薄的状况虽有所好转，但与经济社会成长的规定相比,仍然供应局限性。通讯、生命科学、新材料、新能源和海洋科学等高科技产业在世界范畴的迅速发展,也对国内经济构造和产业构造调节提出了新的课题。 工业内部构造不尽合理。重要问题是基本工业与加工工业的增长不协调，加工工业低水平反复，某些基本性第三产业(如邮电、通讯）和新兴第三产业（如金融保险、信息、征询、科技等）发育局限性。这些问题的存在不仅影响了国内产业构造的优化，更是制约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换的重要障碍,消除障碍应重要依托科技进步,进行内涵式构造调节,以提高经济整体素质和生产要素的配备效率。在全社会科技投入总量局限性、总体水平偏低的状况下，政府应弥补这一缺口,加大科技投入力度，在直接增长政府投入资金的同步，应从税收、信贷和其他政策方面配合产业政策予以大力扶持。3缓和国企困难状况需要财政政策适度扩张 旧体制与新体制交替时期多种矛盾互相作用的成果,使国有公司背上沉重的债务承当。从法律上讲，无论是国有公司,还是国有商业银行,它们的债务债权最后都由一种主体国家财政来承当。因此,财政是消除国有公司过度负债的核心所在。事实上,国有公司的过度负债与财政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拨改贷”后，财政不再对新建公司投资,国有公司唯有靠借贷来发展自己。长期以来,过重的税负及名录繁多的摊派和其他费用导致公司无力进行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国家对国有公司和非国有公司的双重财税政策使国有公司处在竞争的劣势。公司职能和财政职能的错位更是连累了公司，养老、医疗保险等本应由财政或全社会承当的承当却由国有公司来承当。虽然,这是转轨时期难以避免的问题,但在社会保障改革没有到位的状况下，国家财政有责任通过国有资产减持、社会保障基金设立等方式与国有公司共同承当责任，为国有公司改革发明有利条件。 .配合经济体制改革需要财政政策适度扩张 国内目前处在市场经济体制改革阶段,中央政府的职能之一就是充足发挥市场经济体制的作用，让市场在经济运营中以其特有的竞争机制,将经济资源配备到需要的行业和地区,减少经济运营中的无序,缓和冲突,缩短转轨和转型过程，保证平稳、顺利地实现市场化改革目的。目前由于失业问题显性化，全社会范畴的社会保障制度正在逐渐建立和完善之中,历史的欠账需要归还，因此财政部门必须从社会安定的角度出发，保证退休人员的生活稳定,保证病人所需的医疗费用,保证城乡低收入群体的基本生活。同步,在物价持续走低的形势下，农产品收购的任务迅速增大，收购、储运所需的财政支持迅速增长。此外,提高教育普及限度和教育深度，也需要国家财政予以更多的财力支持。 .实行西部大开发战略需要财政政策适度扩张由于自然地理和历史基本的因素，国内经济发展的东、西部之间始终存在较大的差别。改革开放后,东部沿海地区运用其自然地理优势和科技文化环境优势大力发展经济,获得了明显成就，进一步加大了与西部和内地之间的经济和社会差距。国家适时制定西部大开发战略，在西部和内陆地区开放的同步,增长了对西部和内陆地区的公共投入,以变化国内东、西部长期以来存在和正不断加大的差距。事实上，解决东、西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差距,不仅是东、西部关系的调节,并且是关系国内经济和社会长期稳定的战略性问题。为保证西部大开发战略实行，财政必须进一步加大投入力度，特别是对基本设施和环保方面的财政投资，为此,适度的财政扩张政策应当是必要的和持续数年所必不可少的。二、继续实行适度财政扩张政策的具体措施: 1.继续扩大公共支出 财政支出重点：一是用于农业的支出。农业是国内国民经济的基本，也是人民群众生活的基本规定。为保持国民经济长期稳定地发展和人民生活的基本衣食需要,必须在高度注重农业的基本上，加大对农业涉及水利事业的投入，通过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水平的提高，增强农业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以保证国民经济基本环节和发展潜力得以持续，国家各项宏观政策如粮食、水利和环保政策得以贯彻。二是用于科技教育的支出。科教投入的增长是科教兴国的需要,是经济科技含量、产业构造调节和人才资源发展的客观规定，切实保证科教投入是经济持续增长和提高国民素质的不竭源泉。三是用于国企改革的支出。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国有公司完毕向真正经济实体的过渡,需要一种转轨时间，而转轨过程中国家有必要对国有公司改革提供必要的外部条件。国有公司改革的顺利推动之际，才是国内经济全面焕发活力之时。各级政府应当积极采用措施,加强财政监管，优化支出构造。 2合适调节税收政策和制度在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同步,对于重点投向进行合适的税收优惠，规范多种行政性收费，实行费改税。商品税政策的调节应以增值税为重点，特别是对设备更新快、资本密集型的高科技行业和产品品质、成本和设备投入差别较大的能源、矿产公司，有必要加快由生产型增值税向消费型增值税的转变。对重要用于宏观经济调控需要的消费税则可考虑部分税目的减免问题，如对农用柴油、军用柴油、生产用(涉及工程用、矿山用、建筑用)汽车轮胎、农用汽车轮胎（如农用拖拉机、收割机等和公共汽车轮胎)等,实行消费税减免或定期减免,应是有助于扩大内需和经济增长的有效措施。多种税收优惠可结合目前国内重点鼓励发展的产业、产品和技术目录予以实行。增进公司的技术进步应成为税收优惠的重要方面，对研究开发、设计等费用实行税收抵扣。当公司采用先进技术将新产品投入大规模生产时，政府应采用加速折旧或建立技术准备金方式在计税前予以扣除,并对新产品予以税收减免。 加快费改税进程，以减轻公司承当。加强预算外资金管理,取消多种乱收费,确需保存的可以减少收费原则或有关项目归并,属税收性质和具有税收功能的收费应尽快并入税收。 3.稳定公债发行,强化财政投融资 1998年以来，在实行积极财政政策的过程中,国家财政运用银行利率下调、银行和社会闲置资金较多、国家筹资成本较低的有利时机,连年大规模发行公债作为扩大公共投资和内需的基本措施,业已起到实际效果。但持续数年大规模的公债发行,也必然会有偿债高峰期的到来，政府财政不得不考虑如何面对偿债高峰。因此，此后一段时期保持公债发行规模稳定，将是一种必然的政策选择。同步，可考虑发行针对保险公司、社会养老金的专项国债，专门用于国内大中型基本设施建设。也可考虑增发外债,增强外资对中国的投资信心。必要时还可考虑让一部分经济发展状况较好的地区，由中央代理发行一定规模的、用于长期建设投资、投资项目由地方设立和管理、到期由地方归还的地方公债。此外,在国企改革的抓大放小中,变现一部分国企的股份来从事公共工程及基本设施等的投入,其他可作为国家资本金注入公司用于公司设备更新及技术改造，或注入社会保障基金。 近几年，财政收入中的两个比重明显提高，财政收支增长幅度明显超过经济增长速度,财政收入每年增长一千多亿元,收入增长的良性机制已基本形成，国家财政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保障能力明显提高。加之配合公债政策，可保证政府拥有充足的财力在近期内甚至较长时期内实行适度的财政扩张政策。在用好公债政策的同步，还要关注其他政策方面，特别是财政投融资、运用财政资金的有偿使用机制等，既用活一部分财政资金，又有助于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三、适度扩张财政政策下的货币政策选择 (一）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是现阶段的客观选择 在国内现阶段或一种较长时期内，宏观经济调控采用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是由中国改革和转轨时期的经济发展特点所决定的。一方面,国内还存在着通货膨胀回升的潜在危险。国内正面临着经济转轨的核心时期,财政困难、国企困难、农业基本单薄以及潜在的固定资产投资冲动都是引起通货膨胀的因素。从国内经济发展客观实际来看，196年终实现“软着陆”后,国民经济沿着“高增长、低通胀”的良性轨道运营，执行政策要注意持续性和相对稳定性，不能陷入“膨胀一紧缩再膨胀多次紧缩”的怪圈。因此，对放松银根的货币政策应持谨慎态度。 另一方面，放松货币政策在目前对启动经济作用不大。商业银行自身追求赚钱最大化，不会把资金投放到某些资金回收期长、赚钱少、但对国民经济有重要意义的行业上,因此对于改善经济构造的作用受到商业银行经营目的的限制。此外,下调利率虽对经济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通过多次下调的利率其进一步下调的空间已十分有限,并且,在经营目的的左右下,公司和银行贷款的动机都不会特别注重利率的小幅变动，因此，降息在国内已有的经济机制下，其刺激货币需求和经济增长的作用并不明显。再次，通货膨胀政策无助于失业问题的解决。国内目前面临的问题与西方国家在性质上是不同的。国内的就业问题既有筹划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隐性失业显性化问题,也有特殊人口政策带来的长期后果，这种失业现象无法通过放松银根来得到彻底解决。改革和转轨时期的主线问题是稳定发展问题。只有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使经济可以稳定、持续发展,才干发明出较多的就业机会，从而实现货币稳定一经济增长一充足就业的良性循环。同步,如果通过放松银根来刺激经济增长,那么其带来的通货膨胀，也必然给低收入群体的基本生活带来困难,反过来,又会规定国家提供新的社会保障增量来维持平衡。最后，在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的同步，规定货币供应在各个不同步期应当体现出弹性。如经济增速正常或偏冷,而物价涨幅较低时，可以进行适时适量的增长,以配合财政政策刺激国内有效需求,而这种“微调”重要指阶段性的适度松动，这与总体上较紧的货币政策并不矛盾。 (二)应加强财政政策与货币金融政策的协调配合,财政与货币金融政策的协调配合波及到方方面面,如下几种问题需要予以特别注重和考虑。 1.通过规范财政收支提高两个比重 通过持续几年财政收入超过经济增长速度的总量调节,目前国家财政的预算收入已占DPl5，如果加上预算外资金和制度外财政部分,财政总规模占GDP比重应当在25%0%之间,政府财力总规模并不小。所谓“小”和应继续提高两个比重的说法，重要是指财政集中在预算内的收支和集中在中央财政的收支较小。同步，无论是从经济发展的长期规定、还是从目前积极财政政策、扩大内需的规定看，继续大幅度增长税收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措施，并且无助于财政扩张的效果。因此，目前之急应是统一财政，整顿财税秩序；扭转非财政部门越权行使政府职能参与分派的现象;严格规范收费项目和收费权限,并通过立法将必要的收费逐渐改为正规的地方税收;清理整顿多种基金、周转金及其他财政体外循环的游离资金，并通过整章建制,使之纳入严格的、科学化、规范化的财政管理与监督之下。最后应通过改革，彻底解决财政包揽过多和应管未管、以及管理方式不当的问题,使财政的职、责、权相相应。 2.完善金融调控 保证中央银行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进一步加快职能转换,提高管理水平，理顺与各级地方政府的关系，把商业银行办成真正意义上的商业银行。在目前的经济社会环境下,银行要减少并逐渐消除政策性和社会性职能，真正树立银行利润最大化的经营目的。要加强内部管理，提高管理水平，减少坏帐呆账，加强金融工具的创新,提高信贷资产质量，加快资金周转,配合货币政策，达到控制调控基本货币、实现适度从紧货币的目的。 在金融体制改革过程中,防备和化解金融风险特别重要。要支持公司战略性改组，加速完善和发展资我市场，增进资我市场长期稳定地发展，而不是时涨时落。应结识到资我市场长期稳定发展对国内经济稳定和发展，对转换经济机制、深化国有公司改革,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固然，在资我市场发展的过程中,由于新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不可避免地会浮现某些问题，有时甚至是较为严重的问题,但如果没有资我市场10近年风风雨雨的发展，也不会有国有公司改革顺利进行的大好局面。 大力发展住房等个人消费信贷。各商业银行从扩大自身业务发展角度考虑,应当积极摸索和发展消费信贷,增进消费需求与生产需求协调、同步发展。同步，摸索和积极发展个人金融服务的各个领域。 3.加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配合运作一方面，财政、货币政策制定上，应互相协调，可考虑构成一种重要由这两部门的若干负责人和有关专家参与的财政货币政策协调委员会。该委员会作为一种议事机构，定期举办例会，例会议案只具有专家建议性质,对两部门或对货币政策委员会和财经委员会或预算管理委员会起指引作用,而不具有强制性。另一方面,尽快建立财政投融资体系,保障货币政策免受政策性金融业务的冲击。再次,在国债政策上应体现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财政、货币政策共同作用于国债，有助于协调各自的政策。目前上市流通国债总量偏少，银行利率也非市场利率。财政和央行要对国债发行量、国债利率、品种和发行方式进行协商,财政应优先考虑中央银行在开展公开市场业务时对国债的期限构造、无券化限度、利率水平的规定。最后,财政、货币政策应从城乡消费构造的调节上增长需求。 4宏观调控的实现还依赖于微观基本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的速度效应所导致的经济效应构造、产业构造失调，往往使财政、信贷资金投入产生扭曲的不良后果，演化出一种“高速度一高投入一低效益一更高投入需求”的恶性循环。财政、货币政策都不也许建立在这样的基本之上。 四、有关积极财政政策“淡出”的讨论财政部部长项怀诚5月9日在上海指出,中国政府将积极积极地调节财政政策，深化财政改革,转变财政职能,加快构建公共财政体制,更好地增进中国经济和财政的可持续发展。项部长的发言传递了一种有关中国政府将积极积极地调节财政政策的重要信息,引起理论界和国内外的高度注重。 ,国内已经持续第五年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作为一项过渡性的政策措施,财政扩张有助于保持较高速度的经济增长率，有助于增长需求、增长就业,有助于经济和社会的稳定。为此,五年中,仅建设性国债就发行和筹划发行60亿元,中央政府背上了较重的债务承当，中央政府的债务依存度高达50%，债务余额占GDP1.，财政赤字将超过30亿元。国内财政政策的风险在逐渐增大已是不争事实。从这个意义上讲,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淡出”是肯定的。但“淡出”的时机和方式却是一种需要十分谨慎和认真研究的问题。笔者觉得，积极财政政策“淡出”的现实选择需要满足如下三个条件:第一,经济运营完毕由“低谷”到成长的转折。第二,公共支出对经济的拉动已经起到对私人部门的“带动”作用。第三,社会总需求浮现稳定的增长态势。而目前国内经济尚未具有上述基本条件。 一方面，从经济运营状况看，0年代初期以来的经济下滑趋势虽然在999年达到“底部”，开始浮现回升，但由于“1事件”的打击和国际经济状况的影响,的经济增长率重新下滑，这表白经济运营总态势需要对“底部”进行重新检查。换言之，和将是考验经济运营曲线的核心两年。因而这两年应当是“拭目以待”的两年,而非转换财政政策方向的有利时机。 另一方面，公共部门支出对私人部门的“带动”效应不明显，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仍然在起伏不定之中，公司和个人投资在全社会投资中所占比例没有明显改善。积极财政政策在这种状况下,也应当谨慎看待运用方向的转换。比较恰当的是在继续保持财政扩张的同步，合适调节财政政策的着力点。在重要着力于公共部门自身的支出的同步，加强对私人部门投资政策的调节和对私人部门投资的引导，只有私人部门投资有了真正的增长和投资动力，国内经济的能动性恢复才有了比较牢固的基本。 再次,社会总需求未能体现出明显的增长态势。0年代中期以来，消费品价格指数一路疲软，198和999年更是降到负数,虽有回升,但仍在0附近，同样需要一种恢复过程。商品零售价格指数更不抱负。 综上所述，积极财政政策虽然存在一种“退出”问题,但“退出”的时机却是一种需要十分谨慎的问题。以上述“退出”的基本条件看,积极财政政策能否“退出”,以及采用如何的方式和多大限度退出,有待今明两年经济运营实际状况的考验,而不也许是今年或来年财政政策的基本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