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导体设备零部件公司知识产权相关的法律风险管理分析【范文】

泓域/半导体设备零部件公司知识产权相关的法律风险管理分析半导体设备零部件公司知识产权相关的法律风险管理分析目录一、 税务风险的含义及分类2二、 纳税筹划及法律风险4三、 合同履行过程中的法律风险11四、 合同签订前隐藏的法律风险21五、 企业法律形态选择的风险31六、 企业设置法律风险33七、 企业专利法律风险42八、 企业域名法律风险45九、 产业环境分析48十、 行业发展概况48十一、 必要性分析49十二、 公司基本情况49十三、 人力资源分析51劳动定员一览表52十四、 发展规划53十五、 SWOT分析59十六、 法人治理结构68一、 税务风险的含义及分类企业税务风险是指企业的涉税行为未能有效遵守或被认为违反税收法规，而导致企业未来利益的可能损失或者不利的法律后果。从法律规范角度看，企业税务风险分为违反税务管理的法律风险、违反纳税义务的法律风险、违反发票管理与使用的法律风险等。其中违反纳税义务的法律风险，主要包括企业税务违法风险、主观非故意而结果违法的法律风险、税收政策调整或税务机关的责任导致的企业税务风险、客观上少缴税的无责任税务风险。（1）税务违法风险没有追溯期限的限制，税收征管法规定偷税可无限期追征，同时行政处罚法虽规定两年的时效，但由于纳税行为的连续性，税务违法往往在公司持续经营过程中长期存在，时效因偷税行为再次发生而中断，从而使行政处罚期限延长，企业对税收违法行为不能存侥幸心理。（2）非故意行为导致结果违法的税务风险，主要是指纳税筹划造成的税务风险。纳税筹划是企业税务管理的重要内容，其目的是合法节税，而不是非法偷税。但由于税收实务操作过程中缺乏合法节税与非法偷税的判断标准，从而加大税务风险防范与控制的难度。即使没有税收违法的主观故意，但客观上产生了税收违法的结果，导致税务风险的发生。（3）税收政策调整或主管税务机关的责任，给企业带来的税务风险。税收政策调整给企业带来的税务风险。税收是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手段，税收政策随着国家总体经济形势的发展或产业结构的变化会作相应调整。如税收的开征与取消，税率与退税率的升与降、出口退税项目与范围的扩大与缩小，甚至征管方式的改变等，都会给纳税人带来重大影响。主管税务机关的责任。主管税务机关的责任导致纳税人不缴或少缴税款的问题，法律有明确规定，税收征管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由于税务机关的责任，致使纳税人少缴税款的，税务机关在3年内可以要求纳税人补缴税款，但是不得加收滞纳金。但实际的情况是由于调查取证难，即使最终取得公正的结果，作为相对人的企业实际承担了本不该承担的风险责任。（4）客观上少缴税的无责任税务风险。一般来说，无责任就无风险，之所以在税收实务领域会产生无责任状态下的法律风险，这与税收的执法环境有关。所谓客观上不缴或少缴税的无责任税务风险，是指纳税人已经按照由主管税务机关事先确定的纳税标准与纳税方式，依法履行了纳税义务，但按其业务的规模可能应当缴纳更多的税收，实际的纳税数额与业务的规模不相适应，从而导致税务风险的产生。全国首例律师涉嫌偷税案就是一个典型案例。陈德惠及其律师事务所被主管税务机关审核确定为“小型户”，按定额征收办法纳税，也就是说该事务所从纳税的角度讲是不需要建账的，只要按税务机关核定的税额，并按税管人员的要求，填表申报纳税即完成依法纳税义务。由于不采取查账征收，所以事务所根据内部管理的需要建立财务会计账簿，开展会计核算，与纳税没有关系。但税务机关出具的司法鉴定和公诉人的公诉意见均认为该事务所采取另立记账凭证、少列收入，进行虚假的纳税申报，构成偷税罪，一审法院认定其偷税额达114万余元，判处罚金115万元，陈德惠本人被判有期徒刑4年。虽然陈德惠最终被二审法院判决无罪释放。但已被关押两年多。这可以称得上是无端飞来的牢狱之灾。企业税务风险中，违反税务管理的法律风险、违反发票管理与使用的法律风险以及企业税务违法风险等，这些法律风险要么属于企业为获取非法利益而故意实施的违法或犯罪行为，要么属于企业相关人员的业务能力欠缺造成的。法律风险的形成带有强烈的主观性，法律风险较为容易识别，原因较为简单，基本属于企业自身能够识别的法律风险，无须评估者在法律风险评估过程中予以识别。因此本书仅对纳税筹划的法律风险进行较为详细的说明。二、 纳税筹划及法律风险纳税筹划，又称税务筹划、税收筹划，目前国际上缺乏对纳税筹划的统一概念。荷兰国际财政文献局的国际税收词典对纳税筹划是这样定义的：“纳税筹划是指通过纳税人经营活动或个人事务活动的安排达到缴纳最低的税收目的。”印度税务专家N.J.雅萨斯威则认为，“纳税筹划是纳税人通过财务活动的安排，以充分利用税务法规提供的包括减免税在内的一些优惠从而享得最大的税收利益”。张中秀（2004）认为，纳税筹划专指纳税人所进行的筹划活动，具体指纳税人在非违法的前提下，以减轻税收负担和实现涉税零风险为目的，而进行的避税、节税和税负转嫁活动。综上所述，纳税筹划是纳税人依据所涉及的现行法规，遵循税收国际惯例，在遵守税法、尊重税法的前提下运用纳税人的权利，根据税法中的“允许”、“不允许”以及“非不允许”的项目、内容等对企业组建、经营、投资、筹资等活动进行的旨在减轻税负、有利财务目标实现的谋划与对策。纳税筹划与偷税有着本质的区别。纳税筹划是指纳税人在税收法律允许的情况下利用税收法规、税收政策做文章，这并不损害国家利益。相反，通过节税促进纳税单位发展生产，增强发展后劲，从而使税收能够找到新的增长点。偷税则是纳税人采取伪造、变造、隐匿、擅自销毁账簿或记账凭证，在账簿上多列支出或少列、不列收入，或者进行虚假的纳税申报，故意少缴或者不缴应纳税款的行为。对偷税行为，我国税收征管法作了严厉的谴责，并制定了相应的处罚办法。因此，应正确理解纳税筹划与偷税的区别，对纳税项目进行合理的纳税筹划，以提高纳税人的经济效益，同时又不真正损害国家利益。企业纳税筹划风险属于风险的范畴，企业纳税筹划风险就是企业在所有纳税筹划及其实施等活动中所面临的税务责任的一种不确定性，比如企业被税务机关检查，承担过多的税务责任，或是引发补税、罚款、甚至被追究刑事责任等，而未达到纳税筹划的最初目的的可能性。企业纳税筹划面临诸多的不确定性，不断变化的规则约束，以及筹划方案本身的不规范，必然存在各种各样的税务法律风险，需要进行全面的法律风险评估与风险管理。企业纳税筹划风险主要来自两方面：即企业外部和企业内部。（一）来自企业外部的纳税筹划风险1、经济环境变化风险企业的纳税事宜与税收政策及所处经济环境密切相关。一般来说，政府为促进经济增长会实行积极的财税政策，制定减免税或退税等税收优惠政策，鼓励企业生产和投资，这时企业的税负相对较轻或稳定。反之，政府为抑制某产业的发展就会利用税收杠杆调整税收政策。这时，企业的税负可能加重或不稳定。另外，政府的政策不仅具有时空性而且具有时效性，这种，税收环境的不确定性将会给筹划人员开展纳税筹划（特别是中长期筹划）带来较大的风险，所以任何企业的纳税筹划都将面临经济环境变化所引致的风险。2、税收政策风险纳税筹划利用国家税收政策节税的风险称为税收政策风险。税收政策风险包括税收政策选择风险和税收政策变化风险。税收政策选择风险是指税收政策选择正确与否的不确定性。这种风险的产生主要是筹划当事人对税收政策精神认识不足、理解不透、把握不准所致。税收政策变化风险是指税收政策时效的不确定性。为了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体现国家的产业政策，及时调整经济结构，一个国家的税收政策不可能是固定不变的。这些规则的不断变化可能造成因税率下调而未能跟上多缴纳税款；也可能造成因税率上调而未能跟上少缴纳税款，从而产生被税务机关罚款或上缴税收滞纳金的税务风险。3、执法风险纳税筹划应当是合法的，符合立法者的意图，但这种合法性还需要税务行政执法部门的确认。在这一确认过程中客观上存在着税务行政执法偏差，从而产生纳税筹划失败的风险。因为我国税法对具体的税收事项留有一定的弹性空间，即在一定的范围内税务机关拥有自由裁量权，再加上税务行政执法人员的素质参差不齐，这些都客观上为税收政策执行偏差提供了可能性。也就是说即使是合法的纳税筹划行为，结果也可能因税务行政执法偏差而导致纳税筹划方案在实务中根本行不通，从而使方案成为一纸空文或者被视为偷税或恶意避税而加以查处。这样，不但得不到节税的受益，反而会加重税收成本，产生纳税筹划失败的风险。4、税务行政执法力度导致的风险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国家财政支出的不断增长，国家对税收检查和处罚的力度不断加强。从国家税务总局到地方各级税务机关都不断出台新的规范税务检查工作的文件和政策，这就意味着纳税人在规范纳税操作方面的工作必须相应加强。（二）来自企业内部的纳税筹划风险1、管理者的经营理念和纳税意识管理者的经营理念和纳税意识会对企业税务筹划风险产生一定的影响。如果企业管理者依法纳税意识很强，纳税筹划的目的是通过筹划理财，降低企业涉税费用和风险，实现最合理优化纳税，那么只要筹划人员依法严格按照规程精心筹划，风险一般不高。但是，有的企业管理者纳税意识淡薄或者对纳税筹划有误解，认为筹划的目的就是通过所谓的“筹划”尽可能少纳税或不纳税，甚至授意或唆使筹划人员通过非法手段达到偷税的目的，从事这类筹划事项的风险就很高。另外，如果企业领导人纳税意识中，要刻意去追求税收负担最小，那么他们极易导致投资扭曲风险的产生。建立现代税制的一项主要原则应是税收的中立性，即中性原则，纳税人不应因国家征税而改变其既定的投资方向。但事实上却并非如此，纳税人往往因税收因素放弃最优的方案而改为次优的其他方案。这种因课税而使纳税人被迫改变投资行为给企业带来机会损失的可能性，即为投资扭曲风险。这种风险源于税收的中立性，可以说，税收中立性越强，投资扭曲风险越大，相应的扭曲成本也就越高。2、筹划人员的业务素质及职业道德纳税筹划人员的业务素质直接影响到企业的筹划风险。纳税筹划是在遵从税法，依法纳税的前提下采取适当的措施和手段，合理、合法地对纳税义务进行规避，从而达到减轻或者免除税收负担的目的。其中心内容是在正确理解、掌握、分析和研究税收法律、法规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生产、经营活动的实际情况，利用税法的缺陷和不足节税、避税，提高经济效益。这就要求筹划人员在纳税筹划过程中，不但要具备必要的筹划知识，而且同时又要了解税收的相关法律、法规，能够掌握合法和非法的临界点，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采取不同筹划方法，做好纳税筹划。如果纳税人所选择的方法并不符合税法精神，诸如一些“打擦边球”的做法，税务机关可能会视其为避税，甚至当作是偷税，那么纳税人会为此而遭受重大损失。3、税务文书的质量税务文书包括经济合同、商业票据、会计资料、税务申请、税务批复、纳税资料等方面的涉税资料。它们是纳税的依据、完成纳税义务的凭证、税务检查的对象、税务案件的证据等。企业的税务文书是企业进行纳税筹划的基础资料，其质量严重地影响到企业的纳税筹划风险。企业的税务文书应当及时完整合法。及时，也就是收集有关税务文书资料要及时，纳税人在发生经济业务的时候，要把与该项业务发生有关的协议、合同、票据等及时收集归档。完整，是指一笔经济业务中所有的税务文书资料要集中收集，不得遗漏。合法，是指收集的税务文书的合法性。主要表现在4个方面：一是票据本身的合法性；二是经济业务与票据记载内容相一致；三是取得票据的渠道要合法，不是虚开、代开或非法购来的；四是票面填写的项目内容要正确。税务文书中的会计账簿、记账凭证等是记录企业经营情况的真实凭据，它不仅是税务机关据以征税的重要依据，也是企业在接受税务检查时据以证明自己没有违反税收法律法规的依据，同时税收优惠的享受也需要正确的账务处理支持。因此，企业依法取得并保全会计凭证和记录，保证账证完整，正确进行各项会计处理和纳税申报并及时足额地缴纳税款，是企业税务筹划的首要环节，也是控制筹划风险，提高筹划效率的技术基础。企业的财务管理能力、会计核算水平、内部控制制度以及财务人员的业务素质的高低，既影响可供筹划的涉税资料的真实性和合法性，也易导致筹划人员筹划方案的失误。如果筹划方案是依据虚假的涉税资料作出的就很可能产生失误，风险极大。即使企业的税务筹划是十分完美且合法的，如果面对税务局的稽查，而不能提供企业涉税的相关的税务文书或合法纳税凭证或税务相关的原始凭据，那么也将面对税务局对该筹划方案的不认可，面对税务局的罚款或其他法律责任。三、 合同履行过程中的法律风险合同履行是合同生效后，合同当事人按照合同的约定，履行其义务，如交付货物、完成工作、提供劳务、支付价款等，从而使合同的目的得以实现。合同履行是依法成立后的合同所必然发生的法律后果，是构成合同法律效力的主要内容，也是合同法的核心。合同履行过程中的法律风险主要指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现对方丧失履行能力或对方出现其他可能违约情形，对方违约导致己方生产经营遭受重大影响的风险；该类法律风险也包括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因己方生产经营发生突发事件或投资战略发生重大调整而可能发生己方违约需承担违约责任的风险。按合同法规定，违约行为包括不履行、不适当履行及迟延履行3种形态。不履行是指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全部合同义务，根本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行为。具体表现为拒绝履行、根本违约和预期违约。不适当履行是指当事人一方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即当事人虽然履行了合同义务，但其履行不符合合同的约定。不适当履行通常包括标的物的质量和数量不符合合同约定，履行地点和履行方法不符合合同约定等，但不包括迟延履行的形态。迟延履行是指在履行期届满时还没有履行。（一）对方违约的合同救济及法律风险在合同履行时，最无法避免的情况就是对方违约，企业几乎没有任何途径避免对方行为不当。当出现对方违约的情况时，企业能够做的就是及时采取恰当的补救措施避免因此产生的损害进一步扩大。同时积极行使法定或约定的权利，固定相关证据，以便将来追究对方相应的责任。若因没有规范行使权利导致权利消灭，或者没有取得有利证据，或者因自己不慎导致承认对方的行为，都将给企业带来难以弥补的法律风险。1、抗辩权的行使及法律风险合同法规定的抗辩权是指合同的履行过程中，对抗请求权或否认对方主张权利主张的权利，也称异议权。抗辩权的主要功能在于行使这种权利可使对方的请求权消灭，或使其效力延期发生。合同法规定了同时履行抗辩权、后履行抗辩权和不安抗辩权3种。同时履行抗辩权（又称不履行抗辩权）是指没有规定履行顺序的双务合同中，当事人一方在对方当事人未为对待给付以前，有权拒绝先为给付。法律上设立同时履行抗辩权的目的在于维持当事人在利益关系上的公平。后履行抗辩权是指依照合同约定或者法律规定，负有先履行义务的一方当事人，到期未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有重大瑕疵时，后履行义务一方为保护自己的利益或保证自己履行合同的条件而终止履行合同义务的权利。不安抗辩权是指双务合同中，负有先履行义务的一方当事人在合同生效后自己一方履行义务完毕前，发现后履行的一方有丧失履行合同的能力时，有中止履行的权利。不安抗辩权的设立在于预防因情况变化致使一方遭受损失，公平地平衡了双方当事人的利益。法律为防止抗辩权滥用，针对不同的抗辩权规定了不同的行使条件，例如，不安抗辩权必须对方具有法定情况时才能够终止履行，这些情况包括：经营状况严重恶化；转移财产、抽逃资金，以逃避债务；丧失商业信誉；有丧失或者可能丧失履行债务能力的其他情形。若企业不当行使抗辩权，则可能因行为不当而构成违约行为，给自身造成法律风险。同时在他人行使抗辩权时，也需要准确衡量其抗辩权是否符合法定条件、程序，以有效维护自身权益。在对方按照规定要求行使不安抗辩权时，若企业希望继续履行合同，也可以通过向对方提供适当担保要求恢复履行。2、债权保全措施及法律风险债权保全措施是指为防止因债务人的财产不当减少而给债权人的债权带来危害，允许债权人代债务人之位向第三人行使债务人的权利，或者请求法院撤销债务人与第三人的法律行为的法律制度。具体体现在代位权和撤销权的行使上。代位权是为了保全债权人的债权而设置的一项制度，是指债务人应当行使却不行使其对第三人（次债务人）享有的权利而有害于债权人的债权时，债权人为保全自己的债权，可以自己的名义代位行使债务人的权利。代位权的行使主要是为了防止债务人的财产不当减少，或称为保持债务人的财产。撤销权是指当债务人放弃对第三人的债权，实施无偿或低价处分财产的行为而有害于债权人的债权时，债权人可以依法请求法院撤销债务人实施的行为。但撤销权的行使必须依据一定的诉讼程序进行。撤销权的行使是为了恢复债务人的财产，从而使债权人的债权得到保证。债权保全措施是债权人维护自身权益的有效策略，企业在自身权益受到侵害时，若没有及时采用相应的保全措施，同样将给自己带来法律风险。如保全措施的采纳必须通过人民法院，若企业自行向第三人主张债务人的债权，则因为违反法定要求而无法达到保全措施的效果。另外法律规定了撤销权行使的期限，超过法定期限则将丧失撤销权，将给企业造成严重的损害。实践中，不少企业不懂得运用债权保全措施维护自身权益，这样的法律风险较债权保全措施运用不当的法律风险更为严重。甚至有些企业明知债务人有恶意逃避债务的情况，但并不了解自身享有代位权或撤销权，这种法律风险一旦识别较容易更正。（二）己方违约的合同救济法律风险社会经济活动总是瞬息万变，合同签订后，企业可能由于有更好的交易条件或特殊的经营恶化，导致不愿继续履行合同。应该说己方违约本身已经构成企业法律风险，其救济措施本身就是对法律风险的消除，这种消除必须有效且不能给企业带来新的法律风险。但毕竟这种救济是被动的，原则上公司还是应当尽量履行签订的合同。当有第三方介入的合同，某些义务的履行不仅依赖当事人，同时也依赖第三方正常履行合同。违约责任不以当事人具有过错为要件，因此第三方造成的违约同样应当视为己方违约。1、为对方提供违约证据的法律风险企业主动违约时，通常都会寻找一些合理的理由，说明按照原合同继续履行的困难，以期望与对方协议解除合同。若企业采用书面形式要求与对方协商解除，一旦协商不成，则对方将利用函件作为证明企业违约的证据。这种行为直接造成企业的法律风险。而且即使企业事后期望继续履行合同，对方仍然可能根据企业提供的书面证据拒绝履行合同，认定企业已经构成根本违约，对方根据法定要求解除合同，同时追究企业的违约责任。2、不当成就解除条件的法律风险一些合同当事人会事先约定可解除合同的情况，在己方违约时，企业为利用有关的约定，故意成就解除条件，然后向对方发出解除合同的通知。根据合同法第四十五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为自己的利益不正当地阻止条件成就的，视为条件已成就；不正当地促成条件成就的，视为条件不成就。”因此企业采用这样的方式解决己方违约同样面临法律风险，一旦认定“视为条件不成就”，企业解除合同的通知仍然属于违约行为。该法律风险属于阶段性法律风险，一般情况下双方就解除合同的后续事项处理完毕，则该法律风险消失。但若对方认为企业行为不当，纠纷发生概率极大。因此该法律风险属于持续时间短的高风险。3、违约责任约定不对称的法律风险在履行活动涉及第三方的合同中，企业与第三方之间合同约定的违约责任小于企业与对方订立的合同，则一旦因第三方行为导致企业违约行为，企业将承担两份合同之间需要承担责任的差额。如在运输合同中约定运送货物应当到达的日期，若迟延按照原合同的责任大小承担赔偿义务。这种违约责任约定不对称的法律风险，在法律风险评估活动中，通过对相关的两份合同对比，才能够发现。（三）不可抗力的合同救济法律风险在法律上，确立不可抗力制度的意义在于：一方面有利于保护无过错当事人的利益，维护过错原则作为民事责任制度中基本归责原则的实现，体现民法的意思自治理念；另一方面，可以促使人们在从事交易时，充分预测未来可能发生的风险，并在风险发生后合理地解决风险损失的分担问题，从而达到合理规避风险、鼓励交易的目的。一旦出现了不可抗力事件，按照法律规定或合同约定，当事人应当履行通知义务、预防损失扩大等一系列附随义务，否则可能导致不可抗力不被认可。目前法律对违约的认定不考虑当事人主观是否具有过错，只要客观事实构成违约，当事人不能证明具有免责事由，就应当承担违约责任。1、通知义务及法律风险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八条规定：“当事人一方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的，应及时通知对方，以减轻可能给对方造成的损失。”由于不可抗力通常会给双方造成一定损害，而“及时”作为抽象语言，若双方未在合同中明确为具体的期限，则该法律风险容易引发双方发生诉讼。不可抗力通知义务履行的证据固然非常重要，但若在履行通知义务时方式不当，同样构成企业的法律风险。不少企业因为情况紧急，采用电话或传真方式履行通知义务，这些方式很难形成有效证据证明通知义务的履行，企业在履行这些义务之后仍应当以函件形式补充通知，否则因此产生的法律风险应当予以评估。判断不可抗力事件发生与否并不是简单的活动，企业怀疑不可抗力事件发生，而又不能得到确切的信息，此时若不予通知可能等到信息明确时就丧失了最好的减少损失的时机；但是贸然通知又可能因没有不可抗力事件发生而给企业造成违约法律风险。因此双方合同中对此是否约定在怀疑不可抗力将要发生或已经发生时，采用提示性信息方式通知对方，至关重要。2、减损措施及法律风险按照法律规定，不可抗力导致的损失由当事人自行承担，因此当事人应当采用必要的减损措施。然而，在合同中一方损失的降低，并不一定是该当事人自己可以做到的，可能需要对方协助，甚至需要主要依靠对方。这个时候就面临着费用的承担和减损获利之间的矛盾，当事人不愿意承担费用为他方减少损失。这就需要双方另外进行约定，以实现自己利益的最大化。这种约定在多数合同中都没有引起当事人的注意，由于缺乏事先原则性的确定，不可抗力事件发生后双方很难及时达成一致意见。大量的减损措施就只能是自己行为可以避免的一点效果。在长期合同或复杂交易中，不可抗力条款缺乏减损措施采纳的相关约定，应当给予适当的法律风险衡量。若合同中约定了减损措施费用承担、措施采纳机制等事项，不仅可以降低不可抗力条款本身约定不足的法律风险，同时将为企业未来可能遇到的不可抗力情况减少损失。（四）合同解除的合同救济法律风险合同解除是指已经依法成立而且生效的合同，在一定条件下通过当事人的单方行为或者双方合意终止合同效力或者潮及地消灭合同关系的行为。合同解除有两种情况，一是协议解除，一是法定解除。1、长效合同缺乏解除条件约定一些履行期限很长的合同，在合同履行期内则可能发生各种不同情况，一些情况将使合同订立基础改变。我国合同法并没有规定“情事变更原则”，因此在出现相应事件时，缺乏法定的变更或解除合同的规定，则必然损害当事人利益。因此，长效合同缺乏解除条件的约定，应当作为法律风险予以重视。（合同法）第四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合同的效力可以约定附条件。附生效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生效，附解除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熟时失效。”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根据有关规定，当事人在长效合同中应当将一些合同订立的基础因素改变约定为合同解除条件，如当事人一方资产状况严重恶化、一方企业性质发生重大变化等。2、合同解除通知义务履行不当在合同当事人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或者根据法定解除条件解除合同时，解除与否仍然是当事人的权利，行使解除权必须通知对方。这种通知自达到对方当事人时产生解除合同的效力。但当事人通知义务履行不当同样会产生法律风险。采用书面通知方式是一种有效的证据固定手段，若企业通过口头通知解除合同，则可能出现对方不予理会，继续要求履行合同，同时企业没有及时行使解除权，对方为履行合同的支出则可能要求企业赔偿。这种法律风险仍然属于法律监管的法律风险。为避免法律风险，应当采用书面形式通知，并尽量取得对方的签收。3、合同解除后续事项约定不明合同解除并不像有些企业经营者想像的那样，合同已经解除就万事大吉了。通常合同解除后还有很多善后事项需要约定明确，在协议解除时，由于解除的情况千差万别，所以就更需要特别注意。完全未进入履行的合同较为简单，若已经作出了准备活动或者合同已经部分履行时，双方关于合同之前履行情况的处置就必须与解除合同一并解决。若解除条件或解除权为事先约定，则此时应当积极对后续事项进行协商，达成解决方案。如果是事后协商解除合同，必须将有关条件谈妥后才签署解除合同协议，此时合同一定不能有待定条款出现。否则产生的各种不规范都属于企业法律风险。实践中，合同解除后因一些后续事项约定不明产生的纠纷占有一定比例，该法律风险并非个别现象。四、 合同签订前隐藏的法律风险这类法律风险往往表现为合同对方的主体资格和履约能力方面。因为合同签订前没有对合同对方作必要的调查和了解，与主体资格有瑕疵的当事人或代理人签署合同，最后导致合同无效或合同效力待定。合同主体即民事主体，是指在民事法律关系中独立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人。交易主体包括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合同主体与签约主体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合同主体是实际承担合同权利义务的民事主体；而签约主体是实际签署合同的人，可能是代理人或者代表人。现实的交易中，经常不是当事人出面，代理人和代表人实际从事着洽谈和签订合同的责任。1、代理人及法律风险在经济发达的今天，大量的合同签订是由代理人完成的。代理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代理扩大了民事主体的活动范围；代理可以补充某些民事主体资格上的不足。根据法律规定，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的名义进行民事活动，由被代理人直接承受其法律后果。代理人从事交易活动常见的法律风险有以下几点。（1）无权代理的法律风险。经济交往最常见的代理权限产生是基于被代理人的授权，当代理人没有经过授权，一旦发生纠纷，企业不能要求被代理人承担责任，而代理人往往没有能力承担责任，给企业造成的损害非常严重。（2）超越权限代理的法律风险。不少企业在交易时比较注意对方代理授权书的审查，而这种审查往往停留在是否具有授权以及授权的真实性，但对授权的具体内容核实较为马虎。超越权限代理，同样使企业面临合同效力不确定的法律风险。（3）代理人的法律风险。企业担任他人的代理人时，若授权内容较为含混，企业对外活动是否在代理权限范围内存在争议，一旦代理活动未能正常进行，则被代理人可能要求企业承担超越代理权限造成的损害责任。2、代表人及法律风险不少企业经营者持有“谁签合同，谁就是合同当事人”的浅显认识，在并未弄清实际的签约主体与当事人之间的关系情况下，就签订合同，使自己掉入了合同陷阱。（1）授权缺陷的法律风险。我国法律规定了法定代表人制度，除此之外企业其他人员对外签订合同，必须具有授权委托。若因授权缺陷导致合同将来被认定无效，给企业带来的法律风险是巨大的。即使是长期合作的业务员，由于是否离职很难查证，因此企业仍然应当坚持对其授权情况的审查，在实践中因业务员离职后仍使用原企业名称对外订立合同的纠纷屡见不鲜。（2）公司章程限制的法律风险。若公司章程对法定代表人的职权范围进行了限定，而公司章程属于公众可以获得并知悉的内容，则法定代表人超越职权从事交易，相应合同的效力将受到质疑。这种法律风险较为隐蔽，企业需要更加注意。这种法律风险防范成本较高，但在重大交易活动中应当予以考虑。3、交易主体对合同的影响（1）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订立的合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原则上由其法定代理人代其订立合同，若独立订立合同，须经其法定代理人追认，方为有效。追认权制度旨在保护限制行为能力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但力求平衡，法律赋予相对人催告权和撤销权，以避免因合同关系动荡不定给相对人造成利益损失。企业经营者通常都会注意到签约对方是否具有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企业经济活动一般也不会有未成年人卷入，但在一些特殊情况下，也难免存在这样的法律风险。如某企业在寻找企业形象代言人时，决定找某年少的世界冠军，而该人获得冠军时刚满17周岁，本人同意了企业的邀请，遂签订了合同。后其法定代理人主张该合同无效，导致企业前期投入拍摄的广告及其他宣传都无法使用，给企业造成了较大损失。（2）无权代理人订立的合同。无权代理是指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而以他人的名义所实施的代理。无权代理发生的原因主要有：行为人自始就没有代理权；行为人所为的代理行为超越代理权；行为人的代理权消灭。无权代理人订立的合同，按照法律规定存在多种法律效力情况，而不同的法律效力结果面临的法律风险也各不相同。表见代理证明不力的法律风险。若无权代理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则按照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代理行为应当有效，即合同为有效合同。然而表见代理构成需要满足一系列条件，这些条件都需要企业提供证据证明，若企业签订合同时仅仅要求查阅了对方相关证明材料，而并没有与合同一并备案，将面临证明不力的法律风险。效力待定的不确定法律风险。若无权代理不构成表见代理，根据合同法规定，在被代理人追认之前，合同效力待定。这种效力待定的不确定状态，使企业面临着准备履行合同还是做好补救措施的两难境地。其性质属于不确定的法律风险。实践中，企业在签约时没有审查出代理权限问题，很难在合同签订后识别无权代理人订立合同的法律风险，通常要等到实际引发法律危机，企业才认识到法律风险的存在。（3）无权处分人订立的合同。无权处分人与相对人签订的合同，并不是合同无效的当然理由，故合同法第五十一条规定：“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的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根据法律规定的含义，若无权处分人订立的合同事后权利人不追认，且行为人未取得处分权时，合同无效。但合同无效并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第三人可以根据善意取得制度获得相关权利。在实际的经济交往中，无权处分人并不像想像的那么容易识别。如某集团名下有若干紧密关联的公司，在外部看来其资产都归属该整体，若与其中A公司签订合同，但标的物属于集团的B公司，在法律上而言就属于无权处分人签订的合同，合同相对人将面临合同无效的法律风险。若该项财产属于行政机关登记的不动产、专利等，合同相对人则无法说明自己在签订时属于善意，相关损失只能自行承担了。4、合同主体欺诈的法律风险在商业竞争中，一些经济主体会利用法律既定规则实现不法目的。故意设置法律陷阱引诱其他经济主体上当，这种有预谋的法律风险较之前面的不当签约造成的损害更大。尤其在国际贸易中，利用合同主体进行的欺诈形式多样，是经常遇到的法律风险类型。（1）有限责任的恶意利用及法律风险。有限责任公司的主要特点是公司以全部注册资本为限对外承担责任，股东以出资额为限对公司债务承担有限责任。蓄意欺诈者以很低的资本注册有限责任公司，取得当事人资格，签订大宗合同，欺诈另一方合同当事人，给其造成巨大经济损失。在出现较大的赔偿责任或者损害时，则申请公司破产清算。这种有限责任的恶意使用在国际贸易中经常遇到。不当利用有限责任的事情不仅仅存在于一些不法商人中，一些较大的公司为避免国际贸易所带来的巨大法律风险，也常常利用这种方法来降低风险。通过成立若干个注册资本低的子公司，再以子公司对外签订贸易合同，若合同正常履行，则公司会以母公司的财力和人力确保合同正常履行；但是若合同出现较大法律风险，则牺牲掉子公司以避免母公司卷入诉讼。2005年底修订的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在此之前，我国法律没有关于滥用公司有限责任的相关规定。法律虽然有了原则性规定，但企业遇到对方恶意利用有限责任，同样面临着法院最终认定的不确定性法律风险。在我国信用体系尚未建立之前，企业只能依靠自身衡量交易对方的信用程度。（2）虚构合同主体及法律风险。合同主体是合同权利义务的最终承担者，若与法律意义上并不存在的交易对方签订合同，则企业无法确定到底谁该承担合同的权利义务，因此，企业面临的法律风险非常巨大。利用注册要求差异虚拟合同主体。在普通的经济活动中，虚构合同主体是较容易发现的，但是由于各国、各地区的公司注册有不同的规定，在国际贸易中由于这种注册的差异性导致的虚拟合同主体有时不易被发现。如国际贸易中，经常会遇到合同当事人一方为没有注册资本的贸易行、商行，只有营业证明，不能提供法人资格、注册资本及法人地址的证明或公证书，这类人往往被称为“皮包商”，其不能从事直接的货物买卖，与这类商人交易风险也很大。利用挂靠等方式虚拟合同主体。通过挂靠、借用名义等方式签订合同的情况在实践中时有发生，这种情况下实际履行合同的主体与名义上的合同主体并不符合，同样属于虚拟合同主体。由于实际履行合同的主体缺乏相应资格或经济实力较弱，更易发生履行合同困难的情况。按照法律规定，尽管企业可以在发生纠纷时追究被挂靠方的责任，但解决该法律纠纷付出的代价对企业而言已经构成严重的法律风险。5、主体变更的不当利用及法律风险合同都是通过签订合同的双方当事人实施所规定的行为来履行的，称之为亲自履行原则，签订合同的双方当事人就是合同履行主体。但是，由于商业活动变动的频繁，履行合同的主体变更是常见的。若交易对方恶意利用主体变更，将给企业带来法律风险。（1）合同转让的主体变更法律风险。如合同当事人一方声称自己无法履约，向对方建议由第三方代替自己履约，从而导致将合同义务交由一个履约能力较差的当事人履行，将产生法律风险。（2）公司分立或合并的主体变更法律风险。当公司分立或合并时，主体必然发生变更。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七条规定：“公司分立前的债务由分立后的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但是，公司在分立前与债务人就债务清偿达成的书面协定另有约定的除外。”在交易对方发生分立时，通常情况都会确定分立后的一个公司负责履行特定合同，这种时候对方要求企业签订特定的确认书，将直接导致实际承担责任的当事人变化。6、主体不适格及法律风险法律对一些商业活动主体有特殊要求，在从事这样的经济活动时，若主体不适格则可能导致合同无效，或不能产生预想的法律效果。一些商人利用这种规则，故意制造主体不适格情况进行欺骗，给当事人造成法律风险。无权代理、公司内部机构或分支机构、无行为能力人等缺乏民事主体资格的组织或个人对外签订合同也属于主体不适格的情况，但这些情况较容易识别，在此不再作详细讨论。当主体符合普通的民事主体资格，仅仅在特定交易中属于不适格主体时，带来的法律风险就更具有隐蔽性，普通经营者难以准确识别。（1）无权处分人。当交易主体无权处分合同标的，将影响合同效力。这种情况并非只存在买卖合同，如技术秘密许可合同，许可方并非技术秘密的合法拥有人，甚至是许可方侵权获得的技术秘密，带来的法律风险危害不容忽视。一些市场主体利用无权处分，将自己能够控制的合同标的以非权利人名义签订合同予以处置，一旦感觉交易对自己不利，就主张合同无效，阻止交易进行。而根据法律规定，企业只能追究其缔约过失责任，产生的损害十分严重。（2）不具有法定的资格。法律规定一些商业活动只能由具有特定资格的民事主体才能进行，而普通民事主体从事这些活动将导致主体不适格。这类关于法定资格的规定，常见于一些部门法规，建筑、医药等技术要求较高的行业。若因不符合法定资格将导致合同无效，企业面临的法律风险损害通常难以预计。（3）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法律禁止一些主体从事特定交易活动，若对方恶意利用这种禁止性规定导致合同无效，企业同样面临法律风险。如众所周知在经济交往中为提高自己履约能力的可信度，常常采用提供担保的方式，担保法第八条、第九条明确规定，国家机关、学校、幼儿园、医院等以公益为目的的事业单位不得作为保证人，以这样的主体提供担保实质上并没有任何担保效果。（4）合同义务部分为第三人才能履行。这种主体不适格情形更为隐蔽，合同主体并非不符合合同所有内容，而是合同部分内容必须特定第三人才能完成，这样会导致部分合同内容无效或效力待定。这种情况需要认真理解合同内容才能够准确识别。常出现在与集团公司合作，为交易方便将若干个公司共同履行的义务纳入到一个合同中约定。五、 企业法律形态选择的风险市场经济环境中的企业具有多样化的组织形式，而最基本的3种企业组织形式是独资企业、合伙企业和公司制企业。所谓企业法律形态，就是企业法或者商法所确定的企业组织的存在形式。在我国现行的法律体系里，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以下简称合伙企业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对我国企业的法律形态作出了规定。透过法律对各种企业的不同规定，人们能够感觉到，每一种企业法律形态都有其对投资者有利和有弊的方面，没有绝对有利的企业法律形态，也没有绝对不利的企业法律形态。投资者只有在充分了解企业法律形态的利弊之后，才能根据自身需要认真选择一种恰当的企业形态。一旦选定企业形态，企业经营者就应当正确履行法律规定的该企业形态应履行的义务。然而不少投资者随意选择企业法律形态，并不适合自身经营需要，因而产生的法律风险必然损害投资者利益。（一）盲目选择公司形态的法律风险公司股东承担有限责任，这对于多数投资者无疑具有诱惑力，实际中在不了解公司的其他弊端情况下，盲目设立公司的投资者大量存在。除了公司制企业双重纳税的税负弊端以外，公司的资金要求、成立和解散手续复杂等都会给不适当的投资者带来法律风险。（1）资金不足的法律风险。在实际操作中常常遇到刚刚起步的投资者缺乏成立公司所要求的资金，而其拟经营的项目并不需要太多资金，于是进行虚假注资，公司成立后抽逃资金的情况。公司出资不到位，虚假出资或出资后又抽逃注册资金，则公司股东对公司债务亦应承担责任。如果出资不足法定最低出资额的，股东的有限责任同样无法实现。（2）特定项目周期与公司存续矛盾的法律风险。一些投资者仅仅是为了特定的经营项目成立公司，项目完成后公司则需要解散。按照公司法规定，公司解散后应当依法清算，并办理注销手续，否则公司将会被吊销营业执照，在遇有诉讼的情况下，还会被强制承担清算责任。不仅手续麻烦，成本也较高。相比而言，合伙企业清算则容易得多。（3）缺乏法定人数的法律风险。公司法对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的出资人法定人数均做出了规定。但实际中，为了成立公司，投资者虚拟出资人达到法定人数的现象较多，这给公司带来的法律后果可能极其严重。公司法虽然已经允许设立一人公司，但在注册资金方面要求比普通有限责任公司更高，为了满足较低的设立要求，仍有投资者刻意设立普通有限责任公司。（二）合伙企业合伙人选择的法律风险合伙企业的合伙人往往具有较好的私交，从企业发展需要角度考虑不足。一些人甚至认为自己办企业赚钱，应该让自己的亲朋好友都沾光，将与自己关系密切的亲朋好友都列为合伙人。一旦企业出现经营问题，所有合伙人都将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其法律风险不容忽视。（三）盲目建立股份公司的法律风险不少企业经营者存在一个误区，认为股份公司是最高的企业形态，则企业的最终发展必然要走股份化、上市的道路，于是在企业经营状况良好时盲目改制并上市。上市公司由于它的股东更加多元化、融资渠道更加多样化，扩张能力更强，导致了政府部门对其的监管更加严格、资本市场对公司治理的要求更高、信息要更加透明和被社会各界关注和监督的程度更高，因而在这样的情况下，上市公司相比于非上市公司，除面临与其相同的战略风险、运营风险、财务风险、技术风险、政治风险、市场风险、法律风险（含合规风险）、不可抗力风险等以外，作为“公众公司”还面临着其特有的风险，如信息披露风险、公司治理风险（含董事责任风险）、关联交易风险、证券市场风险、退市风险等多种风险，因此法律风险程度明显加大。六、 企业设置法律风险企业设立过程中，除注册企业需要提交的各种证明性法律文件以外，还需在出资人之间签订确定规范企业运作的协议、章程等法律文件。这些法律文件较之法律规定更为符合企业的实际需要，更详细地对各方权利义务作出了约定。但在订立协议章程的时候，可能会产生一些法律风险，下面对这些风险进行说明。（一）合伙协议及法律风险对于合伙企业，各合伙人之间权利义务的划分依赖于各方签订的合伙协议。因此，合伙协议对合伙企业而言，具有设立协议和章程的双重作用。合伙协议的特殊作用，要求在合伙协议中不仅要体现合伙企业设立活动的权利义务分配，而且对于合伙企业成立后的经营管理，以及合伙人对企业重大事项的决策形成程序、权限、表决方式等都需要作出安排。1、合伙协议条款设置与法律风险合伙协议内容丰富，需要注意的法律问题较多。协议制定的不够周详，必然为合伙企业将来的运作留下法律风险。（1）合伙财产条款的法律风险。合伙出资形式多样，各种出资形式所产生的财产权利并不相同，合伙协议应当就不同的出资有不同的约定。首先是合伙财产归属的约定。通常提出合伙财产时，多数人简单地认为属于合伙人共有，但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对于以现金或财产的所有权出资的财产应认定为共有财产；对于合伙人以房屋使用权、土地使用权出资的，在合伙经营期间，由全体合伙人共同享有使用权，但合伙人不享有所有权；对于合伙人以劳务、技能等非财产权出资的，劳务、技能虽然可以进行价值评估，但因其具有行为性的特征，不能成为合伙企业的财产。当合伙人以商标、专利权等无形资产出资时，既可能以所有权出资，也可能以使用权出资，这就需要合伙人在协议中进一步明确约定。约定不明就存在发生争议的法律风险。其次，需要办理登记的财产，在合伙协议中应当明确约定办理登记手续的义务承担者、办理时间及办理费用等。包括所有权和他物权登记。一些权利设定虽然不需要进行审批，但需要将相关的合同到有关部门备案，如商标使用权、专利许可使用等。合伙人以这些财产出资，就需要约定另行签订其他合同的时间、条件等，以及合同备案事项的相关问题。对这些事项约定的缺失和不足，都将增加企业法律风险。再次，针对财产瑕疵约定相应的处理方式，有助于减少不确定的法律风险，如物品出资若存在严重瑕疵的补充出资责任等。当然一些法律禁止转让的财产作为出资时，法律风险影响更为深远。（2）合伙事务管理的法律风险。合伙企业法没有直接规定合伙企业合伙事务的决策方式，合伙协议中若缺少对合伙事务决策的安排，将为合伙企业今后的发展埋下隐患，甚至会导致重大法律风险。评估合伙事务管理的法律风险时，应结合合伙协议约定的程度、合伙企业出现过的合伙人分歧、合伙企业发展趋势等进行综合衡量。由于该风险在转化为法律危机前能够通过补充协商解决风险，因此评估重点可放在法律风险解决的成本上。（3）合伙内部责任划分的法律风险。合伙内部责任划分保障合伙人对外承担责任超过自己应承担部分时，向其他合伙人进行追偿的权利。当合伙人内部责任划分不明时，容易引发合伙人之间的矛盾，从而给合伙企业发展造成损害。所有的合伙协议都应当对合伙人的内部责任进行约定。一些特殊的合伙企业，由于合伙人各有分工，对于特定领域或者个别合伙人的过错造成的责任，就应当有更为详尽的划分。（4）劳务出资的法律风险。合伙企业对劳务出资约定不明或约定不当时，将会产生劳务出资的法律风险。常见的有以下几种：劳务出资价值确定的法律风险。劳务的价值很难进行准确衡量，更多依赖于合伙人之间形成统一的意见。当合伙人只是同意以劳务出资但并未明确其价值时，不确定的法律风险会因为这种不规范的行为而产生。在评估时，还需要看合伙企业是否存在实际的利润分配比例或损失承担等作为劳务出资价值的补充确定。劳务出资人承担责任的法律风险。劳务出资人以劳务出资可能是因为其本身不具有财务出资的能力，因而在承担责任问题上更应当明确其是否按照正常合伙人来承担责任。劳务出资人停止提供劳务的法律风险。劳务出资对合伙企业的价值在于其提供的劳务，然而一旦确定了其在合伙企业中所占的出资比例后，劳务出资人不再为合伙企业提供服务时，其出资份额不会自动消失。不能简单认为劳务出资人不提供劳务属于撤回出资的退伙行为，毕竟劳务出资人会随着劳务能力或技能的丧失而不具备继续提供劳务的必要性。一些合伙企业会因此而争议是否应当降低其所占出资比例。发生此类纠纷的法律风险随着合伙人技能的减弱或丧失而日趋突出。劳务出资人退伙的法律风险。劳务出资人并不像其他合伙人对合伙企业有实际的投入，当其退伙时，合伙企业实质上已经不再享有其提供的劳务。各合伙人因劳务出资人退伙行为常常发生矛盾，就劳务出资者分配合伙财产的比例和方式很难简单理清。应该说在事情发生前，该法律风险属于隐性法律风险，不会引起合伙人的注意；但诱因发生时，直接导致的法律危机造成的损失难以预测。2、有限合伙的法律风险有限合伙是当事人一方对另一方的生产、经营出资，不参加实际的经营活动，而分享营业收益，并仅以出资额为限承担亏损责任的合伙形式。有限合伙人通常不参与合伙企业的经营管理，不得以劳务出资，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不得以合伙企业名义与他人进行交易。有限合伙企业的法律风险明显高于普通合伙企业，若有限合伙协议约定不当，其法律风险更难控制。（二）公司设立协议及法律风险公司设立协议是设立人为规范公司设立过程中各设立人的权利和义务而签署的协议，主要解决设立人的出资问题，因此也称为出资协议。主要可能产生的法律风险有以下几点。（1）缺少书面公司设立协议的法律风险。应当说，缺乏书面公司设立协议是一种完全的不确定法律风险，不仅体现为设立活动本身存在法律风险，而且由于出资人放弃了明确股东之间进一步权利义务的机会，潜在的不确定法律风险将一直持续存在于公司股东之间。（2）公司设立协议约定不当的法律风险。从本质上说，公司设立协议属于民事法律关系中的合同，所有违反公司设立协议的行为，对设立人而言都是违法行为，适用合同法的有关规定。当公司设立协议没有明确约定权利义务以及违约责任时，法律风险同样存在。通常而言，约定不当的法律风险是局部的，只在特定的情况出现时才会产生影响。另外，公司设立协议约定事项违法的情况也时有发生，违法条款某些是无效的，某些则可能影响公司成立。这种法律风险的影响常常是连锁性的，需要对与此相关的后续行为一并进行评估。（3）缺乏股东之间约束机制的法律风险。股东作为公司的投资者和公司利益的最大享有者，能够了解公司的全部经营活动，但股东因出资的多寡而从公司获取的利益有所差异，当股东了解的经营信息能够获得远远超出其出资获得的收益时，约束股东对经营信息的滥用就显得十分必要。最为常见的缺乏对股东约束的法律风险体现在竞业禁止上。股东行为的约定，只能通过股东之间的相互约束完成，包括设立协议约定和股东制定公司章程，但设立协议比章程更为灵活，股东可以根据实际需要而约定广泛的内容。（三）章程及法律风险公司章程是指公司依法制定的、规定公司名称、住所、经营范围、经营管理制度等重大事项的基本文件，是以书面形式固定下来的股东共同一致的意思表示，是公司的完章。公司章程肩负调整公司活动的责任。这就要求公司的股东和发起人在制定公司章程时，必须考虑周全，规定明确详细，不能做不同的理解。公司登记机关必须严格把关，使公司章程做到规范化。从国家管理的角度，公司章程能对公司的设立进行监督和保证公司设立以后能够进行正常的运行。公司章程制定得好坏，直接关系着公司治理风险的评估值，尤其在股东结构比较复杂的公司，缺乏好的章程带来的法律风险极可能引发严重的后果。应当说公司章程法律风险是一种低概率、高损失的风险。（1）公司组织和活动规则条款的法律风险。公司法第四十三条第二款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会定期会议应当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按时召开。公司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九条规定，股东会和董事会的议事方式和表决程序，除公司法有规定的以外，由公司章程规定。公司法第四十五条规定，董事长、副董事长的产生办法由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