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族女子穿耳习俗的起源与演变

张嫣：汉族女子穿耳习俗的起源与演变1、穿耳的发端与先秦的瑱今天，穿耳几乎是一种世界共通的妆饰行为。穿耳习俗源远流长，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史前各民族普遍有过穿耳之举，虽然起源各不相同，但穿耳洞戴耳饰这一现象，有着惊人的默契。穿耳之风最初与性别无关，不分男女，均可饰之。这种习俗产生于何时，史籍中并没有确切的记载。从出土的文物来看，汉族先民穿耳洞的习俗，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这个时期出土的陶像上，即可看到穿耳的人物形象，两耳穿有小孔，显然是戴耳饰用的（如天水柴家坪人面像）。河北蔚县出土的一枚耳环是至今考古发掘中所见年代最早的实物，约在夏朝时期，耳环一端尖利，以便穿过耳孔。夏商时期，穿耳习俗并没有达到普遍的地步，存在着地域性，如殷墟妇好墓出土的玉人就没有穿耳，也没有耳环耳坠之类的实物出土。进入周代，穿耳之风逐渐倾向于女性。战国以后，中原男子不再穿耳，但在妇女中仍保留着这一习俗，并一直递嬗到秦汉时代。现存文献最早出现“穿耳”之说的是庄子德充符：“为天子之诸御，不爪翦，不穿耳。”可见当时宫廷对于穿耳的排斥态度。山海经中山经也提到“穿耳以鐻”。先秦文献中的“瑱”，或许在男子为充耳，比如朱熹就认为瑱“以线穿垂在当耳处”，在女子为穿耳之饰。战国策赵威后问齐使中“北宫之女婴儿子无恙耶？彻其环瑱，至老不嫁，以养父母”，诗经君子偕老宣姜所服“玉之瑱也”，战国策中齐相田婴所献七珥，都表明了女性穿耳戴瑱的习俗。对于瑱，扬之水先生诗经名物新证认为：“远古男女穿耳佩饰的习俗，至此也还没有改变，所以充耳的佩戴方式应该是穿耳。斯德哥尔摩远东古物馆所藏战国铜人，耳垂上边各贯了一支小棒，便是充耳，亦即穿耳之瑱。”“信阳长台关一号楚墓发见的一件木俑，耳垂有穿，穿中间插了一支小小的竹签子。竹签即代表穿耳之瑱。降至两汉，瑱多以珥为称，并成为女子特有的装饰，而佩戴方式依然古风西汉卜千秋墓壁画可以清楚见到这样的形象。”2、汉代耳珰据中国风俗通史秦汉卷：“西汉时中原地区的女子已戴耳珰，东汉时期戴耳珰的现象更为普遍。如徐州北洞山西汉前期楚王墓出土136件女侍俑的双耳轮处各有一小孔。”汉族女子穿耳，普遍是两边耳垂各穿一孔，不似有的少数民族女子一耳多孔。耳珰是汉代妇女常佩戴的一种耳饰，造型大同小异，略呈柱状（腰鼓形），柱中心多见穿孔；耳珰两端较粗，中部稍细，有着明显弧度的收腰。耳珰长度一般为两三厘米左右，直径约一厘米。无孔珰粗端呈圆珠状（正面），细端呈圆锥状，又称作“圆珰”。有孔珰中有纵贯的穿孔，可以穿线，悬挂铃铛、珠玉等坠饰。佩戴耳珰，须得穿耳，先在耳垂上扎一小眼儿，再将耳洞逐渐撑大，从针孔大小扩至几近耳珰直径。如此，方可以耳珰较细一端塞入耳洞中，因其两头粗中间细，戴上之后正好卡住。有孔珰先将耳珰穿过耳垂，再将悬挂坠饰的细线从珰孔中穿过，系于耳垂下方。这样既有坠饰摇曳生姿，更增美态，也相当于把耳珰缚在耳上，不易脱落。悬有坠饰的耳珰，也可称为“珥”，皇后贵妇也有佩戴，如后汉书舆服志：“珥，耳珰垂珠也。”汉书王莽传第六十九上：“百岁之母，孩提之子，同时断斩，悬头竿杪，珠珥在耳，首饰犹存”。 有学者持“簪珥”一说，认为贵妇不必穿耳，而将珥系于簪首，插簪于髻，珥悬耳际，显然缺乏根据。东汉刘熙释名释首饰第十五：“穿耳施珠曰珰，此本出于蛮夷所为也。蛮夷妇女，轻淫好走，故以此琅珰锤之也。今中国人效之耳。”按此说法，耳珰源于少数民族，原作提醒妇女行为检点之用，后传入中原，女子戴上后更添风韵，流行开来形成一种妆饰习俗。三国志魏书五注引王沈魏书：“太祖常得名珰数具，命（卞）后自选一具，后取其中者”，可见当时耳珰的流行。三国志吴书十九注引恪别传：“母之于女，恩爱至矣，穿耳附珠，何伤于仁？”这里提到了穿耳习俗，母亲再爱女儿，但为了把女儿打扮得漂漂亮亮的，也得依照风俗让她忍痛穿耳。而穿耳佩珰的妇女形象，除了洛阳卜千秋墓所绘女娲，亦见于西安曲江的西汉壁画墓及成都出土的东汉女俑等。耳珰多用透明而富有光泽的材质制成，有着明月般的光华，又称“明月珰”、“明珰”、“明月珠”、“明珠”，如孔雀东南飞中刘兰芝“腰若流纨素，耳著明月珰”，曹植洛神赋“无微情以效爱兮，献江南之明珰”，陌上桑罗敷“头上倭堕髻，耳中明月珠”，汉末繁钦定情诗“何以致区区？耳中双明珠。”佩戴耳珰，穿的耳洞必须撑得相当大才可，今天的MM看来颇为恐怖。这般饰物，实为女性的珠玉枷锁。从晋代开始，汉族女子穿耳习俗呈没落之势，东晋顾恺之女史箴图中的贵族妇女就不见戴有耳饰。但女子佩戴耳珰，直到南北朝仍有其人，宋书礼五就规定“士卒百工不得服真珠珰珥”。时人诗歌中也有反映，如南梁费昶华光省中夜听城外捣衣诗“圆珰耳上照，方绣领间斜”，北魏王容大堤女“宝髻耀明珰，香罗鸣玉佩”。而从汉代到北朝的出土文物可知，北方少数民族妇女则一直流行摇叶金耳坠（穿耳针环的粗细近于今日耳饰）。3、唐人不尚穿耳从文献及考古发掘来看，隋唐妇女不尚穿耳，只有在少数歌姬舞女及异族女子间，才偶见戴耳环的现象。各地发现的画像、女俑为数众多，生动地再现了唐代各阶层妇女的形象，但罕见佩戴耳饰。元代陶宗仪已注意到这一情况，他在南村辍耕录卷十七提到：“或者谓晋唐间人所画士女，多不带耳环，以为古无穿耳者。然庄子曰：天子之诸御，不爪翦，不穿耳。自古亦有之矣。”可见，由于唐代女子多不穿耳，后人对穿耳的历史产生过质疑。从传世唐画和出土的唐墓壁画看，虽然绘有大量女性人物，但几乎看不到有戴耳环的形象。名画步辇图、簪花仕女图、捣练图、虢国夫人游春图等，都不见唐代女子穿耳及佩戴耳饰。送子天王图中的娘娘，明显戴着硕大的耳坠，相传为唐人吴道子所作，实为宋人托名之作。虽然个别唐墓也出土过耳环，但甚为稀少，墓主大多族属不明。1983年扬州唐代遗址出土的嵌宝金耳坠，非常精美，用金丝编制焊接而成，通长8.2厘米，重21.5克。1988年咸阳贺若氏墓出土的一对金镶宝石耳环，整体造型颇具西域风格，从上边的联珠纹看，很像是一件外来器物。唐初的艺文类聚服饰部下在“头饰”中只列了“步摇”、“钗”、“梳枇”三类，没有提耳饰。宋代类书太平御览，虽单立了“珰珥”一类，但所记均为唐以前事，而且所引释名，特意删去“穿耳施珠曰珰”一句。唐代一些少数民族或外国人则有耳饰，皆穿耳而戴，这种饰物因不合唐人习俗，因此被特别记录下来，如旧唐书南蛮西南蛮“婆利国”条记其国“人皆黑色，穿耳附珰”。存世唐代寺院壁画或塑像中，有的菩萨、天王、力士像戴耳环，似因他们本身来自异域，所以戴耳环也就不足为奇了。从唐诗中也可知，穿耳被视为一种异俗，如张籍昆仑儿“金环欲落曾穿耳，螺髻长卷不裹头”，又蛮中“玉镮穿耳谁家女，自抱琵琶迎海神”，敦煌文书玄宗题梵书诗“支那弟子无言语，穿耳胡僧笑点头”，描述的都是异族人穿耳戴环的形象。唐代妆式繁盛，女伎女乐极为发达，为何耳饰在汉时大兴，南北朝及五代亦有记载，至宋以后一直盛行到民国，为何独在隋唐从女子耳上隐去？或许，耳饰与其他首饰不同，是唯一需对身体进行损伤性改变之后才能佩戴的饰物，所以在社会风气开放、女性地位空前提高的唐朝，这种装饰不受妇女特别青睐，并没有形成流行的时尚。唐代并非所有女子都不穿耳。唐昭陵长乐公主墓壁画有幅侍女图，侍女四人，三高髻者似无耳饰，卷发者当是昆仑奴，戴着大耳环。佩戴耳饰的女性形象在敦煌壁画中也有所体现，比如初唐355窟躲避风吹的妇女，双耳戴耳坠，但有可能是西域风俗影响所致。新疆博物馆收藏的帛画，所绘女娲也戴着一对耳坠，款式为环下垂珠。山西五台佛光寺的唐代壁画，有天女戴着耳坠，呈大幅晃动状。“骊珠迸珥逐飞星”、“坠珥时流盼”等诗句，描写的是少数舞伎佩有耳饰；“落珥不胜娇”、“堕珥情初洽”、“堕珥闲应拾”、“堕珥尚存芳树下”等句子，描写的也多是风尘女子；而张籍白纻歌中“复恐兰膏污纤指，常遣傍人收堕珥”，或许寻常仕女也有个别佩戴耳饰。4、宋代以来穿耳习俗的重新流行五代开始，女子穿耳之风再度流行，大概是受少数民族影响。欧阳炯（896971年）南乡子其五：“二八花钿，胸前如雪脸如莲。耳坠金镮穿瑟瑟。霞衣窄，笑倚江头招远客。”有人据末句断章取义，认为所写乃卖笑女子，但结合这一系列八首词，所述当是拘谨较少的南方少女的妩媚风情。而“耳环”一词，也正式出现于此时，见旧五代史晋书少帝纪四张彦泽“生擒蕃将四人，摘得金耳环二副进呈”。（至于耳坠，据古今事物考卷六：“耳坠，夷狄男子之饰也，晋始用之中国。”）韩熙载夜宴图中所绘女乐，尚不见有耳饰。而宋初杜太后（902-961年）画像却戴有耳坠，款式为金镶蓝宝石，下坠二粒蓝色宝珠，很可能是瑟瑟珠。五代中的后唐、后晋、后汉均是沙陀人建立，沙陀是西突厥别部，其女性尤其是上层贵妇可能存有穿耳之习，或许会影响到中原汉族女子的妆饰时尚。从出土文物判断，更明显的是受契丹的影响。扬之水先生认为：“女子戴耳环成为普遍的风气，就汉族聚居区域来说，始于宋。早期的月牙儿式造型大约很有着辽代的影响。其时耳环的装饰纹样以蜂蝶花果为多，并且都很小巧，也与辽代耳环相似。”（奢华之色，第120页）宋代开始，耳饰之制大兴，上至后妃贵妇，下至民间女子都要穿耳，耳洞大小已和现在差不多。据南薰殿旧藏历代帝后像，宋真宗刘皇后、仁宗曹皇后及侍女、神宗向皇后、徽宗郑皇后、钦宗朱皇后等，耳垂上均挂白色珍珠串饰，其中向皇后像还可见耳垂背后钩针，形制如同今日的挂钩耳坠。 穿耳戴环之风在宋代妇女中特别盛行，有大量的耳环实物出土传世。更直接的形象见于宋墓画像：河南武陟宋（或金）墓出土砖雕，其中一妇女戴耳环，身着翻领长袍，徐步于园林中；河南禹县宋墓壁画上的女子也佩有耳饰；登封黑山沟北宋墓壁画，可见一怀抱婴儿的妇女耳挂圆环；洛阳宋墓出土有纯金耳环，而且墓东西耳室壁画上，数位手托壶、瓶的侍女都有耳环，堪与实物相证。宋代女子佩戴耳饰的盛行程度，从武林旧事卷二“至夜阑则有持小灯照路拾遗者，谓之扫街。遗钿坠珥，往往得之”可以看出，而宋史舆服志五记载朝廷规定“非命妇之家，毋得以真珠装缀首饰、衣服，及项珠、缨络、耳坠、头巾、抹子之类。”宋人笔记中也有所见，如北宋吕希哲吕氏杂记卷上“近世儒者有戒妇人不穿耳者”，可见当时妇人戴耳环已成流行时尚，仍有儒者反对穿耳。南宋顾文荐负暄杂录称：“予旧见有妇人耳环，色紫而光艳照映，若紫玻璃，其质甚薄，不识为何物也。”不少人认为宋代女子穿耳，主要是受理学影响，因礼教抬头，所以妇女被迫穿耳。但实际上，二者并没有必然关联，更多是女性自己爱美，以致穿耳之风成为千年传统。都说宋人衣装保守，实际上，据孟晖潘金莲的发型、中原历代女子服饰史稿两书考证，簪花仕女图中那种晚唐流行的抹胸装风格，一直到宋代仍是时尚，典型的宋代女子夏季上身装束为“褙子+抹胸”两件套，脖子及胸前袒露较多。到了元代，女子不缠足、穿耳，反而被当作一种例外。程颐的六世孙程淮，其族中妇女一律不缠足、不穿耳，直到元初依然如此，事见白珽湛渊静语卷一：“伊川先生六代孙淮，淮之族尚蕃居池阳，妇人不缠足、不贯耳，至今守之。”明代耳环品类繁多，款式推陈出新，如天水冰山录中，详载有严嵩被抄没的家产，其中耳饰267副：耳环约占70%，耳坠约占30%。醒世恒言乔太守乱点鸳鸯谱写的虽是宋代故事，但反映的却是明代世情：“第二件是耳上的环儿。此乃女子平常时所戴，若耳上没有环儿，可成模样么？”明清女子穿耳，乃是天经地义之事。女孩子在10岁以前，往往要经过这一关，到时由母亲或其他长辈专门做这件事。穿耳之举，这时也与礼教有那么一点关系。女儿经有一个不太广布的版本就这样教导：“为甚事，穿了耳，恐怕听张还听李，还加一对耳环儿，务要时常来记取。”耳上挂环，就是提醒女子要时刻庄重，举止要合礼法妇道。小女孩穿耳多被哄着施行，一般先将耳垂碾薄，再一针扎透，贯线抹药，耳洞养好就可以戴耳环了。镜花缘的作者对此感到不忍，在小说中虚构一个国度反过来让男子尝尝穿耳缠足之苦。清代美学家李渔认为女子耳环以精致为上，形制过于繁复反而不美，其闲情偶寄声容部之“治服第三”讲首饰：“饰耳之环，愈小愈佳，或珠一粒，或金银一点，此家常佩戴之物，俗名丁香，肖其形也。若配盛妆艳服，不得不略大其形，但勿过丁香之一倍二倍。既当约小其形，复宜精雅其制，切忌为古时络索之样，时非元夕，何须耳上悬灯？若再饰以珠翠，则为福建之珠灯，丹阳之料丝灯矣。其为灯也犹可厌，况为耳上之环乎？”5、穿耳习俗的起源与几度兴废从某种程度上讲，穿耳也属于对身体的轻微伤害。孝经开宗明义章云：“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儒家对此是不大赞成的。明代田艺蘅留青日札卷二十“女子穿耳，带以耳环，盖自古有之，乃贱者之事”，更是认为穿耳乃源于低贱者的习俗。此说有一定道理，和刘熙释名的看法依稀相承。陈登原先生在国史旧闻中也认为：“穿耳一事，亦为古时边裔之俗，其起因，当为俘到女子，恐其逃逸，故穿其耳，以便拘管，似与掠夺婚姻有关。”纳春英唐代服饰时尚也写到：“研究婚姻史的专家认为，在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转变过程中有一个抢劫婚存在的阶段，男子往往抢掠其他部落的女子或女俘为妻子，为防止这些女子逃跑，抢掠者往往用金属丝、丝绳或链条，套住女俘虏的脖子、手腕、脚腕，更有甚者，将女俘虏的耳朵穿透，戴上铃铛防逃走，这就是以后的项链、手镯、脚链、耳环的起源。”后来，部落之间联姻，这种习惯象征性地保留下来，在出嫁女子的耳边挂上珠宝作装饰，演化成了耳环。当然，穿耳的起源，各个民族说法并不相同。上面这种残酷的起源说，相对比较真实。汉族女子穿耳习俗几度兴废，耳珰盛于汉代，而唐代罕见耳饰；宋代再度流行，可20世纪一度中绝。民初有开明人士提倡过女子不穿耳不缠足，缠足很快废止，但不穿耳的倡议没见效果。四九建政之后，女子的耳环和旗袍苟延了几年，在日渐浓烈的政治空气之中，很快在主要城市销声匿迹。毛时代，穿耳戴环基本属于资产阶级或封建陋俗的范畴，属于扫荡的对象。改革开放以来，生活习俗领域逐渐摆脱权力干预，或许由于时间未久而旧习复苏，或许由于港台海外风气的影响，穿耳之风很快再次流行。时至今日，穿耳习俗盛行于世，纯粹是一种自愿的妆饰行为，女孩子由于爱美天性大多打过耳洞，连本姑娘也未能免俗。参考文献：彭卫、杨振红：中国风俗通史秦汉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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