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政治现代化总结.ppt

第十一讲世界政治现代化的反思：模式、困境与未来,2009年世界人均GDP排名,1、卢森堡（113043）2、挪威（95061）3、卡塔尔（93204 ） 4、瑞士（67384）5、丹麦（62625）6、爱尔兰（61809）7、冰岛（55462）8、阿联酋（54606） 9、瑞典（52789）10、荷兰（52019） 11、芬兰（51989） 12、奥地利（50098）,13、澳大利亚（47400）14、比利时（47107）15、美国（46859）16、法国（46015） 17、科威特（45920）18、加拿大（45428）19、德国（44660）20、英国（43785）21、意大利（38996）22、新加坡（38972）23、日本（38559）,101、厄瓜多尔【3776】102、马尔代夫【3648】103、佛得角【3421】104、约旦【3421】105、亚美尼亚【3360】106、中国【3315】107、伊拉克【2989】 108、刚果（布 ） 【2951】109、格鲁吉亚【2925】 110、危地马拉【2848】,171、阿富汗【428】172、尼日尔【390】173、塞拉利昂【332】174、埃塞俄比亚【324】175、马拉维【312】176、厄立特里亚【294】 177、几内亚比绍【264】178、利比里亚【212】 179、刚果（金）【184】180、 N/A布隆迪【137】,现代政治体系的基本特征,1、具有高度差异性和功能专门化的政府组织体制； 2、政府结构内部高度一体化； 3、以科层制为基础的组织管理体制，理性的和世俗的政治决策程序； 4、政治决策和行政决策数量多、范围广、效率高； 5、人民对本国的历史、领土和民族性有广泛和有效的认同； 6、人民怀有广泛的兴趣积极参与政治体制，公民的利益表达得到鼓励； 7、政治角色的分配依据个人成就而不是归属关系； 8、司法和制定条例以主要是世俗的和非特指某一人的法律制度为基础。,世界政治现代化的历史模式,由于各国的历史传统和现实状况的差异,各国在从传统政治形态向现代政治形态转变过程中,会在动力或阻力及其要素结构、要素关系、转变路径及其依赖程度、转变条件及其相关性、转变过程的时间性、空间性及由此而来的阶段性等方面,显示出众多的差异,从而形成了各国政治现代化的种种不同模式。,巴林顿摩尔的观点：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1）以英国、美国、法国为代表的“暴力革命+ 改良主义”的“渐进式政治现代化模式”; （2）以德国、日本为代表的“改良主义+ 法西斯主义+ 改良主义”的“折式政治现代化模式”; （3）以俄国为代表的“农民暴力革命+ 极权(或集权) 主义”的政治现代化模式。 （4）至于是否有可能存在第四种政治现代化模式,即“非暴力革命+ 改良主义”的“印度式政治现代化模式”,摩尔本人也认为很难认定。,摩尔通过分析土地所有者阶层和农民的政治作用，以及上层阶级和农民阶级两大集团的相互作用，说明了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中的政治现代化的不同道路。其分析方法以社会、经济的阶级结构和阶级冲突为基础，将农业社会转向现代社会的政治现代化途径分为三种类型：在英、法、美等国，以宗教革命、法国大革命、南北战争等一系列革命的结果而出现的资本主义式的议会民主主义道路；在日本、德国出现的，尽管是资本主义道路，但是由于不存在强有力的资产阶级，形成的自上而下的“革命”模式，即法西斯主义道路；在中国、苏联出现的，自下而上的革命模式，即农民革命或共产主义道路。,他认为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两种道路，在阶级结构、政治矛盾等方面，具有共同的特征。而美国的南北战争、法国的大革命、英国的市民革命，其阶级斗争的类型有所不同，但却导致了同样的结果，即资产阶级的议会民主主义。三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共同原因，就是拥有独立自主的经济基础的资产阶级能够有效变革阻碍发展的旧体制。 决定三种不同政治现代化道路的变量：资产阶级或商业性冲出、压制劳动的农业体制、农民的革命潜力。商业性冲击及资产阶级的强大，导致了资产阶级的议会民主主义。压制劳动的农业体制，阻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进而导致了法西斯主义道路。在这两种模式都不可能的情况下，出现了自下而上的农民革命。,摩尔的政治现代化的三种道路,（1）资产阶级革命：议会民主主义道路。摩尔把英、法、美三国民主主义的成功原因归结为以下四点： 第一，农业向商业性农业转换及土地贵族和农民积极适应市场经济。土地贵族和农民积极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参与了商业性农业。商业性农业在现代化过程中，使土地贵族和农民拥有了经济上的自主性，在一定程度上有能力制约国王。在英国，土地贵族积极适应了商业性农业，在企图确立绝对主义王权的环境中，他们确保了自己的自主性，并有效地制约了国王。在法国，大部分土地贵族未能积极适应农业的商业化，为继续维持劳动压制性农业，投靠了国王的绝对主义体制。,第二，土地贵族和城市资产阶级结成同盟。在英国，土地贵族和城市资产阶级结成同盟，制约了国王的势力，促进了自由及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在法国，城市资产阶级从属于，并依赖于国王和贵族，而且与国王和官僚联合，镇压了农民，使农民站到打倒土地贵族的前列。在美国，奴隶制在资本主义发展中起了重要作用。奴隶制作为极端的压制形态，不利于民主主义的发展。但是，北部商业的发展及商业资产阶级与南部农业资产阶级之间的对立和冲突，导致了南北战争。北部的胜利为资本主义及民主主义的发展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第三，能够制约国王的，强有力的土地贵族和城市资产阶级的存在。从国王与贵族的力量对比关系角度看，封建制度的残余，分散了社会、经济力量，使土地贵族确保了自主性。土地贵族的自主、力量的分散与共存等因素，成了抵抗不当权威的权利、契约、自由主义、多元主义等民主主义要素得以出现和发展的基础。与此相反，在中国、俄罗斯、德国等国家，由于中央集权的绝对君主制及农业官僚制，土地贵族无法拥有自主性，由此切断了西欧式民主主义出现的可能性。,第四，农民在资产阶级革命中的作用。农民是创造不同政治形态的重要政治力量，是自上而下的或自下而上的革命的战略性行为集团。在英国，由于纵向运动，农民被分化成自耕农和城市雇工，从而农民问题得到了解决，减少了农民的革命力量。在美国，在南北战争中获得解放的奴隶被吸收到北部的工业城市，故农民问题并没有转换成严重的政治问题。法国则增强了农民潜在的暴力性，贵族未能向商业化转换，继续压迫和剥削了农民，使农民成为法国革命的决定性力量，站到了废除土地官僚权力的最前沿。法国农民为资产阶级革命或民主主义作出了贡献。但是，革命后，农民的利益与城市资产阶级和市民的利益并不一致，农民逐渐成了被疏远的集团。,（2）法西斯：自上而下的革命。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换的第二种途径就是反动的资本主义方式，即法西斯，也称“自上而下的革命”或“精英主导的革命”。在日本和德国，由于资产阶级的脆弱，资产阶级革命未能成功，西欧式民主主义道路被切断，其主要原因在于压制劳动体制和向资本主义转换的特殊形态。,在日本的农业社会中，土地所有者保障了农民的适量的盈余，维持了农业社会的基本结构。在德国的农业结构中，农民出于半奴隶状态。同时，为继续维持地主与农民的传统关系及政治统治，德国强化了现有的控制体制。摩尔把这种控制体制称为“压制劳动体制”。在西欧，土地贵族和农民的独立性及其与君主之间的力量对比的相对均衡，为资本主义民主的发展提供了条件。但是在日、德的压制劳动体制下，地主也许抵抗过中央集权制的权威，但为从农民那里获得更多的利润，并维护现存体制，地主投靠了君主。地主与君主的联合，以及他们的僵化特征，使政治体制走向了与西欧的民主主义相反的方向。,日本在现代化过程中，以破坏贵族的特权和牺牲农村为代价，培育了城市的商业和工业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在开明君主的庇护下才得以成长，因此缺乏自主性，只能依赖于君主。德国1848年的资产阶级革命的失败，说明由土地贵族和君主的军事化联合所导致的商业和工业资产阶级的脆弱和依赖性。德国的资产阶级既脆弱，又没能与其他阶级联合，因此最终未能获得政权。,在现代化过程中，日本的君主与地主妥协，与资产阶级结成了同盟，而德国的资产阶级在革命失败后，借助和依赖君主和土地贵族的联盟。这样，在日、德两国，地主和资产阶级作为支配阶级，与政治权力主体的君主及国家进行了“赚钱的权利”与“支配的权力”的交易，建构了政治同盟体制。保守性阶级联合的成功，导致了保守性权威主义政府形态，并经过短暂的不稳定的民主主义后，走向了法西斯主义。,日、德两国以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和反议会主义精神三者联合的方式，推进了以保守性工业化为发展方向的现代化。政治秩序的合理化，是现代化过程的主要政治措施。这一措施的目标是，以市民意识为基础的国民形成、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巩固有效的经济单位。摩尔指出了这样的现代化得以成功的几个主要原因：首先，强有力的现代化精英，几乎全部出身于贵族，但他们与旧贵族不同，他们将君主制作为有效的国家整合机构加以利用。其次，国家成了为培育和发展工业，控制和管理资源的资本积累的有效工具。再次，增加了军费，确立了保护关税制度。最后，压制劳动体制，并不只是压制。,现代化成功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现代化精英的录用渠道相当开放，有效地利用强有力的官僚机构、军队、警察等，成功地控制和压制了来自反动势力和激进势力的压力。同时，容纳了下层阶级的利益要求，并获得了他们的支持。总之，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社会矛盾，但是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社会冲突的主要原因在于，与上层阶级联合的君主制或国家主义。,（3）共产主义：自下而上的革命（苏联和中国）。这种革命是农民革命，其价值倾向是共产主义。分析这个现代化模式的核心变项是农民潜在的革命性。农民革命伴随着20世纪的现代化过程。农民不再是历史的客体，而是有效的“历史的行动者，是革命的实践者”。摩尔认为，农民只有在资产阶级革命或资本主义革命不可能时才出现。农民革命不仅在共产主义革命，而且在资产阶级革命中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提出了这样两个问题：农民革命是在什么类型的社会结构、阶级结构及历史状况下发生？什么样的条件使农民革命出现挫折？,在分析农民革命的原因时，有的学者强调农民的经济条件的薄弱，而有的学者则认为，不仅是财产，包括宗教、家庭等农民的生活方式整体受到严重威胁，是农民革命发生的主要原因。但是，摩尔却认为，这些假设的主要问题在于，只注重经济或生活方式一个因素。不考虑诱发或促进农民造反的上层阶级的行为，就无法理解农民的革命造反，只有在整个社会的阶级结构中，才能正确理解农民革命。,从现代化的角度看，上层阶级能否使农业商业化，极大地影响现代化之后的一系列政治后果。在土地贵族向往市场经济并使商业性影响能够渗透到农村的地方，农民革命发生的可能性很小。相反，土地贵族不能有效应对商业性冲击，或商业性农业未能得到发展的地方，农民革命发生的可能性就很大。从农民革命最激烈的苏联和中国的情况看，土地上层阶级失败于商业化和工业化，工业化的失败导致了资产阶级的弱化，因而没有有效地破坏农民的组织化。,农民革命的成功与否，取决于农民阶级的凝聚力。凝聚力的程度，反映农民社会关系的整体网络状况，因此，凝聚力极大地影响政治结果。农民的潜在的革命性程度，又取决于凝聚力程度。拥有土地的上层阶级与农民之间的高强度的剥削与被剥削关系，切断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换的可能性，并强化激进的农民组织的凝聚力，增强农民共同体的不满，并迫使农民建构打倒剥削阶级的制度装置。苏联和中国属于此类。与此相反，农民与拥有土地的上层阶级之间的依赖关系，弱化农民的共同体意识和凝聚力。这种状况，与国家的强有力的控制和允许农民拥有少量财产有关。日本和印度属于此类。,农民革命的原因：土地所有者阶级缺乏商业化、资产阶级的软弱、农民的凝聚力得到强化、农民共同体及农民的社会制度的维持等。在俄罗斯，土地贵族未能实现商业化，工业化的失败又弱化了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数量和势力弱小的资产阶级未能主导现代化进程。占压倒地位的农业部门与被现代化疏远的农民共同体，成了革命过程中破坏传统秩序的巨大力量。在中国，绝对主义君权和巨大的农业官僚组织，为农民革命提供了条件。国王和官僚的强大的渗透力，阻碍了商业化和工业化的发展，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非自主性弱化了上层阶级与农民的关系，国王及官僚的过高的税收分离了国王、官僚与农民。在国王与官僚剥削农民的过程中，国王官僚主义与地方精英之间又形成了对立关系，地方精英在农民革命中站到了农民一边。,布莱克的观点：现代化的动力:比较历史研究,衡量各个政治体系的现代化进程的“五项标准”：一个社会中政治权力从传统人物转入现代化领导手中相对于其他社会是早还是迟；对传统领导直接的现代性政治挑战是内在的还是外来的；该社会在近代是否拥有领土和人口的历史延续性，抑或是经历了基本的人口和土地的重组；该社会在近代是自主统治还是经受了一个相当长时期的殖民统治；该社会进入近代时是否已在相当程度上发展出能适应现代性功能的制度，抑或根本缺少这种制度而需要从较现代社会引入。布莱克提出了政治现代化的“四阶段论”和“七种政治现代化模式”。,第一，现代性的挑战阶段。这个时期属于现代化的初期阶段，是在传统框架内，拥护现代性理念和制度的势力出现在政治舞台。当传统社会面临现代性的挑战，部分传统精英们拥护新的挑战性生活方式时，原有的权力精英被分成改革势力和反对势力两大派。率先实现现代化的国家（英国）比后来的国家，其处境相对有利。因为这些国家可以在较长的时期里吸收和消化新的冲击和变化。 在欧洲现代化的初期阶段，支配精英适应现代性挑战的基本方式，是防御性现代化方式。开明的君主，在传统框架内，推进了改革，并保护了传统精英的特权和财富。支配精英在没有破坏传统特权的前提下，满足了变化的社会要求。,第二，现代性权威的巩固阶段。政治现代化危机的关键在于，权力从传统精英到现代精英的转移。权力转移意味着破坏原有的特权和财富，进而从根本上重建社会结构。这种权力斗争的特征：（1）现代化精英掌握政权的方式有两种渠道，即暴力的和非暴力的，靠内因的和靠外因的。（2）有效切断基于农业社会的诸项制度，并创建与商业和工业社会相适应的制度与理念。农业改革意味着传统特权阶层的解体和创建新的社会、政治体制。（3）创建有效政府，并实现民族国家与国民之间的一体感的国民形成过程。现代性权威的巩固，是在完成政治革命、农业改革、国家建设及国民形成等任务之后才实现的。,第三，社会、经济的变革阶段。现代化的领导者们掌握政治权力，社会、经济发展已达到相当水平，并且国民的动员也已达到高水平的时期。现代性权威的巩固阶段是革命、政变、民族战争等戏剧性的政治变动时期。而社会、经济的变革时期则是科学技术的发展、工业化、城市化、国民动员等，不像前一个阶段那样激烈，但在人类生活的一切领域产生了史无前例的深刻影响。社会、经济的变革，使社会能量集中于国家，弱化了与国际社会及区域间的联系，并且导致了行政的集中化和民族主义。初期阶段的民族主义倾向于独立和整合，比起传统方式的控制，更倾向于自由主义精神和新的机会。但经济、社会的变革时期的民族主义却更支持体制稳定，并猛烈抨击威胁国家一体化的区域观念。,一方面，社会、经济变革扩大了社会的流动性，并导致了社会阶层的变化，以及扩大了政治精英录用的基础。 另一方面，降低了移居城市的农民的生活质量，成倍地加重了下层阶层的负担。 在这一阶段，不同阶层之间的价值倾向存在较大的差异。支配精英的价值与理论偏向于传统，农业社会的价值与理念的影响仍然相当严重，从农村来的工人也依然保留着从农村带来的思维方式。,第四，社会整合阶段。社会整合阶段，已经实现社会变革，社会的整体结构调整已经出现，个人、区域、地方等中间层面的结构性联系已经减少，更大范围的城市、工业网的联系得到强化。这种转换，使社会更具弹性，个人在机会、教育、消费等方面，得到了更多的资源。 政治权力经官僚化而获得制度化，权力由更多专门化了的部门行使，精英的录用扩大到受过专门教育的人们。政治权力的官僚化和制度化，是获得整合的社会的基本特征。社会达到整合阶段后，利益集团的竞争和目标追求，因受共同福利的压力的支配，倾向于弹性的和合理的政策选择。,不同的两个社会，不可能以本质上完全相同的方式或模式被现代化。任何社会不可能拥有完全相同的制度，或处在完全相同的发展阶段，也不存在同样的权威模式和完全相同的政策。尽管如此，区分面临类似的问题和政策的社会类型，却是可能的。布莱克比较政治现代化的5个分类标准： 第一，发生政治权威由传统精英向现代精英转移的时间，比其他社会早，还是晚。起步晚的社会的现代化必然受早先启动现代化的社会的影响。因此，这个标准关系到现代化模式的自主性、独创性和渐进性程度。,第二，对传统精英的现代性的政治挑战，来自国内，还是来自国外。它能反映传统精英与现代精英之间斗争的性质、巩固现代性权威所需要的时间、确立稳定的现代性制度的程度等。 由内因而被现代化的国家的现代性精英，大都是传统精英出身，新的精英的录用和精英权威的变化，与传统精英保持了一系列的均衡和协调，因而其变化过程是渐进的过程。因传统制度适应现代性的过程与传统文化相一致，其过程是渐进的。,而政治现代化由外国的侵略或殖民统治的结果而出现，则精英和制度的转换是断裂性的和急剧的过程。现代化是由国外引进的，则其变化过程不是渐进的，而是急剧的，有的甚至伴随了暴力。精英也不是由传统精英转变而来，而是从其他阶层流入。传统制度适应现代性的过程，是突然引进国外模式的过程，引进的模式与传统文化不相协调，从而导致不稳定。,第三，在现代化期间，国家是否维持了领土和人口的连续性。维持连续性的国家，较早地实现了国民形成和国家建设，而未曾维持连续性的国家，则经历了小规模国家的联合、少数民族的独立、多国籍帝国的解体等过程。建立独立国家以后，也曾面临了国民形成及整合危机，并经历了在社会、经济发展政策上的不一致。,第四，在现代化期间，国家是否独立自主。保持独立的国家的现代化，尽管其速度慢，但独立自主地完成了现代化目标。而殖民地国家的现代化，不仅在工业化模式方面，而且在教育、精英的意识结构等诸方面，受到了来自统治国家的影响，其现代化模式无论在结构上，还是文化上都具有依赖性特征。,第五，是否在拥有较发展的、能够适应现代性挑战的制度的情况下开始了现代化进程。拥有较为发展的制度的国家，大都经历了独立自主的现代化过程，其发展模式也是自主化的。而未具备制度的国家，则采用借鉴了发达国家的制度。采借的制度与传统文化发生冲突，进而发生过激烈的冲突和严重的挫折。,第一种模式：英法模式。这个模式是独立自主的、渐进的模式。率先实现了现代性权威的转换，并极大地影响了其他国家。英国的制度与理念，影响了英联邦国家的现代化。拿破仑的军队将法国革命的理论和制度传播到欧洲各国。法国的共和主义成了拉美国家的政治精英们推进本国政治现代化的理论基础。英法两国的现代化是由本国的内因启动和推进的，也维持了领土和人口的连续性，其传统制度也成功地适应了现代化要求。因此，这两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尽管是长期而且是缓慢的过程，但却是稳定的过程。两国都曾经历过革命和复辟，但政治、经济、社会领域的质的变化是依次、渐进发生的。,第二种模式：英法的派生模式。这个模式是从英法两国向世界移民而形成的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模仿母国的模式而实现现代化的。现代精英随国家获得独立而掌握了政权。经济精英和现代精英之间的斗争，在美国尤为激烈，而在加拿大和新西兰则较为平稳，非暴力化。两个国家维持了国民的同质性，在现代化过程中，与母国保持了紧密的联系。获得独立的同时，就已经拥有了较雄厚的经济基础，使自主的发展成为可能。,第三种模式：欧洲模式。法国革命后，欧洲国家是在法国革命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下，巩固了现代性权威。这些国家的政治制度适应现代性要求晚于法国。领土和国民的再组成过程，经历了很长时间，且经历了暴力时期。在现代化过程中，国家的分裂和国民的再组成过程，导致了国民形成和国家建设的长期的和持续的危机。另一方面，大部分国家行使了自主权，传统制度逐渐地适应了现代性要求。,第四种模式：欧洲的派生模式。拉美地区的20多个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原殖民地国家属于这个模式。这些国家的资源、技术，不如第二种模式国家，也晚于这些国家。因此，其政治现代化深受外国的影响，特别是第三种模式的影响。这些国家的独立，未能成为现代性精英掌握政治权力的契机。反而出现了新殖民地形态。从欧洲来的白人，未与占人口多数的当地的混血儿分亨政权，其政权是有限的，欧洲人与当地人之间的贫富差距也很悬殊。由此而来的政治、经济上的差距与冲突，成了实现国民一体化和国民整合的障碍。,第五种模式： 相对自主模式。尽管受到率先现代化国家的影响，但是在没有直接的外来干涉的情况下，实现政治现代化的国家属于此类，包括苏联、中国、日本、伊朗、土尔其、阿富汗、泰国等。共同的特征：拥有历史悠久的集权化的官僚政府，有效地抵制了外部势力的支配。这些国家在拥有国家主权、领土和人口的连续性的条件下实现了现代化。这些国家的传统政府掌握了迎接现代化挑战的主导权，创建了现代性官僚和军队，发展或改善了交通、教育、沟通等。 改革的主导势力并不是现代精英，而是传统精英，因而改革的首要目的不在于改革体制本身，而是从外部的威胁中保护自己的体制。这些国家之所以能够维持国民的一体化，是因为传统文化的凝聚力和一体感以多种方式为变革过程作出了贡献。由于这些原因，除日本之外的国家，到20世纪初才巩固了现代性精英的权威。,第六、第七种模式：殖民地国家模式。东南亚国家、大部分非洲国家、中东国家等100多个国家属于此类。这些国家的政治现代化模式，尽管存在一定的差异，但具有一些共同的特征。 首先、政治现代化的动因来自殖民统治，即来自外部。 其次，现代精英与传统精英有一定的联系，但与传统精英和殖民统治精英持相反的立场。现代精英掌握政权后，他们的现代化战略选择，突然转向了非西方倾向，并带有暴力倾向。 再次，现代制度是从外部引进的，与传统文化不一致，其制度化停留在较低的水平上。 最后，这些国家建设及国民形成经常面临危机，就政府形态、社会、经济发展方向等问题，经常出现分歧，其发展进程也经常遇到挫折。,罗荣渠的观点：现代化新论,政治现代化是整个社会现代化的一个组成部分，现代化模式主要有四种： 1、“资本主义私有制+自由市场+分权型或集权型现代国家机构”，它以英国为典型，大多数西欧、北美和原来英国自治领地区国家基本上属这种现代化模式。 2、“社会主义公有制+计划指令与有限市场结合+集权型现代国家机构”，它以前苏联为典型，5070 年代的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均属这种现代化模式。 3、是“混合经济+自由市场+集权或分权型现代国家机构”，战后一些发展中国家采用这种结合了前两种模式特征的“第三种模式” 。,4、东亚现代化模式。基本特征：19 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势力突入，使东亚被逐步纳入了以西方为中心的新的世界体系，于是东亚才被卷入了世界巨变的大潮，开始了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世界的新的社会经济体制缓慢转变的过程，也即从自身衰败化、边缘化与半边缘化，走向革命化和现代化。不过由于前面的三个进程的程度各国有所不同，从而出现了基本相同，但各有区别的日本型、韩国型、中国型、混合型(越南、泰国、马来西亚等) 、特殊型(城市型，即新加坡) 等五种不同类型的东亚现代化模式。,钱乘旦的观点：世界现代化进程,1、以英国为代表的“渐进发展”的政治现代化模式。北欧国家、低地国家和原英国殖民地国家的政治现代化均属此类模式。 2、以法国为代表的“跳跃发展”的政治现代化模式。此外,俄国、西班牙、葡萄牙、希腊等国的政治现代化也属此种模式。 3、以德国为代表的“被动发展”的政治现代化模式。与此相仿，意大利和日本也走了类似的政治现代化模式。 4、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跳跃发展与渐进改革、被动发展可能并存或交替存在的“复杂发展”甚或全面创新的“全新发展”的政治现代化模式。,各国政治现代化的理论模式,一、根据政治现代化的动力来区分，政治现代化可分为： （1）“内生型政治现代化模式” ：一国或地区政治现代化的动力主要来自该国和地区社会内部，其特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关系造成了这三个子系统之间的某种特定的张力。这种特定的张力经长期的历史运演，积淀到一定程度，就会要求其政治系统发生质的变化：其政治体制从传统走向现代。内生型政治现代化一般是从本国、本地区的历史和现实中经长期的自然历史过程慢慢达成的。虽然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现代化也有可能受某些外部环境因素的影响，但外部环境因素的影响不是这些国家和地区政治现代化的主要动力之源。,（2）“外植型政治现代化模式”的基本特征是：本国本地区的历史和现实中没有或少有政治现代化的动力，其政治现代化的动力主要来自该国或该地区的外部环境的压力。在某个特定的历史和现实条件或环境下，某国或某地区的外部环境强烈要求改变该国该地区的政治体系的性质：从传统型向现代型转变。于是，在外部环境系统的直接压力甚至直接主导下，该国或该地区在较短的时间内不得不接受外部强加给它的现代政治体制。所以，其现代政治体制主要不是经长期的历史运演从自身的历史和现实中自然生长出来的，而是由外部“人为移植”的。,（3）“内外结合型政治现代化模式”的基本特征：其政治现代化的动力既来自该国或地区社会内部，也来自该国或地区社会外部，且这种内外压力的强度基本相等。在内外两种压力共同作用下，政治体系逐渐完成了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在长期的自然历史过程中，有可能以内部压力为主，后来在较短的历史时期里以外部压力为主完成政治体制的转型。也有可能在长期的自然历史过程中以外部压力为主，但在某个特定的较短历史时期里，以内部压力为主，完成政治体制的转型。 “内外结合型政治现代化模式”，其内部和外部两种压力的量度并非在任何时期都是绝对相等的，而是在不同时期以不同的压力为主，甚至有可能出现不同的压力波浪式交替为主次的情况。,二、从次序的标准去分析，有时间和空间两种不同的次序视角。 （1）从时间次序上，政治现代化可分为先发型和后发型模式。 “先发型政治现代化模式”：一些国家或地区的政治现代化在时间上大大领先于别国、别地区。因此，它们具有某些相同或类似的原生性共同特征。如一般具有较多的“原创性”（较少或没有仿效别国、别地区的做法）、“内生性”（主要动力来自该国或地区社会内部）和“独特性”（各国、各地区的政治现代化模式、动力、次序和过程常常很不相同或差异较大）。,“后发型政治现代化模式”：受到已经基本完成的先发型政治现代化模式的影响，一些国家或地区的政治现代化才开始。它们也有某些相同或类似的次生性共同特征，而这些特征与“先发型政治现代化模式”又有鲜明的不同。如一般具有较多的“仿效性”或曰“追赶性”（仿效先发国家和地区现存的模式,追赶先发国家和地区现存的各种指标）、“外植性”（主要动力来自该国或地区社会之外的示范效应和巨大压力）和“近似性”（各国、各地区的政治现代化模式、动力、次序和过程往往相近、类似,甚至相同）。,（2）从空间次序上，可以把政治现代化划分为欧美型、苏东型、德日型、北欧中欧型、东亚型、中国型和其他型等七种模式。（见后面的七种实践模式）,三、从过程的标准来区分，可以把政治现代化划分为渐进型（改良型）、突变型（革命型） 和渐进突变结合型（改良革命结合型）三种模式。,（1）“渐进型”或“改良型”政治现代化模式的基本特征是：经过长期（上百年或几百年）点滴的改良的累积，从原有的传统政治体制中逐渐生长出一种既与传统治体制密切相连，但又在质上不同于传统政治体制的现代政治体制。或者说，在新的现代民主政治体制中保存了大量旧的传统的专制政治体制的形式或结构，但其内容或精神已是现代民主政治体制。在新旧政治体制连接与更替过程中强调历史的连续性、传统的继承性的重要性，很少有或没有革命和暴力，主要靠大量小的甚至不起眼的、常被人误认为保守的、“反动的”、和平的改良政策和措施，一步一步地缓慢地达成变革目标。,（2）“突变型”或“革命型”政治现代化模式的主要特征是：经过特定时期或连续不断或波浪式的暴力革命与反革命的激烈对抗和冲突，在较短时期内造成传统政治体制的崩溃或消失，现代政治体制的成长和巩固等突变性历史现象。在新旧政治体制交替更接过程中暴力和革命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激进的“革命的”政策和措施常常以传统政治体制的对立面的面目出现，否定历史的连续性和传统的继承性的重要性，强调时代性和创新性。,（3）“渐进突变结合型”或曰“改良革命结合型”政治现代化模式的主要特征是：在从传统政治体制向现代政治体制转型过程中，改良和革命两种动力均起了重要作用。或者两种动力先后作用，或者两种动力交替作用，波浪式推进政治体制的转型。因此，这种模式的政治体制转型既靠长期的、和平的、点滴的改良政策和措施的累积，也赖短期的、暴力的、瞬间的革命行为和措施的推进。在部分改良和部分革命的情况下，一部分历史和传统体制得以在新体制中保存下来，而另一部分历史和传统体制不得不在革命和暴力中退出历史舞台。所以，现代政治体制是继承和创新综合的结果。,世界各国政治现代化的实践模式,1、欧美型政治现代化模式主要盛行于西欧和北美。其基本特征是：以个人自由与权利（利益）为核心，以自由和平等为主要价值取向，以法治、分权、多党制（广义的多党制包括两党制）为基础，逐步建构现代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体制。就这种模式的动力看，是资产阶级暴力革命加资产阶级和平改良。就这种模式的过程而言，实际上是渐进突变相结合。,由于“欧美型政治现代化模式”是建立在个人自由与权利（利益）基础上的，而个人的经济利益之间总是有差别的，文化上的个人自由和平等是为求得人们之间有一种相同的权利去追求自己的经济利益的价值观反映，而政治上的自由与平等而非特权与等级给了这种经济现实和文化观念提供了一种相应的形式上的条件，即至少政治体制提供了人们追求不同的有差别的经济、文化利益的相同的无差别的政治条件。所以，“欧美型政治现代化模式”的实质是以现代资产阶级的形式民主或程序民主去取代封建的实质专制和等级特权。,2、“北欧中欧型政治现代化模式”的典型是北欧的瑞典和中欧的瑞士、奥地利等国。这种模式的基本特征是：通过体制内外的协商，各派政治力量达成了政见的基本统一和谅解，然后，在政策制定和执行中又紧密合作，从而促成政治体制和平、稳定地发展。这种模式的动力是合作互谅精神，而过程是长期的和平的改革。在瑞典，这种政治现代化模式被称为“协议民主制”。,在瑞士，这种政治现代化模式被称为“协商一致民主制”。在这种体制下，进入联邦政府和联邦议会的各党经常就某些有分歧的问题进行讨论协商，尽可能取得一致意见，然后再付诸公民投票，这样的提案由于本身就综合了各种党派的意见，考虑到了各种利益集团的利益，所以，很容易为公民表决所通过。,在奥地利，政治现代化的模式被称为“联合民主制”或“均衡民主制”。奥地利社会党、人民党和自由党等政党经常通过政治谈判，在按比例进行均衡分配的基础上达成一种比较克制的态度，按本党的实际势力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尽量避免相互间的政策和意识形态冲突，用商议、忍让和妥协来代替争吵、攻击和对抗。战后奥地利政治就是在这种相互协议和合作中逐渐走向现代民主的。,3、“德日型政治现代化模式”的代表是战后的德国和日本。这种模式的基本特征是：以欧美的个人自由和权利为核心，以自由和平等为主要价值取向，以法治、分权和多党制为基础，建构现代欧美式资产阶级民主政治。这种模式的动力是外来的民主化压力。二战结束后，鉴于对德、日法西斯主义的戒心，西方盟国将自己的欧美型民主政治体制强制性地移植给德国和日本。虽然，在德国和日本，对于强加给它们的欧美型民主政治体制是有抵触情绪的，但在强大的外在压力下，同时结合自己历史上民主制失败的教训，它们也被迫接受。,这种模式的建构过程是外来体制逐渐与本国历史文化衔接和内化的过程。在战后初期，它从形式上看是外来的、移植的，但从后来的发展过程及内容上看，德、日的政治现代化又是历史的、内在的，即与其本国的历史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而随着本国政治体制的现实发展，外植的政治体制越来越具有德国和日本政治自身的特色，最后形成了不同于欧美型民主政治体制的德日型民主政治体制。这种体制将随着两国现代化和后现代化进程，会越来越德国化和日本化。然而，这两国政治体制的德国化和日本化是有利于还是不利于或者在多大程度上有利于还是不利于其本国政治形态的现代化或后现代化，它需要时间的澄明和历史的检验。,4、“苏东型政治现代化模式”的典型是前苏联和东欧各国。这种模式的基本特征是：以集体权利或整体利益为核心，以经济、文化上的绝对平均主义与政治上的特权等级制结合为主要价值取向，以人治、集权和一党制为基础，建构现代共产主义式“民主政治”体制。这种模式的动力是无产阶级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阶级斗争和阶级统治）。在武装夺取政权之后，依靠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工具：国家政权和军队，与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等剥削阶级展开不断的斗争，不仅从所有制形式上，而且还从组织结构，甚至人身形态上，消灭剥削阶级及其成员，从而巩固新生的无产阶级国家政权。,这种模式的过程是突变革命与渐进改良相结合。短暂的暴力革命摧毁了旧的国家机构和旧的政治体制，初步建立起共产主义式“民主政治”体制。这种政治体制的基础是人治、集权和共产党一党制。然后通过长期的和平的渐进改良政策和措施（如新经济政策、国有化政策等），逐步巩固共产主义式“民主政治”体制。当这种体制因国内外阶级斗争或党内斗争而出现某种“危险”时，就会开展短暂的暴力革命式的“阶级斗争”，从而巩固共产主义式“民主政治”体制。,由于这种政治体制是以权利为核心，提倡“集体权利”或“整体利益”，常具有比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体制更“民主”的形式“外壳”，而缺少现代民主政治的实质内容。而经济、文化上的绝对平均主义与政治上的特权等级制是一种看似矛盾，实则和谐协调的组合。经济上如果不是平均主义的，则必然有经济利益之差异，经济利益之差异必然反映到思想文化意识上：个人自由与权利至上，进而要求政治权利和义务的平衡，即平等参与政治的权利，从而保护各不相同的经济、文化利益。相反，经济上是平均主义的，经济利益的差别几乎为零，思想文化意识上才有可能是整体主义（假“公共利益”之名）；没有个人利益差异是整体主义的前提。经济平均主义与文化整体主义（虚假的集体主义）一旦结合，就要求政治上有保护经济平均主义和文化集权主义的整体主义象征和体制，而政治上的人治、集权和一党制就正好是达成这种经济文化价值取向的最佳政治形态：人治、集权和一党制都是以整体主义为理论依据的。,这种“共产主义式”的现代民主政治体制是脆弱的：当执政党及其最高领导人本身还很“民主的”时候，这种体制确有现代民主的实质内容。当执政党及其最高领导人走向个人独裁和一党专政时，这种体制就不再有现代民主的实质内容了。正因为这种类型的民主政治体制具有脆弱性，当其走向民主的反面后，公民对这种体制的认同度就会急剧下降。冷战结束后，这种体制就日益失去存在的基础。20世纪90 年代初，“苏东剧变”之后，这种体制就被西方式民主政治体制所取代。但西方式民主政治体制一方面有一个如何适应前苏东地区的历史与文化问题，即西方体制的苏东化问题。另一方面还有没有可能从其实践中生产出一种土生土长的既不同于西方式民主政治体制，又不同于“原苏东式民主政治体制”的新型的现代民主政治体制。这些目前尚难定论。,5、“东亚型政治现代化模式”的典型是韩国及东南亚的非社会主义各国和地区。这种模式的基本特征是：在内部和外部双重压力下，以新权威主义为价值取向，即经济上实行自由市场，而政治上实行专制集权，开始政治体制的缓慢转型。等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政治不再能给经济发展注入新的动力时，政治体制通过内部改革开始从专制集权大规模向民主分权方向发展，最终其政治体系将从传统专制极权统治走向现代议会民主政治。这种模式的动力既有外来的民主化压力，也有内部改革的要求。外来的民主化压力主要是二战后西方国家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经济政治的影响，而内部要求则是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公民在自由市场经济中产生的要求保护自己合法利益的政治要求。,这种模式的建构过程是长期的和平改良为主，兼有短暂的流血冲突和革命风暴。也就是说，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公民在长期的专制极权统治下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民主化斗争（运动），迫使本国的统治者进行缓慢的点滴的政治改良（如普选权的扩大、公民权利制度的健全、党禁的开放、个人独裁的终结等）。当这种点滴的政治改良跟不上经济自由化带来的对政治体制民主化的要求速度，经济与政治矛盾日益加剧时，政治现代化就会出现质的转折，即伴随着短暂的或间隔的暴力冲突，大规模的政治民主化到来了。这时，西方式的议会民主政治和多党竞争制度等就会逐步建立起来。,当然，由于长时期的民主压抑，当政治民主化浪潮突然到来时，这些国家的政治体制就会面临严峻考验。一方面，选择西方民主政治体制中哪些方面是合适的；另一方面，如何完善这些国家初建的现代民主政治体制，以提高这一体制本身的运作能力，包括对日益高涨的公民政治参与的容纳能力；再一方面，西方式的现代民主政治体制与本国的历史和文化的冲突与摩擦问题，促使人们思考如何使两者有机地融合而产生一种具有本土根基的东方式或东亚式民主政治体制，即东亚民主政治体制的本土化问题。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这些问题仍然困扰着东亚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现代化向纵深发展。,6、“中国型政治现代化模式”的代表是中国大陆。这种模式的基本特征是：以共产党领导的农民革命摧毁旧的专制极权政治体制，然后通过长期的和平改革（包括社会主义改造、改革开放等）建立起以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价值核心，以人治与法治、集权与分权、一党领导与多党合作结合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这种模式的动力是革命与改革的结合。这种模式的建构过程也是突变式革命与渐进式改革相结合。这种体制有其脆弱性，故当党内和外部（国内和国外）的阶级斗争形势紧张时，常常要采取疾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政治运动）来巩固这种体制。,在中国日益融入全球经济体系的过程中，其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外压力将会逐步增大。一种新型的、不同于建国初、更不同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正在真正的渐进建构中。这种新型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将建立在尊重个人自由与权利，并与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价值紧密结合在一起，从人治渐进走向法治，从集权渐进走向集分平衡，从一党制(文革期间) 走向真正的一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的基础之上。这种新型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是一种吸收了人类所创造的各种民主政治的精华，同时，又结合中国国情（历史与现实）而创造出来的一种独特的政治现代化模式。中国政治现代化与民主化的独特经验，正以所谓的“中国模式”发挥着重要的国际影响。,7、“其他发展中型政治现代化模式”的代表是亚非拉一些经济社会发展比较落后的国家和地区。这种模式的基本特征是：以基本人权即生存权与发展权为基础，以承认并尊重血缘和地缘关系为前提在不断的内部冲突中努力整合各种松散的氏族、部落组织为一个相对紧密联系的民族国家整体，建构基本的国家机关和治安体系，使该国缩短多个发展阶段而走上现代政治的发展之路。这些国家实际上大多是一些松散的氏族或部落联合体,而非紧密的国家实体。,现代化的代价与现代性危机,1、发展的幻象：现代化加剧了人与自然的矛盾，造成了自然资源的快速枯竭以及生态环境的全面恶化。 2、不确定性与社会风险：现代化制造了诸多的人为风险与制度风险，强化了社会生活领域的不确定性，造成了人类本体性安全感的缺乏。 3、作为现代化之代价的道德：物质的进步是以道德的堕落与沦丧作为代价的。,政治现代化的必然代价：（1）政治现代化涉及体制变迁，结构分化，权力世俗化，政治民主化、制度化、公开化，决策的科学化等方方面面。特别是新旧体制的转型，就必然要付出体制性的代价。因为体制的转换，涉及到利益的重新调整，也就会导致一部分人利益受损，一些人、集团或阶层承受损失，付出代价。比如因旧体制不合理、不健全而产生的“铁交椅”、“铁饭碗”，随着新体制健全，就会丧失特殊待遇或特权，从而一些人必然要付出代价，但这种代价的付出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又如，为造就精简高效的政府，机构精简也就成了必然趋势，不管是国家、政府，还是冗员，付出代价也是必然的。（2）在推进政治现代化的过程中，不可能一蹴而就，而只能是有步骤、有重点、有选择地推进。因此，为了一些优先价值目标的实现，就不得不施展部分次优价值追求，由此必然要作出舍弃、牺牲或付出。（3）由于活动主体认识上的相对理性、局限性、价值选择的盲目性以及客体的复杂多变性，从而使得认识活动很难完全实现规律目的有机统一，付出代价也就成必然。,政治现代化可能性代价：（1）腐败问题，政治现代化既可能在短期内加剧腐败，但从长期效果来看，也可能抑制腐败。只要法制健全、监督得力、个人自律性强，人性向善等，都可以使一个官员做到勤政廉政。（2）政治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失误、偏差引起的代价，是一种可能性代价。究其原因，要么是对改革方案、出台的政策等缺乏周密的论证而急于求成，要么是主观臆断、盲目照抄，不顾国情、社情和其他具体实际，要么是有良好的措施却不好好落实，只说不做，流于形式，诸如此类造成的代价，原本可以避免，所以只是可能性代价，但若不加注意，放任自流，积重难返，则会促使可能成为可怕的现实。（3）政治现代化与政治稳定的多重关系，现代化导致政治不稳定，现代性导致政治稳定。,政治现代性的危机： 1、哲学的批判：人的异化 2、政治学的批判：官僚机器对人性压抑 3、人类学的批判：普遍主义与文化和政治的多样性 4、后现代主义的挑战：现代政治是生产性的，后现代政治是认同性的；现代主义：物质主义，后现代主义：价值导向的；现代政治：一元的、理性霸权的、权威中心的，后现代政治：多元的、消解理性霸权与解构权威的 5、文化守成主义的批判：现代政治对传统的彻底颠覆VS回归传统与再造传统,政治化的时代现代社会的歧路,（一）人类社会生活的“政治化” 1政治权力能够加以统治和支配的人群范围已经无限制地得到了扩大。 2政治权力在越来越高的程度上渗透到了人们的生活之中。 3政治的影响力正不断地扩展到政治之外的人类文化的各个领域，如宗教、科学、经济、艺术、体育等，从而剥夺了它们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二）“政治冷淡”的扩大：在现代世界，物质的丰裕导致了精神的贫乏，自由的泛滥导致了对自由的恐怖。 1现代政治的机制日益复杂，而其规模则已经扩大到了国际的范围。 2社会总体的官僚化和合理化的进展，每一个人所归属的机构和组织作为一种非人格化结构的特征日益明显 。 3在现代人的思想中，政治自身所具有的“可疑的”与“丑恶的”特性已经根深蒂固。 4由于大众传媒在事实上发挥了一种把大众的兴趣转移到那些非政治性的对象上，并且对其加以固定化的功能。 5现代人过度繁忙的日常生活使他们无暇关心政治。,“政治化与政治冷漠悖论性并存”的事实意味着现代人已经置身于一个十字路口，正面临着下面的选择：是全面屈服于支配他们的政治权力，还是主动地克服对政治的冷漠，恢复自己对于政治的主体性地位。政治无论如何都只是人类的行为，人对于政治具有优先性和主体性，政治与国家都是人造物，是人类行动的领域的之一。,在人们受到越来越强的政治支配的现实当中，重新创造出一种能够保证人的优先性，并且为人类开创新的未来的充满生机的政治学，就成为政治学界家们所必须严肃面对的诸多课题中最迫切需要加以回答的一个。,课程结束语,伟大的启蒙思想家洛克曾言：“我们全部的命运都与政治的方向相关。” “我们不得不与政治活动一同沉浮”。政治或“政治事物”的本质，是全面决定人的生存方式或者人的命运的力量。一方面，在人类生活中，必须存在某些能够抵抗政治支配的价值领域，政治权力是某种从外部侵入人类社会的“恶”。另一方面，离开政治，人类同样也不可能获得自由。在承认政治不可避免的基础上，强调必须确立能够对政治支配加以抵抗的人类价值领域，并由此确立人类对于政治的优先性地位。,政治现代化与民主化承载着国人的百年梦想。为了政治的清明，我们这一代人应该高举权利的旗帜，大力弘扬公民精神，恪守公民职责的本分，为限定政治权力的边界，为制约和抗衡专断的国家权力和资本权力而敢于说“不”。 政治与我们的生活质量密切相关。在清醒地认识不可阻挡的政治现代化与民主化的历史潮流中，在准确把握政治现代化的代价以及现代性危机的基础上，在反思中超越，构建政治现代化的“中国模式”，稳步推进中国政治现代化与民主化的事业，是大家责无旁贷的历史使命！ 最后，希望大家秉持公正、仁慈、谦卑的原则，有优雅而幸福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