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诗歌成就

【课外阅读】白居易的诗歌成就白居易是中唐时期影响极大的大诗人，他的诗歌主张和诗歌创 作，以其对通俗性、写实性的突出强调和全力表现，在中国诗史上占 有重要的地位。在与元九书中，他明确说：“仆志在兼济，行在 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谕诗，兼济之 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由此可以看出，在白居易自己所 分的讽喻、闲适、感伤、杂律四类诗中，前二类体现着他“奉而始 终之”的兼济、独善之道，所以最受重视。而他的诗歌主张，也主要 是就早期的讽谕诗的创作而发的。早在元和初所作策林中，白居易就表现出重写实、尚通俗、 强调讽喻的倾向：“今褒贬之文无核实，则惩劝之道缺矣；美刺之诗 不稽政，则补察之义废矣。俾辞赋合炯戒讽喻者，虽质虽野，采 而奖之。”（六十八议文章）诗的功能是惩恶劝善，补察时政，诗 的手段是美刺褒贬，炯戒讽喻，所以他主张：“立采诗之官，开讽 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六十九采诗）他反对 离开内容单纯地追求“宫律高”、“文字奇”，更反对齐梁以来“嘲风 月、弄花草”的艳丽诗风。在新乐府序中，他明确指出作诗的标 准是：“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 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 也。”这里的“质而径”、“直而切”、“核而实”、“顺而肆”，分别强 调了语言须质朴通俗，议论须直白显露，写事须绝假纯真，形式须流 利畅达，具有歌谣色彩。也就是说，诗歌必须既写得真实可信，又浅 显易懂，还便于入乐歌唱，才算达到了极致。白居易对诗歌提出的上述要求，全部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补 察时政。所以他紧接着说：“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 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新乐府序）在与元九书中，他 回顾早年的创作情形说：“自登朝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 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 为事而作。”为时为事而作，首要的还是“为君”而作。他也说:“但 伤民病痛，不识时忌讳”（伤唐衢二首其二），并创作了大量反映 民生疾苦的讽谕诗，但总体指向却是“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寄 唐生）。因为只有将民情上达天听，皇帝开壅蔽、达人情，政治才会 趋向休明。琵琶行与长恨歌是白居易写得最成功的作品，其艺术表 现上的突出特点是抒情因素的强化。与此前的叙事诗相比，这两篇作 品虽也用叙述、描写来表现事件，但却把事件简到不能再简，只用一 个中心事件和两三个主要人物来结构全篇，诸如颇具戏剧性的马嵬事 变，作者寥寥数笔即将之带过，而在最便于抒情的人物心理描写和环 境气氛渲染上，则泼墨如雨，务求尽情，即使琵琶行这种在乐声 摹写和人物遭遇叙述上着墨较多的作品，也是用情把声和事紧紧联结 在一起，声随情起，情随事迁，使诗的进程始终伴随着动人的情感力 量。除此之外，这两篇作品的抒情性还表现在以精选的意象来营造恰 当的氛围、烘托诗歌的意境上。如长恨歌中“行宫见月伤心色， 夜雨闻铃肠断声”，琵琶行中“枫叶荻花秋瑟瑟”“别时茫茫江浸 月”等类诗句，或将凄冷的月色、淅沥的夜雨、断肠的铃声组合成令 人销魂的场景，或以瑟瑟作响的枫叶、荻花和茫茫江月构成哀凉孤寂 的画面，其中透露的凄楚、感伤、怅惘意绪为诗中人物、事件统统染 色，也使读者面对如此意境、氛围而心灵摇荡，不能自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