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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概说,一、诗经的基本情况二、诗经来源和结集三、诗经与音乐的关系四、诗经的分类五、诗经的功用六、诗经的流传,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收集了从西周初年（公元前11世纪）到春秋中叶(公元前6世纪)大约500年间的诗歌305篇。 诗经在先秦称为诗，或举其整数称“诗三百”。到汉代，诗被朝廷正式奉为经典之一，才出现诗经的名称，并沿用至今。,诗经的形成,诗经最后编定成书，大约在公元前世纪。产生的地域，约相当于今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及湖北北部一带。作者包括了从贵族到平民的社会各个阶层人士，绝大部分已不可考。时代如此之长，地域如此之广，作者如此复杂，显然是经过有目的的搜集整理才成书的。,诗经的来源与结集,“采诗说” “献诗说” “删诗说”,采诗说,班固说：“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太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汉书食货志 何休说：“男年六十、女年五十无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间求诗。乡移于邑，邑移于国，国以闻于天子。”(春秋公羊传宣公十五年解诂) 诗经韵部系统和用韵规律基本上是一致的，形式基本上是整齐的四言诗；而它包括的地域又很广，在古代交通不便、语言互异的情况下，不经过有意识、有目的的采集和整理，像诗经这样体系完整、内容丰富的诗歌总集的出现恐怕是不可能的。 诗经这部书，我们认为当是周王朝经过诸侯各国的协助，进行采集，然后命乐师整理、编纂而成的。但这只是“国风”和“小雅”的部分诗歌如此，如国语所谓“瞽献曲”之类。,献诗说,至于雅诗和颂诗的大部分，可能是公卿列士所献的诗(国语周语：“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师箴，瞍赋，矇诵。”襄公十四年左传师旷语略同。)统治阶级采集诗歌的目的，除用以教育自己的子弟和娱乐外，主要是为了了解人民的反映，考察其政治的效果，以便进一步巩固自己的统治，所谓“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汉书艺文志)。,删诗说,汉代学者认为诗经三百篇是经过孔子删订而成的。 司马迁说：“古者诗三千馀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者。”(史记孔子世家) 弦歌诗章可能是事实，删诗的话是不可信的。 诗经最后编定成书，大约在公元前六世纪中叶，不会在孔子出生以后。 孔子不止一次说过“诗三百”的话，可见他看到的是和现存诗经篇目大体相同的本子。 更重要的反证是公元前五四四年，吴公子季札在鲁国观乐，鲁国乐工为他所奏的各国风诗的次序与今本诗经基本相同。其时孔子刚刚八岁，显然是不可能删订诗经的。,诗经的结集,整理编定诗经的人和具体情形，我们今天已无从得知。可能周王朝的乐官在诗经的编集和成书过程中，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大约公卿列士所献之诗，以及采集来的民间之诗，最后都集中到王朝乐官手中，乐官掌管的诗一定很多，整理编选其中的一部分为演唱和教诗的底本，是完全可能的。,诗、乐、舞三位一体,诗经在古代与音乐和舞蹈关系密切，其中的诗篇都是可以合乐演唱的。 诗三百，就其原来性质而言，是歌曲的歌词。墨子公孟说：“颂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意谓诗三百余篇，均可诵咏、用乐器演奏、歌唱、伴舞。季札观乐。史记孔子世家又说：“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六篇“笙诗”,今传的诗经并非足本，小雅中的南陔、白华、华黍、由庚、崇丘、由仪等6篇，篇名均见于仪礼乡饮酒礼和仪礼燕礼，而其辞不存。毛传以为“有其义而亡其辞”，朱熹诗集传认为这6篇皆“有声而无辞”。多数学者则同意毛传之说，以为本来有辞而亡逸了。,诗经的分类,风、雅、颂的划分也是由于音乐的不同。 风是带有地方色彩的音乐，十五“国风”就是十五个地方的土风歌谣，左成公九年范文子说：“乐操土风，不忘旧也。”正好说明了风的含义。它们产生的地区，除“周南”、“召南”在江汉汝水一带外，其余十三“国风”都在黄河流域。 雅是周王朝直接统治地区的音乐；雅有正的意思，当时人们把王朝直接统治地区的音乐看成正声。 颂有形容的意思，它是一种宗庙祭祀用的舞曲。,“六诗”和“六义”,关于诗经的编排分类，前人有“六诗”、“六义”的说法。周礼春官大师中说“大（太）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在毛诗序（见诗序）里，把“六诗”叫做“六义”。对这两个名词历来有各种不同的解释。其中，以孔颖达在毛诗正义中的解释较有代表性。他说：“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辞耳。大小不同，而得并为六义者，赋、比、兴是诗之所用，风、雅、颂是诗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是故同称为义。”他认为风、雅、颂是诗的不同体制，赋、比、兴是诗的不同表现手法，这看法被长期沿用下来。,诗经的功用,诗最初主要用于典礼、讽谏和娱乐，是周代礼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行教化的重要工具。 诗广泛运用于各诸侯国祭祀、朝聘、宴饮等场合，在政治、外交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上层的人际交往多称引诗句来评论抒情。所引用的诗句，往往断章取义。 诗在现实生活中具有实用价值。孔子很重视诗，曾以诗教授弟子，并对学诗的重要意义和社会功用有多方面的阐述。 汉儒使诗经学化，固然有对诗经的曲解、附会，但汉代形成的诗教传统和说诗体系，不仅对诗经的研究，而且对整个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孔子论诗,子曰：兴於诗。立於礼。成於乐。（论语泰伯） 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於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 子曰：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 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於鸟、兽、草、木之名。子谓伯鱼曰：女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论语阳货）,赋诗言志和断章取义,夏四月，鄭六卿餞宣子於郊。宣子曰：“二三君子請皆賦，起亦以知鄭志。”嬰齊賦野有蔓草。宣子曰：“孺子善哉！吾有望矣。”子産賦鄭之羔裘，宣子曰：“起不堪也。”子大叔賦褰裳，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至於他人乎？”子大叔拜。宣子曰：“善哉，子之言是！不有是事，其能終乎？”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蘀兮。宣子喜，曰：“鄭其庶乎！二三君子以君命貺起，賦不出鄭志，皆昵燕好也。二三君子，數世之主也，可以無懼矣。”宣子皆獻馬焉，而賦我將。子産拜，使五卿皆拜，曰：“吾子靖亂，敢不拜德！”（左昭十六）,嬰齊賦野有蔓草,诗郑风有野有蔓草，首章云： 野有蔓草，零露漙（音抟）兮。有美一人，清扬婉兮。邂逅相遇，适我愿兮。 婴齐断章所取之义，仅在诗之后两句。,子産賦鄭之羔裘,诗有羔裘者三，郑、唐、檜各有之。郑之羔裘曰： 羔裘如濡，洵直且侯。彼其之子，舍命不渝。（一章）羔裘豹飾，孔武有力。彼其之子，邦之司直。（二章）羔裘晏兮，三英粲兮。彼其之子，邦之彥兮！（三章） 子产之义概取各章后两句。,子大叔賦褰裳,诗郑风有褰裳： 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豈無他人？狂童之狂也且！（一）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我思，豈無他士。狂童之狂也且！（二） 子大叔之义，盖取各章前四句，言韩起思己，将有褰裳之志，否则，亦岂无他人可寄托哉！,子游賦風雨,诗郑风有风雨： 風雨凄凄，雞鳴喈喈。既見君子，云胡不夷？風雨瀟瀟，雞鳴膠膠。既見君子，云胡不瘳？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既見君子，云胡不喜？ 子游之义，盖取诗各章末二句。,子旗賦有女同車,诗郑风有有女同车： 有女同車，顏如舜華。將翱將翔，佩玉瓊琚。彼美孟姜，洵美且都。有女同行，顏如舜英。將翱將翔，佩玉將將。彼美孟姜，德音不忘。 子旗之义，盖取诗各章者末句。,子柳賦蘀兮,诗郑风有萚（音托）兮： 萚兮萚兮，風其吹女。叔兮伯兮，倡予和女。萚兮萚兮，風其漂女。叔兮伯兮，倡予要女。 子柳之义，盖取诗各章之末句。,宣子賦我將,周颂清廟之什有我將： 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既右饗之。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韩宣子之义，盖取诗中“日靖四方”、“我其夙夜，畏天之威”及“于时保之”各句。,“不学诗，无以言”,左襄十六年：晋侯与诸侯宴于温，使诸大夫舞，曰：“歌诗必类。”齐高厚之诗不类。荀偃怒，且曰：“诸侯有异志矣。”使诸大夫盟高厚，高厚逃归。 左襄二十七年：齐庆封来聘，其车美。孟孙谓叔孙曰：“庆季之车，不亦美乎？”叔孙曰：“豹闻之：服美不称，必以恶终。美车何为？”叔孙与庆封食，不敬；为赋相鼠，亦不知也。,叔孙为庆封赋相鼠,诗鄘风有相鼠： 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爲？相鼠有齒，人而無止。人而無止，不死何俟？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诗经的流传,自春秋以来，战乱频仍，作为乐章的诗经颇为淆乱。孔子周游列国后，回到了鲁国，开始他的著述工作，同时也整理过诗经的乐章，使“雅、颂各得其所”。他还利用诗来教育门弟子，并且强调诗的实际用途，这对诗经的保存和流传是有作用的。正因为孔子与诗经有这样密切的关系，汉代人才把他附会成为诗经的最后删订者。,齐鲁韩毛四家诗,汉初传授诗经学的共有四家，亦即四个学派。 齐之辕固生，鲁之申培，燕之韩婴，赵之毛亨、毛苌，简称齐诗、鲁诗、韩诗、毛诗（前二者取国名，后二者取姓氏）。 齐、鲁、韩三家属今文经学，是官方承认的学派；毛诗属古文经学，是民间学派。 东汉以后，毛诗日渐兴盛，并为官方所承认；前三家则逐渐衰落，到南宋，就完全失传了。今天我们看到的诗经，就是毛诗一派的传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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