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市场竞争力的国际比较研究

国内劳动力市场竞争力的国际比较研究内容提纲：运用国际劳工组织提供的比较措施和国际资料，对90年代国内制造业劳动力市场的成本竞争力进行了计算，并与国内的重要经贸伙伴以及竞争对手进行了对比分析。从每小时的劳动力待遇来看，虽然调高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国内的劳动力成本也是很低的；与劳动生产率的国际相对水平比较，国内劳动力成本的相对水平也是偏低的。固然，重要由于保险福利的过快增长，90年代国内制造业劳动力成本的增速是劳动生产率的1.5倍。核心词：劳动力成本劳动生产率国际竞争力近来，国外有关国内出口竞争力的讨论较多，对于其影响因素和前景，见解不一。日本工业新闻（4月7日）的一篇文章觉得，由于中国某些都市（如上海、深圳）的工资水平增长较快，与东盟各国相比，中国正在逐渐失去便宜劳动力的优势。与此观点相呼应，日本和某些东南亚国家的政府人士（中国经济时报6月20日）觉得，国内通过人为地将人民币维持在弱势水平上来增强出口竞争力。相反，美国商业周刊（6月2日）报道，由于中国经济迅速增长，又有便宜的劳动力，中国有望取代墨西哥而成为美国的第二大进口国。有关国内出口竞争力的国际化讨论，已经引起国内有关方面的关注。在排除汇率因素的也许影响的基本上，本报告旨在对国内劳动力的比较优势进行一种全面的分析。需要阐明的是，影响出口竞争力的因素，除了劳动力市场优势以外，尚有产品质量和售后服务等等。国际劳工组织（ILO）的有关研究为本报告的国际比较提供了基本和也许。随着全球化步伐的加快，为了满足各国政府、雇员和雇主组织对于世界劳动力市场信息的规定，1999年国际劳工组织决定每两年编辑出版一期劳动力市场核心性指标。出版发行的第二期报告（ILO,；如下简称劳工报告）分为九章，对有充足资料的国家和地区过去的劳动力市场的多种指标和特性进行比较分析。其中，有两章专门讨论了某些国家（地区）劳动力市场的国际竞争力，由于资料所限，有关这一主题的讨论波及的经济实体不到50个。也许是由于国内庞大的人口和劳动力市场以及迅速发展中的经济，有关国际竞争力的章节也涉及了中国内地（不涉及港澳台地区，如下将内地简称为中国或者国内）。但是，由于劳工报告只收集到国内1997年此前的劳动力生产率数据,因此，不能完全依托劳工报告，对国内劳动力市场的国际竞争力进行全面的分析。但是，基于这份劳工报告提供的措施论和数据，运用国内既有的某些记录资料和有关的调查研究成果，本报告对90年代（以1990、1995、1997和1999年为代表）国内经济（由于资料限制，选用制造业为代表）的劳动力成本竞争力进行了估算，并进行了国际比较分析。本报告第一部分简介重要的发现和有关建议，剩余的三个部分分别讨论国际劳工组织提出的比较措施、有关国内竞争力指标的计算措施、以及计算记录成果的国际比较。一、重要发现和建议由于国际资料的限制和考虑到可比性，本报告只对90年代制造业的劳动力成本进行了比较分析。同步，为了较为全面地分析国内在该产业的竞争力，本报告还对国内劳动生产率的国际地位进行了讨论。根据国际劳工组织有关某些重要经济的劳动力成本和劳动生产率的记录资料以及本人对中国有关数据的概算，对于90年代国内的劳动力市场的成本竞争力，可以作出如下几点判断：第一，尽管在90年代末也许存在着人民币低估的问题，但是，虽然将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调高50%，与国内的重要经贸伙伴以及竞争对手相比，国内制造业的劳动力成本仍然很低。第二，在90年代，国内城乡正规单位职工的工资增长率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是基本一致的，但是，涉及非工资费用的劳动力成本的增长速度快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在国际上，国内制造业非工资费用的迅速增长和较高的比重是一种独特的现象。虽然如此，与选用国家（地区）相比，国内劳动力成本的相对水平仍然远低于劳动生产率的相对水平。第三，对于国内制造业劳动力成本的计算，本报告选用的是正规单位的正规就业群体。事实上，据某些典型和个案调查的资料，城乡私营公司和个体工商业户的从业人员以及正规单位的零时工、劳务工等的工资和福利待遇远远低于本报告计算的水平。第四，由于紧张影响国内劳动力市场的成本竞争力，某些专家学者对于履行保障劳动者基本权益的社会政策，持悲观态度。事实证明，这种担忧是不合适的。固然，国内劳动力待遇中的非工资成分过大的现象的确值得注意。为了尽量地增进灵活就业和增强劳动力市场的弹性，对于社会保障的待遇水平要控制，同步资金来源渠道不能过度依托正规就业群体的缴费，可以考虑通过财政渠道解决某些保障项目的资金问题。第五，国际上有关劳动力成本记录的技术和措施较为成熟，作为一种开放的负责任的政府，应当加强对非公有制经济实体的记录和调查，既增长透明度，也有助于科学地制定收入分派和再分派的政策，以保证劳动力市场成本的国际竞争力和广大劳动人口的购买力。综上所述，国内制造业的劳动力市场还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这一结论是针对全国制造业平均待遇水平而言的，不排除个别地区（如上海市区、深圳市区）、个别行业（如木制品生产、电子装备产品生产）的竞争力较弱。二、国际劳工组织的竞争力指标体系国际劳工组织（ILO,）觉得，对于一种国家和地区劳动力市场的国际竞争力，应重要从单位小时的劳动力成本和劳动生产率两个方面进行评价。（一）单位小时的劳动力成本这一指标考察雇佣一种劳动力平均每小时支付的费用，它涉及雇主直接或者间接支付的所有工资和非工资费用，后者是指雇主缴纳的社会保险费和依法或者自愿性支付的多种福利费用以及用于员工招聘和培训的费用。为了便于国际比较，劳工报告将费用水平数值按照市场汇率换算成了美元值。除了研究平均每小时劳动力费用的水平和变化趋势以外，劳工报告还比较各国雇佣费用的构成及其变化。这是由于非工资费用所占比重是评价劳动力市场弹性的一种重要指标。由于以工资为基本的保险福利一般排斥弹性和灵活就业者，因此，在总人工成本中，保险福利所占的份额越大，阐明雇佣方需要支付的非工资费用就越高，劳动者对正规就业的依赖也越强，劳动力市场的弹性也就越低。在国际劳工组织所使用的有关国家和地区的记录口径中，一般没有涉及很小型的经济实体，这大体相称于国内的个体工商户。（二）劳动生产率劳动生产率是单位劳动力投入所发生的产出，它是测量一种国家和地区经济体现的一种核心性指标。劳工报告将“产出”具体定义为增长值，它是由总产值减去多种中间投入，例如原材料、半成品和能源投入，等等。在国民账户中，增长值又称为国内生产总值（GDP）。全口径的GDP是以市场价格表达的，单个行业（如制造业）的GDP要按照要素成本水平进行调节，要扣除产品和生产中的所有间接税，同步，要加上多种补贴。为了比较不同国家（地区）的劳动生产率，劳工报告在调节的制造业购买力平价（PPP）基本上将各国（地区）的增长值数据都换算为1990年的美元值。对于劳动生产率计算公式中的“劳动力投入”，较好的测量指标是“所有从业人员的实际工作时间”。但是，由于对非正规部门从业人员的工作时间的记录较难、估算又不太精确，也可以使用有效的“所有从业人员”人数作为“劳动力投入”来计算劳动生产率。三、对国内竞争力指标的计算阐明有关国内制造业劳动力市场成本竞争力的记录，劳工报告只提供了1997年及此前的劳动生产率数据。因此，本文需要对90年代的单位小时劳动力成本以及1999年的劳动生产率进行计算。（一）单位小时的劳动力成本在对国内制造业劳动力成本进行计算时，由于资料限制，本报告不仅舍弃了城乡个体工商户，也没有涉及城乡私营公司，更没有覆盖正规单位以劳务工、零时工等名义招聘的农民工。但是，从有关学者（李培林、张翼，）对全国10个大都市508家公司所作的典型调查来看，1995年私营公司的工资水平和所有劳动力费用只相称于正规单位的70%左右。一般来讲，个体工商户雇工的待遇还要低。此外，据我们在上海和无锡等地进行的个案调查，正规单位的非正规用工的待遇只有正式职工的一半左右。因此，尽管本文计算出的 “单位小时劳动力成本”只合用于城乡正规单位的正式职工，但是，涉及城乡私营公司和个体工商业户以及非正规用工在内的全产业口径的人均成本绝对不会高于正规单位的水平。对于国内制造业城乡单位职工的人均工资，可以在有关年份的中国劳动记录年鉴中找到；对于非工资费用，则没有分产业和行业的记录。但是，该年鉴提供了所有公司在职职工和离退休人员的保险福利费用的数据。由于国内各行业的重要保险福利费用都是根据国家的统一规定按照工资总额提取或者缴纳，因此，可以从所有公司保险福利费用相称于其工资总额的比重来推算制造业的人均非工资费用。人均非工资费用与工资相加，即得到所有劳动力成本的人均水平。有关90年代人均实际工作时间的记录，中国劳动记录年鉴只有对大都市国有工业公司或者制造业的典型调查数据。由于选用都市和公司的不断减少，90年代后期这项调查的代表性存在较大的缺陷。也许是由于这个因素，后来刊登的中国劳动记录年鉴不再提供这方面的记录资料，因此，本文需要对1997年的人均实际工作时间进行合适的较正并外推1999年的数据。具体措施是，假定1997年和1998年典型调查的制度工时运用率和加班工时所占比重都是可靠的，据此可以外推1999年这两项工时指标的数据。将1997年和1999年的日历工时减除制度公休工时，得到这两年的制度工作工时；再分别乘以相应年份的制度工时运用率与加班工时比例之和，即得到调正后的1997年人均全年实际工作小时和外推的1999年工时数。（二）劳动生产率由于所有制造业的全体从业人员的实际工作时间很难推算，本报告作用有效的“所有从业人员”人数来计算“劳动力投入”和劳动生产率。按照劳工报告的一种定义，本文计算的国内劳动力生产率应当是“每一种有效从业人员平均发明的增长值”。对于1997年此前的劳动生产率，劳工报告已经提供了基于PPP调节后的估算数据（ILO， ; Wu, ）,并以1990年的美元值表达。对于1999年的劳动生产率的估算，抱负的措施是将1999年国内制造业的增长值，基于PPP调节，并以1990年的美元值表达。由于计算1999年国内制造业相对美国的PPP的资料局限性，本文运用某些学者（如Szirmai, Bai and Ren, ）有关国内90年代劳动生产率的估算数据，推算与1997年相似口陉的1999年劳动生产率。通过比较1995年国内工业公司普查有关从业人员的记录成果以及相应年份的中国劳动记录年鉴的年度记录资料，上述学者发现，国内年度记录的制造业从业人员人数比实际人数小25%左右，因此，她们觉得，在计算劳动生产率时，对于年度记录的从业人员要根据公司改革状况进行相应地放大解决。基于这种考虑，按照年度记录的从业人员原始数据和调节值以及历年制造业增长值，她们计算出了国内19781999年的劳动生产率的两个时间数据序列（不变价的人民币值）。从本文采用的国际劳工局的有关定义来看，按照小口径，即年度记录的从业人员的原始数据，计算的劳动生产率更合用本文的规定。重要理由有二。一方面，本报告关注的是有效的从业人员人数；另一方面，根据近年来城乡正规公司的制度工时运用率（90%左右），可以假定普查得到的所有从业人员的有效运用率在75%左右。这是由于在制造业中正规单位从业人员只占到所有从业人员的44%左右（中国劳动记录年鉴，表31和）以及非正规经济实体更易受到原材料缺少、动力局限性、没有生产任务和雇工兼职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由于这些学者（Szirmai, Bai and Ren, ）计算劳动生产率时使用的是制造业增长值的不变价人民币值，没有按照PPP进行调节换算成美元值，因此，没法直接运用。但是，根据她们提供的19971999年的劳动生产率数据，可以计算出这几年大幅度构造性调节期的平均增长率，进而根据国际劳工组织提供的1997年劳动生产率数据,计算出可比口径的1999年劳动生产率。四、国际比较和讨论（一）参照国家和地区的选用为了研究国内劳动力成本的国际竞争力，本文选用了两类国家（地区）作为参照。一类是国内重要的外商直接投资来源地和重要的贸易伙伴，涉及美国、日本、中国香港、韩国、中国台湾、德国和新加坡。据中国记录年鉴（，表177和1715），来自这七地的外商直接投资占国内总计的80%左右，国内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进出口合计占国内总计的2/3以上。另一类是国内吸引外资和出口的重要竞争对手，涉及印度、印尼和墨西哥。（二）单位小时的劳动力成本表1显示19901999年期间有关国家和地区单位小时劳动力成本及其变化状况,表中将各地的费用水平都换算为美元值。很遗憾，没有印度和印尼的资料。由表可知，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劳动力成本水平相差较大。在选用的有数据的9个国家（地区）中，国内制造业的劳动力最便宜，德国最昂贵。具体来看，在1990年，国内的劳动力费用是每小时0.244美元，而德国人工成本是21.88美元，美日等发达国家接近每小时13美元，东亚“四小龙”的费用也在34美元，墨西哥的成本是香港的一半。在1999年，国内劳动力成本增长到每小时0.756美元，德国涨到26美元以上，美日在20美元左右，“四小龙”的成本在79.5美元之间，墨西哥也增长到每小时2.12美元。显然，在90年代的大多数年份，选用国家和地区的单位小时成本始终都在增长。但是，由表1可知，国内制造业人工成本的年均名义增长率最快（13.4%），德国最慢（2%），墨西哥和中国台湾的增速不到中国内地的1/3。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后来，年均实际增长率的差别更大。国内为10.4%，德国为负增长，墨西哥略有增长。表190年代有关国家（地区）劳动力成本及其变化状况（美元/小时）注：（1）括号中数据是只对工资及其增长率的记录计算成果。（2）以1990年为100，1999年美国的消费者价格指数为127.5。资料来源：有关年份的中国劳动记录年鉴；中国外汇管理年报()；ILO(:KILM17)。由于国内制造业人工成本在过去的年平均增速远高于其她国家和地区，国内的劳动力待遇与所选国家（地区）的相对水平在缩小（见表2）。从国内劳动力费用相称于所选国家（地区）的比例来看，1990年国内的劳动力成本不到德美日等国的2%，只有“四小龙”的7%左右，接近墨西哥费用的1/6。在90年代末，国内劳动力的相对成本有所提高，分别为德日美等国的34%，东亚“四小龙”的1014%，墨西哥的1/3左右。但是，虽然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升值50%，国内制造业的人工成本也只有“四小龙”的20%左右，还不到墨西哥的54%。表2中国内地制造业的劳动力成本相对于海外的比例（%）资料来源：由表1计算。(三)非工资费用的比重表2显示的是90年代有关国家和地区非工资费用（即保险福利费用）占所有劳动力成本的比例。由表可知，各个国家和地区保险福利费用所占比重相差也很大。在1990年，最高的是德国，占所有成本的23%，最低是香港，只有3.2%，中国内地的比重为13.3%；在1999年，中国内地跃升为第一，保险福利费用占所有成本的1/3以上，中国香港的比重仍然最低，保持在3.2%。表390年代有关国家（地区）保险福利费用占所有劳动力成本的比例(%)资料来源：同表1。由表3可以看出，90年代各国（地区）非工资费用所占比重一般是稳中有升，增幅不大。但是，国内保险福利费用占所有劳动力成本的比重却增长了20多种百分点，比增幅位列第二的韩国多增长了近10个百分点。不同国家和地区间保险福利费用所占比重的差别，重要反映的是她们不同的社会保障待遇水平和筹资渠道。例如说，香港实行的是较为典型的自由市场经济，政府很少干预居民的生活和医疗保障，并且，有限的保障制度重要是通过财政和一般性税收资助的，因此，雇主支付的保险福利费用很少。相反，在内地，社会保险种类齐全，保障水平又很高，且基本上是通过雇佣双方按工资缴费筹措的资金，因此，随着保障人口老龄化限度的提高，雇主被迫支付的养老和医疗等保险福利费用不断攀升。(四)劳动生产率表4显示的是90年代有关国家（地区）的劳动生产率及其增长状况。由表可知，在选用的且有资料的9个国家和地区（香港和新加坡空缺）中，美国的劳动生产率始终处在领先地位，且平均增速比其她发达国家要快得多；国内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不仅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与韩国、台湾和墨西哥等新型工业化国家（地区）相比，也有较大的差距。并且，尽管在90年代国内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不久，但是，年平均增速不及韩国的速度。表490年代有关国家和地区劳动生产率及其变化状况(美元/人)注：表中括号内的增长速度为19901997年期间的平均值； “-” 表达无资料。资料来源：ILO(:KILM18); Szirmai, Bai and Ren ()。但是，90年代国内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的确比韩国之外的所有国家和地区要快得多，成果是，国内劳动生产率相对发达经济的差距在缩小，同步，在发展中的大国中，又逐渐处在领先地位。如表5显示，国内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相称于美国的比重从1990年的7%增长到1999年的9%；相对于台湾地区，也从1/5提高到1/4左右；相对于印尼，更是从1990年的不相上下增长到1999年的1.5倍。表5中国内地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相对于海外的比例（%）注：“-” 表达无资料。资料来源：由表3.1计算。(五)综合比较将表1和表4进行比较可以看出，在90年代，国内制造业人均实际工资的年递增率（7.1%）接近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率（6.75%），但是，涉及非工资费用在内的劳动力成本的年均实际增长率（10.4%）是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6.75%）的1.5倍。尽管如此，从表2和表5的比较可以看出，在国际上，在90年代末国内劳动力成本的相对水平仍然低于劳动生产率的相对水平。在1999年，国内的劳动生产率分别是美国、韩国、中国台湾和墨西哥的9.08%、21.98%、24.41%和51.50%；同期国内的劳动力成本分别是有关国家和地区的3.94%、11.27%、13.45%和35.66%。后者（劳动力成本的相对水平）只相称于前者（劳动生产率的相对水平）的40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