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新史学方法的运.ppt

第七讲 二十世纪新史学方法的运用,一、史学方法的革新思潮 二、梁启超、章太炎早期史学方法的比较 三、新史学方法的初步运用 四、新史学方法论体系之一民族文化主体论的 史学方法 五、新史学方法论体系之二文化西化论的史学方法 六、新史学方法论体系之三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一、史学方法的革新思潮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史学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革新思潮。 龚自珍、魏源所强调的学术经世意识得到了广泛的认同，经世的内涵也得到初步确定。 19世纪末，严复传播英国学术的经验归纳和演绎推理，批评传统道德性命之学的先验因素，史学的科学化进一步提上日程。 19世纪末20世纪初年的新史学思潮，在对旧史学的精神实质进行批评的同时，对旧史学的方法也作了深入反省，提出了新史学的方法论设想。,19世纪末20世纪初史学方法讨论的看法: 第一，史料的范围应该更加丰富，重点应该有所变更。 1902年，梁启超发表新史学指出“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体而不知有群体。”由于传统史学的记叙重心在君主，对国民社会生活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因而遗漏了大量的重要材料，它所反映的并不是中华民族文明的全貌。 1904年，章太炎重刻本訄书中说，世本有帝系、姓氏、作篇、居篇等既记载了中华民族的统系，又记叙居住环境和发明创造，可是后来史家并没有继承和发展这种史学义法。,第二，对于史料必须依据新的历史观，结合各种方法，使之得到合理的诠释。 新史家对古代史著的叙事形式作了批评，他们认为传统史学只重视历史材料的编次，“能辅叙而不能别裁，”没有使史料得到合理的解释。新史学则必须以进化论为指导，探求历史事实之间的因果关系，研究历史发展的大势，从而对史料作出新的诠释。 “前世史家，不过记载事实，近世史家必说明所记事实之关系，其原因结果。前世史家不过记叙一二有权力者兴亡隆替之事虽名为史，实不过一人一家之谱牒。近世史家，必探索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关系。” 梁启超中国史叙论,为了使史料得到合理的诠释，新史家一方面吸收和宣传西方进化论，培养自己新的历史观，另一方面还宣传和介绍西方各种学术方法观点。 如梁启超就提出，西方社会学、人类学、地理学、心理学、语言学、伦理学、逻辑学、天文学等学科的成就和方法，可以帮助对历史进行深入研究。 章太炎、刘师培也认为语言文字学和逻辑学、神话学的观点和方法可以益人心智，有助于解开历史材料之迷。,第三，提出了改造旧史学著述体例的积极建议。 “今日作史，若专为一代，非独难发新理，而事实也无由详细调查。惟通史上下千古，不必以褒贬人物、胪述事状为贵。所重专在典志，则心理、社会、宗教诸学，一切可以熔铸入之。然所贵乎通史者，固有二方面：一方以发明社会政治进化衰微之原理为主，则于典志见之，一方面鼓舞民气，启导方来为主，则必于纪传见之。” 章太炎来简 1904年重刻的訄书哀清史附有中国通史略例，有他所拟通史的详细目录，计分五表、十典、十纪、二十五别录，共100卷。,当时史家所设想的新史学的著作体例是集纪传、编年、纪事本末、典志体为一体的史学体例，其中以典志体和纪事本末体为核心。 曾鲲化、夏曾佑、刘师培的中国历史著作，都以时代为序，仿西方文明史例，分编章节，每编先叙皇室宫廷大事以及政治、军事大事，接述宗教、政治、学术、风俗，形成传统叙事体向章节体史著的过渡。 值得提及的是，当时有些史家还论述了史著体例与史识的内在关系。 “史必有独识，而后有独例” 陈黻宸独史,19世纪末20世纪初年的新史学方法通过更新学方法通过更新史料观念。它是明清之际以来史学方法发展的汇聚，也是西方学术方法与中国学术方法的初步结合，它形成了古代叙事型史学和考据型史学向研究型、诠释型史学的过渡。,二、梁启超、章太炎早期史学方法的比较 第一，梁启超、章太炎都主张革新史料观念，但他们论史料的出发点有异。 “若何而攻城争地，若何而取威定霸，若何而固疆域、长子孙，如斯而已”。“至求其内政之张弛，民俗之优绌，所谓浸强浸弱，与何以强弱之故，几靡得而睹焉。” 梁启超续绎列国岁计政要叙,梁启超主张把帝王中心论改变为同民中心论，认为只有这样，才能避免旧史学遗漏重要史料的弊病，挖掘新史料，使中国史学符合新史学“叙一群人休养生息同体进化之状”的真谛。 章太炎在同时期也对旧史学史料的不全面深表不满。但章太炎针砭旧史学史料之遗漏，主要是从民族提供一部全面的文明史可惜旧史学对这些内容的记载残缺不全。,第二，梁启超、章太炎共同批评了传统史学对历史事实缺乏归纳，但梁启超所谓新史学的历史规则主要是历史演变的整体线索，而章太炎所谓新史学的历史规则重点是各类历史材料的内部演变源流。 梁启超认为旧史学除史料不全外，还有一个缺陷是对历史事实归纳，没有总结出历史演变的规则。 “善为史者，必研究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其公理、公例之所在。” 新史学 “综观自有人类以来万数千年之大势，而察其方向之所在” 新史学,章太炎在同时期也指出从传统史学中难以找到历史演变的线索。 “中国自秦汉以降，史籍繁矣皆具体之记述，非抽象之原论。” 訄书哀清史附中国通史略例,虽然梁启超、章太炎都指出了传统史学缺乏对历史事实归纳的弊病，但梁启超所说的归纳主要是历史演变的整体线索。他认为历史学的目的之一就是要使今明确以往的历史发展大势以及现在所处的地位。他侧重对历史发展作全盘观察，提出三世六别之说。 而章太炎虽然也重哲理，在此时期表现出对历史进化的兴趣，但他的重点则在于梳理各类历史材料的内部源流。他认为新史学的作用是“审端径遂，决导神思”，应该根据社会进化的认识，分别整理中国民族史、制度史、学术史、工艺发明史、社会风俗史等内容的发展线索。,第三，梁启超、章太炎都批评了传统史学的某些具体方法，但他们对新史学方法的设想又有一些差别。 梁启超认为中国旧史学在体例上的两个严重缺点。 “能铺叙而不能别裁，”“能因袭而不能创造。” 梁启超 但梁启超论新史学方法，重点在强调历史哲学对历史研究的统摄。 “凡学问必有客观主观二界。客观者，谓所不研究之事物也。主观者，谓能研究此事物之心灵也。和合二者，然后学问出焉。史学之客体，则过去现在之事实是也。其主体则作史者读史者心识中所怀之哲理是也。有客观而无主观，则其史有魄无魂，谓之非史焉可也” 新史学,梁启超十分重视史家自身的哲学修养。 “历史与历史哲学虽殊科，要之，苟无哲学之理想者，必不能为良史，有断然也。” 新史学 而章太炎论新史学方法则更多地集中于史学研的具体方法。他对汉代古文家的治学方法和乾嘉朴学的研究方法给予了高度重视，并认为墨子和荀子的经验法颇有近代学术方法的精神。他还认为革新旧史体例，只有吸取纪传体、纪事本末体和典制体的长处，才能得到满意的结果。,三、新史学方法的初步运用 新的史学方法观念的诞生，带来了当时历史研究的新局面： 首先大批史家以进化史观指导历史研究，初步探索了历史阶段的内在逻辑关系。有的研究者还对中国上古的社会型态作了较新颖的分析。 “伏羲之世作网以渔，教民以猎，而田猎之余留以供食，由野畜易为家畜，而游牧制度以兴，亦号包羲。”、“神农教民播谷，与民并耕，由游牧易为耕稼”、“游牧耕稼并行之制”。 中国历史教科书第一册 夏曾佑所撰中学历史教科书认为，从“知母，不知有父”演变成父系家庭，是中国社会必经的阶段。,其次，对于历史上一系列具体问题作了新颖的探索。 章太炎1907年发表于民报第14号的官制索隐，提出了“神权时代天子居山说”，“专制时代宰相用奴说”，“古官制发源于法吏说”。 当时对于百家诸子的思想，也提出了不少新观点。 如梁启超在1902年写成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势，1904年写中国法制学发展史论，刘师培1905年发表周末学术史发微，章太炎1906年发表诸子学略论。,但由于诠释学的史学研究法还只是新史学的初步阶段，对于如何科学地诠释历史，当时尚没有形成有体系的观点和方法，因而在实践中出现了一些非科学因素。 梁启超1904年中国历史上革命之比较以历史上的革命影射革命派的革命学说。1908年他作王荆公，把王安石变法说成是他个人意志活动的结果，说“免役法”是“世界上最名誉之革命”“条例司”是社会主义等。1908年他作管子传说管仲听政于民，“与近代立宪政治合”，管仲重法治和官吏取责是“虚君政治”，“与责任内阁合”。,新史学方法存在的一些局限： 第一，是史学研究的经世性与科学性的统一问题。 新史学的主观目的，就是要为中国近代文化的发展提供借鉴。经世意识是新史学形成的动力。但是对于如何处理学术经世和学术科学化的关系，当时尚未形成科学的方法。 以梁启超为核心的新史学流派，主张微言大义式地研究历史，把历史研究的主体性提到第一位。,第二，是新史学方法与传统史学方法的关系问题。 新史学的建设必须遇到如何对待传统史学方法的问题，中国传统史学方法与传统史学方法与传统哲学的思维方式有密切的关系。但是新史学思潮对此也没有作具体分析。 又如对待西方学术方法的问题。当梁启超等人继续宣传西方学术方法之时，章太炎对当时西方史学方法进行了思考。 “中西学术，本无通涂。适有会合，亦庄周所谓射者非前期而中也”。 章太炎与人论朴学收,由于它们无法使自身完全准确，故不能排斥文献史料而惟求之于金石文字。 “世人多以金石匡石传，苟无明识，只自罔耳！五帝以上，文字或不具，虽化肌骨为朐忍，日夜食息黄壤之间，且安所得？夫发地者，足以识山川故处，奇雀异兽之所生长，此为补地志、备博物、非能助人事记载也。” 说林信史上 “信神教之款言，疑五史之实录，贵不定之琦辞，贱可征之文献，闻一远人之言，则顿颡剑衽以受命，后先不悟，从以驰，废阁旧籍，鬻为败纸。人之彦圣，而违之俾不通，以不能保我子孙黎民。枳句来巢，空穴来风。悲夫！昔者吾友尝从事于斯矣。” 说林信史上,四、新史学方法论体系之一民族文化主体论的史学方法 王国维、陈寅恪、陈垣、汤用彤、柳诒徵为代表的民族文化主体论史学流派，提出了近代新史学方法的一个重要类型。他们强调在传统学术方法基础上，结合近代西方学术方法发展出新史学方法。,他认为中国旧学问长于实际，而西方学术则“长于抽象而精于分类”，“对世界一切有形无形之事物，无往不用综括及分析之二法”。按照他的看法，凡对研究对象能够运用抽象的思辨，采用综括与分析二法，“求其原因，定其理法”“使事物必尽其真，而道理必求其足”，才取得了学术上的“自觉地位”，才能符合近代新史学的真谛。,王国维（18771927）字静安，号观堂。 近代享有国际盛誉的著名学者。 著名文学家、史学家、国学大师。,王国维的史学方法:,王国维在方法论领域的最大贡献是他提出了二重证据法，从传统史学研究方法的继承与发展角度为新史学指明一条具体的方法途径。 所谓二重证据法，即以地下出土的资料如甲骨文、金文等证传世文献，又以文献证甲骨文、金文等新史料。 “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训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 古史新证总论 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续考是他研究古书古史、利用二重证据法的典范。,二重证据法的第一个特点是：对史料的很开阔的看法。王国维对于新史料异常关注。 他把新史料的发现视为新学问之发现。 “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现” 静安文集续编最近二三十年中国新发现之学问 至于文献史料，王国维也有很正确的认识。 “上古之事，传说与史实混而不分，史实之中固不免有所缘饰，与传说无异，而传说之中往往有事实之素地。” 古史新证总论,二重证据法的第二个特点是：广泛采用乾嘉朴学的考据方法。 “顾自周初迄今，垂三千年，其迄秦汉，亦自千年，此千年中古文字之变化，脉胳不可尽寻，故古器文字有不可尽识者，势也。古代文字，假借至多，自周至汉，音亦要变，假借之字，不能一一求其本字，故古器文义有不可强通者，亦势也。荀考之史事与制度文物，以知其时代之情状，本之诗书以求其文之义例，考之古音以通其义之假借，参之彝器以验其文字之变化。由此而之彼，即甲以推乙，则于字之不可释，义之不可通者，必间有获焉。” 观堂集林卷六,二重证据法的第三个特点是：他虽以乾嘉朴学方法为基础，却突破了乾嘉朴学方法的局限。 这首先表现为王国维把文字的训释和史事、制度的考察结合起来。 其次王国维还把历史进化和历史因果关系的认识贯穿到考据中。 “凡事物必尽其真，而道理必求其是，此科学之所有事也。而欲求认识之真与道理之是者，不可不知事物道理之所以存在之由与其变迁之故，此史学之所有事也。” 国学丛刊序,二重证据法既不全盘否定传统史学方法的成就，相反，它使传统学术方法得到运用，同时又注入了近代新史学的观点和方法，在相当程度上协调了新、旧史学方法的冲突，也协调了新史学经世性与科学性的冲突。 郭沫若评价王国维是“新史学的开山”。 顾颉刚也推崇他史学研究“求真的精神，客观的态度，丰富的材料，博洽的论辩”，认为他已经“开出一条研究的大路”。（古史辨自序）,陈寅恪的史学方法论与王国维在基本出发点上是一致的。他也渴望根据传统学术方法的长处结合西方学术方法形成新史学方法论。 陈寅恪在新史学方法体系中的最大贡献是他结合考据意识和从文化史角度研究学术的思路，开辟了新史学之文化史学的方法途径。 所谓文化史方法：是指从文化史角度、根据一定的方法程序，来研究历史问题。,陈寅恪,陈寅恪的文化史学方法的三个特点： 第一，把古往今来的一切文化印迹都作为史料。 第二，它继承和刷新了考据方法。 陈寅恪在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中曾概括王氏治学方法为三条：（1）“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 （2）“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证，” （3）“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 陈寅恪运用考据法最频繁的有两种：其一是语言比较法。第二种主要考据法是史料考异法。,第三，它贯注了陈寅恪关于文化问题的哲学认识。 陈寅恪的文化史学方法论虽然对文化问题的理解未必十分精当，但他按照这一套方法取得了突破性的成果。他的历史研究特别是中古文化史研究的成果成为新史学各种派别所共同承认的财富。他的研究方法为新史学的深入发展提供了又一条途径。,陈垣也试图结合传统学术方法，发展出新史学方法。 陈垣在新史学方法体系中的最大贡献是他整理和革新了传统考据法。有以下特点: 第一，史料范围十分广泛。,陈垣所用史料数量甚多。据许冠三统计，元西域人华化考（约8万字），用史料220种；史讳举例（8万字）用史料117种，明末滇黔佛教考（15万字）用史料170种；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7万字）用史料68种；通鉴胡注表微（20万字）用史料256种。以未成书的论文言，材料最富的回回教入中国史略（约1万字），用史料超过70种（新史学九十年,第二，重视目录学，校勘学，提出史源学。 陈垣治学由张之洞书目答问入手，深知目录学是一切学术研究的起点。他曾花很长时间研究四库全书，写过四库书名录、四库撰人录和四库书名考异。 陈垣研究问题，总是先编目录，他教学生，也是从目录学起，经常开设的课程有“中国史学名著概论”、“元史目录”、“中国基督教史目录”和“佛教史籍概论”等。 对于勘学，陈垣特别重视。他把校勘学总结出一些规则。他著有元章校补释例，（后改名校勘学释例）在校补沈刻元典章的基础上，对历代校勘方法作了归纳，总结出对校法、本校法、他校法、理校法四种校例。 陈垣还认为研究历史要注意史料的源头。他认为清理史源既可窥先圣用功之密，亦可揭前人致误之由，更可防止“浊流靡已”。,第三，重视工具书，创新历史年代学和避违学。 陈垣还写了史讳举例，对中国历史上的避讳现象作研究，总结出几种方法，弄清在什么情况下用什么办法避讳。 第四，不以考据自构，重视史事疏解和思想表微。 “考证为史学方法之一，欲实事求是，非考证不可。彼毕生从事考证，以为尽史学之能事者固非，薄视考证，以为不足道者。亦未必是也。” 通鉴胡注表微考证篇 他认为讨论文献的版本：目录，考订史实的真伪是一切历史研究的基础。但也不能把它视为史学的唯一方法。应该在考证基础上说明史实的发生、发展，并揭示它的思想价值。,第五，陈垣对传统史著体例也有很深的认识。 陈垣的史学方法论目标，就是要在全面继承传统史学方法的基础上，创造出新史学的研究方法，他较为全面地证明了传统学术方法的活力。,汤用彤对新史学方法的态度与上述诸人基本一致。,汤用彤（18931964），字锡予，哲学家、教育家、国学大师。学术著作如汉魏两晋南北朝佛 教史、印度哲学史略、魏晋玄学论稿等,他在新史学方法体系中的主要贡献是探索了文化比较的方法。有以下几个基本观点： 第一，他认为应该对每一种文化持有一个端正的态度，在没有深入研究各种文化现象时，不能对任何文化作简单的判断。每一种文化都有其特性，但又体现出人类文化的共性。它们是共性与特性的统一。 第二，他认为对文化比较应该坚持全局和重点相统一的态度。汤用彤反对文化现象作孤立的比较。 “观察往者之哲学思想而归纳之称为属于某一时代者，固有其特殊方法、态度分野。而此一时代之哲理家（思想家）亦罕能超出其时代之定式。此一时代各种文化活动，靡不受此新方法、新理论之陶铸，而各发挥此一时代之新型。” 魏晋玄学和文艺理论,第三，汤用彤指出文化比较，应透过表面现象，找出每种文化的真正可比的方面。 第四，汤用彤关于文化比较方法的论述，还吸收了传统考据学的一些优点。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就是这两种方法结合的范本。,柳诒征认为不同历史时期人们有不同的历史知识的要求，所以历史研究的重点和表现形式也应有所变革。但这一变革不能与以往历史研究完全脱节。 他重点论述了新史学著作体例与古代史著体例的关系问题： 第一，新史著的材料只有取裁于旧史著，不能轻易怀疑和否定旧史著的史料价值。 第二，反对割裂新史学与传统史学方法。对于古代史学著作的精意，柳诒征曾作充分论述，他认为今日著史。也就吸取其中良法美意。,他提出史学双轨说。 “子玄论史，溯源六家，推暨流别限于二体。晚近学者，旁通译寄，病吾国史，专纪帝王。猥欲更张，恢宏民物，宗尚既别， 材亦殊。分析篇章，标举名类，号称新史，上掩前徽。于是人有新制，家矜制作，诋诃往哲，攘斥旧籍，迁固之徒，殆束阁矣。然代 相续，如绳莫载，凡今之为，率沿自昔。专家学者，旁求域外，诅观国故，渐识家珍。渊珠山金，颇事网凿，寻绎旧典，骎骎日上。又复侈陈史法，精辨原料，求真祛伪，述往思来，较其畛域，视昔为恢矣。吾观近制，冥符古谊，剖析本末，标曰双轨。一则类举件事，原于世本；一则以时属事，本之春秋。视刘氏所陈，六家二体，尤为简要，通贯古今焉。” 中国史学之双轨,总之，王国维、陈寅恪、陈垣、汤用彤、柳诒证等人提出了发展民族史学的重大问题。他们的史学方法论主张和史学实践对此作了最好的证明。他们为中国新史学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借鉴。,五、新史学方法论体系之二文化西化论的史学方法 胡适、傅斯年等提出了近代新史学方法的另一种发展方向。 胡适受西方文化特别是西方近代逻辑思想理论的影响甚深，他认为民主和经验逻辑是中国文化的发展趋向。 1919年初，为反对国故社国故月刊“昌明中国固有之学术”以“保存国粹”，明确提出了研究国故的两种完全不同的态度：一是整理国故，一是追慕国故。而正确的态度应是“必须用科学的主义和方法”来整理国故。 1919年11月新青年第7卷1号发表胡适新思潮的意义一文，他把新思潮表述为“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四大内容。,胡适具体整理国故的方法包括： 第一，关于史料的收集与审定。胡适非常重视证据，因而史料是他整理国故的出发点。不仅对于不可靠的史料，对于比较可靠的文献史料，胡适也强周伪和审定。 第二，关于论点的提出，胡适认为史料审定过程中，同样可以提出一些论点，如关于版本流传过程及其讹误原因的看法。但史学的主要目的还是在接近真实的史料基础上提出作者个人的分析。,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导言中把史料审定、理出史实线索当作“述学”，而把“明变”、“求因”、“评判”视为述学基础上的高级批判。 所谓“明变”即在于使学者知道古今思想沿革变迁的线索。 “求因”即指出沿革变迁的原因，分析个人才性特点，时势背景及思想学术上的继承关系。 “评判”是把每一家学说发生的效果提示出来，看一家学说在同时代的思想和后来思想上产生了何种影响，看他在风俗政治上产生了何种影响，看他造出什么样的人格。,第三，史料和史论的关系，胡适曾经提出一个很有影响的口号叫“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 “科学的方法只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十个字。没有证据可悬而不断，证据不够可假设，不可武断，必须等到证实以后，方才奉为定论。” 治学的方法与材料 “实验主义只是一个方法，只是一个研究问题的方法。他的方法是：细心搜求事实，大胆是提出假设，再细心求实证。” 介绍我自己的思想 “假设不大胆，不能新发明” 我的歧路,胡适的史学方法体现出他学术经世的用心。 “我治中国思想与中国历史的各种著作，都是围绕着方法这一观念打转的。方法实在主宰了我四十多年来所有的著作。” 胡适口述自传哥伦比亚大学和杜威 方法论是胡适史学研究的核心。 “从基本上说，我这一点实在得益于杜威的影响” 胡适口述自传哥伦比亚大学和杜威,傅斯年,傅斯年（1896年3月26日1950年12月20日），字孟真，山东聊城人，祖籍江西永丰。历史学家、学术领导人、五四运动学生领袖之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创办者。傅曾任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国立台湾大学校长。,傅斯年在近代新史学方法体系中的贡献是：他揭橥“近代历史学只是史料学”的大旨，发展比较研究方法和历史语言研究法： 傅斯年史学方法的核心是史料学说。他认为中国史学界虽然自古就有广泛搜求史料，精心鉴别史料，力图再现历史真实的传统，并且形成了乾嘉朴学的求实风格，但整体而言，中国史学多是因袭各种体例，在没有对历史材料进行深入考辨的基础上去著史。 “历史学不是著史，著史每多多少少带点古中世的意昧，且每取伦理家的手段，作文章家的本事。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 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史料学说的第二个核心内容是他把材料的范围充分扩展。傅斯年提倡全面地搜集各种历史资料。 “史料的发现，足以促成史学的进步。而史学之进步，最赖史料之增加。” 史学方法导论 “我们要能得到前人得不到的史料，然后可以超越前人；我们要能使用新材料于遗传材料之上，然后可以超越同见这些材料的同时人。” 史学方法导论,傅斯年论述和运用得较多的科学方法主要有二： 第一是史料比较法。 “假如要问我们整理史料的方法，我们要回答说：第一是比较不同的史料；第二是比较不同的史料；第三还是比较不同的史料。” 史学方法导论 第二是语言学观点治学思想史的方法。由训释文字入手，探究文章的义理，是中国传统的治学方法。,傅斯年还很强调历史研究中自然科学知识和方法的运用。 “现代的历史学研究，已经成了一种科学的方法汇集。地质、地理、考古、生物、气象、天文等学，无以不供给历史研究者以工具。顾亭林研究历史事迹时自己观察地形，这意思虽然至好，但如果他能有我们现在可以向西洋人借来的一切自然科学的工具，成绩岂不更卓越呢？若干历史学的问题非有自然科学之资助无从下手，无从解决。” 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 所谓利用自然科学之工具，主要有两层意思，一是将自然科学的知识直接运用于历史领域，二是将自然科学的方法引入史学领域。 总之，傅斯年明确提出了史学科学化的主张，他试图把历史研究建立在严密的史料考辨和形式逻辑之上。,六、新史学方法论体系之三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 李大钊、陈独秀、郭沫若、吕振羽、翦伯赞、范文澜、侯外庐等马克思史学家提出了新史学方法的另一条发展道路，使近代史学方法论发展到发掘历史本质唯物和辩证的高度。 李大钊1924年出版的史学要论：是我国第一部系统论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纲及其对史学研究的指导作用的理论著作。 瞿秋白1924年发表的社会科学概论：强调只有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才能真正发现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 郭沫若1930年出版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第一次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纲研究中国历史。,吕振羽1934年4月发表了中国经济之史的发展，7月出版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用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原理，划分了中国历史发展的具体阶段，并运用考古资料，结合神话传说，对原始社会作了开创性的论述。 1936年他又出版了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支持郭沫若关于中国历史上存在奴隶制的见解，并就殷周两代的社会性质以及奴隶制与封建制的分界，提出了有异于郭沫若的见解，首创西周封建论。 1937年他出版中国政治思想史，通过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辩证研究，系统地论述了从商代到鸦片战争时期政治思想的发展过程。,翦伯赞在1930年11月发表中国农村社会之本质及其历史的发展阶段之划分：用马克思主义史观分析了中国农村社会“封建的生产方法”的特点。 1943年以后，他运用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结合中国历史实际，写成并出版了中国史纲第一、二卷。 范文澜在1940年写的关于上古历史阶段的商榷，曾指出郭沫若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其功甚伟，其影响亦甚大。他运用唯物史观撰写了中国通史简编。,侯外庐1939年发表社会导论对划分社会发展阶段的标准，结合马克思资本论的有关论述，作了独特的论述。 1934年出版中国古典社会论（1947年修订再版时改为从可征信的甲骨文开始，论述了中国古代社会（即奴隶社会）发展所经历的西周、春秋、战国三个阶段，指出了中国古代奴隶制的具体特点。 1944年出版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与 中国古代社会史相应，论述了中国古代社会思想（即奴隶社会思想）发展的三个阶段。 社会史与思想史的紧密结合，是侯外庐史学研究方法的一个鲜明特色。,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论的程序是： 第一，史料收集与整理。研究历史，离不开史料。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史料概念集中了近代所有关于史料的论述，把史料的范围扩大到文献与非文献的各个方面。 非文献史料包括遗址、遗物、口头传说及风俗习惯等，文献史料则是集经、史、子、集四部的所有文字资料和出土文献。 郭沫若对传统的考据学就采取了分析的态度。,“研究历史当然要有史料。马克思主张尽可能地占有大量资料，也说明资料对科学研究的重要。占有了史料，就必须辩别它的真假，查考他的年代去其糟粕，取其精华，这一番检查的功夫，也就是所谓考据。这些工作是不可少的，是应该肯定的。” 关于目前历史研究的几个问题 郭沫若对中国古代考据成绩给予了高度重视。他也很推重近代罗振玉、王国维对考据学的贡献。,郭沫若又在传统考据学上的突破主要表现： （1）以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重在探求事物的本质和规律，郭沫若与中国传统考据学及胡适的实用主义考据学有根本的区别。 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为开端，郭沫若始终强调历史研究“必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即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他所从事的考据，也同样是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下进行的，具有批判的性质。 郭沫若曾指明“批判”和“整理”的根本区别：“整理”的究极目标是在“实事求是”，我们的批判精神是要在“实事之中求其所以是”。“整理”的方法所能做到的是知其然，我们的“批判”精神是要“知其”以然。所谓“实事之中求其所以是”与“知其所以然”，就是要力求探讨事物的本质和规律。 （2）拓展考据范围，更新考据方法。郭沫若改变传统考据学主要限于儒家经书字句的注疏和名物的考证，使考据学服务于社会发展史、历史发展规律的探讨。最突出的是把古文字和古代史的研究结合起来。,侯外庐也是如此，在历史资料方面，他主张谨守考证辨伪的治学方法，吸取前人的成果，再进一步改进或订正他们的说法。 侯外庐说，20到30年代的中国社会史论战，有两个缺点：其一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没有很好消化，融会贯通；其二是不少论著缺乏足以征信的史料作为基本的立足点，往往在材料的年代或真伪方面发生错误。 “中国史料汗牛充栋，真伪相杂。无论研究中国历史、思想史，要想得出科学的结论，均须勤恳虚心地吸取前人考据学方面的成果，整理出确定可靠的史料。如果要研究中国历史，尤其是古代史，就必须钻一下牛角尖，在文字训诂、史料考证辨伪方面下一番功夫。” 侯外庐史学论文选集,第二，辩证地解释历史。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们坚持从社会存在解释社会意识，解析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理解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 第三，史论结合，坚持材料和观点的统一。 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它形成了对传统学术方法的全面转化。较之文化主体论者和全盘西化论者，这套史学方法既满足了新史学的理论要求，又满足了新史学的实证要求，并且突破了形式逻辑的局限，有条理清晰、分析问题深入历史文化本质联系的特点。它之所以成为中国当代史学研究的主流，产生了比其他史学流派更深远的影响，不是偶然的，有它方法论的独到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