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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讲第四讲 晚清新政晚清新政一、简介二、科举制度废止三、政治体制变革v夫今日之中国，本千钧一发之际，存亡危急之秋，以言乎外，则机会均等之政策并起于列强，以言乎內，则革命排满之风潮流行于薄海，祸机已兆，后患难言。v除了改革，清政府已別无他路。v1901年1月29日，清廷向宣布实行新政。v慈禧太后用光绪皇帝的名义颁布上谕：v现今议和，一切政事尤须切实整理，以期渐图富强。v查中国之弊在于习气太深，文法太密；庸俗之吏多，豪杰之士少；公事以文牍相往来，而毫无实际人才，以资格相限制，而日见消磨，误国家者在一私字，祸国家者在一例字。v懿训以为，取外国之长，乃可补中国之短；前事之长，乃可作后事之师。v康逆之谈新法，乃乱法也，非变法也v今者恭承慈命，一意振兴。严禁新旧之名，浑融中外之迹。v至近之人学西法者，语言文字、制造器械而已。此西艺之皮毛，而非西政之本原也。居上宽，临下简，言必信，行必果。我往圣之遗训，即西人富强之始基。中国不此之务，徒学其一言一行、一技一能，而佐以瞻徇情面，自私身家之积习；舍其本原而不学，学其皮毛而不精，天下安能富强？v总之，法令必更，锢习必破，欲议振作，当议更张。v著军机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出使各国大臣、各省督抚，各就现在情形，参酌中西政要，或取诸人，或求诸己，如何而国势始兴，如何而人才始出，如何而度支始裕，如何而武备始修，各举所知，各抒所见，通限两个月，祥悉奏议以闻。v4月21日，成立了以庆亲王奕劻为首的“督办政务处”，作为筹划推行“新政”的专门机构。v清朝内部的臣工反应也很快，其中两江总督刘坤一与湖广总督张之洞，联名上了三道奏折，是为轰动一时的江楚会奏。v1901年到1905年，清政府连续颁布了一系列“新政”上谕。军事改革军事改革v编练“新军”v清政府对此投入了巨大财力，花费了很大力气。1901年8月29日，清政府下谕全国停止武科科举考试；9月11日命令各省仿北洋、两江筹建武备学堂；9月12日下谕全国各省裁汰旧军，编练“常备军”。编练“新军”的工作在全国铺开。经济改革经济改革v兴办工商企业v1903年9月7日，清政府设立商部，倡导官商创办工商企业。v颁布了一系列工商业规章和奖励实业办法，如：钦定大清商法、商会章程等。这些章程规定，允许自由发展实业，奖励兴办工商企业，鼓励组织商会团体。教育改革教育改革v废科举，办学堂，派留学v1905年9月2日，光绪皇帝诏准袁世凯、张之洞奏请停止科举兴办学堂的折子，下令“立停科举以广学校”，使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被最终废除。v12月6日，清廷下谕设立学部，为专管全国学堂事务的机构。司法改革司法改革v1902年5月13日，“现在通商交涉，事益繁多。著派沈家本、伍廷芳将一切现行律例，按照交涉情形，参酌各国法律，悉心考订，妥为拟议。务期中外通行，有裨治理。”v影响最为深远的是三个总结性的大法：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大清新刑律、民律草案，分别在程序法和实体法领域为中国法律的现代化奠定了牢固的基础。政治改革政治改革v改革官制v立宪运动慈禧太后 二、科举制度的废止二、科举制度的废止v1901年6月，开经济特科；8月，废八股文程式，试策论；9月，谕令各省设立学堂。v1902年办理京师大学堂，拟学堂章程。1903年清政府颁布奏定学堂章程，推行新学制。v学部的创立v派遣留学v清末“经文之义”的八股大盛，限制了人们去追求新知识新学问，造成了病态人格，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制度障碍v梁启超谓“八股之害，甚于焚书坑儒，实非过激之言”。v废科举的呼声连绵不断，从60年代天文算学馆的设立、7080年代特设一科论争、经济特科之允行，至戊戌时期废八股与新式学堂之兴，一浪一浪地对科举制进行了冲击。1 1、停止一切科举考试、停止一切科举考试 v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初四(1905年9月2日)，清政府发布谕令：v方今时局多艰，储才为急。朝廷以近日科举每习空文，屡降明诏，饬令各省督抚，广设学堂，将俾全国之人，咸趋实学，以备任使，用意至为深厚。v前因管学大臣等议奏，已准将乡、会试中额分三科递减。兹据该督等奏称：科举不停，民间相率观望，欲推广学堂，必先停科举等语，所陈不为无见。v著即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其以前之举贡生员分别量予出路，及其余各条，均著照所请办理。v总之，学堂本古学校之制，其奖励出身又与科举无异。历次定章，原以修身读经为本；各门科学，尤皆切于实用。是在官绅申明宗旨，闻风兴起，多建学堂，普及教育，国家既获树人之益，即地方亦有光荣。我国历史上最后一次科举考试我国历史上最后一次科举考试v年月日清晨，在礼部会试中选拔出来的名贡士，从中左门进入保和殿，历经点名、散卷、赞律、行礼等种种仪式礼节，准备参加名义上由皇帝主考的殿试。v试题是以皇帝名义提出的时务策问。v这次殿试的前三名为：状元刘春霖、榜眼朱汝珍、探花商衍鎏。参加这次殿试的贡士还有谭延（外门里岂）、汤化龙、蒲殿俊、沈钧儒等。清朝最后一次科举考试试题清朝最后一次科举考试试题v第一场，史论5篇：v“周唐外重内轻，秦魏外轻内重各有得论”v“贾谊五饵三表之说，班固讥其疏。然秦穆尝用之以霸西戎，中行说亦以戒单于，其说未尝不效论”v“诸葛亮无申商之心而用其术，王安石用申商之实而讳其名论”；v“裴度奏宰相宜招延四方贤才与参谋请于私第见客论”；v“北宋结金以图燕赵，南宋助元以攻蔡论”。第二场考各国政治，艺学策五道第二场考各国政治，艺学策五道v“学堂之设，其旨有三，所以陶铸国民，造就人才，振兴实业。国民不能自立，必立学以教之，使皆有善良之德，忠爱之心，自养之技能，必需之知识，盖东西各国所同，日本则尤注重尚武之精神，此陶铸国民之教育也。讲求政治，法律，理财，外交诸专门，以备任使，此造就人才之教育也。分设农，工，商，矿诸学，以期富国利民，此振兴实业之教育也。三者孰为最急策”。v“泰西外交政策往往借保全土地之名而收利益之实。盍缕举近百年来历史以证明其事策”。v“日本变法之初，聘用西人而国以日强，埃及用外国人至千余员，遂至失财政裁判之权而国以不振。试详言其得失利弊策”。v“周礼言农政最详，诸子有农家之学。近时各国研究农务，多以人事转移气候，其要曰土地，曰资本，曰劳力，而能善用此三者，实资智识。方今修明学制，列为专科，冀存要术之遗。试陈教农之策”。v“美国禁止华工，久成苛例，今届十年期满，亟宜援引公法，驳正原约，以期保护侨民策”。第三场第三场四书四书五经五经义义 v首题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义”v次题为：“中立而不倚强哉矫义”v三题为：“致天下之民，聚天下自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义”。2 2、科举的社会功能、科举的社会功能v社会垂直流动的重要渠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v文化普及。村村有私塾，处处有书院 v民族性格v共同的价值观v士绅阶层的塑造社会结构的中心社会结构的中心士绅士绅v科举制直接促成了两个中心的形成:其一,在流动不滞的社会结构中的士绅阶层;其二,在社会价值体系中的科举功名。v士、农、工、商四种社会力量围绕着两个中心建立了社会生活的秩序。这两个中心的重合与互动,构成了社会结构的重心,也构成了日常生活的重心。v士绅在地方上对声望、文化、经济等资源的垄断,使得他们成为占据乡间生活中心并拥有某种权力的魅力型人物。v在日常生活的具体场域中，社会结构是由各种不同社会地位的行动者、以及相互社会关系所构成的多维度的社会关系网络空间。v相互间的象征性权力关系通过日常生活的文化仪式不断建构出来。v这些文化仪式包括特殊的称呼、服饰、顶戴、礼仪活动,以及为社会默认且有别于庶民百姓的特权。v顾公燮描述明代缙绅,“明季缙绅,威权赫奕,凡中式者,报录人多持短棍,从门打入厅堂,窗户尽毁,谓之改换门庭。工匠随行,立刻修整,永为主顾。有通谱者、招婿者、投拜门生者,承其急需,不惜千金之赠,以为长城焉。出则乘大轿,扇盖引导于前。生员则门斗张油伞前导。婚丧之家,绅衿不与民同座,另构一室,名曰大宾室。”v明末叶梦珠无比怀恋地描述前辈乡绅体例:v“前辈两榜乡绅,出入必乘大轿,有门下皂隶跟随,轿伞夫俱穿红背心,首戴红毡笠,一如现官体统。乙榜未仕者,则乘肩舆。贡、监、生员新拜客亦然,平日则否,惟遇雨天暑日,则必有从者为张盖,盖用锡顶,异于平民也。”v士绅与平民不断在日常生活的各种细节中区分彼此,从而共同维护各自在权力关系中的位置。v即使是最低微的生员,也会在社会生活中拥有普通人没有的威慑力和榜样力量。v明代学者吕坤(1536 1618):v“吾少时乡居,见闾阎父老、阛阓小民同席聚饮,恣其谈笑,见一秀才至,则敛容息口,惟秀才容止是观,惟秀才之言语是听。即有狂态邪言,亦相与窃笑而不敢言短长。秀才摇摆行于市,两巷人无不注目视之曰:此某斋长也。人情之重士如此。岂畏其威力哉?以为彼读书知礼之人,我辈材粗鄙俗,为其所笑耳。”v士绅与平民之间的权力关系,也在象征体系本身的重复和繁殖中不断得到再生产。v在权力关系的日常实践中,民间社会生活的秩序自然地建立起来。人们希望成为权力群体中的一员,并小心翼翼的维护着权力的合法性以及权力关系本身。v因此,科举制塑造出的权力场域本身是稳定的,权力关系与社会结构同时也得到了稳定的再生产。v1905年设学部以为管理教育之最高行政机关。v最早的学制壬寅学制与癸卯学制，以法律的形式对各级学制、新的教育内容及毕业生地位予以规定，以期造成具有新知识、新人格、尚实际的新型人才v1909年，全国新式学校总数达52348所（不包括教会、军事学校），学生人数达1638884人，如果加上教会学校学生与军事院校学生，总数约在170180万人左右。到辛亥时期，国内学生数约为300万人。v清廷重视留学生，选派官派生，鼓励自费留学，回国后赏名列班，遂使早已发生的留学运动达到高潮。甲午前后留日学生仅数十人，1905年猛增至8千人，至1911年总人数在2万人以上，加上留欧美的数千名学生，形成一股相当可观的力量。3 3、废科举的社会影响、废科举的社会影响v罗兹曼：“科举制度曾经是联系中国传统的社会动力和政治动力的纽带，是维护儒家学说在中国的正统地位的有效手段，他构成了中国社会思想的模式。由于它被废除，整个社会丧失了它特有的制度体系。”v堵塞了传统的读经科考仕进的人生正途，意味着传统的社会垂直流动系统被打乱，从而割断了社会精英与政治系统的传统联系，直接破坏了原先的支持系统与社会基础。v城市化使农村教育边缘化。v教育基地重心逐渐从乡村转移到了城市，整个中国的教育结构与布局发生了重大变化。v一代具有新价值观与新的成就取向的新知识分子的出现。v这批新式知识分子不同程度地受到了新学的濡染与新思潮的洗礼，具有着与旧式士子完全不同的知识结构、人生理想与行为取向，他们已逸出了热衷于个人功名利禄的狭小樊篱而执着地追求一种参与改造社会的救世理想与社会实践。v“盖学生者，实能于各种社会中独树一帜，有吸取新思想之资地，有接受新感情之脑筋，有担任新中国之学问”。v于是，人们将“绝望”中的“一线希望”寄托于“学生社会”身上。v新型知识分子崛起后，成为以后中国社会改革运动与推进现代化的重要动力源与社会基础，承担起社会与时代赋予的使命，成为改造社会、推进中国前进的生力军。v社会整合机制又远不足以像过去对付士绅阶层那样去吸附与制衡这批源源不断产生的对现实持批评意见的新型人才。v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场集权制下的改革运动，成了不断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社会动员过程。三、政治体制的变革三、政治体制的变革v清承明制，实行了以皇权为核心辅以中央宰辅部院制与地方督抚制的中央集权制度。军机处的设立，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灵便度与效能感，然在总体上并不能适应开放条件下的外部世界挑战与现代化大潮。v前期：合并机构改革官制v后期：预备宪政：资政院（1907）、谘议局（1909）1 1、官制改革、官制改革v清末新政在政治体制上作了一系列改革:v调整、裁汰原有机构，新设商、学、外务等部；1901年7月，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v19021906年，陆续裁撤詹事府、通政司、太常寺、太仆寺、光禄寺、鸿胪寺等闲散衙门；裁去河东河道总督，其政务改归河南巡抚兼办；湖北、云南两省巡抚，广东巡抚，由各省总督兼管。v整饬吏治、裁汰胥吏、考核兴办新政之实绩；v改革刑律，仿西法行新律；v改革军制，废旧军办新军等1901年8月，令各省裁汰练兵防勇，设常备、巡警等军；令停武科试，各省设武备学堂；培养新军军官。v 1903年，特设练兵处，专办练兵筹饷事宜；v 1905年，由练兵处制定陆军军制，各省设督练公所，由督、抚、将军、都统兼任督办，全国拟定编练陆军36镇。v整个统治体制出现了新变化，给予地方与民间更多的政治自由，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社会活力，从而使得中国近代以来开始的现代化改革从器物层面终于走到了制度层面。清朝官吏的来源清朝官吏的来源v三个途径：科举考试、荫袭保举、捐纳。v 捐纳，有时也称捐输、捐例、开纳，即人们所说的卖官鬻爵。它通常由政府条订事例，定出价格，公开出售，并形成为制度。v乾隆年间，捐纳一名道员，需银1万多两，捐纳一名知县，需银4、5 千两不等。v雍正年间，经办捐纳的官员竟公开“卖官卖法，贪污中饱”，而捐纳出身的官吏大多“收受陋规为职事”。v以江苏为例，1874年（同治13年）道员可由外补之缺不过二、三员，府、州、县、同（知）、通（判）可由外补之缺不过数十人；而此时候补道约有六、七十员，候补府、州、县、同、通约有一千余人。资本家捐官资本家捐官v民族资本家捐官的现象比较普遍。中国是一个官本位的国家。在中国，官员的作用不仅是政治权威，而且也是教化的楷模，作养率教于先，是民众的榜样。v民族资本家投身洋务活动，兴办近代新式工业大多是仿效洋务官僚的。然而他们经营新式企业，却困难重重，外遭外国资本的排斥，内受本国各级封建衙门的干扰、刁难、勒索，各种捐税的摊派，使中小企业难以应付。v为了便于同官场打交道和求得减免各种厘税的优惠，他们中多数人纳赀捐官。v据对18631885年间开设的32家民族资本企业的创办人政治身份的不完全统计，其中候补道2人，候补知府、候补知县、候补同知、候补通判4人，候补郎中1人。v众多的民族资本企业创办人、主持人捐官，虽然为他们的经营活动带来了诸多方便，如与官府办理交涉可省去不少麻烦，可以从官府那里获得有关工商业经营方面的信息，甚至还可以获得减免厘税的种种优惠，对民族资本的发展起了一定的有益作用。不利因素不利因素v大量的资金用来捐官以及用于官场应酬、交际，使企业的资金不能用来扩大再生产。v降低管理水平，不少民族资本企业经营不善、严重亏损，与企业创办人捐官有很大关系。v捐官也扭曲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形象，使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从一开始就产生了对封建官府的依赖和屈从。v民族资产阶级同封建主义的广泛联系形成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先天的软弱性和妥协性的品格v1901年，清政府宣布实行新政。两江总督刘坤一和湖广总督张之洞在其联衔会奏折中指出：中国积贫积弱不振的原因很多，捐纳制度是其一。v捐纳“碍民生”、“丧国体”、“败纲宪”、“坏吏治”，“捐纳实官最有妨于新政，娉乱吏治，阻格人才，莫此为甚。今欲整顿，请即下诏，永远停止。”v1901年，清政府正式宣布停止捐纳。v但谕令颁布不久，又因各省赔款摊派数额巨大，新政经费无着而再行开捐。v当时正逢宣布废八股、停科举，大批生员仕途受阻，因此争抢购买官衔爵位几乎达到了高潮。有人形容当时捐官者犹如“微生物滋蔓，所在皆是矣”。甚至富贵之家“北角之岁（幼儿），隶名天官；胎妊小儿，预营仕牒，吏道沦丧，莫此为甚”。v1909年（宣统元年）新成立的度支部甚至还正式地将日常捐例所得，列为国家“必要的财政收入”。1910年度支部制订的次年财政预算岁入表中，规定捐纳一项收银应为565万两。只是由于武昌起义爆发，清朝垮台，这项预算计划才未实现。2 2、宪政大讨论、宪政大讨论v日俄战争（1904-1905）v1906年8月25日，清廷召开了一次廷臣会议，参加者有醇亲王载沣、军机大臣、政务处大臣、大学士，以及当时的北洋大臣袁世凯。v这是一次专门讨论是否把立宪作为既定国策的重要会议。立宪派与立宪缓行派的分歧立宪派与立宪缓行派的分歧 v廷臣会议上并没有人公开反对立宪，几乎所有的与会者都或多或少把立宪政体作为一种良好的制度予以肯定。v持积极肯定态度的主张尽快推行立宪，以解决中国的危机，有奕劻、徐世昌、张百熙、袁世凯v持保守消极态度的认为立宪可以作为中国政治发展的未来方向；但却反对把预备立宪作为中国变革的近期目标，孙家鼐、铁良和瞿鸿禨v醇亲王载沣则采取中间偏积极的立场。v第一，中国能否承受立宪的消极后果第一，中国能否承受立宪的消极后果 v立宪缓行派认为，由于中国处于严重的内忧外患和国势虚弱的情况下，因而无力承受立宪这样的重大变动可能带来的危险和动荡局面。v立论根据是，重大的变革必须在国家的资源与能力、国家对社会的控制力相对强大的情况下，才具有成功的可能。中国在当时显然还不具备这样的条件。v在危机条件下进行立宪是十分危险的v危机的局势会使社会在如何解决危机的问题上，出现越来越尖锐的矛盾与冲突，立宪将反而使各种水火不相容的政治分歧表面化v“各国立宪，多由群下要求，求而不得则争，争而不已则乱。”“定于一则无非分之想，散于众则有竞进之心。其名至为公平，其势最为危险。行之而善，则为日本之维新。行之不善，则为法国之革命。”v以法国革命作为例子，来说明立宪对中国可能具有危险。v“法国则当屡世苛虐之后，民困已深。欲以立宪救亡，而不知适促其乱。”v立宪实际上必将导致积怨甚深的民众自下而上的政治参与。而这种政治参与，反而将成为反对政府的激进革命的催化剂。v中国立宪改革可能造成的最大危险是，政府与国家的权威将因立宪条件下的民众的干预而失落。v“自辛丑始昌言变法，自丙午遂定议立宪，其初心本于望治之切，其流弊乃渐失权限之分。横议者自谓国民，聚众者辄云团体。数年之中，内治外交用人行政皆有干预之想。来日方长，坚冰可惧。”v“教育未能普及即予国民以参政权，最为危险。”立宪积极派立宪积极派v正因为中国危机深重，因此，只有重大的改革动作和革新才能拯救中国。v在日益深重的外部危机中，立宪可以争取人心和稳定人心，扩大社会各阶层的政治热情和对国家和现政权的效忠，从而形成君民一致的团结精神，他们认为，只有这样的群策群力，才能摆脱民族危机，并使中国日臻富强之境。军机大臣、巡警部尚书徐世昌：军机大臣、巡警部尚书徐世昌：v并不否认中国的国势虚弱，正因为如此，中国必须进行大刀阔斧的变动，才能解决危机。v支离的、逐渐变更的改革方法，无法克服传统体制和政治秩序的惰性，也无法发动社会的力量来增加国力，因而也无法使改革取得实效。v逐渐的小变之所以不能取得成效，这是因为这种变革并不能改变人们的观念并籍此激发国民的精神，“盖国民之观念不变，则其精神也无由变。是则唯大变之，乃所以发起全国之精神也。”考察宪政大臣达寿：考察宪政大臣达寿：v处于一个国际竞争的时代，一国的国民是否有竞争力是至为关键的v立宪制度下的人民之所以有凝聚力与国际竞争力，一方面他们对国家负有纳税、当兵的义务，另一方面又从国家获得参政的权利。v这样，就会形成上下共谋，朝野一气，一休一戚，无不相关，在君主与民众之间，形成家人父子一般的相互关系。这样，一国的战斗、财富、文化教育问题均可迎刃而解。v达寿以普鲁士、奥地利、日本为例来说明“非立宪而谋国民之发达，则不足以图自存”。第二，中国是否具有立宪的原动力第二，中国是否具有立宪的原动力 v立宪的动力是“因”，立宪只是基于这种“因”的“果”。v西方各国的立宪，均先有某种“主动于立宪之始者”作为立宪运动的原动力，这种原动力“磅薄郁积，蓄之数十年，而宪政始立。”v西方宪政的建立，实际上只不过是这种“数十年所造之因，结其果而己。”无论法、美、德、日，均是如此。而这种情况在英伦尤其典型。英伦的宪章源于古老的习俗。千百年来，盎格鲁撒逊民族正是依靠这种习俗休养生息。v一个没有立宪的原动力或“远因”的国家，却把西方的立宪政体，也即西方的“远因”所结成的“果”拿来作为实现国家“富强”的原因。这种“以果为因”对中国立宪政体的建立和运行将会产生人们意料之外的不利结果。v有原动力的立宪，由于国民政治能力已发展成熟，从而形成对专制政权的“正当之要求”，而中国的立宪运动没有社会内部经济上的原动力，中国人则是由于外界的刺激，而并非由于“民力之膨账”。v中国立宪并不具有内部的动因。“是固震惊于宪政之虚名，而非洞澈宪政之精髓也”。“今纷纷言立宪为图强良法，其说未误，以为立宪而即可强国，而不求其所发能立宪之故，仅责之以立宪两字，则大误者也。”第三，立宪政治是否必须以国民程度作为先决条件第三，立宪政治是否必须以国民程度作为先决条件v孙家鼐指出，既使要以立宪来发起全国之精神，那也是在一定的条件下才有可能，这个条件就是“民之程度渐已能及”，v然而，中国的当前的情况则是，“国民之能知立宪之利益者，不过千百之一，至能知立宪之所以然，而又知为之之道者，殆不过万分之一，上虽颁布宪法，而民又懑然不知，所为如是，则恐无益而又适为厉阶。”v中国在国民尚缺乏立宪所必要的知识程度之前，立宪改革必须慎之又慎。v邮传部大臣张百熙认为，国民程度应该是改革的结果v如果要等到国民程度达到立宪的标准时才实行立宪，那中国将永远看不到立宪的那一天来临。v张氏的结论是，“与其俟程度高而后立宪，何如先预备立宪而徐施诱导，使国民得以渐几于立宪国民程度”。第四，吏治清廉是否是立宪的必要条件第四，吏治清廉是否是立宪的必要条件 v军机大臣、协办大学士蒙古官僚荣庆称，他并非不深知立宪政体之美，但中国的实际情况是，政体宽大，渐流弛紊，因此，必须“先整饬纪纲，综核名实，立居中驭外之规，定上下相维之制，”他认为，只有这样行之数年，使官吏尽知奉公守法，然后才能逐步推行立宪。v如果不考虑中国与西洋国情与局势的不同，而仅仅为了追逐立宪的虚名，其结果势必使政府无法控制那些无法无天的神奸巨蠹，执政者将处于无权的境地，月长日久，将导致严重的后果。v传统政体下产生的宽纵之弊和由此产生的纪纲紊弛，在立宪政治推行以后反而会更加得不到有效的约束，其结果将使各级官吏为非作歹和腐败的痼疾变本加厉。v因此，只有先行运用国家的权威整顿秩序，以便为以后的立宪变革扫清路障。第五，立宪与地方自治为的关系第五，立宪与地方自治为的关系v军机大臣、陆军部尚书铁良认为，这种困难首先在于，地方上劣绅劣衿、土豪与讼棍，本是地方官府严加控制和管束的对象，而现今中国的情况是，此类人已盘根错节，“几无复与之争者”，如果推行地方自治，而这一类人却公然握有地方命脉，这一矛盾又如何解决？v立宪势必扩大地方的权限，并裁撤中央对地方行使监督的台谏和监司。而在“郡县贪暴，民受其虐，今已甚矣”的情况下，“台谏之职罢，疾苦无由上闻，监司之官裁，冤抑又无从上诉，虽有高等裁判，然郡县离省城数千里，离京城数万里，铁轨不通，轮舟不到，民虽欲赴京门而诉之，何从上达耶？是流弊必至虐民。”v这样，立宪的目的本在于尊君保民，而其推行的后果却变为陵君虐民，海外革命派必将利用这种情况“阴行其革命之术者。”第六，立宪与传统习俗政教的关系第六，立宪与传统习俗政教的关系 v一个民族在长期历史中形成的教政习俗，是一个相互依存的有机整体。他们反对完全抛弃已有的旧法，主张在旧法与新法之间寻找结合点。v无论是德国还是日本，这些立宪取得成功的国家，均十分重视以本国风俗习惯立宪制度的基础。他认为，只有以本国所有者为根据，采取他国所有以辅益之，立宪才能有补于实际。v“一国之宪法及附属法律，必须与本国之历史与国体有同一之性质，否则实行之际，困难不可思议，流弊不可胜防。”v德国皇帝告诫中国人：“宪政纷繁，须详细推求，且虑未必能合中国之用。选举法尤未易仿行。在中国因革损益，自有权衡，合者行之，不合者置之。v“我国家以专制之教行专制之政三千余年，教政相持，极为周密，其事非常识所能窥，若不统计全体如何，漫改其一二，以为文明之形象，此如一大机器厂，其绪机彼此相维，以成所制成之一物，若有不知此学之人，漫然改其一二，而又强迫以行，非停止即炸裂而已。”3 3、立宪模式选择、立宪模式选择开明专制开明专制 v立宪保守派人士则认为，从中国的现实条件来看，实行开明专制要比实行华而不实的立宪政治更为合适。君权与中央政府的权威君权与中央政府的权威v西洋的民主立宪，适合于西洋专制过甚的病症；中国面对的实际问题并不是专制过甚，而是国家权威不足，无法应对民族面临的各种内外危机。v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千孔百疮的国家，立宪并不是对症良药。中国首先需要的是用一种振作的君权，来应对官僚体制的窳败、国防的脆弱和民间的困顿，中国需要的是加强君主的权威，来解决国家危机。v把一个国家的“君权之消长”作为判断一个国家是否兴盛的标尺。v君权是民权的基础，君权是本位，民权是动位。如果君权一蹶不振，而所谓民权者，则由于没有了依托而成失去意义。v如果他国立宪，中国也“张皇其说”而立宪，那无异于一个医生不问病者的脉理和症结，用猛药来治萎弱之病。“政无新旧，惟顺乎民情，学无中西，惟求诸实事。”国民的智识国民的智识v从中国国民的智识准备条件来说明，当下中国需要的是开明权威政治，而不是民主立宪。v“使得一二圣君贤相，专制一二十年后，徐议宪政以为幸。”日本的案例日本的案例v日本的成功正是这种“圣君贤相专制”的“守要不惑，行之以序”的好例子。明治维新推行的是“专制政治”，而决不是“民权政治”。明治以前，庶民只知有幕府而不知有王室。而明治的中兴正是以德氏奉还政权开始的，此后，大小政令自天子出，从而使治内治外之法权有条而不紊，而议院、国会是迟至十年二十年以后才召开的v并非加速立宪就一定会导致富强，因为“西班牙之弱，埃及之衰，波兰之亡，皆有立宪之历史者也。”v立宪派承认中国陷入了深刻的内外交困的境地，但是，立宪制度是使一个民族得以凝聚为一个团结整体的唯一途径。危机越是深重，立宪的必要性就越是迫切。v其次，他们还认为，所有那些被立宪缓行派视为立宪的先决条件的问题，从国力的强盛到国民的程度，只有通过立宪的驱动和引导才能发生人们所希望的变化。因此，与其说它们是立宪的前提条件，不如说是立宪的结果。小结：立宪的前提条件小结：立宪的前提条件v资源：国力要相对强盛，并拥有较为充沛的政治和经济资源作为变革的后盾v国家权威和实力：对社会具有相对有效的控制能力，中央政府对于地方和社会基层的土豪劣绅必须有足够的约束能力，v主体：杰出的政治改革的领导人；吏治要相对的清廉；国民教育程度必须达到相应的水平；共识：政治体制改革的共识、体制设计的共识v传统习俗和社会文化v策略：渐进的策略4 4、立宪运动的兴起、立宪运动的兴起v年月，清政府正是在袁世凯、奕劻这些主张立宪的权贵派与广大士绅官僚立宪派的强烈影响下，宣布了筹备立宪的诏书。v立宪团体：国民宪政会（1906）、宪政公会（1907）v载沣集团的上台与改革的反动v国会请愿运动：v 第一次：1910年1月；v 第二次：1910年6月；v 第三次：1910年10月。国会请愿国会请愿v1908年清廷为准备立宪而在各省主要城市设立的咨议局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中央资政院，又为他们直接介入政治层面及其能量的释放创造了条件。而咨议局议员的品格、学历、财产、功名及办理公益事务的资格规定，“非我莫属”为之大开方便之门。諮議局章程規定，凡屬於本省籍貫的年滿25歲的男子男子，具備下列條件之一的居民才具備選舉資格：v1、曾在本省地方辦理學務及其他公益事務滿三年以上，卓有成績者；v2、曾在本國或外國中學堂同等或中學以上的學堂畢業的得文憑者；v3、有舉貢生員以上的出身者；v4、曾任實缺職官文七品武五品以上未被參革者；v5、在本地方有五千元以上的營業資本或不動產者。凡非本省籍的男子，年滿 25歲，寄居本省滿十年以上，在寄居地有一萬元以上的營業資本或不動產者，亦有選舉權。v从各省咨议局第一届选举结果来看，“绅士占大多数”。张朋园对全国21省1643名议员身份作了调查，发现有功名者达1288人，占78.4%，其中进士占4.35%，举人占21.27%，贡生28.73%，生员34.78%。v当时全国绅士总数为145万人，与有资格选举的169万人大致相等。v大批有新式经济实力支撑又有地方行政能力的绅士被集中在一个新的高层次组织中合法议政，即使这一组织“很难被认为是一个立法机关”，“似乎仅是绅士表达意见的机构”，也足以使这些有着强烈参政意识的绅士为自己的利益而干预朝政，取得政治上的发言权。v在政治实践中，他们以政治上立宪、经济上发展资本主义为宗旨，代表和领导了地方自治势力在政治共同体内与集权的中央皇权分庭抗礼。v在这一过程中，原先相互协调的官绅合作局面再也不复存在，有着强大的合法性社会资源、经济资源与政治资源的士绅阶层向清廷的权威发出了直接的挑战。从咨议局成立到清廷覆亡的短短数年间，中国大地上风云激变，原已十分突出的中央地方、官方与民间的矛盾由于绅士的加入而愈益激化。v在晋、皖、鲁、川、滇等省的收回路矿运动和收回苏杭甬路权斗争中，绅士主持的保晋公司、安徽路矿公会、山东保矿会、江浙铁路公司以及日后的各省咨议局都起了主要的领导作用。v1910年三次国会请愿运动被镇压，士绅多已绝望，连张謇都认为“全国为之解体”。一些激进者则随之转向革命。v徐佛苏回忆道：“各省代表闻此乱命，亦极愤怒，即夕约集报馆中密议国人各返本省，向咨议局报告说清廷政治绝望，吾辈公决密谋革命，并即以咨议局中之同志为革命之干部人员，若日后遇有可以发难之问题，则各省同志应即竭力响应援助，起义独立云云”。v这一切，表明了新政后数年，一体化结构已从分解迅速走向崩溃，从中分离出来的既代表传统的地主经济又代表新式资本主义经济实力最强的士绅阶层，在是否搞现代化与搞怎样的现代化这个根本问题上，与清廷发生了从政治疏离、对立到严重冲突。v政治结构内部的大冲突使清廷进退维谷：既无法回归传统，又无力使对方就范，政治权威合法性受到来自内外的冲击而降至零点。v士绅阶层的行动与革命党人的实践互为表里，在动摇清廷统治促进社会进步这一点上有同工异曲之妙。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屡起屡伏延续多年而未竟其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即在于一体化结构尚未撼动，革命党人的行动未能得到代表强大的地方势力士绅阶层的认同与支持。v及至20世纪初年，脱颖而出的绅权与皇权的冲突已使清廷失去了原先极为重要的统治基础，矛盾难以调解，一体化结构已支离破碎再也无法修补了。v1911年源于铁路风潮的辛亥革命的爆发，遂成为士绅们“发难”的突破口，最早独立的12个省中有10个省的咨议局都担当了发动与组织的角色。革命党人的点火播种作用在士绅领导和推动的以城市为中心的群众运动基础上终成燎原之火，双方联合起来摧毁了皇权统治，其中绅权担起了重要的角色，尽管是自觉不自觉的。v武昌起义后，各地商会多公开支持革命，武昌、汉口商团与革命军协同作战，商会上层人士发起国民捐，黎元洪大喜：“商人如此慷慨，吾决不忧军费之缺矣！”v以号称“中国第一商会”的上海总商会及上海商团为核心的全国商团联合会主要成员（如名誉会长虞洽卿、副会长沈缦云、叶惠钧、王一亭等）都秘密加入了同盟会，会长李平书也转向革命。v由绅商为主体的商会与革命党人联手是上海光复的关键所在，上海商团发挥了主力军的作用。起义后的沪军都督府财政开支主要由商人捐助结语：清末新政的悖论结语：清末新政的悖论v新政的意义v第一、引入了现代国家的要素v第二、自救运动：洋务思想与维新措施v第三、自掘坟墓：主观动机与客观效果v“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进退失据的两难困境v要通过集权的开明专制来实现政治整合，而清缺乏必要的资源、权威和控制能力；v要通过加快立宪来扩大政治参与，则由于立宪所必需的社会经济文化条件的缺乏，而导致政治整合的严重困难。v政府与民间社会难以沟通，取得共识，这种两难矛盾是清末新政失败的最重要原因。v最直接的原因：自私自利铁路国有、皇族内阁导火线是1911年的铁路国有政策v1903年12月清政府颁布铁路简明章程，改变铁路只准官办或外国人办的状况。在19031907年的5年间，全国有15个省份先后创设了18个铁路公司。其中13个商办，4个官商合办或官督商办，坚持官办的只有1个。公司和筑路权都曾依法办理有关手续。v它直接侵犯广大民众的权益，触发众怒。收回铁路利权，不是一般商业行为，而是经济利益和捍卫主权的政治行为相结合的群众运动。有的路权(如川汉、粤汉)是历尽艰辛，才从外国人手中争回来的。1910年，清政府实施铁路国有化政策v武昌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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