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瑛与“大东亚文学者大会”

吴瑛与“大东亚文学者大会” 摘 要：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文艺界为了配合战争需要和“大东亚共荣”的口号，加紧对沦陷区的文艺家和作家进行渗透洗脑。1942到1944年间，日本情报局指导监督下的“文学报国会”先后炮制了三次“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作为唯一出席过该大会的伪满洲国女性作家，吴瑛与日本文艺家及“大东亚文学”的关系错综复杂，因此成为吴瑛研究的一个重要话题和难点。本文参照所能查找到的资料，对第一次“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的召开情况和吴瑛如何参与其中做一个梳理，并试图探寻此次经历对其个人经验和文学创作的影响。 关键词：吴瑛;“大东亚文学者大会”;影响;文学创作 1941年12月，日本为了争夺远东殖民地，独霸亚洲，发动了太平洋战争。此后，日本人将侵略战争说成是“大东亚圣战”，将侵略行径美化成建设“大东亚共荣圈”。日本文艺界的投机分子为了配合日本军国主义的外交说教，提出“大东亚文学”的概念和口号，进一步将文艺家拖入战争漩涡中。 在这种背景出现的前后，吴瑛1尚不足30岁，却已经是伪满洲国最知名的女作家2，时人称之为“满洲白描圣手”。1915年，吴瑛出生于一个衰落的满族旧式大家庭，良好的家庭教育和广泛的阅读为她的写作事业奠定了基础。1934年，吴瑛进入斯民杂志社任外勤记者，同年在凤凰杂志上发表处女作夜里的变动4，从此走上文坛。1939年吴瑛的短篇小说集两极出版，获得伪满洲国第一届民间文选赏民选赏，1943年短篇小说墟园获得艺文社的艺文赏。1941年，被称为“满洲杂志核心”的新满洲6月号推出“满洲女性文艺作品”特辑，该特辑展示的是“久已驰名于国际的满洲出身的女性作家”，吴瑛及其作品被选入其中。1942年，7、8月号“满华文艺交欢”特辑发行，该特辑由“满洲文艺家协会”和“华北作家协会”联合举办，目的是向华北介绍伪满洲国作家，向伪满洲国介绍华北作家。作品分别刊登在新满洲和华北文坛首屈一指的文艺刊物中国文艺上，该特辑共推荐八位伪满洲国作家，吴瑛是其中唯一的一位女性作家。可以说，在伪满洲国的文坛中，吴瑛是女性作家中的执牛耳者。5作为一名殖民地作家，吴瑛在创作小说揭露社会黑暗的同时，发表应景言论，参与伪满文坛重大活动。需要提出的是，在极端民族主义和反抗意识的对垒中，包括吴瑛在内的大部分伪满作家将这种生活看作一种常态。 一、第一次“大东亚文学者大会” 1942年6月28日，久米正雄、愿凰辗濉峁饫一等日本文人在情报局第五部三科指导监督下策划成立了“日本文学报国会”，愿凰辗迦位岢久米正雄任事务长，会员几乎网罗了日本文艺界的所有人物。1942至1944年，“日本文学报国会”先后炮制了三次“大东亚文学者大会”，前两次举办地为日本东京，第三次为中国南京。作为日本极端势力的工具，“大东亚文学者大会”把亚洲各国的知识分子拖入“大东亚战争”的漩涡中，使伪满洲国文坛陷入更加被动的处境。在此文化政治环境下，伪满作家的创作路径虽然受到制约，但作品背后蕴藏的民族诉求则尤显珍贵。 1942年11月3日至10日，第一次“大东亚文学者大会”在东京召开。实际上在大会召开前，所谓的“筹备委员会”曾拟定邀请包括伪满洲国、“中华民国”（汪伪）、泰国、印尼、缅甸、菲律宾、爪哇等国在内的30名代表。邀请函发出后，除“满洲国”和“中华民国”的被邀请者大部分愿意赴会之外，其它地区的代表大都表示“不方便”。值得一提的是，华北地区的周作人、俞平伯、张资平等都曾收到过该大会的邀请函，但他们都因为种种原因没有赴会。最终，出席该次会议的日本代表57名（包括台湾4名1、朝鲜5名2）、与会者74名，伪满洲国代表6名，蒙古代表3名4，华北代表3名5，华中代表9名。 1942年11月1日下午4点45分伪满洲国代表团抵达东京火车站，一下车即被安排奉拜宫城。3日上午大会在东京帝国剧场开幕，事务长久米正雄致开幕词，古丁作为伪满洲国代表发言。11月4日和5日，大会在大东亚会馆召开。4日上午的主题为“大东亚精神之树立”，下午为“大东亚精神之强化与普及”，在后一主题中吴瑛被安排发言。5日上午为“以文学融合思想文化之方法”，下午为“以文学协力完成大东亚之方策”，会议的最后通过了大会宣言。10日晚，一行人在大阪中央公会堂举办讲演大会，吴瑛、周化人、张我军、恭布札布、谷崎润一郎五人发表讲演。 二、吴瑛参加第一次“大东亚文学者大会”前后 前面提到出席会议的人员名单，事实上，早在1942年9月1日，“日本文学报国会”的机关报纸日本学艺新闻就曾登载过伪满洲国代表的名单：古丁（本名徐长吉、建国大学讲师）、爵青（本名刘佩、文化协会）、六田（本名穆儒丐、奉天盛京时报）、拜克夫（白俄作家）、山田清三郎（伪满洲国新闻文化部长）和吉野治夫（兴亚奉公联盟理事）。在这份名单中，并没有后来出席会议的小松和吴瑛。从最初公布的名单到最终出席人员的变化，可知此次会议代表的选定并非随意所为，而是经过精心挑选。根据日本学者大久保明男的考证7，伪满洲国代表选择的标准有如下几个：一、除吴瑛外，其他成员都是“满洲文艺家协会”8委员;二、曾有作品被译介到日本，在日本国内有一定知名度;三、平均年龄30岁以下;四、积极配合当时“国策”文艺方针。根据以上标准，我们此处进行逐一考察。 第一，吴瑛是“满洲文艺家协会”会员，并非委员。虽然我们现在无法得知所谓委员的入选条件，但从时人的文章中可以解释一二。吴郎在关于满洲文艺家协会的创立中对会员标准有过记载：“所谓第一次会员，是由准备委员会预先权衡的，以后经政府的招请于设立会式的参加（原文如此），其构成由新京三十七名，奉天十六名，哈尔滨五名，齐齐哈尔四名，外地七名，关东州卅九名。由各民族别看来，日系五十七名，满系二十七名，俄系蒙系并未加入。”“诚如山田氏所说的满洲文艺家当然大有人在，将来的加入者，必见增多，第一次会员权衡七十八名，或由于不注意，不免有遗漏之处，不过，权衡基准，都是依着各作家和文艺评论家，由过去到现在，在艺文上活动的成绩，在满洲水准。”1据王秋萤回忆：“该会（满洲文艺家协会）成立之初，并没有征求本人同意，当时文艺界比较知名的作者（特别是有过著作出版的人），一律指定为会员。”2除文艺家协会外，当时还设立了“满洲”剧团协会、“满洲”乐团协会、“满洲”美术家协会，8月25日，四大协会联合组成“满洲”艺文联盟。直到日本战败为止，在“大东亚圣战”总动员体制中，文艺家们都不同程度地参与了各种文学活动。可以说，作为被统治的存在，伪满文人绝无独善其身的可能。第二，吴瑛的作品墟园白骨等曾被介绍到日本，还与在满日本文人大内隆雄合编现代满洲女流作家短篇选集，与日本人的交往较为频繁，被日本人认知。这符合第二个标准。第三，吴瑛出席第一次“大东亚文学者大会”时27岁，符合“30岁以下”标准。第四，吴瑛曾发表过应景的言论，写过符合“国策”要求的文章，满足第四个标准。 但如果仅从这四个标准来考量吴瑛入选的条件，笔者认为还不够。1942年12月1日，日本学艺新闻登载了“大会议员”的名单和简历。其中，吴瑛的介绍是这样的： 吴瑛，女作家。在满洲图书配给会社编辑部任职。作品有白骨等。 在这极其简单的介绍中，女作家的身份被摆在第一条。事实上，在出席第一次“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的代表中，吴瑛是唯一一位来自日本本土以外的女性作家，同时也是唯一出席过“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的伪满女性代表。4在伪满洲国，日本人对女性作家及其作品抱着蔑视的态度，不太关注。5“大东亚圣战”爆发后日本为了加紧战争步伐，鼓吹女性不仅要承担家庭责任，还要像男性一样承担起服务“国家”的社会重任。因此，日本人看中了吴瑛的女性和母亲身份。但如果仅从女性身份考量，伪满文坛有牛岛春子、横田文子、望月百合子等日本女作家。这里需要再次提及日本人炮制这次大会的目的：即对殖民地作家灌输“大东亚认同”观念，迫使他们为建设“大东亚文学”出力。因此，吴瑛身上具有的作为“民族协和”象征的满族身份更加对应这一所需。 在“大东亚精神之强化与普及”主题之下，吴瑛谈道：“关于大东亚精神树立强化普及工作，余就妇女立场言之，余身为从事文学者，尤应对东方固有之妇德加以提倡普及。”7这里需要提一下伪满洲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女性问题。1931年日本入侵东北后企图将中国传统儒家思想与日本文化相融合，塑造出符合战时需要的“贤妻良母”，这种“贤妻良母”既要具备保守观念，又能无私地为家庭、国家和战争出力。8日本人认为，这种经过教化的女性是“象征可靠政权的重要部分”9。因此，吴瑛的此次发言虽然与“大东亚精神”没有太多的直接关联，但多少配合了日本人对女性的“教化任务”。时人山田清三郎如此评价吴瑛等人的发言：“巧妙地于大会上游刃有余地展示了才华”10。山田的这一评价隐晦地表达了对大会主题的不满，并透露出此次大会内部派系之间深刻的复杂性，而正是在这种复杂性之下，伪满文坛和作家们获得了继续创作的可能。 三、吴瑛返满后的相关活动和文学创作 1943年1月新满洲登载了一篇名为大东亚文学建设语录1的会谈记录。会谈由山田清三郎主持，古丁、爵青、小松、吴瑛等人参与发言，吴郎和大内隆雄出席。吴瑛首先提出：“东洋文学共同研究的机构之设立，大东亚文学赏的设定以满洲一文学者来参加此大会，实有铭感异常之感觉。”接着大谈对日本女作家的倾慕，“对于日本女作家们的印象，可以说相当深刻，单就活跃力一方面说来像宗野千代该是多么有青春力的作者，吉野信子的气度真是东洋温雅的典型，我个人对日本女作家献身文学的热力真有说不出的铭感”吴瑛最后说道：“令我永生不忘怀的，是参拜宇治山田的伊势皇大神宫，由此便可想见日本人在幼年时代，其敬神的精神了”以上可以看出，吴瑛基本将谈话内容限定在对日本女作家和日本民众的个人感受上，并没有太多涉及“大东亚文学”。同年，麒麟杂志登载出东亚文学者大会所感，吴瑛和爵青分别撰稿。在文中，吴瑛用大量篇幅歌颂艺术家之间的友谊，表达对受到热情款待的感谢，同时也赞美了“大东亚精神”，如“不容讳言的，大东亚战争，不是全为武力战争，而是包括了精神的战争，此种精神的战争，是必需以东洋各国一如的精神当然是端赖文化的推动。昨年，在东京举开的大东亚文学者大会，是亚细亚文化推进上的一大壮举，是宣扬东方固有文化的一大杰作”2今天看来，这些言论非常不恰当，甚至有媚日的倾向。但是和其他伪满作家古丁、吴郎等相似，吴瑛的问题不是个人的问题，他们近似病态的言论，是历史的产物。作家们的尊严、道义与懦弱、妥协交织在一起考验着灵魂，衍生出剧烈的冲突。 作品是作家展示内心、保持与社会联系的最重要的渠道，一个作家的变化最终都会在作品中体现出来。1943年后，吴瑛的作品数量骤降。时人杜白雨在满洲文艺与满人作家中提到，“吴瑛女士，自从出东亚文学者大会而在日本晕倒过一次之后，在家庭生活上，听说很有些苦恼，所以已不像往年那样的多产了”。4这个细节非常重要，吴瑛为什么会在出席“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的时候晕倒，是由于身体原因还是其他原因？山田清三郎在会后这样描述： 日本文学报国会事务局长久米正雄为首，多位出来迎接的人随即分乘两部汽车在弥漫雨雾之中驶向二重桥前，让他们躬腰敬礼。对此我很生气，身为一位日本人感到羞对其他民族的文学者。但结束后又再度乘坐汽车，这次将他们载到明治神宫，在表参道些昏暗（原文如此）的森林中停车，雨也停了，但却让他们边被从树上滴落的雨滴滴着，边参拜明治神宫。无论如何都该将他们领到宿舍慰劳长途之旅，这又是个无情的行为。在此处最能看出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的性格。5 从山田的描述中可以得知这样一个事实：吴瑛等人一进入日本就受到侮辱。此外，大会期间日方完全以统治者自居，处处炫示日本文化的优越，日语是大会唯一的工作语言，日语发言一律不加翻译，而其他语言都要译成日文。参加过第二次“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的华北女作家关露曾在归国后写下一篇忆文东京忆语：神经变态的日子。文中这样说，在东京病了五天，其中一天还发烧，其余的日子都处在神经反常的状态中。第一天的下午安排的是欢迎各国代表，由于头痛而衰弱的神经竟忍受不了而近乎失常。第二天，她仍然是感到悲惨欲泣和恐怖。第三天她不停地担心会死去。1虽然关露不是吴瑛，她们参加的也不是同一次“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但二人同为女作家，同样来自沦陷区，同样参加由日本人举办的所谓文学者大会，某种程度上说，她们的体验是相似的。造成她们在日期间痛苦的并不是生理上的不适，而是精神上受到的极度压迫，而吴瑛被指定在会上发言，更将这种内心创伤深化到极致。 当被殖民身份与民族记忆发生激烈碰撞时，吴瑛通过作品来寻找自身价值和文化认同，尽管这一行为十分危险。1942年末，吴瑛报告自己得了腹膜炎2，要求减少作为新满洲编辑的工作量，希望将更多的时间放在家庭中。表面上来看，这是一个可以说得过去的理由。实际上，在经历过日本之行的屈辱之后，吴瑛已经不愿与日本人共事。据目前已掌握的资料，1943年以后吴瑛共发表了七篇小说：潜春鱼市口4奔5如意姑永生之灵7鸣8滥民9。从艺术性和代表性考量，本文选取后三篇进行分析。 永生之灵以一个叫“灵贞”的身患肺痨的18岁少女为主角，讲述她不堪忍受父亲冷落、继母仇视、继妹欺辱，最终决定离家出走的故事。小说开篇交代了主人公的基本信息：深居、患病、孤独，立刻将读者带入一个悲剧故事中。整篇小说语调低沉，人物对白极少，与吴瑛一贯“白描”的行文风格差异很大。吴瑛选择这种写作方式与她的心理转变有很大关系。 这一年，吴瑛的处境更加艰难，伪满文化机构开始关注女性作家作品，小说鸣成为被审查对象。“你，你是一条狗，你抢去了我的一切，你占据了我的一切又有一次你和我的生父翻了脸，你就把我和我的生父的关系切断了，你禁止我和我的父亲会面的事情，也禁止通信，叫我不认识我自己的血族了，天！这是什么世界呀！”10审查者认为小说中的人物含有强烈的影射意味：女主角是满洲，远离了自己的父亲中国，而她的狗一般贪婪险恶的丈夫，正是日本，满洲谴责日本占领了她，还强行将她和中国“骨肉分离”。11 小说滥民以类似书信的形式展开，写信者是一位患了重症抑郁的17岁少年，他在一个畸形的家庭中长大。父亲懦弱无能，吝啬成癖，为了省钱断绝一切人情交往，连女儿生病也不愿意出钱医治，最终害得女儿惨死。少年的母亲养育他并不是出于亲情，而是希望用少年换来自己下半生衣食无忧的生活，这完全是赤裸裸的利益关系。小说中的父亲和母亲是对伪满洲国和日本的隐喻。“满洲国”无力保护自己的人民，日本人打着照顾伪满洲国人民的幌子，实则是满足私欲，而主人公17岁的患病少年就是伪满人民。 以上三篇小说的结构和人物安排十分相似：男主人病态无能，女主人蛮横霸道，弱者“我”处于极度的压迫之下。为了寻求解脱，吴瑛在小说的最后做了三种不同的设置：永生之灵中的“灵贞”离家出走;鸣中的“我”打掉腹中的孩子，切断与丈夫的一切关联;滥民中的少年希冀救世主的到来。前两种设置以弱者的抵抗为结局，后一种以他者的进入作为解救手段。但是无论哪种结局，都体现出吴瑛在反抗伪满统治、争取民族自由上所做的努力。 笔者认为，以上几篇小说的出炉绝不是随意之举。换句话说，在彼时语境下，任何一篇作品的出现都不是作者无心之举。恰恰相反，极端历史背景下出现的此类作品更经过作者严肃的思考。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在分析吴瑛其人其文时，不应将关注点投放在她应景的言论和行为上，因为考虑到和吴瑛一般的伪满文人彼时身上所绑缚的日本军国主义意志，这种不被今人接受的行径是可以理解的。因此，我们应当摒弃成见，在历史语境下考量时人时文。如此这般，伪满作家作品研究一定会出现更多的研究视角和作品解读方式。这也是今天我们文学史研究的所需。第 11 页 共 11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