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高中语文《红旗谱》备课参考素材 新人教版选修《中国小说欣赏》

红旗谱烽火岁月20世纪，对中国来说，可以说是革命与战争的年代。辛亥革命、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烽火硝烟，英雄辈出。描写革命战争岁月的文学作品，从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在作家的创作中占据重要而显著的位置，成为文苑中夺目的奇葩。革命战争题材的文学创作，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创作局面，涌现出一大批优秀作家和优秀作品。反映北伐战争和土地革命题材的有梁斌的红旗谱；反映抗日战争题材的有袁静、孔厥的新儿女英雄传、知侠的铁道游击队、刘流的烈火金刚、冯志的敌后武工队；反映解放战争题材的有杜鹏程的保卫延安、吴强的红日、曲波的林海雪原等。这些作品的作者，绝大多数来自解放区，他们既是革命战争的参与者，也是革命战争的记录者。他们的作品，表现了他们丰富的革命战争个人体验，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同时，由于自身视角的局限，也使他们的作品带有浓厚的主观色彩，人物刻画呈现类型化的特点。改革开放以后，很多没有经历过革命战争的作家，以审视与回顾历史的视角，重新挖掘革命战争题材，从个体生命的自由与解放、民族精神的发扬与延续、人类命运的探索与反思的角度，建构民间的革命战争历史，呈现与以前革命战争文学创作截然不同的特点，尤其在叙事方法上，借鉴现代主义创作的理论和经验，有较大的突破。莫言的红高粱家族是这些作品的代表。红旗谱作为农民革命运动的史诗作品，突出阶级斗争的主题。小说主要以冀中平原锁井镇两家农民三代人和一家地主两代人之间的矛盾冲突为基本情节展开，以重大历史事件为依托，通过压迫与反压迫的阶级斗争，刻画人物，艺术地概括那个风云四起的时代。红高粱则以“我”的家族为核心，重点叙述“我爷爷”“我奶奶”和他们周围的人物，虽然以抗日战争为历史大背景，其中穿插着国共等多方势力的矛盾斗争，表现那个时代特有的社会特征，但是主要是表现个体在战争环境中求生存、求自由的原始生命力，甚至透露出许多野蛮的欲望。如果说红旗谱是宏观式地反映一个时代的风云变幻，那么红高粱则是微观式地关注生命在时代风云中的呈现；前者更多表现人物在斗争中推动时代风云的发展，而后者更多地表现人物在历史潮流的裹挟中被动地生存、反抗；前者更多地呈现民族史的规模和框架，而后者更多地表现个人的生存轨迹。17. 关于红旗谱 新中国成立至一九六六年，是我国长篇小说创作出版的一个高潮期。十余年间，有大批作品问世，其中数十部影响广泛，极一时之盛。这些作品坚持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和原则，以满腔热忱和质朴的表现方法，讴歌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及社会主义建设等不同历史时期我国人民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和蓬勃向上的精神风貌，代表了那一时期我国长篇小说创作的最高成就，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它们以特有的魅力，影响了几代读者，经历了时间的淘洗，流传至今。红旗谱综述红旗谱是三部曲长篇小说，第一部红旗谱（1957），第二部播火记（1963），第三部烽烟图（1983）。作者梁斌（19141996），原名梁维周，河北蠡县人。青少年时期即参加家乡的革命斗争，1930年入保定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投入抗日爱国的学潮斗争。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蠡县救国会委员、冀中区新世纪剧社社长和游击大队政治委员等职。1955年后任河北省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理事等职。梁斌长期在冀中生活、战斗和工作，有着深厚的生活基础，积累了大量的创作素材。他1953年动笔写红旗谱，1957年底出版，1962年开始写第2部播火记和第3部烽烟图。这三部小说构成了一幅波澜壮阔、丰富多彩、生动逼真的冀中农民革命斗争的画卷。其中艺术成就最高、社会影响最大的是红旗谱。小说以发生在冀中的反割头税运动和保定二师学潮斗争为背景，通过锁井镇农民和地主恶霸势力几代人的斗争，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社会风云和农民革命斗争的历史面貌。在艺术方面，小说也有突出的成就，风格雄浑而又亲切朴实，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语言风格、篇章结构、叙事手法也呈现鲜明的民族特色。小说出版后，曾被改编为话剧和电影，并被翻译到国外。故事发生在清末民初某年秋天的冀中锁井镇。大地主冯兰池要砸掉作为四十八村公产凭证的古钟。农民朱老巩和伙伴严老祥奋力保护古钟，却中了冯兰池的诡计，大钟被砸毁了。朱老巩悲愤交加，离开人间。冯兰池斩草除根，逼死了朱的女儿，逼走朱的幼子小虎子。二十多年后，当年的小虎子朱老忠带着妻小，怀着复仇的愿望回到故乡。冯兰池惊恐万分。这年秋天，严志和（严老祥的儿子）的儿子运涛、江涛，朱老忠的儿子大贵、二贵逮到一只价值连城的脯红鸟，冯兰池想据为己有，被孩子们拒绝。冯老兰指使人将大贵抓去当兵。第二年春天，运涛出外做工，遇到共产党员贾湘农，懂得了革命的道理。朱老忠说共产党是农民的“靠山”。运涛在村里宣传革命，和少女春兰相爱，这一切都让冯兰池嫉恨。大革命的浪潮席卷全国，运涛南下参加了北伐军。大革命失败后，身为共产党员的运涛被投入监狱，已是保定二师学生的江涛决心像哥哥一样，继续革命。1929年冬，中共保定特委决定组织农民进行反割头税斗争。江涛回到锁井镇发动群众，朱老忠等农民积极投入到斗争之中，举行大游行，取得了反割头税斗争的胜利，朱老忠、严志和、大贵等人在斗争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冯兰池的儿子冯贵堂勾结官府，疯狂反扑，全县又陷入白色恐怖之中。1931年秋，日本侵略东北，保定二师发动学潮斗争，反对日本侵略和政府不抵抗。省府宣布解散学校，并派军队包围了学校。学潮失败，江涛被捕，学生多有死伤。但是朱老忠并没有气馁，心里仍憧憬着革命胜利。如果我们阅读同时代出现的革命战争小说，就会发现这些作品具有一个共同主题，无论是农民、工人还是知识分子，都是在尖锐的阶级斗争中，寻找同一个理想，走向同一条道路，最后自然得到同样的结局和归宿。红旗谱被誉为“一部描绘农民革命斗争的壮丽史诗”，它以断代史的形式，以当时社会主流思想意识，诠释中国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反压迫与压迫的阶级矛盾和冲突。作者曾说过，他写作红旗谱主题就是要表现阶级斗争。因此红旗谱开篇（即教材所选朱老巩护钟部分）就将激烈的阶级冲突推到读者面前。这样鲜明的主题，不仅使我们看到作者对那个时代中国农民命运的思考和对社会现实的认识，也使我们体会到革命战争小说的创作理念和时代背景。在革命历史小说中，梁斌的红旗谱和欧阳山的三家巷(及苦斗等)，是对于革命“起源”的叙述。革命起源，是革命历史小说的“既定”主题之一。在一些小说中，它通过对革命的参加者(主要是工农民众)投身革命的生活、心理动机的表现来实现，而在红旗谱等小说中，则直接描述二三十年代在乡村和城市革命运动最早的孕育、开展的情形。据梁斌的回忆，为着写作红旗谱，他有过长时间的准备。在作家看来，“史诗性”地概括中国农民在“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生活和命运，需要安排相当宏阔的生活画面，和长卷式的结构。因而，小说被构思为多卷本。第一部红旗谱(1958)写30年代初在河北保定一带农村开展的“反割头税”斗争，和保定二师的学潮。第二部播火记(1963)主要写发生于1932年的高蠡暴动。第三部烽烟图(1983)则写抗日战争烽烟初起的斗争情况。朱老忠、严志和两家几代人的生活遭遇，是各部的主线，而这一时间发生的“重大事件”，按时间顺序组织为各卷的中心情节。和创业史一样，红旗谱开头也有独立成章的“楔子”(创业史是“题叙”)，讲述主人公或其先辈曾经的奋斗：老一辈农民朱老巩和严老祥大闹柳林镇，赤膊上阵，拿铡刀拼命，朱老明对簿公堂，和地主打官司，但“都注定要失败”。这为“正文”提供了铺垫和对比：他们的后代在“接触了党，党教导他们要团结群众，走群众路线的道路”之后，斗争终于“取得了很大的胜利”。通过这样的结构安排，小说完成了这样的“叙事”：“中国农民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更好地团结起来，战胜阶级敌人，解放自己。” 在红旗谱中，这一主题，主要通过对朱老忠等人物的“成长”(由传统农民的仇恨和反抗性，到获得由“时代”、由无产阶级政党所赋予的理想和集体主义精神)来实现。对于朱老忠等，当时的评论界不仅认为是小说突出成就的标志，而且是当代文学人物塑造的重要收获。小说对这个人物的创造，切合了当代有关“英雄人物”创造的基本规则：一是人物在小说整体中的中心位置，另一是人物性格所包容的阶级、时代的内涵，以及完美的理想化要求。（选自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红旗谱自出版以来，一向被誉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革命运动的壮丽史诗，如果将红旗谱三部曲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它也确是一部具有史诗气度的小说。作者曾说，他写这部小说，一开始就明确主题是写阶级斗争。因此红旗谱一开篇便是一种震撼性的叙述，摆开了两个阶级生死冲突的阵势：平地一声雷，震动了锁井镇一带四十八村： “狠心的恶霸地主冯兰池，他要砸掉这古钟了!”而第三部烽烟图的结尾，则将被压迫阶级不屈不挠的反抗推向了一种源远流长绵延不绝的时空：夜深了，远远传来滹沱河里呜呜咽咽的流水声，那是渗彻人心的、几千年来永恒不变的、被压迫人民的心声!那是几千年来，永恒不变的、反抗的力量!这种惊心动魄渊源深厚的压迫与反压迫的阶级斗争，在小说中主要是以冀中平原锁井镇两家农民三代人和一家地主两代人之间的矛盾冲突为基本情节展开的。而阶级斗争的严酷事实则将锁井镇划分为以朱老忠、严志和两家为代表的农民阶级跟以冯兰池家为代表的地主阶级两大敌对阵营。当然，这不仅是一般的地主农民之间的阶级斗争，它是作者立足于新的时代理念，对民主革命时期农民历史命运以及中国革命史所进行的艺术概括。小说的“楔子”所写“朱老巩大闹柳树林”和稍后侧写的朱老明“对簿公堂”，既表现了农民与地主势不两立的阶级冲突，更是意在揭示老一代农民传统的斗争方式的局限，即没有先进的思想指导，无论是赤膊上阵，个人拼命，还是进行所谓合法斗争，中国农民都逃不脱失败的命运。同时，它也是为即将展开的新时代波澜壮阔的农民革命斗争画卷追根溯源，从而使艺术画面获得一种历史的纵深感。小说所描写的一系列事件，如第一部中的反割头税运动、运涛入狱、二师学潮，第二部中的高蠡暴动，以及第三部所写的卢沟桥事变后江涛、运涛、大贵等回乡组织抗日武装和人民政权建立的情景等等，虽然也反映了农民和地主阶级尖锐的矛盾和斗争，但是朱老巩的后代们已不再像先辈那样自发反抗，而是日益自觉地将自己置于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战争之中。小说由此展示了中国农民从自发反抗到有组织斗争的历史转折，表现了中国农民阶级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觉醒、成长的历史和他们在民主革命斗争中所承担的历史使命，也完成了以阶级矛盾为主线，以农民为主要同盟军的中国民主革命史的文学建构。(选自王庆生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红旗谱成功地塑造了三代农民的英雄形象，特别是横跨两个时代的农民英雄朱老忠的形象，尤其受到评论家的推崇。朱老忠具有中国农民慷慨好义、济危扶困、舍己为人的朴实品质，同时又具有强烈的阶级爱憎和斗争精神，当他寻找到革命道路后，又有对理想的执著追求和对党的无限忠诚。朱老忠已不再是普通的农民英雄，经过作者锻造，已经得到升华，成为革命斗争中新农民英雄和典型人物。红旗谱对农民英雄典型的刻画，突出地体现在作者对朱老忠的创造上。朱老忠是作者向当代文学贡献的一个跨越新旧两个时代的农民革命英雄的艺术典型。小说开篇所写父辈的斗争，采用虎子(少年朱老忠)的视角，从而赋予朱老忠以传统的反抗性格，揭示出他是在农民斗争的沃土上成长起来的，他的血脉中翻滚着父辈刚毅不屈的反抗精神，他的身世中怀有着对地主阶级的血海深仇。这构成朱老忠走向革命的基础。而他走京下卫，闯荡关东的人生经历又炼就了他不屈不挠的精神和坦荡的胸怀、过人的胆识，使他超越了一般的农民，具备了农民英雄的性格气质。待他“扑摸”到共产党，接受了党的教育后，个人的复仇决心，便上升为阶级的革命觉悟了。如果说，在第一部中，朱老忠作为农民革命英雄的形象，还只是铺垫，那么，在高蠡暴动时，他担任红军大队长，冲锋陷阵，暴动失败后，他不向敌人低头，又投入到抗日的烽火之中，则使其革命英雄的性格获得了较为充分的展示。作者出于对革命农民的衷心赞美，认为“对于中国农民英雄典型的塑造，应该越完善越好，越理想越好”！因此在小说中还写了朱老忠作为朋友，是讲信义的朋友，作为同志，是守纪律的同志，作为长辈，是知心的长辈，作为父亲，是慈爱的父亲。甚至作为丈夫，他与贵他娘夫妻生活也是“搭了十几二十年的伙计，没拌过嘴，没吵过架”，总是那么体贴如初。这种塑造英雄人物的观念，十分切合那一时期的创作观念，现在看来，显然是有些过于完美化、理想化了。(选自王庆生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对于朱老忠这样理想的人物形象，有学者也认为：以1957年出版的长篇小说红旗谱为例，这在当时是一部好评如潮、影响很大的作品，被某些文学史誉为“一部描绘农民革命斗争的壮丽史诗”。尤其是主人公朱老忠的艺术形象，评论家们认为是：“一个兼有民族性、时代性和革命性的英雄人物的典型”，“不仅继承了古代劳动人民的优秀品质，古代英雄人物的光辉性格，而且还深刻地体现着新时代(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革命精神。”可是这部小说仅仅是作家所要表现的历史长卷的第一部，仿佛是一道序幕，许多斗争刚刚展开，朱老忠的英雄性格并没有通过具体的斗争事件充分表现出来。他仿佛是一个茫茫长夜期待光明的饱经风霜的灵魂，许多历史事件并没有击中他穿透他，而只是在他身边轰隆隆地滑过。这部小说主要描写了四场斗争。第一场是朱老巩“大闹柳树林”，作为全书的“楔子”，以此来揭开朱严两家农民与恶霸地主冯家的血海深仇，为朱老忠被迫闯关东、25年后回乡复仇做了铺垫，但朱老巩只是朱老忠的父亲，不能代替主人公自身的斗争。第二场斗争是“脯红鸟事件”，从运涛抓到一只珍奇的“脯红”鸟，到冯老兰欲买不成，派账房先生李德才威逼利诱，再到鸟儿不明不白就“给猫吃了”，冲突双方没能得到充分展开，特别是朱老忠完全游离在冲突以外。第三场“反割头税运动”是四场斗争中农民取得的惟一胜利，也是作品最为重要的部分，从江涛回乡发动群众到朱老忠和大贵在家门口安锅宰猪；从刘二卯当街挑衅到冯老兰派儿子冯贵堂代表割头税包商向县衙门求救；从反割头税大会和示威游行，再到朱老忠、严志和、大贵等举行入党仪式等，整个过程写得有声有色，但领导者始终是江涛，出面宰猪的是大贵，朱老忠仍然是跑龙套敲边鼓的角色。第四场“保定二师学潮”是作品的压轴戏，斗争重点从农村转向城市，中心人物也是江涛，描写了在共产党领导下的青年学潮、学生与国民党军队面对面的激烈斗争，朱老忠只落得一个扮成车夫救学生的次要角色。应该承认，作家描写这些冲突事件的笔墨还是很精彩，很真实，有许多值得称道的地方，但问题是斗争的中心人物从第一代的朱老巩一下子过渡到第三代的运涛、江涛两兄弟，作为主要塑造的英雄朱老忠完全被架空了。小说中惟一与朱老忠直接有关的事件是去济南探监，但也只是就事论事地完成了任务，没有写出朱老忠第一次遭遇共产党员而产生的精神作用。作家认为：“几千年来，在中国革命历史上，涌现了许多有勇有谋的农民英雄，因此，我认为对于中国农民英雄的典型的塑造，应该越完善越好，越理想越好!”可是这个“完善”与“理想”主要是通过作家的理性分析与人物的主观抒情来完成的。为什么作家主要歌颂的英雄人物会游离于斗争的中心漩涡?原因似在文本的叙事逻辑与作家的主观意图的错位。从小说所反映的历史长卷而言，第一部的农民斗争只是铺垫，主要表现的恰恰是知识分子(运涛、江涛都是农村知识分子)在广大农民还没有觉悟的时候，起着革命的先锋与桥梁的作用，直到他们在革命实践中屡遭失败，并在唤起了民众之后，有组织有觉悟的农民阶级才逐步承担了历史的革命重任。所以红旗谱的主题实际上是写知识分子在革命实践中的成长，从第二部播火记开始农民才开始成为真正的主角。但在当时，突出知识分子革命经历的艺术实践不符合新的文化规范。尽管作家表现的是参加了革命实践的知识分子，仍然会被认为是对以工农为主体的革命运动的不真实的反映，而且红旗谱所描写的保定第二师范的学潮，是执行了当时中共党组织内部的左倾路线，这多少是有忌讳的，所以作家为了淡化这一历史背景，只能让尚未作好准备的农民好汉朱老忠仓促登场，构成了小说文本与主观解读的严重错位。 (选自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相比朱老忠的高大形象，对农民严志和的描写也许更令人信服。虽然作者把严志和作为朱老忠的陪衬来刻画，以其复杂的性格烘托朱老忠的坚定、勇敢，但是严志和作为“地道的农民”形象，具有其独特的光彩。如果说作者对朱老忠形象的塑造趋于理想化的话，那么，对严志和形象的塑造则是立足现实的。作者说：“我是把他作为一个地道的农民来写的。”小说对他的农民性格表现得最浓烈动情的地方是他失去“宝地”而与之告别的一段，农民与土地血肉相连命运相关难以割舍的深情，在这里表现得淋漓尽致。这是一个勤劳、善良、朴实、软弱的农民，在他忍气吞声逆来顺受的日子里，虽然充满了对冯老兰的刻骨仇恨，但在他要求翻身过好日子的愿望中，却包含着惧怕生活的风雨和颠簸。小说通过描写江涛继运涛之后又被捕入狱时他极度悲观失望的情绪，对他思想上那种农民式的软弱和动摇作了较深刻的剖析。然而，正如他所说：“打倒冯老兰多深的泥水咱也得过。”在他的性格中，革命性、反抗性还是更本质的方面。因此，他终于还是在党的教育下摆脱精神负担，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严志和的形象反映了大多数农民在动荡年代里的思想状态和行动轨迹。可以说，正是因为有了严志和以及串联穷人与冯老兰对簿公堂的朱老明、一心盘算发家致富的朱老星、庄稼活和木匠活的好把式伍老拔、封建礼教观念浓厚的老驴头、具有正统观念和狭隘意识的老套子等一批个性鲜明地地道道的农民形象，与朱老忠理想化的英雄形象构成互补，才使红旗谱对中国农民的历史命运和革命历程反映得更为真实与浑厚。(选自王庆生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作为反映中国农民革命斗争的小说，红旗谱自然而然地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可以从内容和形式上概括以下几点：首先是内容，小说反映的锁井镇农民几代人的斗争，表现了中国社会的历史与现实；所塑造的农民英雄形象，具有传统的个性与风貌，继承了中国农民几千年慷慨激昂的反抗精神；小说以冀中平原为故事背景，充满了浓厚的地方色彩和浓郁的乡土气息。其次在形式上，继承了中国古典小说的传统手法，故事性很强。小说一开始就将激烈的阶级矛盾冲突呈现在读者面前，其后情节展开，更是环环相扣，波澜起伏，让读者欲罢不能；刻画人物，主要在激烈的冲突中，以人物的言行，揭示其内心波澜和性格特点；在结构上，作者借鉴古典小说章回的形式，分卷分章，故事独立成章，又形成不可分割的整体；在语言上，运用农村鲜活的口语，使人物语言生动、富有个性。同时叙事写景简洁明快，洋溢着浓厚的乡土韵味。但如果我们换一个阅读视角，即从民间的角度来解读红旗谱，就会发现这部小说在描写北方民间生活场景和农民形象方面还是相当精彩的。作家说过：“只要概括了民族的和人民的生活风习、精神面貌，即使不用章回体，也仍然会成为民族形式的东西。”也就是说，所谓“民族化”，重要的不是形式而在内容。只有对自己所要描写的农村生活和农民文化心理有了真正透彻的理解和美学上的把握，作家才有这样的自信。小说语言风格浑厚朴素，在看似有点自由散漫的叙事中，仿佛是无意地点染、绘织出一幅幅乡间的人情风土画卷。如“脯红鸟事件”，不仅写出了河北民间玩鸟的风俗文化，还轻松地写出冯老兰的“老夫聊发少年狂”以及运涛、大贵两个孩子的不同胸襟和性格，虽酝酿已久，却举重若轻，引出朱严两家第二代人的形象。朱老忠的形象如果不用所谓“英雄”来衡量，那么，他的慷慨、豪迈、讲义气、有远谋、急人所难等等农民好汉的脾气，通过点点滴滴的语言和细节还是表现得很鲜明的。还有些次要人物也写得相当精彩，那严老奶奶，无数次唠叨着自己的悲惨遭遇，最后怀着对走关东的丈夫的急切盼望死去。那春兰，是当代文学创作中最优秀的农村闺女形象之一。她与运涛的相爱过程，从两小无猜到以身相许，再到忠贞不渝，都写得朴实无华、真挚动人，表现出在北方保守的伦理环境下农村姑娘对新生活的向往和美好感情。作品中写得最美的段落大多与春兰有关，在浓郁的村野气息中，饱含着作家对农村生活的眷恋。（选自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红旗谱的另一特色，表现在作者努力寻求阶级斗争这一时代主题与民族心理、乡村风俗和传统文化的联结，用作者的话说就是：“想完成一部具有民族气魄的小说”。如作者对朱老忠性格的刻画，着重在吸收丰厚民族心理积淀的基础上，去挖掘人物性格的内涵特质，并吸收了中国古典小说刻画人物性格的长处。因此，“他的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正义感，有点像鲁智深；他的没有丝毫奴颜和媚骨的硬骨头，有点像李逵；他的勇猛向上、正直无私的气概，有点像武松；他的有胆有识、深谋远虑的能耐，又有点像李秀成见冯牧、黄昭彦新时代生活的画卷略读建国十年来长篇小说的丰收，载文艺报1959年第19期。”。而构成朱老忠性格民族特质的最突出的表现，则是他的豪爽仗义。这种舍己为人、仗义奉献的精神，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又被无产阶级的革命思想所滋润而焕发出时代色泽，从而使这一形象成为“兼具有民族性、时代性和革命性的英雄人物的典型”。小说对其他人物的描写，也大都是民族化的。人物的民族心理自然外化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为人处世、举止言谈之中。严志祥准备下关东时，老套子说：“外头给你撂着金子哩，还是撂着银子哩，即便撂着金子银子，那金窝银窝也不如咱们的穷窝呀。”这种行为和语言体现的正是中国农民特有的具有浓厚伦理色彩的对“根”的迷恋以及安土重迁的传统心理。可以说，正是这一系列有着内在的民族心理的人物形象的塑造，构成了红旗谱民族风格的主要因素。作者说：“地方色彩浓厚，就会透露民族特色。为了加强地方色彩，我特别注意一个地方的民俗。我认为民俗是最能透露广大人民的历史生活的。”如小说中的“脯红鸟事件”，写朱老忠返乡后所形成的朱、严两家与冯老兰的第一次试探性冲突，就是通过河北民间的玩鸟风俗举重若轻地表现出来的。而这部作品直接写风土人情的地方比比皆是。如河堤上的白杨树，平原上的麦田、谷穗和饭菜样式，以及赶年集、逛庙会、除夕把芝麻秸撒在地上“踩岁”，把香插在门环上、谷囤上、灶台上、牛槽上象征吉利等风俗。特别是人物对话中的俗语和土语，更给小说增添了鲜明的地方色彩，传达出富有地方风情的民族韵味。在结构布局上，作者以新式小说改造旧式章回小说的方法，采用相对集中的短章节结构手法，每章六七千字，故事完整连贯，又相对独立。整部作品波澜起伏，跌宕有致，力求适合我国广大群众的阅读口味。例如反割头税运动就是由大贵杀猪、老驴头杀猪、刘二卯骂街等一类以小见大、以点带面的生动故事环环相生而得到具体和饱满的艺术表现的。在刻画人物上，作者在比较克制地运用现代小说心理描写的基础上，努力吸取我国古典小说侧重于通过戏剧性和动作性的情节表现人物性格的方法，既使人物音容笑貌跃然纸上，又不乏一定的心理深度。（选自王庆生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