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员领导干部的党性修养与非权力影响力.doc

党员领导干部的党性修养与非权力影响力 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她的相当多的党员掌握着大小不等的权力，在党和政府及社会生活的多个方面担负着领导责任。因此，党员的党性修养大量与领导实践相联系。领导是一种行为过程，是领导者为了实现预定的目标，采用一定的组织形式和方法，率领、引导、指挥和控制被领导者完成预定任务的活动。领导的职能是决策和决策实施，决策实施实际就是引导和影响下属和群众去实现预定的决策目标。领导的过程实际就是领导者按自己的预定目标成功地引导和影响他人的过程。这就需要领导者对下属和群众有足够的影响力。领导者的影响力，概括说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权力因素的影响，一是非权力因素的影响。权力性因素的影响，是由领导者的职位和人们对职位的传统服从所形成，一旦离开这种职位，这种影响也就不复存在。所谓“人一走，茶就凉”，大体就反映了这种权力性因素的影响。非权力性因素的影响，是指领导者个人所具有的品格、眼光、才能、学识及情感等因素综合形成的对下属的感召力、吸引力，及下属对其形成的信赖感、服从感、追随感等。这种影响既不与权力的大小成正比，也不与权力的进退相始终，与权力直接关系不大。一个德、才俱佳的领导，一旦在下属和群众中形成有效的非权力影响力，即使不在领导职位了，这种感召力、吸引力、信赖感、服从感、追随感仍会存在。非权力影响力的存在是超越职位的这种非权力影响力，有人又称之为“自然性影响力”或“个人影响力”，顾名思义，它不是靠职位和行政命令发生作用，而是靠领导者个人的品行和能力产生影响，使被领导者由衷地敬慕、钦佩、追随、仿效，从而以内驱力的形式影响、改变下属和群众的心理与行为。非权力影响力的产生基础十分广泛，领导者在德、识、才、学、各个方面的优秀素质和出色表现，都会在被领导者心目中留下深刻的印象，引起被领导者的信赖、崇拜和遵从。非权力影响力的作用是完全自然产生的，如影之随形，如响之应声，没有丝毫强迫、勉强的成份，它是被领导者发自内心的自觉服从、自觉敬仰、自觉仿效。非权力影响力在潜移默化中使被领导者产生心灵的震撼，激励起他们的热情，引导着他们的行为，形成巨大的精神感召力。这种精神感召不仅会超越职位，而且会超越时空，甚至会超越阶级，在人类精神文明发展史上闪射出不朽的光芒。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价值追求，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凛冽正气，魏征和海瑞犯颜直谏、为民请命的过人胆识，郑板桥“衙斋卧听潇潇竹，疑是民间疾苦声”的人文情怀，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已，岂因祸福避趋之”的胸襟气度，陆游“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的无悔抱负这些封建阶级的为政者，死后千百年至今为人们怀念，不是因为他们有过丞相、都御史、巡抚、总督、县令之类的官位和权力；而是因为他们有着令人钦佩的人格和精神，有着一种人们称为“领导魅力”的神奇力量。“魅力”一词，最早来源于希腊语，意思是“神圣天赋的力量”，很有些神秘感。欧洲基督教会以此来描述上帝所包含的园融、通达的令人折服的品性，宣扬上帝的预见力、智慧和完美。20世纪初叶，经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使用，“魅力”一词开始从宗教用语逐渐演化为管理学、社会学中的语词。韦伯笔下的“魅力”，已不是“神圣天赋”的神秘魔力，而是领导者个人影响力的非凡状态，是一种“超凡的权力”。在世纪之交，领导魅力已成为现代领导学的重要范畴，日益受到领导科学专家和大量实际领导者的关注和重视。按照韦伯的分析，社会生活中实际存在三种合法权力，即法定权力、传统权力和超凡权力。法定权力来源于法律的赋予，传统权力来源于继承和传统习惯，超凡权力来源对领导者英雄主义和模范品质的崇拜。这种“超凡权力”，正是今天现代领导学中非权力影响力发展、积累到相当程度时的一种最佳状态。国外一位领导学专家认为，领导道德是一种关系，“在这种关系中，领导者和追随者的内在自我，是那样紧紧地相互交织在一起”。还有的西方领导学专家认为：领导就是这么一种能力，它通过领导者与他人在行为、情感及理智上的相互接触，从而对他人产生积极的影响。因此，领导集中表现为“激发你的部属的追随动机”的才能。对被领导者而言，领导魅力就体现为对领导者的高度信赖、拥护和发自内心的服从、追随；体现为对领导者的指挥和要求心悦诚服地积极参与、主动配合；还体现在对领导者气质、风度、人品的有意无意的效发和模仿。现代领导学的研究结果提醒人们，领导魅力在实现领导职能的过程中越来越发挥出重要作用。现代领导者所需要的，更多的是令人慑服的影响力、魅力，而不是令人生畏的权力。有作者认为，根据现代管理学的研究，部属的积极性，至少40%要靠领导者的非权力影响力来调动。而有的西方领导科学专家甚至认为，“99%的魅力(非凡的影响力)，与1%的法定权力，这是魅力领导的成功定律。”纵观历史，环视全球，古今中外但凡在人类发展史上取得成功、为后人称道的领导者，总是凭借权力与魅力的相互影响，去实现他的领导职能。越是杰出的领导者，他所具有的独特魅力越明显。中国的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努尔哈赤、康熙皇帝。西方的梭伦、恺撒、亚历山大、查里大帝、拿破仑、彼得大帝，近代的华盛顿、罗斯福、邱吉尔、戴高乐等政治领袖，他们的成功，固然是历史使之然，但也和他们杰出的品格，非凡的领导魅力密不可分。中国共产党人的党性，是中国工人阶级阶级性最高而集中的表现，是党在80年奋斗历程中形成的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本质特性。它集中而且升华了中国工人阶级最优秀的阶级特性，集中而且升华了人类最美好的道德、最高尚的精神，铸就了共产党人感召群众的非权力影响力。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用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武装起来的党，因此，中国共产党不仅有工人阶级的一般特性，而且把工人阶级与大生产相联系的先进性，升华为消灭一切剥削制度、以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和信念；把工人阶级大公无私、集体主义的优秀品质，升华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把工人阶级遵从客观规律、改造客观世界的科学态度、升华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把工人阶级的组织纪律性和团结精神，升华为党的铁的纪律和民主集中制原则；把工人阶级的远见和觉悟、与群众的联系、宽广的胸襟等优良品格，升华为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和批评与自我批评等三大作风；把工人阶级的革命彻底性、坚韧性升华为为人民的利益勇于牺牲、甘于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英雄主义等等。党的先进性决定着党性；党性体现着党的先进性，党性是发展和深化了的阶级性，它比一般阶级性更高、更强烈、更集中、更典型，是最深刻最本质的阶级性，因而也就包容了最深厚、最博大的先进性。当一个共产党员不断以党性要求来规范自己的思想言行时，他就日益成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从而使他的党性散发出迷人的魅力。毛泽东在广大人民中有一种超越时空的特殊魅力。即使他晚年发动的文化革命运动给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带来巨大损失，但人民仍然怀念他、崇敬他。他的超凡的思想和超凡的人格构成了他超凡的魅力。魅力的根源何在?在于他最忠实地代表了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最确切地反映了中国人民、尤其是工农劳苦大众的愿望，代表着近代以来无数仁人志士改造灾难深重的旧中国、建设独立和平民主的新中国这样一个历史宿愿和历史走向。有人这样描述：“毛泽东身上的任何一根神经都是双向的，一头连接着千百万人民大众的脉搏，一头连接着五千年文明古国的大动脉。”深爱自己的人民、深爱自己的祖国，使毛泽东由衷地喊出“人民万岁”的动人口号；使毛泽东在执掌政权后毅然决然把爱子毛岸英送上抗美援朝前线，且牺牲后安葬在朝鲜国土上，与其他志愿军烈士们一道体现出国际主义的伟大情怀；也使毛泽东在困难时期人民受苦时，有半年不吃肉、不吃蛋、吃粮不超定量的“三不”之举。他曾对贺子珍说：我这个人平时不爱落泪，但是听不得穷苦老百姓的哭声，看到他们流泪，我忍不住要掉泪。毛泽东的雄才大略、浪漫气质、坚韧不拔的性格和一生心系劳苦大众的情怀及维护民族尊严、国家主权的立场和硬骨，使他在他的战友和学生中获得巨大的非权力影响力。周恩来的渊博知识、过人智慧、及近乎完美的人格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相忍为党”的宽广胸怀；元帅外交家陈毅的乐观豁达、豪放机敏、憎爱分明、幽默机智的独特个性；彭德怀刚直不阿、实事求是、艰苦朴素、“我为人民鼓与胡”的赤胆忠心；邓小平棉里藏针、举重若轻的大智大勇和三落三起的传奇政坛生涯；陈云“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的唯物主义思想方法和“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振聋发馈的警策。老一辈革命家们波澜壮阔的革命人生，无不散发出令人倾倒的党性魅力，激励着全党、激励着后来人。现代领导活动、较之传统的领导活动日益表现出三大趋势：一是领导的集团化趋势；二是领导的民主化趋势；三是领导的科学化趋势。集团化是对现代领导现象的描述，这源于人类生产的日益社会化，生产的社会化程度越高；生产的相关领域越广，对领导者的专业知识的要求也越多，对领导活动投入的绝对工作总量也越大，单个领导者要完成这些领导活动也就越来越不可能。较之自然经济和早期资本主义经济时的个人专制管理，当今社会任何领域的领导仅靠一个人都很难能胜任得了，而总是有一个集体、一个管理班子、领导班子。既然是一个“班子”，这个班子内的权限分割、责任分担、素质要求、结构配置乃至运作程序等，就必然不能搞一人说了算的经验模式，相应就产生出民主化、科学化的现代模式。因此可得出这样的结论：领导活动的民主化是人类生产社会化的产物，它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不仅如此，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们物质文化生活质量的不断提高，人们必然产生参与管理的客观要求，经济管理、政治管理、文化管理，参与与自己相关的社会活动的管理。在这种管理的参与中，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按照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分析，这种民主参与意识的产生和扩大也是随着生产社会化的发展而发展的，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领导民主化的具体内容人们可以作这样或那样的概括、解释，但有一点是所有领导学专家们都看到的：现代领导民主化的趋势，对领导者个人的非权力影响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纵观世界，进入21世纪，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政治民主的完善，现代民主领导体制会越来越健全，权力制约因素会越来越多，对领导者的法律监督及其他监督会越来越完备，人民的民主权利会越来越扩大，因此对领导者而言，法定权力的拓展空间将会十分有限。在这种时代环境条件下，领导者要想很好地实现领导的基本职能，谋求领导影响力的放大功效，就必须加倍注意自身德、识、才、学、以及情感智商等综合素质的修养提高，凭借个人的非权力影响力，来感召部属、凝聚群众，实现预定的目标。情绪智商在现代领导中有巨大的作用。传统领导的主要力量来自权力，通过权力进行指挥、控制、协调；现代的领导观，则转而强调情感领导、魅力领导，领导者对其下属的影响力在很大程度上、甚至主要不是靠权力因素，而是靠非权力因素，其中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情感。近年来情绪智商越来越为人们所重视。有人预测，21世纪，力量不是来源于知识，而是掌握知识的情商。作为领导者，情商(EQ)的力量远大于智商(IQ)的力量，你所拥有的情绪智商更能激发起他人追随你去实现领导目标。“情商”这一术语是美国耶鲁大学教授彼得沙络维和罕布什尔大学教授约翰梅耶正式提出，英文为Emotional Quotient，缩写为EQ。意为情绪智慧或情绪智商、情感智商。1990年，沙、梅两教授把情商描述为三种能力；一、评价、表达情绪的能力；二、调节情绪的能力；三、运用情绪体验去实现计划、追求成功的能力。1996年他们又将自己的思想进一步系统深化。他们认为情感智商应包括四方面内容：一、情绪的知觉、评估和表达能力；二思维过程的情绪促进能力；三、理解与分析情绪、可获得情绪知识的能力：四、对情绪成功调节的能力。两位教授的研究成果获得绝大多数心理学专家的支持和赞同，人们认为，他们的研究对情绪智商的内涵作了较完整的概括，很好地反映了情感与理性认识的协调联结和相互影响，进而揭示了由情绪引起激发和促进心智良性发展的可能性。有人甚至高度评价它为20世纪最重要的心理学研究成果之一。把“情商”这一学术成果以通俗化形式介绍给广大读者，从而产生广泛影响的，是美国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丹尼尔戈尔曼。1995年丹尼尔推出情绪智商一书。在书中，丹尼尔把情商划分为五个方面的能力：一、认识自身情绪的能力；二、妥善管理情绪的能力；三、自我激励的能力；四、认识他人情绪的能力；五、人际关系的管理能力。丹尼尔认为，情绪智商就是人们对自己的情感、情绪控制管理的能力和在社会人际关系中的交往、调节能力。它比人的智力更能决定人的成功和命运。情绪智商高的人，能清醒了解并把握自己的情感，能敏锐感受并有效反馈他人的情绪变化，从而能充分而完善地发挥他所拥有的多种能力，包括他的天赋智力和高度支配多种与之相关的人力资源的能力。人，总是社会的人；人，总是受他的情感、情绪、心理活动所支配的。人的一切行为包括他的智力发挥状态都受到情感、情绪、心理活动的巨大影响。因此，重要的是受其控制的人能够自觉而有效地反控制它们，使其稳定而富于激情，使其健康而积极向上，使其坚韧不拔而又能宽容开阔。这就是人的情绪智商所面对的任务。在现代领导活动中，情商的作用不亚于智商的作用，甚至在智商作用之上。智商决定一个领导者智力的高低，情商则决定着一个领导者支配和运用智力、使智力始终处于一种最佳状态的能力的高低。在一定意义上讲，情商支配着智商，EQ支配着IQ。现实生活中不乏这样的事例：少数能力很强、智商颇高的中青年干部，常常因为缺乏足够的情商而难以有大的成功，或者因经不起表扬而在赞扬声中自我膨胀、目空一切而最终栽跟斗；或者因受不住批评而在一次严厉批评后悲观失望、一蹶不振、破罐子破摔；或者因不善于认知他人的情绪和管理好自己的情绪而难与同事、下属相处；或者因个人感情生活中的挫折而失去理智作出不可理喻的反应而身败名裂等等。相反，一些看似智商一般、能力一般的干部，却因其情绪智商很高，心理素质稳定，善于认识和把握自己的情绪，善于自我激励，善于处理人际关系，胜不骄、败不馁，刻苦努力。情绪始终高涨，最终取得很大成绩。这种现象给人的启示是深刻的：培育和提高情绪智商，是现代领导者获得成功的必备条件，也是现代领导者加强非权力影响力的重要内容。当前部分领导者非权力影响力弱化不容忽视。中国共产党人、中国共产党的各级领导者，曾因其坚强党性体现出的杰出的先进性，而享誉华夏。共产党员的称号曾经是非权力影响力的象征。一说起共产党员、尤其是党员领导干部，人们往往与高尚、公正、奉献、榜样、典范之类的词联系在一起。的确，中国共产党过去、现在都集聚了中华民族的大批精英，李大钊、瞿秋白、蔡和森、恽代英、夏明翰、江竹筠、董存瑞，雷锋、焦裕录、孔繁森、邓稼先、蒋筑英、李国安、吴天祥、王廷江、徐虎、李素丽，已去世的和仍然活着的、战争年代的与和平建设时期的、部队的和地方的、高级领导与普通党员，各个历史时期优秀的共产党人犹如星空璀璨的群星，不胜枚举。他们的坚强党性、崇高人格演绎出共产党人震撼人心的非权力影响力。但无须讳言，今天，在执政、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的新环境、新考验中，在部分党员身上，这种非权力影响力已十分微弱。他们名义上是共产党员、党的领导干部，但“共产党员”这个称号所象征着的非权力影响力，在他们那里已经荡然无存。他们有的在理想信念上混乱动摇，什么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什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邓小平理论，什么最高纲领、最低纲领，这些统统都失去了意义，分不清基本的原则界限，丧失了起码的政治鉴别力；有的把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挂在嘴上，但对人民的疾苦却充耳不闻、视而不见、麻木不仁，整日沉溺于歌厅舞厅，热衷于吃喝玩乐，肆意挥霍国家钱财；有的作风漂浮，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形式主义严重，官僚主义盛行；有的言行不一、口是心非，说得好听、做得难看，文过饰非，推诿责任，成绩都是自己的，错误全在别人；有的精神境界低下，远离崇高，追求庸俗，把痈疽当作宝具，把腐朽当作神奇，把无聊当作有趣；有的道德意识缺乏，不注意修身养性，不注意社会公德、家庭美德、职业道德的修养，更不注意个人品德的培养，个人品行难以服众；有的目光短浅，行为短视，决策缺乏预见，领导缺乏艺术，很难有号召力、凝聚力；有的才疏学浅，知识贫乏、语言无味，没有学习的紧迫感，感觉不到竞争的压力，空闲时间都消磨在麻将桌边、歌舞厅中、酒宴席上，等等。所有这些，都导致这些共产党员、党员领导干部在群众中形象欠佳、威信不高，对部属缺乏感召力，非权力影响力严重弱化。因此，加强共产党员的非权力影响力修养，已成为党的思想建设中一个必须高度重视、认真解决的迫切问题，它和加强党性修养是一致的，是领导干部党性修养的一个重要方面。加强共产党员的非权力影响力修养，第一，要加强人格修养，增强道德感召力。道德修养是党性修养的基础。作为个人道德品质和性格气质的总和，人格在非权力影响力中占有重要地位；而道德则在人格的构成中占有重要地位，道德修养是党性修养的基础。要有杰出的人格，必须要有崇高的道德，要加强人格修养，首先要加强道德修养。第二，要培养战略思维，增强预见导向力。领导者的预见能力、导向能力是构成非权力影响力的重要内容。任何单位的干部、群众，总是佩服、崇敬具有远见卓识、能够正确分析和把握形势、科学预见未来、从而总能把部属带向成功境界的领导者。能否具备科学的预见能力、正确的导向能力，直接关系到干部群众对领导的信心和信赖。第三，要提高综合素质，增强才智影响力。领导干部的非权力影响力总体上是其德与才的聚合效应。有人把这种非权力影响力分解为有形内容和无形内容两个方面。无形内容主要指领导者的思想意识、精神气质、品质风度等一般看不见但又时时在发生作用的因素；有形内容则指领导者的政治表现、理论水平、工作能力、工作经验、业务熟练程度等一般表现为看得见的“才智”的因素。领导者的卓越才干，是构成非权力影响力的重要因素。卓越的才干是领导者智力活动的结果。智力，是人类认识事物、解决问题和创造性活动的能力，学者们经长期研究认为，构成智力的因素，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的。领导干部尤其须在以下几个方面着力：一是，培育良好的记忆吸纳力。二是，锻炼敏锐的观察分析力。三是，积累丰富的想象创造力。四是，训练严密的逻辑抽象力。五是，增强科学的评价判断力。六是，培养拥熟的领导操作力。第四，要勤奋学习积累，增强知识吸引力。知识是构成领导魅力的基础。各种各样的知识，是人类世世代代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经验积淀。古往今来、各行各业，卓有成效的成功者无不学识丰富、博学多才。人才是在掌握先进知识中产生的。作为一种人类社会管理的通才，领导者更需渊博的学识。列宁讲过：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培根讲“知识就是力量”，对执政的共产党领导干部而言，渊博的学识就是一种吸引群众、影响群众的伟大人格力量。共产党人的非权力影响力修养，是个自觉实践的过程。影响力的开发是没有止境的。只要努力，在道德人格上不断修养，在胆识眼光上不断提高，在才干能力上不断增强，在知识学习上不断积累，在情感意志上不断磨炼，领导者的综合素质就会日益提升，非权力影响力也就会日益拓展，共产党人的党性魅力就会在实践中散发出夺目的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