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朝奏折制度研究综述.docx

雍正朝奏折制度浅论摘要清朝初期，奏折制度作为一种新兴产物迅速发展起来，并逐渐取代旧有的题奏制度，成为备受统治者亲睐的官文书。它是封建统治者的得力助手，让他们得以时时刻刻地将整个帝国置于自己的耳目之内，使他们对帝国的掌控力达到空前的强度。关键词：雍正、奏折制度、密折、清朝 雍正朝处于历史上著名的“康乾盛世”的中间时期。由于康熙晚年主张宽和仁政，对待官场的各种弊病也没有了年轻时候的雷厉风行，往往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或是雷声大雨点小、重拿轻放，使得贪官污吏们更是肆无忌惮，贪腐之风在帝国各处机构盛行，甚至有许多胆打包天的高官将手伸入国库，拿国家的银子养肥自己的钱包，致使国库空虚。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国库存银数高达五千万两，而到了康熙六十一年，国库存银数仅余八百万两，而到了雍正登基三年，国库存银数就提高到了六千万两，为国家的稳定和乾隆初年的安定繁华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康熙间，仁皇宽厚，以豫大丰亨以驭国用，故库帑亏绌，日不暇给。宪皇即位后，综核名实，罢一切不急之务，如河防海塘等巨费，皆罢不修，体恤民力特置封桩库于内阁之东，凡一切赃款羡余银两，皆贮其内，至末年至三千余万，国用充足。每令直省将天下正供籴米随漕以入，故仓庾亦皆充实，积贮可供二十余年之用，真善为政理也。” 雍正皇帝极大程度地清扫了康熙朝晚期毒瘤，给后继的乾隆皇帝留下了一个民安物阜的帝国，甚至可以说，没有雍正一朝的改革就没有后来的乾隆盛世。雍正帝的创举极多，整顿吏治、摊丁入亩、耗羡归公、设立军机处、改革和确立奏折制度、改土归流等等。其中，奏折这一文书制度在其他政策施行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本文拟从奏折的起源和雍正朝奏折制度改革的背景、改革内容及其改革影响等方面，略作探考。第一、奏折制度的起源和发展“奏折制度是清代高级官员向皇帝奏事进言的一种重要的官文书，也称折子、奏帖或折奏。”开国初期，清朝统治者沿用了前朝的文书制度“公题私奏”制。“公题私奏”顾名思义，就是公事用题本，私事用奏本。而由于题本作为皇帝的了解地方情报信息的来源，在上达天听时却不能保证其应有的机密性、快捷性和灵活性，被统治者摒弃。在清初，一个题本从地方官员手中传达到皇帝面前需要经过重重机构进行转送、登记和翻译，这种过于冗长的文书传递程序往往导致皇帝耳目不明，无法洞悉民情，一些重要的信息传达滞后，从而无法做出决断，乃至受到蒙蔽，使皇权集中受到极大阻碍。清代嘉庆朝礼亲王昭梿说：“自明太祖后，立通政司，凡内外章奏皆须于其司挂号后，始能达入九重。故权相多以其私人专主其任，凡言路稍有动作，无不先知”清朝统治者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严峻性，于是提出了奏折这一机密性、快捷性和灵活性更好的文书机制。而奏折因其机密性也被称为“密折”。奏折诞生之初主要分为四类：请安折、谢恩折、贺折和奏事折。奏折在初期具有很强的阶级性、地方性和特殊性，它的具折人范围起初只限于满族官员。到了康熙三四十年代，具折人范围扩大，除了满族官员以外，部分皇帝家奴和取得皇帝信任的汉族官员亦有此权限。康熙皇帝将自己的亲信家奴们派驻到各地为官，以便掌控地方动态。他说道：“天下大矣，朕一人闻见，岂能周知？若不密奏，何由洞悉？” 奏折发展到此时，更多地是倾向于一种皇帝与私人往来的密件而非正式的官文书。它对于书写格式和具折人都无一定要求，较为随意，但要求保密。康熙三十二年七月，批李煦奏折，“秋收之后，还写奏帖奏来，凡有奏帖，万不可与人知道。” 又朱批回复当时江宁织造曹寅道：“朕体安康，而不必来，可以密折请旨但有风声，关系匪浅，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康熙皇帝对奏折之“密”的重视程度由此可见一斑。到了康熙五十年代，具折人范围再次扩大，由少数人扩大为多数人，由原先的亲信家奴和部分官员扩大到总督、巡抚、提督、总兵等地方高官。同时，随着具折人范围的扩大，奏折的内容也更加繁琐、丰富。康熙说：“凡督抚许上折子密知地方情形，四季民生，雨水如何，米价贵贱，到岸多少等事。” 康熙五十一年谕：“朕为国为民，宵旰勤劳，亦分内常事，此外所不得闻者，常令各该将军、总督、巡抚、提督、总兵官，因请安折内附陈密奏，故各省之事不能欺隐，此于国计民生大有裨益也。尔等皆朕所信任，位至大臣，当与诸省将军、督抚、提镇一体，于请安折内，将应奏之事各磬所见，开列陈奏。” 至此，奏折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从公开文书私人信件密折的过程。密折的写格式、行文用语及形状大小等方面都有了一定的要求，其流程和规定也有了基本的雏形。关于奏折制度起源时间的说法有多种，一是起源于康熙中叶，一是起源于顺治朝。我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的最早的奏折是康熙三十二年六月李煦的奏折，还有赵尔巽版的清史稿圣祖本纪三当中也有记载“康熙五十一年正月壬子，命内外大臣具折陈事，奏折自此始”。 以史料为证，我们一般认为第一种说法较为可靠，第二、雍正朝奏折制度改革的背景 康熙皇帝被后世誉为“千古一帝”，他生于1654年，驾崩于1722年，享年68岁。他八岁即位，统领这个王朝长达六十余年！这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时代。从世界来说，14-16世纪，资本主义萌芽并于17-19世纪茁壮成长。这段时间内，西方发生了举世闻名的资产阶级革命、封建国家改革和启蒙运动，是西方资本主义兴起的重要时期。从国内来说，国家经济蒸蒸日上，粮食价格较前朝降低一半，顺治八年（1651）到康熙六十年（1721）的耕地面积增长了近440亿亩；国内人口增长快，顺治十八年（1661年）到康熙五十年（1711年）的人丁数从1913万增长到2462万；康熙收复台湾、平定三藩和准格尔叛乱、遏制沙俄扩张，开疆扩土、保卫主权，康熙年间国土面积1300万平方公里，国土领域东起大海，西至葱岭，南起曾母暗沙，北达外兴安岭，西北到巴尔喀什湖，东北到库页岛；调和满汉矛盾，在保证八旗独立性的同时提高汉人的地位；文化领域发展兴盛，四库全书、古今图书集成、康熙字典等巨著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还有家喻户晓的红楼梦、聊斋志异、金瓶梅、儒林外史等等，即使是在现今社会仍保有强大生命力。但是，这一庞大王朝在康熙的统治下发展兴盛的同时也伴随着许多弊端。（一）朋党之争朋党之争贯穿了整个康熙王朝，从康熙初年权倾朝野的鳌拜党专权到后来的明珠、索额等结纳朋党到康熙末年的九龙夺嫡，党派斗争与倾轧好似跗骨之蛆，盘固在大清王朝，洗不尽杀不去，被康熙视为眼中钉、肉中刺。这些党派各行其是、标同伐异，为了派系利益蒙蔽上听损公肥私，甚至威胁到皇权，康熙曾以“三十条”治罪于鳌拜，并痛斥其“结党专擅”、“结党营私”。乾隆皇帝也曾对明珠党评价道：“明珠在康熙年间身为大学士，柄用有年，乃竟不克自终，渐至植党营私，市恩通赂，势焰熏灼，物议沸腾而确核明珠罪案，只在循利太深，结交太广，不能恪守官箴，要不至如明代之严嵩、温体仁辈窃弄威福，竟敢阴排异己，陷害忠良，举朝侧目而莫可谁何也。”康熙对太子宠爱甚深，太子少时便与之同食同住，但因朋党之故，甚至痛下决心对其两立两废。可见康熙恶朋党之深！（二）贪腐之风盛行康熙朝初期，雄才大略的统治者对帝国的发展充满野望，曾大力提倡廉洁自律并下力整顿吏治，成效显著。但是到了后期，康熙为政由严厉转为宽和，他曾说：“治天下之道，以宽为本，若吹毛求疵，天下安得全无过失者。”康熙末年，贪腐成风。以江宁织造的贪腐为例，时江宁织造曹寅在任期间挪用公款，且亏欠钱粮多达二十三万两之巨，倾尽家财都无法填补。康熙曾在李煦奏折上朱批到：“风闻库帑亏空者甚多，却不知尔等做何法补完？留心！留心！留心！留心！”（三）秘密会社盛行康熙朝全国各地大大小小各种名目会社数不胜数，但历史较为久远、群众基础较为稳固的就数白莲教和天地会两大教会。这些底下社团的成员多源于社会上失业的船夫、手工业者、商人和失地的农民还有散兵游勇，他们大多数是“家无可归，田无可耕，也无可就”的游民。他们是社会中的“不安定”成份，好像无根的浮萍一般，为了生存下去，必须团结一心，相互扶持。再加上康熙末年，贪腐成风，地方官员更是有“始而讳盗，继而纵盗，相习成风”的不良风气。于是众多社团便以之为土壤，发展出以“同财结义”、“反清复明”为口号的秘密会社，且日益为广大下层人民所认可和接受。第三、雍正朝奏折制度改革及其特点奏折发展到了雍正朝，变成了一种正式的官文书。它的改革主要包括以下八个方面：（一）奏折缮写制度统一用纸。折纸分为四种：黄纸、黄綾、白綾、素纸。前两种大都用作请安折，第三种大丧时用，最后一种大都用作陈事折。雍正三年六月初三，朱批黄国才折奏云：“请安折用綾为面，表汝珍重之意犹可。至奉事折而概用綾绢，物力维艰，殊为可惜。以后改为用素纸可也，将此谕亦傅知满保遵奉。” 亲自书写。雍正要求他手下的官员必须亲自书写奏折，不得假手于人，不管奏折的文采好不好，只要表达清楚意思即可。但特殊情况无法亲自书写的，例如李卫大字不识，但是他的奏折遣词造句十分华丽，像这种情况就必须面奏于皇帝，或者上折给皇帝以得到准许。雍正批漕运总督张大有请旨准许他人代写奏折之事曰：“何必请旨应当如此是的，若密事还亲写，即字大些行草些不妨。词达而已，敬不在此。” （二）奏折保密制度打造运送奏折专用折夹。折夹为内廷专门制造，每个具折人持有2-8个，夹子的钥匙各持在雍正和具折人手中。京城官员直接将折夹呈送至乾清门，由内奏事处太监直接呈与皇帝，地方官员折夹则有皇帝指派的王公大臣签收，转呈给皇帝。加强官员保密意识。雍正批陕西宁夏道鄂昌奏折说：“但密之一字最为紧要，不可令一人知之，即汝叔鄂尔泰亦不必令知”，可见不管是奏折的改革仍然延续了其机密性，并且成为它的一大主要特性，为统治者所重视；设立军机处。雍正七年成立军机处，采用不识字的幼童负责军机处的差遣，并严令其他官员无奏不许进入军机处同处内大臣讨论国事，或者窥探国家机密，违者从重处置。（三）奏折传递制度奏折的传递制度有地方与中央、寻常与紧急之分。地方官员一般不能直接传达奏折的权利，而必须由其上司或者皇帝指派的亲信大臣转送于京师。但若是有非常紧要的奏折，则可由仆役或者僚属送往京师乾清门奏事官。中央官员，像总督、巡抚及其以上级别拥有上折权利的官员则可以直接将折夹送往宫门口。后来，随着奏折具折人范围和奏折内容的扩大，雍正设立了内外奏事处，以保证奏折体系的运转畅通。外奏事处负责接收和整理各地奏折，而内奏事处将分类好的奏折交予皇帝御览。有些特别机密的奏折，为了保证其绝密性，雍正甚至指派专人，专门接收某个官员的密折。 （四）奏折处理制度奏折经皇帝御览后一般有三种处理途径：留中。顾名思义即留中不发，这类奏折大都属于机密奏折，是属于国家机密，万一流传出去将妨害国家安全，故而被封存起来。也有少部分不属于及其机密的奏折，但是具折人请求皇帝不下发的，也留中；发还。由专差呈上的折子，一般发还给具折人。奏折由奏事太监封固，转送到内奏事处，再由内奏事处的送折人送至外奏事处，最后外奏事处将奏折发予各衙门。在震钧的天咫隅闻记中曾记载这一场景，“每日清晨乾清门石栏上置白纱灯一，递事者以此灯为表缀，若灯移至阶则事下不久矣。少顷，奏事官捧折而出，高呼曰：接折，则群集以矣。奏事官呼某衙门，则某衙门入前，奏事官手付，口传曰：另有旨，或曰知道了”。发予内奏事或军机处办理。皇帝御批后的奏折，凡写着“另有旨”或“即有旨”的，则由军机大臣将之储于黄匣，再到御前请谕，然后拟旨，得到皇帝认可后发出。这类谕旨一般分为明发谕旨和廷寄谕旨两类。廷寄谕旨一般是较为机密的上级文件，由军机处密封后兵部加印，再通过驿站发往各省。（五）奏折副录制度这一制度主要是针对某些官员私下伪造、损坏、篡改、抽换奏折问题而制定的。奏折副录，也就是对奏折的备份，这里备份的奏折都是非机密、可公开的折子，奏折内容包括皇帝朱批，都在备份的范围内。皇帝御批常用朱色，官员进行奏折副录则用墨色以区分，并且相对于原折而言，副本没有字体、行文格式的要求，但是内容上必须求实，和原折一模一样，不得有更改和漏字等现象。奏折副录制度的创立不仅能很好地解决当时的问题，还能存案备查，为后世人们了解历史提供可靠的史料。（六）朱批奏折缴回制度在康熙年间，经过皇帝御批下发的奏折除了某些机密性文件外，其余奏折官员都可以申请留存。康熙五十八年三月二十八日，江南提督赵珀曾上折请求皇帝不要收回朱批奏折，以传作子孙之宝，康熙回复道：“若不关机密事无妨”。可见，康熙朝已有朱批奏折缴回这一惯例存在。到了雍正朝，统治者将朱批奏折缴回这一工作严格化、制度化，并赋予它法律的保护色。康熙末年到雍正初年，雍正下旨追回了大量的康熙朱批奏折，并加以封存。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清世宗谕示“所有皇父朱批旨意，俱著敬谨查收进呈。若抄写、存留、隐匿、焚弃，日后败露，断不宽恕，定行从重治罪”。现今存有的康熙朝奏折有三千余件，而雍正朝存有两万两千余件，这都归功于奏折缴回制度的创立。（七）扩充奏折内容康熙中叶，奏折内容大概涵盖了农作、天气、请安、谢恩、题补等内容。奏折制度发展到雍正朝，又常常是皇帝与亲信大臣之间的沟通桥梁，雍正帝借以了解官员的基本情况、才能、品行和工作。将奏事的范围扩大，大到地方动态、百官品行，小到上下属关系，事无巨细，都要上奏。大清世宗宪皇帝实录卷八十八中记载了雍正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福建总督史殆直关于“原任台湾参将林子龙，被陈伦炯揭报，经高其倬据揭题参”之事上折，雍正朱批回复道：“今陈伦炯将材能历练之林子龙枉加弹劾，而所特荐之游击洪继龙则甚禹庸常，高其倬亦言其不胜台湾之任：是陈伦炯之举劾颠倒，实与公是公非相左，又何以使所属员弁共知劝惩乎？陈伦炯受圣祖仁皇帝多年教养之恩，朕又加任用；乃伊不思至诚报效，仍复苟且营私，返之于心，何以自问？”经此一事，也给雍正留下了高其倬不趋炎附势，颇有傲骨的好形象，后升其为两江总督。（八）扩大具折人范围康熙三十余年间，奏折来往于皇帝与少数亲信和家奴之间；到了康熙四十余年，康熙将上折权限扩大到大臣、总督、巡抚、提督、总兵等高级官员；康熙末年到雍正初年，具折人范围进一步扩大，雍正将制度化的奏折推向全国，这是使奏折由中央走向地方的重要举措，它成全了统治者身处一室之内而知晓天下的野心，实现对泱泱帝国的强有力掌控。这时候的奏折由地底走到了阳光之下。大清世宗显皇帝实录卷四记载了雍正元年二月十六日，雍正皇帝的上谕：“朕仰承大统，一切遵守成宪，尤以求言为急。在京满汉大臣，外省督、抚、提、镇，仍令折奏外，尔等科道诸臣原为朝廷耳目之官，凡有所见，自应竭诚入告，绝去避嫌顾忌之私，乃为忠荩。”第五、雍正朝奏折制度改革的成就及其影响。 奏折制度的确立和完善对统治者对帝国实行其完全掌控具有及其重大的意义，但其成就远远不止于此。（一）强化君权实现统治者对帝国的严密掌控。奏折制度发展到雍正朝，其内容涵盖上与具折人人数上都有了巨大的增长，皇帝虽身处一城之内，但也可以尽知天下大小事。从天气、农田、米粮、人丁到官员素质与能力大小、工作效率等等。雍正常常对大臣们强调“无论大小事务皆可尽据陈之”，甚至鼓励“闻风而奏”，也就是说耳目所见皆可上奏，不限于本地、不要求真凭实据。雍正朱批宁夏道鄂昌奏折道：“今许汝等下僚亦得折奏者,不过欲广耳目之意。于汝责任外,一切地方之利弊,通省吏治之勤惰,上司孰公孰私,属员某优某劣,百姓之生计若何,风俗之淳浇奚似悉可以风闻人告也。” 雍正还要求各科道官员们每日上一折，轮流具奏。雍正六年六月，田文镜辖内有人拾金不昧，奏之，雍正批曰：“小民慕义乃属可嘉可喜之事，有旨谕部矣。”后又嘉曰：“风俗休美之名征，国家实在之祥瑞也，朕心深为嘉悦。”类似此种朱批奏折还有许多，这里就不一一枚举。再者由于雍正对于奏折机密性的重视，从奏折的缮写、传递到处理和审批的程序，无不是最简单、最直接化，在解决了原有文书制度传达和审批过程过于冗长的问题的同时，又保证了情报的新鲜和机密性。皇帝可以通过百官的奏折充分及时地了解到整个国家的情报，最大限度地保证了一国之君的权威性和震慑力，使帝王能够完全地将整个帝国控于股掌之中。由此可见。雍正即是位关心民生、严厉勤勉的皇帝，也是位掌控欲极强的皇帝！（二）沟通工具它是清朝政权上下沟通最灵敏、机动的工具。奏折制度的完善有利于统治者政策的实施，方便其远程遥控，推行其政治主张，及时地查缺补漏，保证朝堂的安稳。雍正初年，皇帝根据各科道官员上奏的关于民风和匪盗的问题，推行保甲制度，以便于教化百姓、缉拿匪类、保护百姓安全和建立良好的秩序。但是要践行这一政策，其中的阻碍亦多。官员们根据各个地方的具体情况，将遇到的问题和可实施的方案俱上奏与皇帝审批，皇帝审批后回复与地方官员，通过奏折与官员讨论解决方案，查缺补漏后，再根据众多的情报和方案，来拟定一个最完善的可实施的办法，再下达至官员手中。并且通过政策的实施，官员和百姓们还可以从中获知皇帝的政治主张和立场，最后得到能令皇帝满意的结果。据大清世宗显皇帝实录卷二十八记载：“二月十七日（乙酉），贵州巡抚毛文铨疏言：贵州山高多雨，积贮米石，恐致潮湿霉变。得旨：积贮仓粮，特为备荒赈济之用。南省地气潮湿，贮米在仓，一、二年便致霉烂，实难收贮。着改贮稻榖，似可长入。应否改折稻榖收贮之处，着九卿详议具奏。”贵州巡抚毛文铨上奏关于贵州连日多雨，恐怕粮食发霉导致灾情的折子给皇帝，皇帝了解了当地的情况后，便召集九卿共同商议粮食储备问题，得出将原来的仓米储备换成一倍的稻毂的结论后，传达与贵州巡抚毛文铨，“南方诸省土脉潮湿，兼有岚瘴；积贮仓米，易致浥烂，不若稻榖可以耐久。嗣后江南、浙江、福建、湖广、江西、四川、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省，存仓米一石改换稻榖二石，加谨收贮。需用之岁，碾旧贮新，尤为尽善”。关于保甲制度的推行，雍正曾密谕道：“地方设立保甲,乃安民缉盗之第一良策,好府县官亦有行之者。尔大吏不加奖励,不行者亦不见教诲,所以怠惰偷安者,将此善政皆忽之不问。今尔督抚当劝勉州府县渐渐举行,不可急迫生事,三年成功不为缓也。”有了奏折制度，统治者便可以通过它掌握最新消息，及时与群臣商议并下达最有效的命令，使上行下效更加畅通。雍正朝“改土归流”、“摊丁入亩”等政策皆是通过奏折与大臣交流、密议后决策的。（三）提高行政效率由于奏折处理方式和传递过程的简单直接性，皇帝与官员之间的信息交流更加通畅，上行下达十分便捷，又由于它的灵活、保密等特性，这种信息安全得以保证。官员通过奏折向皇帝报告工作，皇帝通过奏折审核和督查下属官员的工作生活情况。而这个过程又是完全保密的，其信息只被当事人和皇帝知晓，这就杜绝了被不法之徒利用这信息而横生枝节的可能。雍正曾朱批称赞鄂尔泰，说他是“奇臣”、“奇男子”，还说“朕今日实以卿为第一也”，可见他对鄂尔泰的赞誉之高。雍正元年，朱批河南巡抚石文焯关于秘密清除白莲教的奏折，说要他“时时密访”，并“严加伺查”，若“少有风声”，则“权巧设法”这样就必能“除其教长”了。他还严肃警告道，如果事情没办好，反节外生枝，“则又大不可也”。（四）助长告密之风奏折制度产生之初就是密折的形态，这个“密”所涵盖的内容不仅仅是保密性，更是秘密、机密，它是统治者监视官员和保证帝国掌控的重要手段。随着雍正对奏折制度的推行，具折人范围由少数变为多数，这就导致了官员们由原来受到少数人监督变为大多数人监督，而且雍正又说，具奏之事可以不限地方，不限是否属实，这就给广大官员甚至是百姓上了一把沉重的枷锁。但是在那个时代，由于朝廷官吏贪腐和民间秘密会社盛行等一些弊病，这种监督又是必须的。这其中，受益最大的莫过于皇帝。谢梅庄先生曾在他的书里描写过这一现象带来的影响，“小人多以此谗害君子，首告者不知主名，被告者无由申诉，上下相忌，君臣相疑”，其厉害由此可见一斑。大清宪皇帝卷二十三中讲述了这么一件事，有人上折子举报弹劾浙江巡抚黄叔琳说他有三宗罪，第一、徇私枉法，包庇当地的乡绅陈世侃杖死了一条人命，第二、贪污受贿、损公肥私，从前审理湖广盐务时收受了别人的贿赂；第三、治下不严，纵容恶仆扰民滋事，黄叔琳的家弟黄叔璥回京时路过浙江，纵容恶仆骚扰地方。雍正一看立马就发封奏折把黄叔琳先给臭骂了一顿，说他：“前差江南主试及任吏部侍郎时，声名颇好，故用为浙江巡抚。自命下日，屡次召见，观其神气顿异、言语浮泛，跪聆训旨总不安详敬听。及到任后，举荐不公、敷陈不当，密折奏请之事多属支离；朕频降严旨，置若罔闻。今览此奏，大概真确。事虽屑小，然初蒙委任即如此肆志，将来放纵，何事不可为，大负委任！”骂完了，把他的职务给撤了，才叫人去把事情的原为查实，“其陈氏仆人、黄叔璥两案情由，着将军安泰、佟吉图审理；吴雨山一案，着李周望、塞楞额、噶尔泰审理”。在这过程中，随着奏折数量的增加而设立的军机处就相当于明宪宗年间的西厂。负责收集和整理各种情报信息，交予皇帝御览审批。随着奏折文书作用的扩大，军机处的紧要之处也渐渐凸显出来。军机处的设置也是雍正帝的一个创举。（五）保存珍贵史料雍正帝始创的奏折副录制度和朱批奏折缴回缴回制度为后世保留下了众多奏折文书原件资料，在这上面一般都有皇帝的亲笔朱批，详细、直观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法律、政治、文化、军事等一切重要国家情报，具有十分重要的政治和军事效用。它们都是价值珍贵的史料，使后人能通过奏折更直接、更真实、更可靠地揭开那些历史的神秘面纱。 综上，奏折从一种书信类的文书形式，到发展为一种正式的官文书，贯穿了整个雍正朝，从时间到空间，使雍正皇帝身居一隅而晓天下，达到对整个国家的强有力的掌控。要使这个国土面积广达1300万平方公里的庞然巨物井然有序、安安稳稳地前进，奏折制度的建立和运用功不可没！ 参考文献：孔未名著：清代特有的文书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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